父子俩回家后，贺玉英从枕头下面的花布手绢里拿出叠得整整齐齐的一摞钱，全部是一分、二分、五分的。当时的钱，面值最大的是10元，然后就是5元、2元、1元、5角、2角、1角和5分、2分、1分。张昭东一个星期在学校里生活费是三角钱。在张昭东的印象中，老百姓手里的钱真是少。在中学读书期间，他见得最多的是分票、分币和角票。母亲每周给一次钱，他心里就会难受一次，仿佛千斤重担压在自己身上，如果没有出息，真对不住父母。
张昭东的家离学校有三四小时的山路，每次妈妈都要送她一程。在去学校的路上，离家两里有一个山头，妈妈送他到那里才止步，站在山顶上，目送儿子远去，直到看不清背影，才肯回家。而张昭东也是三步一回头，呼喊着母亲早点回家。母亲不时挥一挥手，叫他走路小心。母亲那瘦小的身材，坚毅地立在山头上;母亲挥挥手，仿佛是一面飘扬的旗帜，指引他不畏艰辛，勇往前行。
这一幕，从张昭东到东安三中读初中开始，一直延续到他从东安三中高中毕业。从此，张昭东做梦经常见到的就是母亲送他读书的身影。这情形，不亚于后来课本上学的朱自清的《背影》。
东安三中在县城郊的位置。县城里另外还有一中、二中，教学质量要高得多，因为要就近入校，张昭东被分在了三中。但后来那几年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东安县城也不例外，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被挨斗，教育局局长，重点学校校长，一中、二中的一些优秀知名老师，全分批下放到郊区、乡下的学校里，三中的教学质量反过来远远超过了一中、二中。
张昭东刚到校门口，一个同学就跑过来讲:“班长，周老师正找你，他要你一到学校就去实验棚找他。你快点。”
“晓得是啥事么?”
“没问。”
张昭东没去寝室，他把书包交给同学，就直接去了周老师的实验棚。
“周老师，你找我?”
那个周姓老师正埋头拿着瓶瓶罐罐捣鼓着，听见声音，抬起头微笑着说:“昭东来啦，快，趁天还没黑，我们去县里一趟。我听说，有个高中毕业生在家里搞‘920’培养，很成功。”
“真的呀!有多成功?”
“看你心急的，到了就知道啦，我也没见呢。”周老师站了起来，拍了拍衣服，从满是西红柿、茄子、豆角、水稻的中间走过。他长得浓眉大眼，帅气的脸上粘着泥土，却不失英武。这就是张昭东讲的从农学院毕业的那个老师，不仅会做实验，还会跳舞，什么中式的，西式的探戈、伦巴、恰恰，全都会。而且学生特别喜欢他。
他走出实验棚，就拉着昭东的手，一边走一边讲:“据说那‘920’，不仅能使作物长高三寸，而且能增产。
张昭东稚嫩的脸上满是兴奋:“真好!周老师，我们也一定能成功的。”
师生俩坐车来到了目的地，放眼就看到那作物长得青翠挺拔。那年轻的毕业生正忙乎着，见二人到来，立马打起了招呼。周老师很快就问明了，这作物原来是通过培养基培养出赤霉菌，到一定时候产生赤霉素，再用酒精调配赤霉素，如此调配出来的“920”比例不一样。
时间过得很快，“文化大革命”也蔓延到了城郊。
一天晚上，张昭东作为学生会干部，参加了学生会召开的集体会议。会上，一些高年级的学生要把那些外调来学校的老师当做走资派抓起来开批斗会，说什么要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张昭东激烈反对，据理力争:“我反对。我们应该感谢这些老师，是他们传授知识，课又上得那么好，同学们都喜欢，我不信他们是走资派!”
毕竟张昭东在学生会里影响较大，此言一出，原来“一面倒”的形势立马有了改观，很多人思想松动了。会议发起人学生会主席平时做惯了老大，一看形势不对就立马站起来，从腰间拔出枪指着张昭东，凶狠地说:“如果你反对，那你就是保皇派，你就是跟他们一伙的。我要把你跟他们一样，当做走资派的小狗腿子对待，关到小黑屋里。”
众人见拔了枪，都不敢出声。张昭东也没再说话，一心想着如何解救老师。那个学生会主席看张昭东沉默了，以为他服帖了，也就收起了枪，坐下来继续开会，讨论起哪天晚上抓哪些人的方案。
张昭东一一记在心里，会一散，他就偷偷地跑到老师宿舍那里，通知要被抓的人。有个数学老师把张昭东留在了他的宿舍里睡觉，他自己主动去找了学生会主席，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这一夜，张昭东也许是因为担心，也有点害怕，始终没敢睡着。老师有个收音机，是个稀罕玩意，他打开听了一夜的电台广播。
第二天，罢课闹事的学生在不断增加。张昭东的班主任陈老师在上物理课时，突然一个同学从书包里掏出一把枪，径直走上讲台，用枪口指着陈老师吼:“别上课了，再上我就把你毙了。”老师只得默默地走下了讲台。
日子就那样在闹哄哄的局面中持续着，越来越严重。到了高中毕业的最后一期，大串联开始，学校普遍停课。张昭东也随大流去了长沙和毛主席的故乡韶山，还去了广东等地串联，借机游玩了一大圈。那个年代，读过高中，在农村就是高材生了。回来后，张昭东在本地公社小学当了一学期的代课老师。后来公社需要农技人员，公社分管农业的副书记文崇伟把张昭东派到县城参加农业培训，最后回公社指导农民种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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