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望球——一个普普通通的创业者

西望长安，北望帝都。居江湖之远而不敢忘庙堂之高。

长沙窑的前身，由安史之乱北方窑工一路往南到达铜官。这里有泥土，有湘江，有合适建构龙窑的丘陵地带，一切都浑然天成。来自北方的制陶技艺加上湘楚之地的浪漫奇谲，以及湖南民间活泼泼的生命力，都成就了长沙窑一时之风漫海外，历经千年，窑火依然绵延不息。长沙窑在过去还有着一个极富诗意的名字——铜官窑。窑因地名而闻名，是唐代南方规模巨大的青瓷窑场之一，始于初唐，盛于中晚唐，终于五代，前后延续三百多年。它烧制出来的瓷器更是品种繁多、玲珑剔透，不仅美观精致，且实用性也非常强，远销欧洲及中亚各地区，受到时人的追捧，名震东西。

回望一千多年前的盛唐，自古便有“铜官窑”之称的湖南望城铜官古镇，制陶业盛极一时。然而，岁月的变迁，时光的流转，早已让铜官镇在历史的风雨洗礼中几经沧桑，由繁盛慢慢变得衰落。但是，由于铜官匠人的坚持与不懈，绵延已久的窑火至今尚未冷却，掌握精湛工艺与保持着一颗纯朴之心的窑工亦依然尚在，这其中就包括继承陶艺世家血脉的民间制陶大师、湖南省杰出陶瓷艺术家彭望球。

彭望球的家族从明朝开始便世代在铜官以做陶为生，而在陶艺世家长大的他自幼便对陶艺耳濡目染，并先后跟随母亲和外祖父、祖父等长辈学习制陶及绘画技艺，受到了良好的熏陶。彭望球十三岁时开始正式拜师学艺，先后师从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广东吴维潮、湖南雍起林及台湾吴学贤，尤其擅长日用陶瓷雕刻、造型及釉色表现。其作品朴实、细腻，既有长沙窑陶艺的传承，又兼顾其他陶瓷工艺，功底深厚，对国际陶瓷的艺术风格有着独特的见解。

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铜官陶器的设计风格由于跟不上时代审美的节拍，销路严重受阻，大批铜官陶工失去了衣食之源，只好另谋出路，纷纷离开家乡，来到广东等发达地区讨生计，年纪尚轻的彭望球也是其中的一员。经过多年的努力拼搏，彭望球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创业者，慢慢脱颖而出，变成了一个身价千万的老板。他在潮州创办了一家陶艺工作室，一边承接各种外贸业务，一边在探索中创造着有着自己独特风格的艺术作品，辛苦并快乐着。潮州人对技艺的执著以及对每个艺术细节的关注度都让他很是触动，为了让自己的技艺更上一层楼，那个时候的他每天都很早起床很晚睡觉，一天到晚不是在和陶泥就是在拉胚，一遍又一遍、周而复始地练习手指的精准和力度，而工作的时候满手沾满泥巴更是司空见惯。然而也正是那段充满艰辛的经历，让他在汗水之中收获了满满的希望，在那里，他不仅进一步精进了自己的制陶技术，同时也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在艺术上的创新意识上也有了质的飞跃，而这些都对他今后在艺术道路上的拓展至为重要。

除了刻苦训练与持之以恒的勤奋努力，彭望球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是与他的祖父和外祖父刘子振分不开的。

翻开彭望球母亲刘氏族谱，至少可以看到两百年前铜官的制陶历史。1957年的国内推行公私合营政策，祖父和外祖父都进了铜官陶瓷总公司。祖父职称七级半技工，是做“陶范”(陶模具)和印花的高级技工。外祖父刘子振是做陶花货(陶雕塑)的八级技工，是这个行业最高级别的技工。刘子振是一个传奇人物，在陶艺界有“北有泥人张，南有泥人刘”的盛誉。“泥人张”是天津人，做陶瓷彩绘，全国一流水平。湖南“泥人刘”更是牛人，他的陶器十八罗汉当年远销日本和东南亚。武汉长江大桥的陶狮子就是出自刘子振之手。刘子振还擅长捏造八仙、皮影等戏曲人物和历史名人。

小时候，外祖父捏泥人时，彭望球总是喜欢在他身边打转，渐渐地，耳濡目染，也就疯狂地爱上了陶艺。受家族的影响，彭望球自小便对陶艺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并长期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激情。最初学习陶器制作，彭望球就是跟着母亲和外祖父。刘子振也是毫不保留的手把手地教了他三年，彭望球深得“泥人刘”的真传。

在彭望球看来，浸润于八百里洞庭之尾的铜官窑理应更具灵性，而铜官的精神文化之根便是陶器。所谓“器”，是指铜官陶主要都是用来制作日常生活用品的，而不是用来装饰的艺术陶。2009年，长沙市望城区政府花大力气重振铜官制陶业，重修铜官古街，并邀请散落于各地的铜官陶艺人回乡创业之际，彭望球便带着弘扬铜官窑器文化的理念，于第一时间离开打拼了多年的潮州回到铜官古镇，成为第一批回乡重振铜官窑的陶艺人。

可是回到铜官镇的彭望球却经历了一段相当长时间的迷惘期，这让他感受到了巨大的痛苦与煎熬。回到家乡，触目所及之处，古老的铜官窑依然还是那么的传统落后，各窑口出品的陶器也大多还是老模老式的生活器具，非常不符合现代审美和更新的需求。那么，到底是要传承发扬铜官陶的老旧元素，还是要在它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开拓创新呢?他陷入了深深的彷徨之中，甚至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又要怎么做。于是，不断地思考便成了他唯一的工作，而眉间也总是蹙着一股淡淡的忧愁，甚至开始怀疑起当初做出离开潮州回到家乡的决定到底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