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位嘉宾，宣方教授是学院派里研究佛教的理论高手。郑佳明教授和妙华法师则是湖南顶尖级的思想文化大咖。
郑佳明教授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是北大高材生。后来从政，但一直保持了书生本色。他当长沙西区区长的时候，上级曾有意提拔他当区委书记，他认为区长位置更锻炼人，别人笑他不知道书记大还是区长大，这是关于他“当官不知道官大官小”的笑话。后来他做官做到长沙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南省社科联主席，一点官架子都没有，是湖南人“文人从政”的典范。从政之余，让他声名远播的，是策划了《走向共和》等电视剧。同时，郑佳明教授也是湖南出了名的名嘴，在讲坛、在电视屏幕，人们常常看到他纵横捭阖、妙语连珠。
妙华自不用说，他是湖南弘扬佛法的典型代表，乃至在全国的佛学界也是赫赫有名，最近他又是非常火的“网红”。
论坛首先从几年前的“湖南精神”讲起。长沙人都知道，长沙精神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其实这八字用在湖南人身上最合适，是名副其实的“湖南精神”，而这八字长沙精神就是郑佳明教授在做长沙市委宣传部部长时主持归纳倡导的。后来，湖南掀起了为时一年的“湖南精神”讨论，最终确定的“湖南精神”，几年过去，恐怕能记住这八个字的没有几个人了。倒是对“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很多人过目不忘、念念不忘。
郑佳明在倡导他心目中的湖南精神时，除了“心忧天下，敢为人先”，还加了“实事求是，拼搏霸蛮”。“实事求是”出于《汉书》，后来成为岳麓书院的一块匾额，经湖南人的发扬践行，上升为中共的指导思想。而“霸蛮”则是湖南人的性格标签，在全国人民当中都是独一无二的。而“心忧天下”，又源自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的“庙堂”“江湖”之忧，“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我讲的这四句话是有出处的，‘心忧天下’是左宗棠说的，左宗棠说‘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后来，毛主席喜欢这四句话，他讲‘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作为新民学会的宗旨。这句话的概括力非常强，概括了湖南人的人生观，湖南人为什么活着?为天下活着。天下有什么?天下有苍生，有社稷，有黎民。所以，这比爱国还要大。心忧天下是湖南人个性的表现，湖南人自古以来就有一腔悲情。”郑佳明讲。
妙华法师则从佛教的角度讲:“我想到了佛教的慈悲，佛教的慈悲是同情天下的苍生，用智慧关照他们，用最慈悲的心来对待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不管它的出处在哪里，心忧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一定与佛教思想有某种内在的联姻关系，至少是受到了某种启蒙。”
妙华法师问郑佳明:“您认为湖南人的‘忧乐文化’与‘流寓文化’相关。‘流寓文化’为什么会引起人们‘忧’的思考?如果在中原，或者在北京，我们不心忧天下吗?”
郑佳明认为，这是一种“处江湖之远”的文化。在庙堂之高的时候，人们高官厚禄，锦衣玉食，这个时候的人是比较高兴的，也比较张狂。而到湖南这里来的一些人，身处逆境，孤愤忧伤，有文化，有时间，诗文喷薄而出，所谓“悲愤出诗人”，泽被湖南人。
宣方认为，湖湘文化作为“忧乐文化”，这种忧愁意识，这种忧的精神，是从中华文化的《易经》《易传》一路传下来的。而说到“乐”，这与周敦颐的理学有关，理学有关于世界本体论的论述。周敦颐的“乐”，是一种内在精神的充盈和高度愉悦，与外在所谓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没有关系。
张昭东在下面一边听着，一边想，袁老师常年扎根于稻田，奔波于世界各地，尤其是向亚非拉落后国家人民“布道(稻)”，不但为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粮食安全操劳，还忧心着世界人民的肚子是否吃得饱，胃口是否足够好，梦想着“杂交水稻覆盖全球”，这不是真正的“心忧天下”吗?所以有学者认为，袁隆平身上最典型地体现了“湖南人精神”，隆平文化就是新时代湖湘文化的一种升级版。
方志辉则对张昭东讲:“你也继承了袁老师的精神嘛，你是‘心忧天下’的命，有‘敢为人先’的胆。为了杂交水稻，我也曾周游世界，但最终还是在湖南守着老婆守着一个温馨的家。而你呢，安稳舒服的体制内生活你不要，硬是独自一人闯南洋，尝尽酸甜苦辣，把杂交水稻播向了菲律宾的热带雨林，赢得了菲律宾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