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那些无国籍的人们

文／稻麦轩    图片／Greg Constantine

多米尼加的海地人

海地人作为少数族裔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已经生活了上百年，许多老一辈的海地人来到这里是为了在国有甘蔗种植园工作，而后再也没有回到海地。由于种族歧视根深蒂固，多米尼加一直不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并拒绝他们的后代加入多米尼加国籍。图中为一位67岁的老劳工拿着一张几十年前他工作的国有种植园发给他的公司身份卡

陈天玺的故事

2005年夏天，陈天玺去日内瓦参加会议，中途在戴高乐机场转机，采访了电影《幸福终点站》主人公的原型迈尔汉。当时，电影已经在世界各国公映，迈尔汉一夜间成了名人。但多年的机场生活使他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不愿说话，拒绝拍照。天玺看到了候机厅一角的他的栖身之所，他用两辆行李车作屏障挡着那个角落。车筐里堆着他的生活用品，车把上挂着他的西装套装，装在西装套里，没穿过，也不知有什么机会可以穿。机场里有快餐厅，也有诊所，总会有人接济他食物和日用品等，工作人员对他也都很友好，但毕竟，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他说，他很久没有看到外面的天空了。

一个无国籍者的悲剧。可这只是他一个人的伤痛和难堪吗？

那一年，她被困在了机场，台北、羽田都无法入境。

1992年5月，为了陪同父母参加在菲律宾举行的一个华侨集会，她和父母从东京飞往马尼拉，返程经由台北飞往东京羽田机场。结束了四天的菲律宾旅行之后，母亲突然提出中途在台北停留几天去看一下在那里工作的哥哥，于是，老少三口便临时决定在台湾停一下。由于一家人是从台湾移居到日本的，手执“中华民国”护照，再加上几个兄弟姐妹都在台湾上大学，因此，无论是潜意识里还是言来语往中，提到台湾总会说是“回台湾”，那感觉，自然得不能再自然。

飞机在台北机场降落后，父母顺利出了海关，走在父母身后的她却被扣住了，无法入境。理由是：“你没有赴台签证！”突发事态令她头脑一阵发懵，但还是据理力争：“我拿的是台湾护照，回台湾为什么需要签证呢？”海关职员简洁的说明使她第一次知道：父母虽然也同样手执台湾护照，但移居日本之前在台湾生活过十多年，在台户籍记录依旧可查，所以，他们可以入境；而她呢，兄弟姐妹六个人当中只有她出生在日本，台湾户籍记录上没有她，因此，对台湾来说，依然属于“外国来的旅客”，入境自然需要签证。她只好退回候机大厅。已经出境的父母又不能再返回来，于是，她只好一个人等待最近的一班客机飞向日本。

飞机一到羽田机场，困惑、失落的她恨不得一步飞回横滨的家。父母事先从台北打电话到家让姐姐来机场接她，所以，未下飞机时她心里渐渐踏实了许多。然而，在羽田机场的海关，她同样被扣住了。日本入国管理局的职员严肃地说：你的二次入境签证已经过期了，请你马上飞回台湾去！

情急之下她对入管局职员再次力争：我是生长在日本的华侨，我的家就在横滨中华街，拥有永久居留权。她心里想：我是四天前才出境呀！听了她的话，那名职员转身去办公室找其他同事商量。幸运的是，四天前出境时负责审查的那名职员当天也在；更为幸运的是，那名职员耐心和蔼，居然清晰地记得这个四天前伴随父母出行的女孩。他翻出厚厚的记录文件，查找、查找。过了许久，微笑着对她说：“现在可以给你签发一个一次性的入境签证，这样你就可以出关了。好，手续费，三千日元。”

依旧弄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交了钱，她懵懵懂懂地出了关，在外面等候已久的姐姐快步迎了上来。接连两次的意外事态令她从心底涌起了一股无名的愤怒与失落，一瞬间，感觉疲惫不堪。

那一年，她还是一所国立大学的三年级学生，无忧无虑。那一年，无论是法国电影《困在机场中》 还是汤姆·汉克斯主演的《幸福终点站》都还没有问世，而她，却和后来这两部影片的主人公一样，被困在了机场里——台北的，东京的。不同的是，电影的原型迈尔汉·纳赛里被困在戴高乐机场整整18年，而她，不过一天。

但这一天毕生难忘。

从那天起，许多习以为常的事情不知不觉中一点点发生了改变，最明显的居然是在语言上——无论说“回台湾”还是“回日本”，她都开始感觉不自然了。这个女孩第一次以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式体验到了“国境”这个概念的沉重。突如其来的困境无形中为她一生的事业方向打下了伏笔。现在，她是活跃在日本学术界的文化人类学者、早稻田大学国际教养学院副教授、无国籍研究者、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陈天玺。

国籍的选择

1971年8月，陈天玺出生在横滨中华街上的一个华侨家庭，父亲陈福坡和母亲陈詹佩筠当时在中华街经营着一家咖啡馆和一家中华糕饼店。陈福坡1922年出生在黑龙江省宁安县的一个地主家庭，东北土改开始后，预感到厄运将至，他和父亲一路向南辗转三年，经厦门逃到了台湾，在朋友所在的北投落下了脚。几乎同一个时期，17岁的湘妹子詹佩筠也经香港一路风尘来到了北投与父母团聚，两家住处相隔不远。詹佩筠，1932年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市，风雨飘摇的1949年，父母先她一步飞到了台湾。父亲是一名国民党高级将领。

两个来自外省的年轻人经佩筠的舅舅介绍后相识，1953年喜结连理。当时，福坡在内政部工作，佩筠是银行职员，小家庭安泰和美。然而，一直好学上进、渴望有机会能出国深造的福坡却没有足够的财力像那些富家子弟一样去欧美国家留学。考虑到一个外省人在台湾的前途，他决定退而求其次，于1956年赴日本明治大学留学。读完硕士课程后，升入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继续深造。由于留学期间他一直热心参加横滨华侨社会的许多活动，后来接受邀约进入横滨华侨总会工作，担任秘书长。横滨紧邻东京，那时，形成于日本江户时代 末期的横滨华侨社会正在走向成长期。

1963年，佩筠带着五个子女来到了日本，孩子们进了附近的华侨学校——横滨中华学院。当时在日本全国，华侨学校共有五所，其中横滨就占了两所。横滨中华学院从小学到高中12个学年齐备，所有学科都进行中文教学，采用繁体字，意识形态上倾向台湾。而同城的另一所华侨学校横滨山手中华学校则倾向大陆，采用简体字教学。

身处日本列岛，但即便是操着一口带有各地口音的中国话也能靠吃苦耐劳求得无风无浪温饱一生的华侨们，却在1972年身不由己地面临着一次严肃的选择——台湾还是社会主义中国。

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当时的外相大平正芳同时宣布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位于东京麻布的中华民国大使馆被关闭，之后不久，那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所在地。开设在日本各地的中华民国领事馆也被一一关闭。华侨社会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1972年之前的横滨，以二战为分界线，华侨的来源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二战前从广东、福建、上海等地直接赴日的；二战后经由香港、台湾迁来的。无论来自台湾还是大陆，一律称作“中国人”，在办理“外国人登录”手续时，国籍一栏都同样写着“中国”。此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籍概念淡薄、使用护照等身份证明文件进行出入境审查的制度尚未完整确立，因此这个时期去日本的华侨及其子孙与二战之后持中华民国护照去日本的华侨不同，手里几乎都没有政府发的护照等来证明自己的国籍。同时，即使是二战后迁来的、持有中华民国护照的华侨们，也在为如何选择而彷徨。经过剧烈的权衡与挣扎，华侨们做出的选择大体如下：

一，申请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这其中又分为几种类型：本身就来自大陆的；真正赞同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主张并且相信其辉煌前景的；虽然来自台湾或者其他国家、地区，但出于现实的考虑，认为若在日本社会生存下去，还是成为一名有邦交的国家的公民相对方便的；

二，加入日本国籍。这个时期，日本政府也开始尽最大努力为华侨们大开绿灯，尽可能用最短时间为他们办理了入籍手续。

三，奔赴欧美国家进行第二次移民，从此远离日本。

四，放弃中华民国国籍，选择“无国籍”——如陈福坡一家。

陈家人全家拥有“中华民国”护照，可以证明来处，但台湾的生活虽然留下了无数温馨的记忆，福坡的父亲以及岳父母至今仍然生活在那里，却从未感觉那是故园；大陆，身为一个地主家庭的长子，土改时期的痛楚记忆令他依旧心有余悸，他也无法对正处文革时期的人民共和国产生归属感；日本呢？松花江畔的故乡，“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的暴虐是他心头的伤，自己和家人不能成为“日本人”；再次移民？一家八口人已经在中华街落地蓄根，再远走，很难。

陈福坡一家做出了选择——无国籍。做出这个选择，也是因为他已经了解到无国籍者是受国际公约保护的。台湾内政部户政司负责国籍问题的一名官员说过：“日台断交后，大约两万多名华侨丧失了'中华民国'国籍。”    

通常，无国籍者的产生主要有如下几种原因：

国家分裂或解体，这种情况下可能丧失国籍，比如苏丹、南斯拉夫和前苏 联；

某国领土被掠夺或政权灭亡后，又没有新的政权取而代之；

因为族裔、宗教、性别等方面的歧视。例如，萨达姆执政时期的伊拉克，约有20万到30万库尔德人被剥夺了国籍；

因为政治原因被剥夺国籍；

出于政治主张等原因，自行选择成为无国籍者。

上述原因可以想见并容易理解。然而，无国籍问题实际上更为复杂，各个国家的法律不同，形成原因也千差万别。比如：

弃婴：在有些采用血统国家 ，弃婴若无人领养，便被认定是无国籍者。

婚姻：在有些国家，本国人与外国人结婚后若离了婚再回本国，也不能恢复原有国籍，因此就成了无国籍者。

出生原因：在采用血统国家，无国籍者所生子女也会被判定为无国籍 者。

个人原因：在有些国家，婴儿出生后，仅仅因为父母疏忽忘记了及时去办理出生登记或者因为住所偏僻交通不便就没去办理出生登记，因此，这些婴儿即使祖祖辈辈每一个人都是该国合法公民，他们也会被定为无国籍者。

陈家选择了“无国籍”，但在当时，“无国籍”在现实生活中将意味着什么，谁也不知道。

事实上，尽管受国际法保护，无国籍者由于不具有公民身份，往往无法获得就业机会，很难租借到哪怕条件非常普通的住房，较难获得公平的教育、保健等机会，无法开设银行账户、办理结婚手续和为孩子办理出生登记，有些人甚至还会遭到长期拘禁。此外，无国籍者更易成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牺牲品。这类犯罪事件常常有黑社会势力参与，并且属于跨国性，侦破难度更大。

1954年，联合国通过了《关于无国籍人地位的公约》；1961年又通过了《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但时至今日只有66个和38个国家分别加入这两个公约。联合国难民署估计，2012年世界范围内无国籍人口大概有1200万人，而全球难民总数大约为1500万人。

日本法务省民事局的统计资料表明，到1971年为止，生活在日本的无国籍者为930多人，1974年则增加到了9200多人；但到了1977年，人数下降到了2900人左右。这个数据的波动背后，旅日华侨的选择起了主导作用。

1972年9月，由于“丧失国籍证明书”上需要贴上每个人的免冠照，陈家一家八口人去照相馆拍了证明照，顺便也拍了一张全家福。照片上，刚满一周岁的天玺被包在一条毛巾被里，酣甜地睡着，窗外，是列岛上空的秋日暖阳。

你从哪里来？

1972年9月，陈家一家八口人成了无国籍者，这个改变并没有马上给一家人的生活带来什么明显的不同。一家人拥有永久居留权，合法身份证依旧是“外国人登录证”，只要获取了签证，便可以自由去国外旅行。只是这些证明上的“国籍”一栏，由原来的“中国”变成了“无国籍”。那时，年龄仅差一岁的大姐和二姐在日本读完高中后分别考上了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和台湾大学，相继去台湾读书。在台湾，他们的身份被定为“侨生”。孩子们一天天地长大，家里的经济状况也在渐渐好转，多年来生活在华侨社会所感受到的封闭与局限让父母开始考虑让末子天玺接受不同的教育，便选择了位于横滨山手的国际学校保育园部。在各国侨民聚居的国际性港口城市横滨，国际学校历史悠久，生源也是来自许多国家。国际学校里外籍教师占多数，所有师生只讲英语，所以，那个整天一身李小龙的功夫打扮、活泼爱跑如男孩的天玺很快便学会了一口地道的英语，回到家里，不知不觉一开口也是英语。父母的态度却非常严格，每当此时总会说：咱们是中国人，在家里说中国话！

幼儿园时期的欢快时光转瞬即逝，接着便是升小学。当时的日本，华侨们的生存环境还十分严峻，不是日本人，不管天资如何聪慧、学前教育如何完备，也很难跨进传统悠久，口碑良好的小学校的门槛。因在子女入学问题上一再碰壁，痛感身为侨民在求学与未来发展方面的阻碍，因而毅然选择再次移民欧美国家的华侨家庭增加了许多。经过再三比较，母亲决定让天玺去报考一所以培养淑女闻名的名牌私立小学，为此在各个方面提早做了充足的准备。幼儿园几年熏出来的一口英语足够应考；而算术和日语读写在一位经验丰富的家庭教师的紧急训练下也已轻松掌握。而在装束方面，母亲和姐姐们也下了许多工夫。比如，天玺那一头及肩长发被编成了两条齐整光滑的小辫子，早早买回来式样简单大方、面料考究的深蓝色连衣裙、雪白的棉线袜、黑色皮鞋。这样典型的小小淑女装扮，即使在30年后的今天，依然是赴考女学童的经典打 扮。

入学考试，隆重的日子，自然是父母同往——不仅要考孩子，还要面试家长。天玺的笔试和口试都不错，但最终还是被这家小学拒收。理由是——这个考生无国籍。身为名校，迄今尚无招收无国籍学童的前例。在日本社会，无论是立法还是制定乡规民约，是否有“前例”至关重要。许多日本人，也常常对这“前例主义”深恶痛绝。实际上，以“没有前例”来拒绝什么或否定什么，其背后的原因，往往是决策者不愿承担责任或风险、明哲保身的世故成分更多。

身为一个无国籍者，天玺刚在父母的扶助下试着要敲开日本社会的门扉，便碰了壁。最终，她还是被送进了家门口的横滨中华学院。横滨中华学院面积不大，校舍紧凑，学生多半是华侨子女，也有一部分是住在东京周边以及横滨近郊的中国人子弟，每个学年的学生只有十名左右。所有学科都实行中文教学，历史、地理课使用的是台湾出版的教科书。学生可以同时学习到标准的汉、日、英三门语言。从小学到初中，华侨学校的九年教育，牢固地培养了天玺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我身份认同——她认定了自己的身份是与“中国”二字密不可分的。

上了小学后，天玺经常在假期跟父母去台湾探亲；升入初中之后，也常随校排球队去台湾与友好学校进行友谊比赛。和其他华侨子女不同的是，手持“中华民国”护照的天玺出发前需要申请赴台签证；同时，还要办理返回居住地日本的二次入境签证。“无国籍”带来的变化首先是办理出入境手续时，她都比别人要多花些时间。此外，机场工作人员每次看到“无国籍”三个字时本能地流露出的异样神色也令她觉得不舒服。

高中毕业后，天玺成了国立筑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新生。筑波大学学术风气自由开放，求知若渴的天玺一边努力适应着大学生活，一边不停地在查询公费出国留学信息。在日本，对于一心向学的学生，学校会提供去外国友好学校交换留学等机会，社会上许多财团也会定期地发放奖学金，以奖励在校学生去国外留学开阔视野。这些招募信息公开透明，每一个学生都拥有平等的申请机会。筑波大学这样的国立大学，各种留学机会相对就更多些。一次次查询，一次次失望——原因是，申请留学者的资格一项，都有国籍要求：仅限于日本人。

大概是秉承了父母血液中的那股韧劲儿吧，天玺始终没有放弃公费留学的梦想。终于，在一份她从高中起就订阅的留学杂志上看到了一份留学奖学金启事——暑假期间赴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留学六周，负责全部的学费和逗留期间的食宿旅费。对申请报名的学生，除了有年龄限制以外，再无其他任何要求。欣喜若狂地报名，笔试通过后，去考口试，几周后，一份合格通知飞到了她的手中。这是天玺跨越了无国籍的壁障终于获得的一次留学机会。

1992年暑假，天玺来到了洛杉矶，开始了第一次留学生活。天玺体验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自如与放松。但她还是敏感地注意到了自己的问题——校园里初次见面时，大家往往会轻松地问候一句：你从哪儿来?

起初，她会犹豫片刻然后答道：“I am Chinese.”可对方一听到这句“我是中国人”，马上会兴奋地问：“那你是从中国哪儿来的呀？”、“中国现在都流行什么音乐啊？”——刚结识的几个欧美同学正在热心地学习亚洲文化，可是自己呢？天玺突然被击醒了一般，不由得自省：对中国我原来并不知晓啊，就连从小长到大的日本，我又能讲出些什么呢？于是，似乎再也没有底气说出“我是中国人”来了。

每天都有初相识的同学。接着，她开始相对坦然地这样介绍自己了:“我是出生在日本的中国人。”这令她的新朋友朝子感佩不已。原来，拥有一个典型的日本女孩名字的朝子其实不是日本人，而是在日朝鲜人 后代，同样使用日本人姓名的父母直到她上高中前都一直死死地隐瞒住了这个事实。在日朝鲜人的苦难历史和艰苦处境使父母不忍让她过早知道。但是，16岁那年必须办理独立的《外国人登录证》了，父母才不得不把户籍证明拿给她并对她讲出了这个秘密。那一刻，如雷轰顶。从此，在日本她越来越感到隔阂，于是，高中毕业后便一心想来美国。原以为到了美国就可以找到令自己内心感到安宁的归所了，可是，每当别人问道“你从哪里来”，她都无法自信地回答。

加州分校的短期留学，让天玺结识了许多为家国身份而长久苦恼的同龄人——有朝子这样的在日朝鲜人后裔，也有黑皮肤的美德混血同学。天玺陷入了思索：许久以来，自己一心想逃离令她感到窒息压抑的日本，向往着走向世界，向往学习并钻研“国际问题”，却没有想到，深刻的“国际问题”原来就在自己的身边。为什么没有想过，在日本因为同样的理由还会有更多的人在承受着这种沉重的疏离感和孤独感 呢？

回到日本后，天玺写了一篇留学报告，对黑人白人间的隔阂与差异、肤色所代表的意义、民族与国家形成之间留存的疑问、少数族群在一个国家生存的严酷现状等问题阐述了自己最真实的观点。那一段时间，脑海里缠绕的主要词语就是“自我认同”和“归属意识”。她阅读了大量关于国家与民族、少数族群以及在日少数族群生存状况的专业书籍，收获丰厚，也有巨大的缺憾——关于在日少数族群生存状况的专业书籍写的几乎都是在日朝鲜人，没有写华侨华人的。

她开始把视角投向她出生长大的横滨中华街。大三那年学期末的研究课题是：《论两岸关系与华侨的作用》。为此，她开始去中华街采访一户又一户的老华侨。这些都是看着自己长大的长辈，但由于来日时期、家族经历等各自的体验不同，政治倾向也迥异，亲台派、亲中派、现实的骑墙派，一次次采访，她和长辈们彼此似乎都有和陌生人对话的感觉。

无国籍者，不能在联合国工作

一上大四，周围的同学都开始为找工作而四处奔波，天玺却没有加入求职大军的行列。她想继续升学进行研究，将来“在世界的大舞台上施展才 华”——这句话，她常跟家人和当时的男友说起。其实，没有积极去找工作的另一个原因，来自她的不自信。几年前哥哥从台大建筑系毕业后回到日本，恰是日本经济最繁盛的时期，可是，建筑公司去了一家又一家，却连个面试的机会都求不到——因为就读大学不是日本的？因为非日本人？因为无国籍？就连被拒理由都无法问到。那么，和哥哥比，自己也是无国籍者，还有一点，在男尊女卑的日本社会，天玺认为自己多半无法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1994年4月，天玺考上了筑波大学研究生院，正式开始华人华商研究。开学不久，紧张的课余她又开始查询公派留学信息，希望再次出国留学，最终她被选为日本文部省国际交流派遣留学生，去香港中文大学留学。这是她第一次较为长期地走进华人社会，内心充满了期待。到了香港，她继续对一些华人进行采访，试图逐步了解在香港身为大多数的华人族群的生态与心态。作为日本社会少数族群中的一员，天玺选择来香港留学，一是想亲身感受一下回归前夕的香港的音容，更是想体验一下身为多数族群中的一员会有怎样一种踏实与安心感。可是，到了香港，她却意外地发现了自己身上的“日本”。这当然不是因为她的一口普通话和满耳朵的粤语无法沟通，而是她发觉自己在课堂等公共场合不好意思大声发言、和人问候时会习惯性地鞠躬、外出吃饭喝茶面对服务员面无表情的生硬态度总会怀念起店员不笑不开口的日本来……天玺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生活习惯、价值取向和人格形成，原来已经有了太多的日本文化的影响。

同样，香港的新朋友会真心热情地待她，但却还是把她当作一个“日本来的同学”；她采访的那些华人不知道也没兴趣知道近在咫尺的日本有那么多的华侨。留学期间，她又相继去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走进当地的华人社会采访了数名华商。华侨们在各个国家的生存状况各不相同，但由于彼此拥有共同的语言，所以，超越国境也常常会相互帮助。

十个月的留学生活充实又愉快，回到日本后，天玺开始撰写硕士论文《论香港及东南亚地区华人社会的商业网络》。论文顺利通过，天玺获得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接着开始了博士课程。1997年夏天，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向她抛来了橄榄枝——接收她作为客座研究员赴美学习。当时，她的博士课程研究课题已经定为“华商的社会网络与自我认同”。为了给自己的研究寻找坚实的理论依据，她如饥似渴地穿行在哈佛大学的各个院系，人类学、政治经济学、商贸金融……只要和自己的研究课题相关，都一一认真去学习。当然，困惑依旧未能解决——自我认同问题。她在联合国求职遭到了拒绝，理由是——无国籍者不能成为联合国职员。出于善意，那位考官对她说：你要是入了日本国籍就好了。我们这儿和日本有关的工作非常多，需要啊。

太意外了——可这不是别处啊，这不是联合国吗？！几天后，在筑波大学的一位恩师的引见下，她去见一位曾在联合国工作过的男士，那位男士冷静而坦率地回道：“无国籍者当然不能在联合国工作啊？而且，无国籍？我连听都没听说过呀。归根到底，你太理想化了，联合国不光要维护世界和平，更要调节各个国家的利害关系。你不适合在那儿工作！”

1999年3月，为了暂时逃出论文止步不前的困境，身心俱疲的天玺从春寒料峭的波士顿地飞向了佛罗里达群岛最南端的城市基韦斯特。无目的的旅行，在她，这还是第一次。在空旷的海边，远望，静坐，她希望聆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回到波士顿，开始重新面对华侨华人研究的一系列问题。一天傍晚，她走过查尔斯河大桥时头脑里突然涌现出了一条明晰的彩虹。仿佛受到了神明的指点一般，豁然开朗:是啊，彩虹！或许可以通过这个自然现象来分析说明华侨华人的特征与本质！

接下来的日子，她迅速淘来一摞又一摞研究彩虹的书籍精心钻研，逢人必谈彩虹与华人，波士顿的朋友们给她起了一个爱称：彩虹女子！她第一次知道，中国人传统的审美观念中，原来是视彩虹为龙的。雨后的天空上，人们看到了彩虹的绚丽夺目，也看到了它不断变幻的层次与色彩，而且每一段每个侧面都有不同的神奇与美丽。但形成之前，是风雨的洗涤和雷电的撞击。那么，华人华侨呢？远离故土星散天涯，一代又一代人的眼泪与汗水如同颗颗雨滴，当世人关注的目光投向他们时，他们会展示出最辉煌的一面，其状如虹。同时，彩虹如桥梁，也正如华侨华人间的社会网络。同时，亦如彩虹的各层各面，每一个每一群具体的华人又有其独特的个性与特质，千差万别。

筑波大学的导师以及哈佛的老师们都很赞赏她这个新奇的想法，鼓励她继续充实论文。2000年初，她顺利地提交了博士论文《华人漂泊者——华商的社会网络与自我认同》。在这部论文中，天玺第一次提出了“彩虹理论”概念。

论文提交后，到离开哈佛还有半年时间。她开始一部一部地看电影，并很快就被电影的魅力深深迷住。其中，描述70年代意大利艺术家的生涯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的纪录片尤其令她震撼。她想用影像记录下华侨华人的音容和历史。很快，她了解到纽约州立大学的电影制作系非常好。然而在哈佛留学属于公派，生活研究无后顾之忧，却也所余不多；同时，研究员身份不能打工，她没有其他收入。眼看就要到而立之年了，再不能向家里开口。那么，还是考虑明年最现实的问题吧——找工作。她打算去找一份支援移民、难民的工作，并且一定要在第一线。在意大利和美国都有这样的非政府团体。恰在这时，她获悉自己和家人多年来一直蒙受关照的那家教堂的大主教斯提法诺滨尾文郎 先生正在梵蒂冈担任移民移居者司牧评议会议长，决定去拜访他。从美国去欧洲，因为无国籍，天玺必须办理申根签证；也因为无国籍，邀请函、银行存款证明、往返机票、预定好的当地酒店资料等手续必须一一备齐提交给几个国家的大使馆，申请手续繁琐复杂得令人绝望。

到了梵蒂冈，滨尾议长热情地接待了她。她迫切地开口，问如何才能早日在第一线找到工作。议长耐心地倾听，然后温和地指出：我们支援的是难民和移民，但还没有经手过无国籍者的案例。此外，第一线的工作都是要飞往世界各地的，非洲、南美，一旦有事，立刻出发。而无国籍者首先面临着签证问题，紧急情况下无法马上成为奔向第一线的战斗力。

又是当头一瓢冷水。问题居然还是——无国籍。

怎么办？还是先回一趟日本，重新制定求职计划吧。岁末，利用圣诞节和新年假期，天玺回到了横滨。久别重逢，父母兄姊的笑容一下子温暖了她孤独的心。忙碌一天后丰美的晚餐从来都是一家人最愉快的时光，吃着在美国时做梦都想的家里的饭菜，天玺讲了自己找工作的经历，然后随口说道：“我在想要不要申请加入日本籍”。“是吗？我也在想这事呢！”长她八岁的三哥说道。台大毕业后回到日本工作的三哥，每次去外国旅行时都要花时间花手续费去申请签证，痛感劳民伤财；同时，他已经成年，对自身所处的日本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当然有自己的想法，但却因为没有选举权无法表达。兄妹俩的话题令母亲勃然大怒——她不能想象自己作为中国人培养成人的子女居然会产生想当“日本人”的想法！晚餐不欢而散。

知道母亲余怒未消，天玺只好和三哥悄悄准备着相关资料，二人一起去法务局咨询加入日本国籍的具体手续。结果，接待他们的职员说：“你哥哥可以，但是你不行。因为你的身份是学生，没有固定收入。除非你们全家一起申请时带上你。”天玺吃惊：没有收入就不能成为日本人吗？这么多年我们一家人规规矩矩缴纳的居民税、个人所得税、固定资产税等各种税金又是什么 呢？

起身出门时，那位职员又加了一句：“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你可千万不能跟外国人结婚啊。这么说吧，如果不跟日本人结婚，你就基本不用指望能入日本籍啊。”最后这句忠告令她倍觉屈辱，就连和什么人结婚国家也要管吗？

日本第一个无国籍国家公务员

假期过去，天玺返回了哈佛。法务局里的经历也让她不由得开始思考过去不曾认真想过的一个问题：在日本，除了自己一家，还有多少无国籍者呢？他们又是因为什么选择这个身份呢？过去，她从未想过要专门研究这个问题—— 第一，因为涉及到自己及家人隐私，不愿公之于众；第二，正因为是自身的体验，是一个敏感的课题，所以尤其担心自己无法保持一个研究者的理性与公正态度。可是，无国籍者需要社会关注，他们的问题需要有人来帮助解决，但这些，似乎还无人问津。自身的体验促使天玺为自己设定了下一个研究课题——无国籍。

2000年9月，天玺结束了在哈佛的研究回到了日本。为了开展无国籍研究，已经在筑波大学取得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天玺决定申请日本学术振兴会博士后课程的特别研究员资格。她申报的课题是：《于无国境者而言的边界线以及自我认同》。十分幸运，她被批准了，将于2001年4月开始到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文化人类学一位教授的门下继续研究。同时，在师友们的帮助下，她又找到了一份在东京一所大学教汉语的兼任讲师工作，每周去讲两天课。同时，从4月开始，她又在一家电影制作专科学校报名，成了一名专科学校的学生。那家学校每周只在周末集中上一天课，和她的研究及教课都不冲突。暑假，想到日本南端的冲绳有许多无国籍者，她便拿起摄影器材，去冲绳拍摄有关无国籍者的纪录片。

自从1945年4月美军在冲绳本岛登陆后，直至今日，美军在冲绳占据的设施面积十分广大。多年来，美国军人在冲绳飞扬跋扈者不乏其人，暴力侵犯妇女儿童的事件时有发生。一批一批的美军和当地女子之间生了许多孩子，但因为许多复杂的因素，其中很多孩子都成了无国籍者。到了冲绳，天玺也去拜访了几位对无国籍者以及逾期滞留的外国人进行支援的公益人士，最深的感受就是，采访无国籍者十分不易，因为每个无国籍者的心里都埋着一块或几块不愿再触碰的伤。而支援他们的公益团体，经费、人手不足，社会偏见带来的障碍巨大，工作十分艰难。

从冲绳回来后，天玺开始对在日无国籍者进行调查。在日本，无国籍者大体分为如下几类：

冲绳等地美国军人与日本女子之间的非婚生子女；

日本男子与逾期滞留的外国女子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逾期滞留在日本被视为违法；

逾期滞留的外国人之间所生子女；

自行选择成为无国籍者；

由于战争、内乱等原因成为的无国籍者，比如，由于生产巧克力、西式蛋糕而在日本获得成功的摩罗佐夫、冈察洛夫以及传奇钢琴家富士子·海明威等。前二者都是白俄罗斯人，苏联革命后背井离乡最终成为无国籍者。父亲是俄裔瑞典人、母亲是日本人的富士子（1932-）则是因为战争引发的家变。

他们具体的生存状况又如何呢？那些生活富裕、不必为生存担忧的无国籍者，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只是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而更多的无国籍者由于不具有居留资格，因而也无法加入医疗保险，进而无法找到正式工作，无法获得正式的居所，这些人只能小心翼翼地屏息过活；因为无国籍本该被遣送回国却没有可归之国的人，就会被收容到日本的入国管理局，日复一日。

共同点：他们的命运都是受“国家”愚弄，举步维艰却无处诉说难处、不知向哪里寻求帮助。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创痛——迷失了自我身份认同，极易对自身的存在价值丧失信心。

不仅是日本，亚洲其他各国和地区也还有更多的无国籍者。

2001年初秋，东大的导师邀请天玺加入他们的国境研究小组，在那个小组，天玺继续进行无国籍研究。每年，老师都带领小组前往泰国、菲律宾、文莱等国的偏远地区和离岛进行田野调查，所到各地的无国籍者多年来基本无人关注，生活状况十分严峻。其中，华人比例也不少。

2002年初夏，研究小组赴加里曼丹岛做田野调查，天玺因故晚出发一天，老师带队先到了。过往每次出行，因为需要提前办理签证，她总是非常仔细地反复确认好所有日程，提醒自己不要给大家添麻烦。这一次，她还是添了一个大大的麻烦——因为签证问题，她被马来西亚拒绝入境，余下日程必须全部更改。尽管原因在于签发签证的马来西亚领事部门，但客观上，天玺到底不能如期追赶团队并按计划参加调查。歉意、挫败，还有巨大的无奈与悲哀——无国籍者，原来是不能自由地去探访其他无国籍者的！

不久，天玺获悉日本文部省直属的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 (简称“民博”)正在招聘“全球化现象”研究人员，听从了筑波大学恩师的建议，她决定报考。她申报的研究课题是：全球化与国籍、国境，尤其是无国籍问题。她希望自己能够考上，但并不自信，因为民博的研究人员属于国家公务员。迄今为止，民博曾招收过外籍研究人员，却没有招收过无国籍者。

为了今后去外国调查、参加学术会议在手续上能够顺利些，也考虑到将来找工作时的方便，2002年7月，天玺去法务局国籍科做了详细咨询。她决定将整个过程全部都拍摄下来。帮助她拍摄的，是也曾同她一起采访拍摄过其他无国籍者的女孩阿辉。繁复的资料大约要准备三十几种，个人以及家人、同事、好友的工作、住所信息及照片都要提交，还有父母的结婚证明等等，个人及亲近者的隐私必须赤裸呈现。心里真是有太强的抵触。母亲当然知道她连日来翻箱倒柜找各种证明是为了什么，但始终不闻不问，态度淡然。所有资料收集齐备，已经是8月29日了。这天，天玺正式申请加入日本国籍。

2002年岁末，天玺收到了民博的录取通知书，也就是说，从2003年4月起，她将成为全日本第一个无国籍公务员。“你是无国籍者，到了民博可以更好地继续开展你的无国籍研究，这很好啊！”民博的负责人鼓励道。

接着，12月，又一个喜讯传来，2001年在明石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博士论文《华人漂泊者——华商的社会网络与自我认同》获得了首届日本亚细亚太平洋研究奖。亚细亚太平洋研究奖是奖励给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优秀博士论文(论著)的一项大奖。“彩虹理论”由此获得了更广范的认知。

2003年6月初，法务局通知天玺，入籍申请通过了。领取了相当于户口簿的“住民票”，把一直使用的护照和外国人登录证上交，然后拿着住民票开始去办理驾照、健康保险证等各种证明的变更手续。护照，自然要重新申请。

那天回家后，母亲一直没跟她说话。母亲一直固守着“中国人”的身份并以此为骄傲，或许也认为只有这个共同的身份才是连结整个家族的强韧纽带。天玺内心同样不平静，她担心母亲认为自己“不忠”。

取得日本护照后，天玺立刻着手推进赴马来西亚和文莱去的调查计划。天玺终于可以和同伴们同步办理各种手续了，就连常订票的那家旅行社的职员们都明确表达出了轻松和兴奋。天玺再次意识到，过去每一次出行，因为自己的无国籍身份，真的曾给这个团队添了许多麻烦啊。去文莱，主要是为了考察生活在那里的处于无国籍状态的华人的经历和现状。

整个2003年，无论天玺本人还是她的团队都经历了太多的事，所有经历他们全部记录成映像，制成了DVD。而后，根据调查资料制作的广播节目在NHK广播电台播出了，无国籍者的存在一点一点被世人所知。2005年1月，天玺的自传《无国籍》由新潮社出版，无国籍研究开始受到瞩目。

无国籍研究改变了什么

2005年《无国籍》一书出版后，一直深受读者欢迎。2011年9月，《无国籍》由新潮社出版了文库版。在文库版《后记》中，天玺这样回顾道:

“2005年到2011年这六年的时光匆匆流过……若谈起无国籍问题，那么我想可以说这六年虽然无声且缓慢，但确实踏踏实实地取得了进 展。

“近代的国民国家体系建立起来之后，人们基本上都被编入了某个国家体制当中。由于安适地居住在国家这个体系之中，因此，人们通常把国籍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东西来拥有的。也正因此，对无国籍者的无知、误解以及偏见容易滋生的土壤也就因此形成了。”

2008年，天玺供职的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与UNHCR联合举办了一场无国籍研讨会。研讨会邀请了各种类型的无国籍者参加，请他们讲述各自的经历、感受以及心愿。把焦点对在无国籍者身上，在日本，这还是第一次。这次研讨会在日本各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不久，在社会各界声援下，非盈利组织“无国籍网络（Stateless Network）”创建起来了，陈天玺任代表。这个团体的成员有大学教师、律师、心理医生、学者、行政书士、企业经营者等等，为日本的无国籍者提供免费法律咨询、生活就业指导等帮助，最终的目标则是——帮助每一个无国籍者解决国籍问题，扶助他们过上本该拥有的平凡安宁的日常生活。

天玺的研究也如火如荼地在继续，著作《被遗忘的人们——日本的“无国籍”者》2010年3月由明石书店出版，在读书大国日本，关注这个问题的人因此又增加了许多。

2011年6月，为了纪念《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公布50周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确立60周年和南森护照 创始者南森诞辰150周年，在日内瓦举行了UNHCR与非政府机构会议。作为第一个支援无国籍者的非政府组织，“无国籍网络”应邀出席了这次大会。近年来，联合国难民署也加大力度关注解决无国籍问题，对日本“无国籍网络”多年来的努力和贡献更是给予了高度评价。

为了帮助1200万无国籍者寻求出路，联合国难民署于2011年8月25日发起了一个推动世界各国采取行动解决无国籍问题的全球运动，针对数百万无国籍者遭歧视的现象发出了谴责，并呼吁全球对无国籍者给予关心、理解和帮助。国际社会终于意识到，无国籍状态只有通过制定有效的国际标准以及实行跨国合作才能解决。

2014年，为了纪念联合国《关于无国籍人地位的公约》通过60年，日本“无国籍网络”计划邀请美国著名摄影师戈里格·康斯坦丁（Greg Constantin）来早稻田大学举办无国籍者主题影展。戈里格是2011年国际人权新闻奖(香港)得奖主，长期以曼谷为活动据点，一直摸索着通过图片把一个个不为认知（invisible）的无国籍者进行可视化（Visible），让更多对这个问题缺乏关心的人也能感知到他们的存在。这场影展，命名为《不曾看到的世界——从图片深处看无国籍者》。5月20日晚，“无国籍网络”还与早稻田大学国际教养学院联合举办无国籍研讨会，会议由陈天玺主持。

22年前，那个被困在机场的女孩根本没有想到，机场海关那看不见的分界线无限延伸，引她走到了今天。加入了日本国籍，情感上心理上，她仍旧把大陆和台湾都视为自己的故园。丈夫是日本人，日本生日本长的儿子，已经是一个小学生了，在横滨中华学院读书。在妈妈学习过九年的母校，这个聪明健壮的男孩自由快活地成长着，说一口漂亮的普通话。

无国籍研究和支援将是天玺毕生的工作乃至使命，为此，她希望自己真正做到不再执着究竟属于哪个国家的问题，而愿意以更广阔的襟怀与视野去面对这个世界，真实而快乐地生活，无怨无悔地不惜一切努力和气力——为了那些无国籍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