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海洋的最佳时间

在我床铺附近的窗户外有一只拳头大小的眼睛正在往里张望，那是2012年7月20日，我半梦半醒。一条比我的书桌还大的石斑鱼从我的窗边猛地转向，游向深海，嘴里塞满了被海底实验室的灯光吸引过来的小鱼。这个海底实验室位于佛罗里达州基拉戈附近的海螺礁上，它是我这一个星期的家。这是我第十次在海底生活。在海底生活是我儿时的梦想，因尼莫船长、儒勒·凡尔纳和《海底两万里》而萌生的梦想。

除了我以外，海底实验室里还有五名工作人员，其中一位是海洋生物学家Mark Patterson，他敏锐地观察到我们恰好位于海平面两万毫米以下——大约六十英尺，生活在温暖干燥的套房里，身边就是世界上最棒的游泳池：海洋。地板上有一个矩形的洞，供我们从实验室进出大海，实验室里的气压足以将水挡在外面。每天工作的十二个小时里，实验室里的科学家可以尽情地探索佛罗里达州富饶的礁石，观察了记录海洋生物的行为，开展实验，从海底居民的视角享受这一切，充分利用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海底太空站”。

文／西尔维娅·A.厄尔（Sylvia A. Earle）   译者／蔡煤溪

儒勒·凡尔纳生于1828年，当时世界人口只有10亿，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面罩、收音机、电视机、汽车以及一切塑料制品，当时无人知晓。

上世纪30年代，我出生的时候，地球上的20亿人口正在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繁荣时期，尽管战争和疾病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青霉素尚未问世，我的弟弟因为耳部感染不幸离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革命性的变化席卷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医疗到食品，再到能源，甚至还有那些让我们能和邻居甚至地球另一端的人即时通话的神奇新方法。

作为一个活在大发明时代的孩子，我认为人类的力量是无穷的。凭借电线、电子管还有聪明才智，我的父亲造出了我家第一台收音机——一台将远方的声音与音乐带到我们这座新泽西农场的“矿石收音机”。我们种植的新型杂交玉米让我们的收获比前一年多得多。在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生活欣欣向荣，半个世纪之内世界人口翻了一番，在1980年时达到40亿。现在的人口数大约是70亿，而且预计到这个世纪中叶将会再添两亿，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在繁殖上似乎还没有极限。

但是得到的这一切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世界上大约一半的原始森林被开采了，大部分开采从1950年就已经开始。人们将森林、沙漠、沼泽、草原还有其他的自然生态系统改造为农田、城市，这导致了数千种植物和动物灭绝，而它们是所有农作物和驯养动物的遗传基础。同时，90%的大型鱼类已经从海洋消失，罪魁祸首就是毁灭性的商业化捕捞。包含独特动植物的完整生态系统已经不复存在，海底世界亦如是。历史上，只有发生极其严重的自然灾害——例如彗星或流星撞击地球——才会导致生态系统发生如此迅速且剧烈的变化。从来不曾有哪一个物种凭一己之力就对地球造成如此大的改变。

1953年，我第一次作为一名年轻的科学家见到了海底的世界，在此后的岁月里我又花了数千个小时使用便携式水下呼吸器在这个世界里进行探索。便携式水下呼吸器这一天才的创造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由先锋海洋探索者雅克·库斯托（Jacques Cousteau）和工程师埃米尔·加尼昂（Émile Gagnan）共同发明的，以“水肺”之名得到推广。在佛罗里达州，我第一次尝试使用水肺在水下呼吸。当时，我正在去往佛罗里达礁群的途中，海水的清澈透明以及海底生物的丰富多样让我深感震撼。粉红色的海螺在海草上留下了一道道痕迹，成群的彩色小鱼在鹿角一样的珊瑚中穿梭，若隐若现的带毛长须让我知道礁石裂缝里一定藏着龙虾，身上长着优雅条纹的石斑鱼总是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我每一次潜水几乎都会有它们的陪伴，要不是它们长着鳍和鳃，我想它们会很想跟我上岸的。

60年后，变化很大。佛罗里达礁群附近的水通常是浑浊的灰色。大片的珊瑚丛消失了。大部分粉红色的海螺和条纹石斑鱼也只存在于回忆——仅存的那些因为属于珍稀物种而保存于美国的水域。如果细心呵护，或许其中许多物种会恢复原有的数量，但是对于某些物种而言，消失就是消失了。我怀念佛罗里达州最具魅力的动物之一——加勒比僧海豹，它们体型如同圣伯纳犬，非常有趣，这片地区的海滩上总能看到它们懒洋洋趴着的身影，有时候甚至北至加尔维斯顿都能见到它们。最后一只加勒比僧海豹出现在1952年。现在它们已经被正式登记为灭绝物种了。2012年7月，在我待在海螺礁的那一周里，我没有在裂缝中看到一只龙虾，但还是欣喜地记录了许多大型梭鱼的活动，它们常常在实验室上方出现，在水中像一艘艘有光泽的灰色潜水艇。大海鲢总是不停地在珊瑚中穿梭。体型庞大的黑色石斑鱼一旦出现，小鱼总是会被吓得四散而去。大块的海绵和各种坚硬的珊瑚在棕绿色的海草中安静地窝着。如果我没有在50年前亲眼见过基拉戈珊瑚群，我可能会认为现在眼前这个珊瑚群也是一派生机，欣欣向荣，而不会注意到消失了的物种，也不会察觉到那些漂亮的狮子鱼和鲜艳的黄色杯状珊瑚其实是正在取代本地物种的外来物种。

过去20年在海底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已经记录了海螺礁生态系统地退化，也收集了许多资料，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这个生态系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些研究将会为保护这个及其他珊瑚群提供一些灵感。全球范围来看，存在于我儿时的珊瑚礁有一半都已经消失，或者是处于严重的退化状态。在加勒比海地区，包括佛罗里达礁群，珊瑚礁的损失接近80%，原因包括上升的水温、海岸开发、过度捕捞和污染等。

上世纪70年代，国际社会开始立法解决自然系统不断退化的问题，目标在于保护空气、水资源、海岸带、濒危物种、海洋哺乳动物，以及推动建立海洋保护区，这对于佛罗里达礁群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在这些活动中，美国一直都处于领导地位。1990年，我被任命为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的首席科学家，佛罗里达礁群周围大约2900平方海里的水域被认定为一个海洋保护区，隶属于NOAA的管理。

1970年，美国政府在商务部中建立了这个特殊的机构——NOAA，那也是我第一次在海底生活的年份。1970年7月20日，正好是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巴斯·奥德林登上月球的一年之后，我结束了人生第一次为期两周的海底观察员生活，美属维尔京群岛当时依然有茂盛的珊瑚。我当时正在参加一项为期两年的项目——Tektite计划I和计划II，项目由包括NASA在内的多个美国政府机构所赞助。在我成功申请成为国家第一批“深水潜水科学家”的时候，太空站还没问世。当时美国没有女性宇航员可以上天，而且女性也被认为是不适合当深水潜水员的。

当我申请加入Tektite实验室，组成一支四男一女的队伍时，引起了极大的恐慌。项目负责人杰姆·米勒（Jim Miller）解释说：“我们并没有想过会有女性提出申请，的确有一些人申请了，而且条件和男性申请者一样好。我们不知道应该如何处 理。”

即使在1960年代，男人和女人也可以一起搭乘飞机、轮船和长途火车——这通常意味着男女需要共用一个卫生间。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女性参议员、外科医生、飞行员、大学校长还有大型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但是美国政府依然对让男女科学家在海底生活共同生活两周这个想法有诸多顾虑，在那两周里，大家需要共用一个卧室，一个浴室，而且会有摄像机将每天24小时发生的事情全部拍摄下来。

最终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建立一支全部是女性的队伍，杰姆·米勒对这个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说：“一半的鱼是雌性，一半的海豚和鲸鱼也是雌性。我想我们应该能接受有几名女性深水潜水员吧。”不管接受我的申请背后原因是什么，我后来被任命为这次任务的负责人，带领四名科学家和一名工程师进行为期两周的研究项目，在海底五十英尺处体验烹饪、进食、睡觉、用干净的水洗澡以及使用显微镜的感觉，我们的工作地点是一个像活动房屋一样舒适的实验室。神奇的是，我们还可以离开实验室，在海里花上几个小时进行探索和研究，通过双重的氧气罐或者换气器进行呼吸，类似太空漫步的宇航员用的装置。

在参加Tektite计划之前，我的潜水日记里面已经记录了超过一千个小时使用水肺和小潜艇的经历，但这是我第一次可以将看见的每一条鱼、每一个海绵、每一丛珊瑚甚至每一只虾都当做独特的个体来看待，它们就像是猫和狗一样，每一只都有自己独有的特色。我可以分辨出住在我们实验室附近的每一只灰色的天使鱼，我知道哪一只鹦嘴鱼会在什么时候在哪里睡觉，我也能通过某些奇怪独特的举动认出不同的梭鱼。在这个我日夜探索的复杂而富有生机的生态系统里，每一个生物都有专属于自己的位置。

就像纽约、伦敦和新加坡这些城市一样，系统要维持自身运转可不仅仅需要建筑物。这片礁石有自己的垃圾收集工——海参，螃蟹，绯鲵鲣等。清洁鱼和小虾可以提供至关重要的“医疗”服务，它们可以清理寄生虫，以及非常巧妙地将坏死组织从伤口移除。捕食者和猎物之间存在健康的张力，鲨鱼、石斑鱼、鲷鱼以及其他位于食物链顶端的食肉鱼类从上至下地保证了这条食物链的稳定性——除非它们自己也被上一级的鱼类当做零嘴吃掉了。

除了斯克里普斯海洋学研究所的两名在读博士生安·赫尔利（Ann Hurley）和艾琳娜·兹曼特（Alina Szmant）之外，这支女子队伍里面谁也没有进行海底实验的经验。队伍里的其他成员包括海洋学家雷娜特·特鲁（Renate True）和我，我们都是生物学家，还有特拉华大学的工程学学生玛格丽特·卢卡斯（Margaret Lucas）。许多人以为我们会相处不来，或者难以适应海底的压力（约为海平面的压力的2.5倍）。事实上，我们很快就熟悉了起来，而且我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将海洋当做实验室的独一无二的机会。与这个项目的其他队伍相比，我们的队伍呆在水底的时间最长，我们熟练掌握了最新研发的呼吸器系统，所以可以潜水六个小时而有足够的氧气。

后来我们才知道，是我们的成功让NASA开始接受女性作为成熟的宇航员，虽然这并不是Tektite项目的目的，但这一结果也让我们非常高兴。乔治·邦德（George Bond）船长是六十年代首先提出在水底生活这一概念的先锋，他个性很温暖，但就是态度有点生硬。他很直白地承认自己当初也是反对我参加这个项目的人之一，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而是因为我是三个小孩的妈妈。“但是有些深水潜水员也是父亲呀！”我很生气。“我知道，但是这不一样。在海底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但是没有人会希望自己失去母亲。”他的这一态度简直无法用逻辑来解释。

深水潜水员常常会被与光荣的宇航员联系在一起，但是在1970年，十个深水潜水员小组（其中九个是男性小组）这种荣耀却被罩上了一层阴影，因为有的媒体开始将目光聚焦于“海底丽人”、“海底娇娃”，甚至还有的八卦小报会用“海底俏娇娃”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深水潜水员（我们开玩笑说很想知道如果宇航员们被报纸头条称为“太空壮汉”的话他们会有什么反应）。作为女子小组的组长，我需要在国会发言，与理查德·J. 戴利（Richard J. Daley）市长一起在芝加哥的州街上，开着一辆豪华轿车举行一场盛大的游行，还要在几百个不同的场合作为这个项目的发言人进行演讲——作为一个科学家要向公众演讲真是非常严峻的考验。过去我所做的科学研究最多只能得到人们漫不经心的几句关心。但现在，数以百万计的人想要知道生活在海底是什么样子。

每当被问到“你在海底会用唇膏吗？你用吹风机吗？”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很高兴地将答案引到更有价值的方向——海洋是我们最主要的氧气来源；珊瑚礁、红树和湿地都是很重要的防风缓冲带；鱼、小虾、龙虾和螃蟹除了能够与柠檬片一起畅游于餐盘，并且让我们饕餮一番之外，让它们生龙活虎地在海里畅游应该是更值得高兴的事情。

有时候我会跟年轻的女性说我是从另一个星球来的，因为我前半生所经历的一切与现在这个社会实在是大相径庭，现在这个国家以及整个世界都对女性的角色抱以更开放的态度。与社会变化同时发生的还有科技上史无前例的进步，知识的增长与传播都得到了推动。过去五十年，甚至三十年里人们对海洋新增的了解或许比之前历史上所有的了解还要多。

1961年，肯尼迪总统提到，“我们对海洋的了解正在起步……（这一了解）不仅仅是出于好奇。我们的生存问题或许就维系于此。”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多方的投入将人们对于海洋的认知永远地改变了，我们认识到海洋对于气候、天气、地球化学，以及我们的“生存问题”而言都有重要作用。

直到1970年代后期，人们才知道深海中会有带着矿物质、微生物的一股热流从洞口涌出，形成复杂的生物群，包括一个第一次为人所知的能够在没有阳光和光合作用的情况下合成食物的微生物王国。直到1960年才第一次有人成功抵达海底最深处，两个男人利用Trieste深海潜水器潜入了海底3.6万英尺深的地方（比珠穆朗玛峰的高度还要高），就为了一睹地球最深处——位于马里亚纳海沟的挑战者号深渊——的景象。此后再也没有人重返那个深度，直到2012年3月，加拿大探险家和电影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搭乘着他自己的单人潜水器潜到了同一个地方。

科技的进步让人类登上月球，让机器人抵达火星，同时也让我们可以从遥远处看看我们的地球——一颗有生命力的蓝宝石，身处一个无边无际的宇宙，宇宙中除了地球之外，只有难以靠近难以生存的星球和恒星，地球就像悬挂于一片虚空之中。用手机或iPad或电脑，10岁的小孩都可以使用Google Earth，他们可以将宇宙一直缩小到他们家后院，他们可以飞跃大峡谷，而且从2009年开始，还可以潜入“Google海洋”，在虚拟世界里探索海洋深处。数据收集、连通、评估和交流的新方法可以度量时间带来的变化，可以根据其它物种所不能及的知识储备来预测未来，这些都让我们充满希望，但是我们必须带着适当的警惕来看待这些收获。尽管目前我们的科技已经有了非常大的进步，我们所见到的海洋也不过只占了5%，更不要说做到像探索月球、火星或者木星那样的精确和仔细了。

伟大的生态保护者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在她出版于1951年的《我们周围的海洋》中总结了我们对这颗星球的蓝色部分的了解，她并不知道我们所处的大洲在以极高的速度移动，她也不知道地球上最雄伟的山脉、最幽深的山谷、最广阔的平原以及大部分的生命其实都在海洋里。但她也不喜欢用于战时的科技之爪正潜入从来不曾被鱼钩和渔网侵袭过的深海，寻找、捕捞、出售海洋野生生物，而且规模之大，史无前例。

“最终，人类找到了自己回归海洋的路，”她写道，“但是人类只能遵循海洋母亲的规则。他无法控制或者改变海洋，无法像他在陆地暂居时一样，进行征服与掠夺。”

从1907年到1964年，卡逊终其一生都不知道，也无法知道人类对海洋最重要的发现：海洋并不是大到不能倾倒的。五十年前，无论是往海洋里倾倒，抑或是从海洋里索取，我们都不知道极限在哪里。展望五十年后，目前还能做到的补救也将太迟。我们正身处一个“最佳时间点”，以后再也不会有一个比现在更好的时间，让我们还来得及采取行动，以确保我们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仍有一席之地。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历史上的关键点，未来十年内我们做下的决定将会影响未来一万年的走向。

“如果我能够去任何一个时间，我会选择现在；如果我能去任何地方，我会选择这里，”这是杰克逊·布朗（Jackson Browne）在2010年低声吟唱的一句歌词。为什么是这里？为什么是现在？如果你可以生活在火星，穿越到未来，或者回到几十年、几百年甚至百万年、十亿年前，你会选择去其他时空抑或是留在二十一世纪的这里？

有的人会说——除了这儿，哪儿都好！今天的这个世界要么处于战争，要么处于战争的边缘。人类发明的武器简单一击，摧毁的人数就比1800年地球上的总人数还多了。上亿人在忍受贫穷和饥饿。世界经济深陷泥淖。疾病猖獗。维持地球生命的自然系统急剧退化，陆地、大气、海底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地球上的生命之网已经支离破碎，我们的生存之本终将受到威胁。

为什么不去逃往火星？为什么不回到过去或飞向未来？

在本世纪中期之前，一些宇航员可能会在火星建立家园，但是他们需要带上整个生命维持系统。水资源很稀缺，而它是所有生命都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火星上的大气含有95%的二氧化碳，所以对人类是致命的（类似于地球早期的大气组成），平均气温是零下55摄氏度（零下67华氏度）。食物、居所、衣物？最好也带上，而且千万要找到水源。像是在故意作对似的，当有些人竭尽所能地将火星“地球化”时，我们却在倾尽全力将地球“火星化”。在这颗蓝色星球上，人类活动带来了生命的富饶与多样，但同时也让水资源不断减少，二氧化碳不断增加。

地球人想当然地认为世界就是蓝色的，陆地周围的海洋孕育了地球上大部分生命，包含了97%的水，调节气候与天气，稳定气温，制造了大气层大部分的氧气，吸收了大量二氧化碳，让星球处于稳定平衡的状态，地球在这个充满了恶意的宇宙中，是一个友好的存在。

海洋里的微生物光合作用，再加上陆地上数亿年的植物光合作用，创造出对于人类而言正好适宜的大气组成——大约21%的氧气，79%的氮气以及微量气体，包括适量的二氧化碳促进光合作用，持续生产氧气和食物。即使是今天，一种过度繁殖的海洋蓝绿细菌，原绿球藻也为大气贡献了20%的氧气，也就是说我们每呼吸五口空气，就有一口是来自于它们。加上其他的浮游生物、海草、海榄雌、海藻以及其他上千种藻类，海洋有机物干的都是粗活累活，因为它们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和水，生产糖类，来驱动庞大的海底食物链，同时为大气制造氧气。我们呼吸的空气有70%是由海底生物所制造的。

如果你选择回到十亿年前的地球，你会发现这是一个与火星非常相似的星球，除了这里有大量的水之外。绝大多数的生命体都是微生物。没有树，没有花，没有藓，没有蕨，没有蜜蜂，没有蝙蝠，没有鸟——与日后渐渐发展出来的勃勃生机相比，这里就是一片荒芜之地，而所有的有机体都在尽自己的力量，将贫瘠的土地和海洋编织成一张越来越丰富多元的生命织锦。

我梦到过自己能够见到一亿年前的世界，我可以潜进海底，见到许许多多的海星、海胆、海绵、水母、珊瑚、海草、鲨鱼、鲎和虾。那里没有海豚也没有鲸鱼，但是我可以看见和恐龙类似的海洋生物以及大型甲壳纲动物，它们和鲨鱼争当海底的霸主。就想象一个海底的侏罗纪公园吧！

生活在一万年前的地球人即将进入一个反常而对生命有利的全球变暖时期，北半球大量的冰山在消融，海平面在上升，陆地和海洋出现了大量生命，许多都成为了我们以狩猎采集为生的祖先们的盘中餐。在这之前的十万年里，让人类进入繁荣昌盛时期的要素都齐全了，但是气候变化情况却非常严峻，而且社会非常分散。虽然当时人类的智力与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水平相当，但是他们不具备几千个世代所流传下来的知识储备，以支撑社会的快速发展。

当时的人类和现在一样，与许多智慧型动物一起生活。狗、猫、马、倭黑猩猩、黑猩猩、大象、海豚、鲸鱼、鹦鹉、信天翁、章鱼还有一些特别狡猾的虾蛄。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智慧型生命能够通过学习和分享知识，建立起了社会联系，最终形成人类社会这样的文明，让每一代都持续进步。

我的两个朋友南希·诺尔顿（Nancy Knowlton）博士和杰里米·杰克逊（Jeremy Jackson）博士都是倍受尊敬的海洋科学家，被亲切地称为末日博士和忧郁博士。作为敏锐的观察者，他们都见证并且记录了世界海洋生态系统的迅速急剧的退化。无论我们现在做出什么努力，有一些曾经非常常见的物种也很快就会灭绝。因为近年来陆地上的污染，海岸地区出现了数百个“死亡之地”。塑料垃圾在海上形成了巨大的“垃圾场”，有的还沉到了海底，有的被成列地冲到岸边，这些都将成为永远的证据，控诉着我们的草率妄为。

让我们失去信心的理由可以有很多。但是好消息是，还有一半的珊瑚礁依然保存完好。百分之十的鲨鱼、旗鱼、蓝鳍金枪鱼、鲶鱼、甲鱼、大比目鱼和野生大马哈鱼都还在海里游着。最棒的是，现在人们广泛接受了一个观点，认识到了保护自然并不是奢侈的事情。相反，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就人类的所有繁荣而言，自然都是关键所在。我们或许是这个星球最可怕的噩梦，但我们同时也是它最大的希望。

2012年1月，我在太平洋中央的中途岛上，坐在一只六十一岁的黑背信天翁旁边，她用柔软洁白的羽毛温暖着她新生的蛋，那是一颗小小的椭圆形的希望，安稳地躺在一小片草地上。艺术家怀兰德（Wyland），科学家兼摄影师苏珊·米德尔顿（Susan Middleton）和我当时正在与美国公园管理局以及美国野生动物管理局的官员合作记录这块土地以及周边海域的生态状况，这部分海域位于小布什总统在2006年认定的14万平方英里的帕帕哈瑙莫夸基亚国家海洋保护区之中。这只信天翁名叫“智慧”，当我们静悄悄地向她走去以示尊敬时，她完全不为所动。她在过去的六十年中所需要经历的危险让我非常震惊，而且在生命的最初十几年里，她还没有找到自己一生的伴侣。她学会了飞越几千英里，只为找到足够多的小鱼和乌贼来维持生命，然后每过几年，她就会回到这个小小的岛上，找到这小小一片草地，而旁边总会有一只贪婪饥饿的鸟在对她虎视眈眈。

就跟我们这些根植二十世纪却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一样，“智慧”也见证了史无前例的变革年代。泛滥的塑料残渣，让大量海鸟丧命的长达几千英里的漂网和长绳，海中天上交通所带来的噪音和气味，她在海上翱翔时见到的这些或许会让她感到很困惑。她或许能意识到这个世界在她的一生中已经改变了太多，让人恐惧，但她不知道原因，而且就算她知道，她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而我们知道原因，我们也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来让自己继续在这个自然系统存活下去。

与自然和平共处是关键。

在二十世纪早期，罗斯福总统发起了一项运动，保护自然区、水域、景区以及国家公园这样的历史文化景点——肯·伯恩斯（Ken Burns）将这一想法称为“美国有史以来最棒的想法”。其他国家纷纷效仿，几乎所有国家都采取了这一想法，所以类似的运动涵盖了地球大约14%的土地，虽然目前只有不到2%的海洋受到了保护，但是这一情况很快会得到改变。

过去，海洋不需要特别的政策来保护自己不受人类活动的危害。极地区域以及深海因为人类难以抵达而得到了保护，而在海上若想重回某个地点似乎也只能在文学作品中做到，直到最近的科学技术才让精准定位得到实现。天气预报，关于洋流、潮汐、气温的知识，以及先进的通讯技术让整个海洋都变得比以往安全许多，无论是在航运、捕捞、采矿、寻找救援失踪船只，还是更多其他的方面。如探索外太空一般复杂先进的技术现在被用来开采大海中的油、气、矿物质以及海洋生物。同样在发生改变的是海洋管理的政策。历史上看，物权归属和边界界定，以及由此而来的保护问题，在陆地上的处理要比在海上容易。在二十世纪，国家宣布的海域管辖范围仅仅是海岸线以外的三海里——这是十七世纪的大炮射程。荷兰法理学家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在1609年明确了“公海自由”这一被广泛接受的概念，国际海域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海里的鱼、矿物以及其他资产都供所有国家平等使用。即使到了今天，地球将近一半的面积——“公海”——都被当做是不受监管的全球公用领域，所有人都可以使用，但却没有人保护。

近年来，因捕捞权而引起的军事纠纷与争端还有其他关于国家利益的问题已经催生了许多国际条例与政策，包括建立专属经济区，专属经济区是指起领海之外200海里的一个区域。这个概念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时开始得到重视，在1982年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一部分正式生效。尽管到了2012年，美国依然是唯一没有签署这一共约的西方工业国家，但美国表示尊重专属经济区的规定。美国的陆地领土面积为350万平方英里，但是专属经济区却超过了700万平方英里，这个面积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大，让国家面积翻了一倍。因为法国在全球拥有许多岛屿的管辖权，所以算上海域之后，法国屈居美国之后，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国家。而澳大利亚作为一个被海洋包围的国家，海中的领土面积是大于陆上领土的。

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建立了大堡礁海洋公园管理局，美国建立了“莫尼特”号沉没地海洋保护区，这是全世界五千多个海洋保护区中的第一个建立起来的。其中许多都是小型保护区，在全球用于保护海洋生物的1%水域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这么小的数字也清晰地让我们知道这样的保护力度并不足以支撑海洋继续“免费”提供给我们的各种重要功能——那些我们在此之前认为理所应当会存在的基本生命维持功能。

2009年，我被授予了TED奖，奖金十万美元，同时我许下了一个足以“改变世界”的宏愿——“我希望你们做一切能够做到的——电影！探险！网络！新的潜水器！呼吁公众支持海洋保护区的全球网络‘Hope Spots’，要让公众的支持大到足以拯救和恢复海洋的原貌，海洋是这颗星球的蓝色心脏。但是多大算足够大呢？有人说10%，有人说30%，你来决定：你愿意保护你的心脏的百分之几？无论你的数字是多少，1%是不够的。”

2012年6月举行的里约20峰会有170名领导人参与，海洋议题占了会议很大一部分，其中最紧迫的话题之一就是制定处理“公海”管辖的流程，时间定为两年。“没有人——同时也意味着所有人——拥有公海，”Terra-Mar项目的创始人吉斯莱娜·麦克斯威尔（Ghislaine Maxewell）说。她鼓励人们在Terra-Mar的网站上注册称为虚拟公民，然后代表半个地球发出集体的声音。几十名科学家共同合作，在2012年夏天发表了《海洋健康指数》，逐个国家地测量监控了世界上所有海岸水域的情况。对渔业、旅游业、生物多样性、碳储量和经济情况等项目进行评估，分数由0至100不等。排名最低的是塞拉利昂（36分）；最高的是贾维斯岛（86分），这个国家位于太平洋偏远岛屿海洋国家保护区。全球得分为60，这个分数仍能给人以希望，但也同时表明了做出改变的紧迫 性。

自我在2009年的TED大会上许下宏愿以来，有一些国家在加强海洋保护方面展现了突出的领导能力。2006年两位总统的举动定下了基调：乔治·W·布什将西北夏威夷群岛和西太平洋中的大片海域认定为保护区；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共和国总统艾诺特·汤（Anote Tong）在2006年宣布了保护计划，2008年在全国38个赤道环状珊瑚礁和岛屿周围建立了15.8万平方英里的海洋保护区，另一个岛国，英国，在2010年也紧随其后，建立了目前世界上受到完全保护的最大海洋保护区：印度洋中查戈斯群岛周围22.6万平方英里的海域。澳大利亚将很快超越英国的记录，该国最近宣布了一项计划，要建立一个海洋保护区网络，覆盖全国三分之一的领海，这一区域包括珊瑚海和大堡礁交界的38.6万英里海域。新喀里多尼亚也宣布将会建立一个与半个印度面积相当的海洋公园——超过50万平方英里的海 域。

小的岛国——斐济、帕劳群岛、马绍尔群岛、吉尔伯特群岛、马尔代夫、塞舌尔、巴哈马群岛、多米尼加、多米尼加共和国还有许多其他国家——突然成为了“大海洋国家”，在海洋管理政治领域中有了重要的声音。有的国家与日本结盟，支持继续捕鲸，还有许多国家会出售捕鱼和采矿的执照以获得现金或者经济援助。但是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保护海洋会比传统的剥削带来更大更持久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2012年的8月底，16个太平洋岛国的领导人相聚于库克群岛，参加第43次年度会议，讨论各国共同关心的议题，包括海平面上升，捕鱼量下降，对进口化石燃料以及旅游收入越来越大的依赖问题等。库克群岛人口总数为两万，生活于15座岛屿上，全国领土面积加起来只比华盛顿特区大一点。然而他们的领海面积却超过100万平方英里。在8月底，这个国家极具魅力的总理亨利·普纳（Henry Puna）宣布建立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公园：42.4万平方英里，包围了南库克群岛的大部分区域，比法国和德国还要大。他说，“这个海洋公园将会提供必要的框架，通过平衡旅游、捕捞和深海采矿等经济利益以及保护海洋核心生物多样性，来促进可持续发展。库克群岛的这一贡献不仅是为了本国人民的福祉，也是为了全人类。”

在岛国领导人会面之前，我陪一小组来自国际保护组织（CI）的人在Aitutaki附近潜了几天水，Aitutaki是库克群岛的其中一个像宝石一样的珊瑚礁。我们总是碰到同一条拿破仑隆头鱼，这让我们感到很兴奋，那是一条花纹非常漂亮的鱼，体型就像我在佛罗里达礁群发现的那条常常观察我的大石斑鱼一样大。拿破仑隆头鱼又叫苏眉，是在亚洲广受欢迎的一道美食（尤其是它们厚厚的嘴唇），也正因为此，这个曾经非常常见的物种已经变得稀缺。我们很开心见到了一条鲨鱼，但同时又很难过，因为只见到了一条，而在那片海域，我们理应见到成百条的。我的潜水伙伴是格雷斯·斯通（Greg Stone），他是CI海洋项目的负责人，也是海洋政策战略家，他和汤总统、普纳总理以及其他的岛国领导人合作非常紧密，希望培养一个更宽广的视野，打造一个完整的“海洋体”，这需要所有岛国通力合作，支持保护共有海洋资产的措施。鲨鱼和其他大型鱼类数量之少也很好地说明了珊瑚礁生产力的低下。“健康的珊瑚礁需要鲨鱼，鲨鱼也需要健康的珊瑚礁，”格雷斯说，“两者都是有生命的时候更有价值。”

将陆地和海洋这样的“自然资本”与人类繁荣和生命本身联系起来这一想法来得太迟，所以没有拯救到虎头海牛，加勒比僧海豹，大海雀，大西洋的灰鲸；而且可能对于现在濒危的许多物种和生态系统而言也太迟了。但是对于另一些行动并不迟，我们还可以让一些受损的珊瑚礁、海榄雌、湿地得到恢复，还可以让这颗蓝色的星球变得更安全、更健康，也更有复原力。我们是幸运的，我们是地球的居民，这是宇宙中最好的地方，我们身处现在，这是最佳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