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资本》与中国

《21世纪资本》与中国

文／万海远

从2013年8月的法文原著和2014年3月的英文版出版以来，托马斯·匹克迪新书《21世纪资本》已有20多个语种的版权被迅速买断，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与争议。同样广为争论的，还有他的学术倾向：一方面，很多人把他归为右派经济学家——他过往的生活与学术轨迹上受到的都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专业训练，而本书通篇在右派主导的经济学框架下，使用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方法，甚至所有的逻辑思维方式都是在市场经济的范式下做出来的。另一方面，更多的人认为研究、谈论和渲染贫富差距话题的人，似乎都应该归为左翼分子，特别是他坚定地认为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会使得资本主义民主体制无法运转，同时主张政府通过强制没收财产或惩罚富人的方式来强力调节贫富差距。

我无意为匹克迪反驳，也无意在左派和右派经济学的道路上进行争辩。但通过与匹克迪的接触，我深觉他作为一个接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经济学家的良好学术素养。2011年3月在巴黎举行的财产差距与公共政策的讨论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他，后来又在2013年10月18日在香港举行的《财富分配与机会公平》的研讨会上再次相遇。会上他对这本书的法文版以“长期不平等与资本主义”为题做了非常完整而清晰的介绍，同时他对我关于中国财产差距演变的论文也表示了浓厚兴趣，由此我们也讨论了这个在恰当时间出现的恰当主题——贫富差距的新变化。

目前全球主要国家的贫富差距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这已经引起公众对贫富分化、阶级对立和社会动荡的担忧。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权利也有利益的争夺，有感性也有理性的判断，有政治也有市场的各种考量等等。在这样一项由小涉大的博弈中，我们不妨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视角来审视一番。

20世纪初期，很多激进的左翼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经济充分实行个人私有制，会侵蚀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所以，很多社会主义国家都把资本主义作为洪水猛兽，拒绝引入市场经济制度，也不承认贫富差距的存在。然而，自中国1980年代开始探讨社会主义体系下的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它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私有产权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相比于现当代资本主义的充分自由竞争和市场放任，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下的市场经济制度，一方面充分发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而另一方面又能把政府调节市场的优势充分利用起来。

匹克迪在分析资本主义世界300年的历史进程后，惊人地发现贫富差距水平在持续提高，除非对资本的保有征收高达80%的惩罚性税收，资本主义世界已经无力对此做出任何回应。但是，这个药方连他自己也无法信服，因为资本主义的财富精英们宁愿看到这个系统走向自我崩溃，也不愿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做出巨大牺牲。他略带悲观地认为，除非仿效中国和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对资本流动进行有效管控，强力调节资本的无序流动，从而严防投机性资本获得不合理的资本回报，否则资本主义除了自寻黑暗的制度深渊之外，就不会有更好的制度选择了。

纵观全球贫富差距历史和现状，除了极偶然因为二次战争、饥荒而摧毁社会的资本基础外，资本回报率始终稳定地高于经济增长率和劳动回报率，由此可以推论资本拥有者的资本收入比会越来越高，从而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到最后穷人只能获得极少的财富份额。事实上，匹克迪在对资本收入比的几百年数据的分析中，也确实发现资本的回报要长期地高于劳动产出，从而导致近年来的财富集聚迅速增长。他认为资本主义难以逃脱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的悲剧事实，会造成日益严重的社会阶层固化。

然而，我们在分析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数据时，却发现资本劳动比和资本收入比不但在短期波动很大，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都能远远偏离均衡水平。比如，从古巴的股票市场数据中可以发现，富人的收入不仅暴涨，而且越来越源于资本市场，古巴富人的收入中有40%来自于资本市场；同样，在中国的富人中，有接近80%的收入来源是房产。特别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一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如中国和越南）不得不采取了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以至于乐此不疲地采用量化宽松策略，从而导致资本价格的飞速扩张，资本的回报比率也快速上升。

看来，资本主义的这些问题同样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中，尤其是在采用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这不仅颠覆了传统宏观经济学的根本假设，而且也对微观经济学的立论基础产生了冲击。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需要重建，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也同样需要进行调整，从而更好地对现实进行解释。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放开了对资本的管制之后，资本的活力得以充分保存和展现，从而资本的贪婪和限制性缺乏等特点再次迸发。因为缺乏财富再分配的强力调节政策，再一次导致了新时代下的财富畸形分配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收入代际流动性也再次固化。平均来看，中国上一代遗产占当期财产总量的比率从1990年代的5%上升到当前的8%左右，直逼19世纪中期最高的15%。这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财富代际传递问题也非常严重，当代的财产构成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上一代的继承所得，而不是通过劳动、才能和努力正常获得。富二代问题日益成为社会普遍存在的事实，穷人也日益缺乏社会上升的通道。如果一个社会的常态是持续稳定的世袭传承，最终会导致社会主义体制根本无法正常运转。所以，一个显而易见的政策启示就是从遗产税、不动产转让税、赠与税等角度对社会的财富进行强力调节，严防下一代不劳而获就能轻松地成为社会财富精英。这对当下中国出台遗产赠与税、房产税等政策提出了急切呼声。

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存量和机会不平等，匹克迪认为资本主义无法从恶性循环的漩涡中逃出，从而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力量强制再分配社会中的财富水平。但是，他的药方——对异常集聚的财富水平征收高达80%以上的财富保有税，从而使得资本和劳动的回报率保持一个稳态平衡——过于激烈，连他自己也承认，如此彻底激进的累进财富税，会招致所有富人的强烈反对，而且也伤害了政府既得利益者的长期利益。

但是，匹克迪式的思维方式倒是可以给我们以启发，即在初次分配领域即需对资本所得进行调节，比如对资本保有征收一定的累进税，对资本的增值部分征收一定的税收等。另外，匹克迪过于专注于分配公平，而忽略了社会财富的整体积累，比如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基础上，也可以充分保证最贫困人群的福利得到最大化。因此，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我们可以在尽可能优先保障穷人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同时，提高穷人的收入份额，并且采取更加积极化的做法，包括对公司利润的再分配改革、提高工人分享企业利润比率的基本制度等，这些都可以从根本上约束资本的过度贪婪性，从而有效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

资本天然的贪婪性和流动性造就了资本产出比的不断提升，特别是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大背景下，资本回报率的变化不仅不会呈现边际递减的趋势，甚至有可能持续提高，这是构成匹克迪对资本主义未来悲观预期的最根本原因。然而，从近年来的事实来看，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本产出率确实呈下降趋势，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距水平却没有显著增加。这表明，虽然经济的初次分配在恶化，但由于政策调节后的再分配效果却有显著改善。从这个角度来说，市场是导致资本主义分配恶化的根本原因，但并非没有政策干预与调节的空间，尤其是中国具备了大政府强力调节收入分配的一切条件。

另外，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资本管制的制度，从而为缩小资本的流动性提供了根本可能。特别是，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后苏联（俄罗斯）虽然极力放开各种国际贸易的政策壁垒，但是始终坚守资本的基本管制原则，资本账户的自由流动从来没有也根本不可能得到彻底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