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杂草焦虑症

文/贝小戎　摄影/李振华 | By Bei Xiaorong　Photography by Li Zhenhua

“如今的我们只知道归罪杂草，而不再归罪于我们自己。”

我母校的校园里有一条河，名叫丽娃河。这条河的名字很有诗意，还为校园带来了一些灵动的气息。但扫兴的是，每天夏天河里都会长满一种叫水葫芦的杂草。这种植物本来挺有观赏性，叶片颜色翠绿，还开着紫色的花，但由于繁殖能力太强，水中的其他动植物都得不到充分的空气与食物，所以经常有工人站在船上费力地清理它们。

英国博物学作家理查德·梅比在《杂草的故事》中说，存在着一个杂草悖论：“除草反而会刺激杂草生长。”还有一个更基础的悖论是，杂草其实是人类给自己制造的麻烦。“杂草有一个共同点：哪里有人类，它们就在哪里欣欣向荣。我们砍伐森林，我们耕种，我们丢弃富含营养成分的垃圾——无论我们对脚下的土地做什么，它们总会跑来添情增趣。它们利用了我们搅乱世界、打破所有常规的时机。如今世界上杂草最繁盛的地方正是那些除草最卖力的地方。”

为了除掉杂草，人类想出了各种办法。中世纪的农民们希望诅咒和辱骂能管用，那时，田野毛茛被称为“魔鬼的车轮”、“魔鬼的马梳”，颠茄是“魔鬼的莓果”，金钱薄荷是“魔鬼的烛台”，菟丝子是“魔鬼的网”，百脉根是“魔鬼的手指”，天仙子——“魔鬼之眼”，荨麻——“魔鬼之叶”，蒲公英——“魔鬼的奶桶”（因为这种植物会分泌白色乳液），卷茎蓼——“魔鬼的绳索”，虞美人——“魔鬼之舌”。

杂草除不尽的一个原因是，就像病毒一样，它们也会进化。用镰刀收割，会使那些种子高度跟麦穗高度相同的杂草保留下来。用筛子筛选谷物，对那些种子大小跟作物相近的杂草有利。对作物的模仿是杂草古老的法宝。

高科技的化学除草剂只是选择性地把不想要的植物从想要的植物中去除，正如锄头会给那些根系深且可以从断根中重生的杂草个体带来优势，化学性除草剂也会积极推动那些生化系统独特、对毒药免疫的杂草植株进一步演化。1990年，在美国华盛顿，千里光中有一批对除草剂出现了抗性。20年后，又有50个物种对大量除草剂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抗性。

杂草的一些特点造就了它们极其顽强的生命力。首先，杂草的种子产出量通常十分丰富。一棵毛蕊花或小蓬草能释放出40多万粒种子。杂草的种子演化出了不同的结构，以保证自己能在新的领地广泛地传播。它们可能自备钩、刺、针、翅、毛，以便粘在过往动物的身上。还有的种子具有胶，胶遇水后黏度会更高，这样能更好地粘在鸟类的脚爪上。

梅比说：“大部分杂草最有利、最能傲视其他植物的生存武器是‘时间’。它们要么生长迅速，要么能耐得住等待。”风滚草的种子能在36分钟内萌发。千里光从播种到开花再到播种，整个生命周期只需6周。种子还能休眠很长时间，酸模的种子历经60年依旧可以萌芽。从一处有着1700年历史的考古遗址中挖出的藜的种子，也能破土发芽。休眠是一种保险措施，就像人们把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一样。为了对付复杂多变的环境，最佳的生存策略是保留一部分种子先不发芽，让它们等个两年、3年、30年甚至300年，以防恶劣的地面环境长期未能改善，或是第一代幼苗全部阵亡。据估计，在化学除草剂出现以前，一英亩农田中可能含有1亿粒休眠的种子。休耕、除草甚至土地被短暂地征做它用，都完全干扰不到这些种子。等到下一次耕种的时候，无数伺机而动的种子会瞅准机会，发芽、开花、结果。

杂草肆虐之下，几乎任何地方都无法幸免于难。法国洛特的勒弗村一向以忠于法国传统文化为自我定位。这里的房子以当地石板为盖，以栗树的木材为框架。周围的树木都是循古法种植保养的当地树种。但走在那里的羊肠小道上，犹如身处国际植物园中。墙上和路边是已经适应当地环境的来自俄罗斯的小花凤仙花、来自智利的倒挂金钟、来自中国的醉鱼草、来自喜马拉雅山脉的喜马拉雅凤仙花等。

在纽约，只要城市维护人员几个月不管，街道就会变成一大片生机勃勃的臭椿林。臭椿带有翅膀的种子会嵌入人行道裂缝，跑进地铁隧道。它们发芽和生长的速度都很快，它们的英文名直译过来为“中国的天堂树”，这并不是指它们具有什么天堂般美好的品质（它的花朵很难闻），而是指它幼苗的生长速度快到仿佛一飞冲天。在底特律，废弃的工厂和工人遗弃的住宅逐渐被大自然占领。草原杂草占据了停车场和废弃的高速公路。葛藤等野生藤类向墙上攀爬。360平方公里的内城有104平方公里已经被野生植物占领。

到20世纪，人们的“杂草焦虑症”变得更为严重，因为杂草会跟着人们的脚步迁移到世界各地，变身为入侵物种。“如今遍布全球的杂草小蓬草是17世纪时藏在一只从北美洲进口的鸟的肚子里抵达欧洲的。新西兰芒刺果挂在进口羊毛上，从太平洋到了欧洲。杂草的传播途径还包括宠物食品商店的垃圾、被丢弃的压舱石和吃完扔掉的亚洲外卖。蔓柳穿鱼原产于欧洲南部的山地，17世纪时，它的种子被包进了一些从意大利进口到牛津的大理石雕塑的包装箱中，自此翻出围栏奔向了更广阔的世界。”

休斯敦市规定，任何房地产所辖土地内，倘若覆盖或部分覆盖有杂草、灌木丛即为违法，任何高度超过9英寸（约23厘米）的非人工种植的植物都是杂草。

梅比提出，我们不能一味地把杂草视为敌人，“如今的我们只知道归罪于杂草，而不再归罪于我们自己。”在历史上，杂草发挥过许多积极的作用。“杂草寻常易得，熟悉好认，无论家里有什么需求，它们永远是手边最便利的选择。杂草是最早的蔬菜，是最古老的药材，是最先使用的染料。杂草总让我们头疼，但它们的存在也许有生态学上的意义。它们在这星球上的生存时间之久、境遇之成功，表明从进化的角度来说它们是高度适应地球环境的，它们为自己争得了一席之地。当然，它们的这种成功并无什么目的性，即便有，也不太可能是专门来破坏我们的宏伟大计。跟所有其他生物一样，它们只是为了生存而生存。”

杂草并不是寄生虫，因为即便没有了人类它们一样可以生存。杂草最为人熟知也是最简单的定义是“出现在错误地点的植物”，它们长在了你本希望长出其他植物或者根本不希望长出植物的地方。但正确地点是相对的。以梣树为例，对它们而言这世界上最正确的地点莫过于它们生活的温带树林了。一旦梣树跟其他有经济价值的树木长在一起，它们蓬勃的生命力会影响护林人的收成，护林人就会把它们视为杂树。爱默生把杂草定义为优点还未被发现的植物，这个定义既慷慨又友善，暗示那些已被定罪的植物还有翻身的可能。

一种植物是不是杂草并非绝对的，而是多变的。一个地方的观赏性植物到了另一个地方就成了可怕的入侵物种。几个世纪前还是粮食或药物的植物，现在却可能从云端跌入谷底，变成森林中的不速之客。藜最初长在海岸边，后来成了新石器时代农夫常用的堆肥原料，只因为它的种子油分很足，人们选择了种植它。再后来，由于人们口味的转变，它成了遭人厌嫌的有害植物，因为它会妨碍甜菜的生长，直到成为现代饲料之后，它才有挽回了一点地位。

梅比写道：“杂草为废弃宅院装点绿意。它们顶替那些被人类逼至濒危的脆弱植物，顽强地生长着。它们愿意在最恶劣的环境中扎根，为那些被夺去生机的地方细腻无声地注入自然的气息。它们追随人类的足迹，依赖人类才能生存，但却固执地不肯按人类的规则出牌，离经叛道，这正是野性的真谛。”

他提出，对待杂草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正确的理解和适当的妥协比清除它们更有利于我们。”杂草能填补大地的空白空间，修复被山体滑坡、洪水和森林大火自然破坏的植被，以及如今被侵略性农耕和严重污染摧残的植被。在修复的过程中，它们稳固了土壤，保持了水分，为其他植物提供了庇护。“倘若一万年前农耕刚刚出现的时候人们成功除掉了杂草，那么农业就会成为迅速消亡的传说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