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使人活

雷立柏一直说自己追求的是用拉丁语搭建一架沟通古今、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但我想，他同样梦想着一座在东西方世界通行无碍的汉语桥梁，他的自我流放之地，应该是整个世界。

文／俞力莎

几年前，雷立柏订做了十几件一模一样、黑底白字的文化衫，凡遇到要给学生上课或是有陌生访客的情况，必定会穿一件在身上。文化衫上五行代表abc的字母，依次是：最古老的埃及象形文字；公元前 1400 年由楔形文字发展而来的乌加里特字母；公元前 1000 年左右的古希伯来字母；古希腊字母，约公元前 800 年；拉丁字母，约公元前 400 年。最下面一行是汉字——精神使人活。

雷立柏翻出一本希腊语、拉丁语、英语和汉语四文对照的《圣经·新约》，指给我看这句话的出处：“Littera enim occidit, Spiritus autem vivificat. 文字使人死，精神使人活。”在他看来，文字是一个不得已而使用的工具，它们只是一个沟通思想的载体。他准备了“为什么中国学生应该学习拉丁语”的十大论点，一一列举，但反复强调的其实是一点，阅读经典。“西方文化建立在某些‘经典著作’的基础之上，主要由拉丁语和希腊语撰写的古代经典曾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和作者，影响了西方文学和哲学的发展。所有的中国学生都应该稍微了解那些最有影响的作者的贡献，即西塞罗、维吉尔、塞涅加、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纳、彼特拉克、伊拉斯谟……”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只了解西方的“反”的传统——1789年法国革命以后包括弗洛伊德、尼采、马克思等许多的主义，而没有了解西方的“正”的传统——古典和中世纪的“正统”。雷立柏希望能通过教授古典语言来向中国人介绍更多西方的“正”的传统。

反过来说，阅读经典，也是雷立柏当初学习汉语的原动力。

1988年的秋天，20岁的奥地利青年Leopold Leeb进入台北辅仁大学学习中国哲学。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在高中时代就已经学习过英语、拉丁语和古希腊语。虽然此前对汉语一无所知，但当时的他却一心认为，汉语是一种“永恒不变的、神秘的、能够给我一些重要启迪的语言”；汉语的经典著作与古希腊的经典著作一样提供了某种“神秘的智慧”，而这种智慧也能够暗示某些西方思想或宗教概念。这种奇怪的念头或许是基于一个历史事实：西方关于中国的许多历史文献都是以拉丁文撰写的。

他在辅大留学生中心从学习注音符号和抄写《汉英词典》开始入手，很快就能够阅读带有注音符号与解释的繁体版《道德经》和《论语》了。他惊喜地发现，这些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汉语经典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居然是简明易懂的。他差不多从头到尾抄写过一部上下两卷的《成语辞典》，套用拉丁语的学习经验“牵强附会”地学会了很多汉语成语。拉丁语中也有成语，而且有大量涉及法学、逻辑学和宗教学的内容，因此了解拉丁语成语是掌握欧洲人世界观的重要途径。不过他后来发现，汉语的成语传统与拉丁语的成语传统其实截然不同，比如汉语成语就很少涉及到法律等内容。

1991年至1994年，Leopold Leeb返回奥地利圣加布里埃尔学院继续学习哲学和宗教学，同时仍然坚持每天阅读汉语文献。当时的他没有预料到，20年后的自己会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自嘲：学习汉语曾经使他变成一个“有文化优越感”的人，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待那些“没有文化的人”。1999年，他从北大哲学系获得博士毕业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国。

前两年，他写过一篇《祖国在哪里》的专栏文章，“谈起祖国，我还会想到一个拉丁语格言：Ubi bene, ibi patria.（哪里好，那里就是我的祖国。）这是世界公民（来自古希腊语的komso－polites‘世界的居民’）的思想态度，他到处都会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哪里都可以说：‘这就是我的祖国’。更有意思的是基督宗教传统的说法：这个世界就是一种‘流放之地’，而人应该走向patria caelestis（天上的家乡）。”

20年后，当“奥地利汉学家雷立柏教授”的名字在中国媒体上频频出现，国际古典学界也已经将坚持用汉语写作的Leopold Leeb——这位“从更超越的角度对现世的一切”的“世界公民”——悄然拒之门外。

日本二战后就建立了自己的西洋古典学会、古代哲学研究会等一批研究机构或协会，并且还创办了一本相应的国际性刊物，专门发表关于古代晚期到文艺复兴时期哲学研究的英文论文。但其学术翘楚如研究柏拉图的纳富信留（Noburu Notomi）仍然感慨：“所有的日本学者都毫无例外地阅读和研究用欧洲语言写的著作（一般是英语、德语、法语，还有意大利语，但在另一方面，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学者读了（或试图读）我们用日本语写的关于柏拉图和其他希腊哲学家的研究成果。”而中国的古典西学研究氛围尚不如日本，甚至还没有正式的古典学协会。

在北京与天津的大学内任教的七八位学者，有时候会聚在一起吃吃饭。但雷立柏可以寻找“志同道合的人”的也就是这样一个七八个人的小圈子。前年，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意大利籍教授麦克雷（Michele Ferrero）创立了一个拉丁语言文化中心，来自人大的雷立柏，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杜大伟（Prof. Quentin Dauthier）、北大教授康士林教授（Prof. Nicholas Koss），都受邀担任了中心顾问。这群学者才算有了一个比较正式的组织。但雷立柏仍然在期待着有“更多的交流，更多的沟通”，“要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还不存在的学科，这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是百年大计。”“文化”这个词的拉丁语词根是colere，有“培养；耕种；修饰；敬仰”等意思。雷立柏常常以此告诫学生：真正的文化修养只能是慢慢培养的，它是“长出来的”，绝不可能是“制造出来的”或者“速成的”。

除了偶尔去爬爬香山，雷立柏平时并没有太多其他爱好，因为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写作与教学上。他遵从古罗马百科全书家普林尼的教诲“Nulla dies sine linea”（每天至少写一行），十几年来用五笔字型输入法翻译、编写出了几百万汉字，二十多本书。但令他感到遗憾的一个事实则是，远在奥地利的父母恐怕永远无法阅读自己的著作，无法了解儿子在异国他乡所取得的成就，甚至连他的姐姐都没有在他的说服下学习汉语，反而转向了日语。他在北京孑然一身，他的书就是他的妻儿。

雷立柏认为，汉语学术界的封闭性，原因在于：“一个繁杂的文字体系会阻碍有效的沟通。”他常常在思考现代汉语成为一门重要的世界语言的可能性：“古汉语是一种充满诗意的、模糊的、缺少公认定义的语言，而现代汉语则是一种具有明确定义的语言，是一种很有效的媒介。它能传达技术知识，也能探讨最深邃的哲学思想。这种情况是漫长翻译工作的结晶。”

早先在北大师从汤一介先生时，雷立柏曾听汤老跟他说：“中国本来没有‘宗教’，只有佛教的‘宗’和儒教的‘教’。”他想到，在拉丁语传统中，“religio”这个词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他因此意识到：“现代汉语是一个相当‘年轻’的语言，这个‘新语言’不断利用欧洲古代和现代的概念和比喻来丰富自己。”他一直很想从这个角度来研究汉语的修辞学。

前年，雷立柏出版了一本红皮小书，书名是《拉丁语桥：拉丁语－英语－汉语修辞学词典》（Pons Latinus）。他在序言中写到，拉丁语和汉语之间有很多双方极少意识到的相似性，“部分的相似词语非常奇妙，而且这种相似性暗示着一个事实：一切人——用孔子的话是‘兄弟’（和姐妹），而他们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来自共同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