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里的斯大林博物馆

格鲁吉亚若放在苏联版图里，偏居南高加索山边缘地带。苏联时期，它是独立意识最强的，独联体国家中，又数它对俄罗斯的离心力最大，“西靠”倾向最明显。后来的“颜色革命”，还有为控制南奥赛梯和阿布哈茨与俄罗斯的军事冲突，都是与美国走得很近的前总统萨卡什维利干的。从第比利斯到哥里，一个多小时车程，途径田野与乡村，大巴正向更边缘的地方驶去，那个人口不足5万的小城是斯大林的出生地。我在轻微颠簸的半梦半醒间听到旁边的美国记者抱怨，“为什么不去看看美术馆，教堂，葡萄园什么的，而要去斯大林博物馆？这一天都是政治！”

文／蒲实

我在睡梦中错过了哥里的市政厅。那里其实空空如也，矗立了60年的斯大林铜像和底座在2010年才被移除，外面世界的剧变如此迟缓地波及到小城，到达时已波澜不惊。哥里也有它固步自封的自由：据说从20世纪50年代起，曾三度有人试图在“去斯大林化”的政治浪潮中拆毁这座铜像，哥里市民都拒绝了；如果不是2008年的俄格战争，哥里的容貌就会像电影《再见，列宁》里东德那间79平米小屋中停滞的历史一样，延续苏醒之前母亲的怀旧之梦。在哥里，仍有一些为数不多的虔诚的斯大林主义者会在斯大林生日那天小聚纪念。在更多哥里人心中，斯大林从他们的小城走到欧洲与世界的中心，曾带给他们大国的繁荣与骄傲。在这个除了斯大林的名字，几乎引不起别的想象的小地方，出了这样一位苏联和世界伟人，无论功过，故乡人民最终都给他留有一席之地。历经半个多世纪政治变迁，唯独在这个博物馆，他的雕像仅仅被短暂移除过一段时间，然后又复原了；展览内容也做过修改，但却作为世界上唯一纪念斯大林的博物馆被完整保存下 来。

博物馆在哥里大教堂附近，是一幢黄色外墙的哥特式建筑物，修建于1957年。穿过宽阔的圆拱连廊，走进有繁复装饰的厚重拱门，就是铺着红地毯、宽大得有点空荡荡的入口大厅。这种因恢宏而生的自我渺小感，有时会在步入大教堂时迎面而来，有时会在各种欧洲新古典主义和帝国风格的雄浑建筑里，或者斯大林式磅礴宽广的大道与广场上遭遇，还会在如美国电影《公民凯恩》里的城堡式私人庄园窥到。拱廊沿着红地毯一直延伸到楼梯尽头，阳光在丁字型楼梯的尽头透过蓝色的彩色玻璃窗照射进来，如一束舞台灯光打在尽头处的斯大林白色全身雕像上，使它罩上了些神圣的光晕。雕塑的仪态相当放松，一条腿轻微向外弯曲，一手揣进裤兜里，把军装的一角撩了起来，另一只手则杵着拐杖，微扬着头，向似乎无尽头的远方眺望。同行者里，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埃及来的记者跑上楼，站在斯大林的雕像下合影。世界各地的记者混在一起，这些国家来的记者显得沉默寡言，在发言和社交场合，时常寂静地淹没在欧美人的高谈阔论里。听说那位安静的黎巴嫩裔埃及人私下里透露，他绝对不会和队伍里的以色列人说话。

第一层是馆员办公室、图书馆和研究机构，袖珍纪念品店和售票窗口在右侧。风韵犹存的中年女售货员穿着绿色的苏联红军军装，腰间扎着皮带，穿着长军靴，领口还有两块红布领章。她拒绝拍照。店里陈列着印着斯大林头像的咖啡杯、格鲁吉亚红酒、打火机、铜像，还有他标志性的烟斗——被视为无产阶级身份代表的烟斗，与丘吉尔“资产阶级”的昂贵雪茄鲜明对比。同行的路透社英国记者用俄语跟售货员交谈，买了很多纪念品。苏联解体时他驻莫斯科，好几次在饭桌上被要求回忆那段历史时，他似乎有千言万语，却又觉得这么聊根本聊不清楚，最终只归结为“混乱”两个字，审慎地说出口。另一位美国记者当时也在莫斯科。苏联解体以后，他就混迹在苏联原来的边缘地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车臣等地，描写旧权力塌陷后地缘真空里的武器走私、杀戮与更甚的暴力。

走上楼梯，便是展厅。一位矮胖的中年女人执着教鞭，为我们讲解。她挺有气质，就是有点僵硬，绷着胸和脖子，穿着款式有些陈旧的半截裙和高跟鞋，就像从苏联油画里走下来的劳动妇女，脚步与话音一样有力。当她用教鞭指点墙上的照片，用威严又带着舌音的振颤英语讲解时，我好像回到了小学的课堂里。出生于格鲁吉亚少数民族下层劳动人民家庭的朱加施维里，在社会经济地位上也处于边缘。他做鞋匠的父亲就在现在博物馆馆址所在地租了一间大约15平方英尺的小木屋，斯大林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早期生活。那片贫民居住区已经被拆除，唯独留下斯大林住过的那间，孤零零地被希腊罗马柱如神殿般包起来，再嫁接上庞大的博物馆。展厅有点空旷和陈旧，前面的人生阶段多是黑白照片，直到后面，画作、雕塑与陈列物多了一些，但都是有些单调的静物，更没有体验和互动装置。

斯大林童年多舛，有以酒解愁的父亲和艰辛养家糊口的母亲，常遭父亲毒打。他在8岁那年得了天花，虽然熬过来，但脸上留下了很深的麻子印。父亲在一次酗酒闹事中，被人用刀子捅死（也有说法是在第比利斯孑然死去）。解说员说，斯大林日后回忆起父母时却说，“他们待我很不坏”。这实际上是1931年斯大林对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所说的话。当时路德维希问他，“是什么激起了您的反抗行为？也许是您的父母待您不好”？斯大林很有距离地回答：“不是的。我的父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但是他们待我很不坏。”斯大林尊敬他母亲，曾把她接到克里姆林宫住过一段不长的时间，老太太不习惯与她原来的生活差异太大的生活，就回到格鲁吉亚。从14岁起，斯大林在第比利斯的宗教学校呆了数年。我没有找到对这段宗教学校经历的精彩描述，展览也未详尽呈现。但无独有偶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大权术家——塔列朗、西哀耶斯和富歇，也全都出身于教会学校。斯蒂夫·茨威格曾试图探索约瑟夫·富歇的精神世界，他觉得，“平静、穷酸、无声无息、沉寂高墙内不问世事的清苦僧侣生活”，在他们的性格里留下的是“无与伦比的沉着和自制力”——“沉默的技巧，隐瞒自己思想的艺术，终生控制脸上每一块肌肉，洞悉人性，以平稳沉静的语调说出最恐怖的话语”。

在早期生活的展览里，印象最深的是斯大林投身革命后，曾因武装抢劫银行被逮捕，流放西伯利亚。这段经历在版本诸多的斯大林传记中多有删改，很多仅提到他因反俄国沙皇被流放。在博物馆里，这段经历不仅以西伯利亚的地图和风光来表现，还有宪兵局所照的正面像和侧面像，他们对斯大林身体特征的掌握甚至细致到了“耳朵后面有一颗痣”。展厅里放着一只普通大小的老式行李箱，它曾6次随斯大林流放到西伯利亚、图鲁汉斯克边疆、索利维切戈茨克等地，又随他多次越狱逃跑，其间第一位妻子患肠伤寒死去，留下儿子雅可夫。这口行李箱是一位革命者和武装抢劫者漂泊和牢狱生涯的见证。列宁的照片在这一时期已开始出现，画面中红旗映衬，慷慨演讲，仰视远方，动作充满张力，隐喻呼唤革命。斯大林开始走向克里姆林宫权力中心后，列宁与斯大林时常共同出现在摄影与绘画作品里，象征他们的精神纽带。监狱通常是革命者的大学，斯大林在狱中看了很多书，22岁后写出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等，一些他执笔的俄语印刷物陈列在墙上。但那时的斯大林，还是个孱弱、清瘦、头发浓黑且乱蓬蓬的青年。墙上照片里的他，经历贫困与流放生活的磨砺，对革命充满激情，眼里透着底层边缘人饥渴、野心勃勃、激愤、倔强又迷离的光。他的肖像照还与那时作为政治犯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者并排出现在一起，比如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这些照片中最有温度的一张是他与第二任妻子阿利卢耶娃的合影。1919年，39岁的斯大林与不满18岁的少女阿利卢耶娃结婚。博物馆里照片的背景是繁茂的树叶，两人隔着一定距离，姿态轻松随意地坐着，斯大林露出少见的笑容，军帽也歪歪斜斜地戴着，旁边还有斯大林的老战友，阿利卢耶娃的父亲阿利卢耶夫，他们都是格鲁吉亚人。她逝世时31岁，那天恰好是举国庆祝十月革命15周年的日子，死因一直是个谜。她为斯大林留下女儿斯维特兰娜，她是斯大林疼爱的“公主”，也是他最彻底的“叛徒”，终生都在“去斯大林化”，试图摆脱父亲的阴影，在西方与故乡间辗转往来。

我们一行人就像蜂群，环绕着解说员，蜂拥到她挑选的展品前扎堆。时代在墙上快速流淌过：帝国主义战争，俄国1905年革命，十月革命，布列斯特和约，盟军干涉，高加索、中欧国家的反叛，白军反扑，列宁逝世。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张列宁格勒的全景画。这座沙皇彼得一世建造的都会1914年由圣彼得堡更名为彼得格勒，1924年改为列宁格勒。与19世纪末欧洲大陆和拜占庭君主崇拜一脉相承的沙皇崇拜，试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转向现代，与赋予了神秘意义的“俄罗斯民族”和“人民主权”建立纽带，把有德文倾向的“圣彼得堡”从空间语汇里剔除。但这一转向却瓦解了沙皇自身的合法性，全面动员的世界大战带来了大众参政的时代。1917年二月革命后，沙皇倒下留下的大众崇拜真空，被革命党人的政治和军事领袖迅速填补，孟什维克的克伦斯基，反叛克伦斯基的将军科尔尼洛夫，……都很短命。列宁生前并没有塑造现代政治意义上借助科技与传播手段的大规模个人崇拜，直到1924年他去世，追求“记忆永恒”的各种手段——陵墓，遗体防腐，极具代表性的遗体面部模型，影视、绘画、雕塑、诗歌等宣传“列宁无处不在(Leniniana)”作品，纷纷被命名为“列宁”的城镇、工厂、幼儿园、飞机和船只，才让他的形象（与灵魂）铺天盖地。斯大林的形象这时还未从边缘进入中心，但从1927年斯大林在政治斗争中彻底战胜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后，苏联的视觉艺术就立刻将他塑造为列宁最忠实的信徒和继承者。

随展厅进入斯大林崇拜确立后的时空，刺激视觉的几乎都是他的肖像画、汉白玉胸上雕像和批量生产的12具遗体面部模型，他就是中心。一墙接一墙的肖像画没什么事件性，好像只是为了让人打量人物的衣着与容貌，难以进入它的语境，讲解员步伐也很快。阅读后，这个符号系统才逐渐呈现有点陌生的意义。这一时期的斯大林肖像画有了一撮覆盖上唇的黑胡子，基本都是身着军装和皮革马靴，神情始终波澜不惊，是任何场景静止而沉稳的重力场，始终眺望的眼睛基本没有焦点，不在场的是无限时空的乌托邦未来。这些形象与帝国时期的欧洲政治家表达方式有相似之处，比如德意志第二帝国油画中居于中心地位的俾斯麦，比如照片中的希特勒和斯大林。但事实上，斯大林是哥里人，说话带有浓重的格鲁吉亚口音，进入克里姆林还一直保留着晚宴上祝酒的习惯。他曾对他的保加利亚同僚说，“我不是欧洲人，我是一个俄罗斯化了的格鲁吉亚亚洲人”。但他的东方、亚洲身份在官方艺术品中根本看不出来，二战后的苏联电影里，饰演斯大林的演员都是没有任何口音的俄罗斯人。列宁与斯大林同时出现在画中时（比如同坐长椅上），列宁在左侧，象征开始与女性，斯大林在右侧，象征结束与男性，时间之箭从左指向右。列宁还会以斯大林办公室墙上的挂画的形式，进入到斯大林的人物画里。如果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红场作为背景，常常都以开阔的全景图呈现，是画家心中新世界的中心。

展出的还有很多俄文诗集和各种版本的斯大林传记，我猜测许多是对斯大林的赞美。这一时期的苏联文学作品里，诗人们爱用对自然美景的热爱来比喻对斯大林的热爱，爱把莫斯科描写为中心，想象斯大林就在心脏里工作。在这个努力保存着过去时间的地方，我可以遥想上世纪中叶的苏联人，在完成了生产指标后，作为奖励，从外省来到莫斯科，参观完列宁纪念堂和克里姆林宫，来一趟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之旅。讲解员也许刚修完速成课“参观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方法论详解：苏联艺术中的列宁与斯大林形象”，课程中说，“列宁与斯大林的描绘代表着布尔什维克革命者和社会主义缔造者的最美特质，因此，美术馆之旅有伟大的道德、政治和教育目的”。

接下来的展厅进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斯大林格勒战役，莫斯科保卫战，库尔斯克会战，攻克柏林，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德黑兰会议。历史巨幅照片呈现雅尔塔和德黑兰三巨头并排而坐时，苏联的艺术家在油画作品中已经开始将斯大林有意与西方元首区别开来，把他呈现为画面的中心，他与希特勒、丘吉尔外形最有区分度的、盛放廉价烟草的“无产阶级烟斗”也被艺术家青睐。从1945年开始，苏联的日历也发生了变化。一年的时间被十个与斯大林的形象密切相关的假日所分隔：最神圣和隆重的假日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十月革命纪念日和二战胜利日，第二梯队的是列宁逝世日、苏联红军日和斯大林宪法日，第三梯队则是布尔什维克媒体节，体育文化节和苏联海军、红军、坦克兵的三个节日。

到斯大林70岁的1949年，关于波兰、捷克斯诺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庆贺大寿的社会主义竞争”的报道不断见诸媒体。那时有篇新闻报道以《人民的爱戴：盛放给约瑟夫·斯大林礼物的房间》为题，介绍了斯大林的礼品，总共1398件礼物被分为“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来自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人”和“来自苏联人民”三类展出。很多展品都被保存在了斯大林博物馆里。我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赠送的繁体“万寿无疆”的贺寿锦旗，还有中国农业大学敬献的繁体“寿”字锦旗。当时毛泽东亲赴莫斯科，带来一份从萝卜、白菜到景泰蓝、唐三彩的长长寿礼单，一些大元帅丝织像、景泰法烧蓝茶具、大元帅像陶瓷盘等被陈列在博物馆专柜中。那是毛泽东生平为数不多的一次出国访问，也是“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开始。展品里还有澳大利亚、法国、巴勒斯坦，甚至美国印第安人送来的礼物，荷兰的一家共产主义报纸还送来了一套荷兰木屐。1949年12月21日那天，斯大林与毛泽东、布尔加宁、东德领导人乌布里希特、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以及其他国家来的共产党领导人站在前排，照片上所有人都在鼓掌，包括斯大林本人，背景是一片花海。

走进下一个展厅，讲解员郑重其事地站定，强调说，“现在我们进入了新增的展厅，大清洗”。新内容是2012年增加的。亲西方的萨卡什维利政府试图抹去苏联过去的痕迹，这个纪念场所因而显得不合时宜。2008年俄格战争后，格鲁吉亚的文化部长宣布要把博物馆改造为“俄罗斯侵略博物馆”，还曾在入口处出现过标语，“该博物馆是对历史的捏造，是苏联式的宣传，试图将历史上最血腥的政权合法化”。但哥里市政府否决了改变博物馆内容的提案，仅增加了大清洗的这部分。上世纪30年代，大批人因斯大林清洗真实或想象的政敌而惨遭杀害，1992年俄罗斯官方公布的数字是150万人，而广为流传的数字大约为2000万。1957年所建的这座博物馆跳过了苏联历史上这段最血腥的历史。讲解员说，过去常有外国游人问她，为什么没有古拉格集中营和卡廷惨案。她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我读到过她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她对这类提问感到不解，质疑这些才是扭曲历史。如今，她以不带丝毫感情色彩的方式来对待新变化，语气冷得像从她自己抽离。20世纪20年代，苏联大规模工业化的资金建立在对农村的残酷掠夺上，农业严重倒退，1932年，苏联发生大饥荒。1934年，政治局委员、斯大林的亲密助手基诺夫被暗杀，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为他抬灵柩。随后，政府进行不经核实的一系列公开审判，斯大林声称发现了大阴谋，开始肃反和清洗。照片里有大饥荒中饿死的人的尸骨，有工人群众举手同意处决政治犯，有古拉格政治犯的宿舍，也有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到皮达科夫的照片——这是列宁遗嘱里提到的苏共领导人。照片中还有被枪决的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布柳赫尔三名元帅，苏联第一批元帅有5人，只剩下伏罗西洛夫和布琼尼。这一时期《真理报》的照片和御用艺术家肖像油画喜欢表现斯大林与莫洛托夫、斯大林与伏罗西洛夫并肩站在克里姆林宫。墙上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人物照片。据统计，领导十月革命的第6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2/3被枪决；11大中央委员会的27人有20人被枪决；15大政治局的7人，除斯大林外，6人被枪决或暗杀；第1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成员中，除5人已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9人全部遭枪决；1936－1938年间，苏共有一半党员，约120万人被逮捕；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也是斯大林怀疑和迫害的主要对象。斯大林的格鲁吉亚同乡、秘密警察首脑贝利亚是大清洗计划的主要执行者之一，二战后至斯大林逝世之前，他是苏联实际上的二号人物，这座博物馆就是在他主持下建造的。斯大林时期，格鲁吉亚受到苏联建设资金的诸多泽被，格鲁吉亚人在苏联领导层也调动频繁，尽管斯大林并不信任他们。这时，讲解员的嘴里出现了赫鲁晓夫的名字。1956年，夺得最高权力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大清洗的真相第一次被揭露。

走出博物馆，迎面而来一尊斯大林雕像。2010年，萨卡什维利政府拆除了原来那尊更大的雕像，哥里人很不满，2011年又把雕像放了回去，只是换了尊稍小点的。历史总是关于现在的历史。继承了苏联遗产的俄罗斯是把斯大林视为本民族国家历史的一部分的。在俄罗斯历史的教科书里，对斯大林的评价自赫鲁晓夫和苏联解体后，又开始微妙转向，认为他是“确保国家迈入工业社会体系的维护者，一个濒临战争的国家领袖”。普京上台后，斯大林的形象“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始终在自彼得大帝始的俄罗斯国家主义的谱系和现代化传统中进行调整。2008年俄格战争后，萨卡什维利的“去斯大林化”，其实是“去俄罗斯化”。斯大林的形象在格鲁吉亚的存在，实在与它将南奥塞梯与阿布哈茨囊括于其疆土之内的民族主义想象冲突。萨卡什维利下台后，新中央政府想修复与俄罗斯的关系，又准备于今年12月的斯大林诞辰纪念日在哥里重树斯大林雕像。格鲁吉亚人的心态也在变化摇摆。一位满头银发的格鲁吉亚学者调侃同行的欧美记者们说，“我们明明靠着俄罗斯，你们却天天吹捧格鲁吉亚民族是最骄傲彪悍的民族。就跟美国世界第一，格鲁吉亚世界第二似的——这简直是对我们民族尊严的践踏”！

唯有小城哥里执著地把“索索大帝”视为故乡的骄子。博物馆里，有一张斯大林1935年返乡探望母亲的照片，这是整个博物馆之旅里最温情的画面。斯大林与母亲并坐在餐桌边，那些餐盘不知是等待盛菜，还是等待洗刷，斯大林和母亲谈了很多过去的亲戚朋友，他开了很多玩笑，母子两人的笑放松而平常。年迈的母亲披着修道士的头巾，问儿子，“你现在到底是什么职位？”斯大林回答：“苏共中央书记”。她不明白。斯大林解释：“就像沙皇一样”。曾经做各种苦活供斯大林读神学院的母亲悄悄在儿子耳边说：“真遗憾啊，你没有当成神父。”那是最后一次母子相见，两年后，母亲病逝。有一个展厅将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办公桌背后的挂画中，一度有一张斯大林与母亲在一起的全身肖像画。

博物馆外斯大林的小屋修缮得很好。那间小而简陋的朴素小房间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几个柜子，一览无余。我想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缔造者霍梅尼在库姆的故居，隐没于普通居民区，同样狭小而简陋。而美国建国之父华盛顿的故居，则是波托马克河畔大森林里风景优美的弗农山庄。一位加拿大记者一直站在斯大林故居外，没有进去。前一天的晚宴上，他曾告诉我，他到中国时，曾在餐馆里看到一群中国人在看电视，当一个政治人物出来讲话时，一个人走上去，把电视关掉了。他觉得，这是一个比美国人讨论恐怖主义要自由得多的举动。参观完那辆内部设施已有些陈旧的绿皮专列，一位记者给讲解员塞了小费。一个穿着单薄衣服、头发乱蓬蓬，眼神迷离，说着格鲁吉亚语的女孩走上前来乞讨。然后我们在博物馆旁的餐厅里喝了哥里的葡萄酒，酒是融在格鲁吉亚人的血液里的。一位格鲁吉亚记者站起来，敲敲他的高酒杯，开始第一道祝酒，然后另两位组织者依次站起来，举杯祝词。三道祝酒，是格鲁吉亚的传统，斯大林将它带到了苏联权力核心的社交圈。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来的记者在席间握手、拥抱。苏联解体的政治动荡余波，使这两个国家正处于交战状态，相互不能进入对方的国家。一位美国记者给我看她拍的照片，斯大林白色雕塑的脚下，一束红色的玫瑰花格外鲜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