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尔纳克和《日瓦戈医生》

文／霍夫曼        插图／五宝

By Hoffman ／ Illustrated by Wu Bao

帕斯捷尔纳克曾经想，只要把《日瓦戈医生》写完，有没有人看根本就不重要。而随着小说写作的进行，他越来越感到自己正在承续俄罗斯小说的伟大传统，不惜为了这部杰作的发表放弃一切。他的家人、情人和朋友都被迫随他一起踏上了殉难者的旅途。从此他的人生狼狈不堪，在获得一个无法领取的诺贝尔奖之后惨淡收场。作协迫害他，大众媒体利用他，最要命的是，这部小说没有他自己想的那么好。

在一次对话中，斯大林问高尔基，西方作家都住在什么地方？后者说，他们都住在别墅里。当时斯大林就立刻下令为作家们在莫斯科城郊的佩里德尔基诺（Peredelkino）建房子（dacha）。1945年秋天，36岁的英国外交官以赛亚·伯林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55岁的帕斯捷尔纳克。《苏联的心灵》里记载了见面的经过，伯林引用茨维塔耶娃的话，说帕斯捷尔纳克像一个长着马脸的阿拉伯人，而当他说话时，每个元音都被拉得很长，就像在柴可夫斯基歌剧的咏叹调中听到的那样。帕斯捷尔纳克是伯林在苏联最想见到的人，他在这次来访的途中怀着崇敬的心情。

帕斯捷尔纳克完全不想谈自己的诗歌和散文。他对年轻的伯林说，自己以前的作品矫揉造作，毫无价值，而手上正在写的长篇小说则不同，它清新、典雅，具有经典作品必须的纯粹和简洁，他将用余生完成这最后一部作品。他指的正是才写了几章草稿的《日瓦戈医生》。

11年后他们再次见面时，帕斯捷尔纳克已经写完了这本小说。在诗人的书房里，帕斯捷尔纳克把一个厚信封塞到伯林手里：“全在这儿，我的封笔之作，请指教。” 以赛亚·伯林回去后立刻打开阅读，在灯下读得泪流满面。几天后他们再见面时，帕斯捷尔纳克告诉伯林，他已经把433页的《日瓦戈医生》打字稿交给了在莫斯科工作的意大利共产党员唐·安杰洛。安杰洛会说俄语，在莫斯科的广播电台工作，他代表意大利的出版人菲尔特里内利来谈这本书的版权，而帕斯捷尔纳克把所有的海外版权都给了他。

帕斯捷尔纳克把书稿分成5个小包，上面还带着自己用笔修改的痕迹。已经步入老年的他预感到这本书将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厄运，他还有4年可活。“这是日瓦戈医生，愿它传播到全世界。”他对意大利人说。

和许多作家不一样，在列宁和斯大林时代，帕斯捷尔纳克是少数幸运者之一，他从来没有受到什么迫害。在20年代初，他就已经是成名的大诗人，另一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说：“读帕斯捷尔纳克的诗能使人喉咙清爽，呼吸有力，连肺结核都能痊愈。没有什么比他的诗歌更有益健康了！”“十月革命”没有影响他的诗歌，他也从来不提这件大事，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讥笑他是温室贵族，但在那个时代，类似批评在他的盛名之下毫无力量。1922年，托洛茨基给他打电话，希望他到革命军事委员会来见一面，在那次见面中，刚刚从宿醉中恢复过来的帕斯捷尔纳克气势汹汹。面对托洛茨基的疑问，即他为什么从来不写革命题材，帕斯捷尔纳克毫无顾忌地为个人主义辩护，他甚至完全主导了这次谈话，托洛茨基感到很震惊。在次年的《文学与革命》中，托洛茨基写道：“假装艺术会对我们时代的震动漠然置之，那是极度愚蠢和荒谬的……历史上一场深刻的变动动摇了个人性，从一个新的角度建立了对抒情诗最重要的问题的新感知，并且把艺术从永恒的重复中拯救出来。” 可能是出于轻蔑，托洛茨基没有在《革命与文学》中提到帕斯捷尔纳克。次年，也就是1924年，列宁去世，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公开化，这份轻蔑也挽救了帕斯捷尔纳克，使他免于卷入这场夺权危机。

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在她那著名的回忆录里提到，苏联的早期领导人对于诗歌有一种近乎迷信的尊敬。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斯大林在当权后不碰帕斯捷尔纳克。这两人从未见过面，只在电话里有一次很短的交谈。当时的帕斯捷尔纳克也和许多人一样，把斯大林理想化了。但领袖对于诗人的尊敬是有限度的：他们不能写得太随意。1934年，曼德尔施塔姆向帕斯捷尔纳克背诵一首新写的诗：

今天，我们再感受不到祖国温暖的胸怀，

说起话来传不到十码以外。

然而对格鲁吉亚山沟里出来的鬼怪，

用不了几句话，就能勾划明白。

他的魔爪像蠕虫一样短悍滑腻，

他的语调如哑铃般阴沉严厉；

他的微笑，还有他发亮的皮靴，

犹如嘴上长髭令人恐惧。

头目们围着他，好像听话的乖孩，

对这些谄媚的下级，他象是玩弄手中的纸牌；

他们摇尾乞怜，是一群市侩，

而他却不管不顾，一味地吼叫、责怪。

他用铁与火煅造出一道道命令，

像鞭子一样挥舞、肆行；

他热衷于拷打、谋害，

还兴高采烈地挺起卑劣的胸怀。

帕斯捷尔纳克知道这首诗等于自杀。他立刻说：“我没有听到这个，你也没和我提过这首诗。”他让曼德尔施塔姆不要再向任何人提起这首诗，但后者不听，终于有人出卖了他。有一天秘密警察到他家搜查，当时阿赫玛托娃碰巧来做客，三个人吓得一声不吭。曼德尔施塔姆本以为没事，因为他从未把这首诗写在纸上，结果当然是秘密警察搜遍他全家也没找到。但最后警察把他带到卢比扬卡（克格勃的总部），向他出示一份样本，告密者在听他朗诵的时候把诗记住并默写了下来，曼德尔施塔姆再也无话可说，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

随后帕斯捷尔纳克接到了斯大林的电话。一开始他以为是有人恶作剧，把电话挂了。电话铃又响了，这次他没挂。斯大林问：“曼德尔施塔姆朗诵这首诗的时候你在场吗？”帕斯捷尔纳克心虚地说，他在场不在场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必须和斯大林面谈。斯大林又问，曼德尔施塔姆算得上是一位大师吗？帕斯捷尔纳克没正面回答，他说，作为诗人，他们有很大不同，他很赞赏曼德尔施塔姆，而他们不是一个路子，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斯大林又问他当时是否在场，帕斯捷尔纳克重复了刚才的回答，他必须和斯大林面谈。接着后者就把电话挂了，当然他们也从未面谈。

1936年1月1日，帕斯捷尔纳克在《消息报》上发表了两首赞美斯大林的诗。他后来为此极其懊悔，因为正是在这一年，斯大林开始了大清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都死于这一年，两年后布哈林也难逃厄运。帕斯捷尔纳克曾尽力营救曼德尔施塔姆，但后者也在1938年死去。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并未责怪他，反而在回忆录里为他维护：“我丈夫死后唯一来看望我的就是帕斯捷尔纳克，其他人都吓得不敢来。”

其实没有人真正责怪他。他依然是大师，是俄罗斯最杰出的诗人之一。

阿赫玛托娃对以赛亚·伯林说，她没有一天不在思念帕斯捷尔纳克，但他们之间又从未发生过恋情。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季娜伊达对此感到迷惑又愤怒。在阿赫玛托娃看来，季娜伊达令人难以忍受，是“有八条腿的恶龙”。但她其实也不了解这个没什么文化的普通女人。1937年，她与前夫的大儿子阿德里安被诊断出患有骨结核，5年后，被传染的小儿子为了防止症状扩散，不得不截掉一条腿，而阿德里安已经病入膏肓，他在医院里又被传染了脑膜炎，死于1945年。他的身体被医院拿来做研究，在停尸房放了4天，季娜伊达再见到他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进行了防腐处理，大脑被摘除，“头轻得像一个火柴盒”。季娜伊达受了惊吓，想要自杀，她说她在一瞬间感觉到了衰老。尽管帕斯捷尔纳克的温柔阻止了她这么做，但季娜伊达坚定地认为自己受了诅咒，自己亲近的人都将遭受不幸，她说她自己不能经常“尽当妻子的义务”了。

帕斯捷尔纳克有很多女性仰慕者，他的盛名和阳刚气质吸引了不少女人给他写信，有些专门跑到佩里德尔基诺，只为看他一眼。季娜伊达经常跑到门外愤怒地赶走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1946年10月，帕斯捷尔纳克去文学杂志《新世界》的办公室，在那里认识了一位狂热的崇拜者，新编辑奥尔加·伊文思卡娅，也就是《日瓦戈医生》中女主角“拉拉”的原型。一头金发的伊文思卡娅漂亮丰满，立刻吸引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注意，伊文思卡娅说，她当时就觉得帕斯捷尔纳克的目光异常：“他盯着我看了那么长时间，显然是对我有意。”帕斯捷尔纳克弯下腰吻她的手，问她家里有哪些自己写的书。伊文思卡娅尴尬地说只有一本，第二天，帕斯捷尔纳克就送来了自己另外的5本书。

虽然许多人认为伊文思卡娅像拉拉一样纯洁，但事实并非如此。遇到帕斯捷尔纳克的时候，伊文思卡娅已经34岁，她结过两次婚，对婚外情的态度并不保守。1940年，她的第一个丈夫得知她有情人后上吊自杀。情人变成了第二任丈夫，在“二战”期间死于疾病。当时伊文思卡娅和母亲、继父、两个孩子和几只猫一起住在狭窄的公寓里，56岁的帕斯捷尔纳克为她泥泞的生活打开了一扇门，她在回忆录里说：“我想要得到人们的认可，我要别人嫉妒我。”伊文思卡娅长得漂亮，又精于算计，帕斯捷尔纳克对她毫无抵抗力。他通常在下班时间来到《新世界》接她，然后在大街上散步、交谈，最后送她回家。半年之后，他们在伊文思卡娅的家里过夜了。

帕斯捷尔纳克甚至带她去莫斯科的沙龙和舞会。整个莫斯科知识界都在议论这件事，而作家的女性朋友们对此嗤之以鼻。她们都承认她确实漂亮，但接下来的话就不好听了，文学教授艾玛·格斯坦说伊文思卡娅的美貌正在凋谢。作家利季亚·丘科夫斯卡娅和伊文思卡娅在《新世界》是同事，她说诗人的情人化着令人难以忍受的浓妆。利季亚与伊文思卡娅的友谊在1949年彻底破裂，因为她“放荡、不负责任、贪婪又爱说谎，没有能力做任何工作”。 利季亚说她曾经给伊文思卡娅钱托她买衣服、食物和书给劳动营里的朋友，但这个朋友从来没有收到过包裹。阿赫玛托娃也听说了这段故事。在许多人眼里，帕斯捷尔纳克就是伊文思卡娅的赌注，可没人敢和当事人说，因为怕他心烦。1956年，一个叫沙玛莫夫的人给伊文思卡娅写了不少充满爱意的信，他们从1953年开始交往，而男方一厢情愿地相信他们会有美好的未来。当局禁止沙玛莫夫住在莫斯科，所以他对文学圈的事情所知甚少，伊文思卡娅从未告诉他自己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关系。

1948年冬天，季娜伊达在收拾书房的时候发现了伊文思卡娅写给她丈夫的便条。一开始她感到自责，觉得都是自己的错，但后来她燃起了斗志，找到伊文思卡娅说她才不管什么真爱，她要保卫自己的家庭。在她的要求下，帕斯捷尔纳克不得不给伊文思卡娅写了一封信，建议他们不要再来往了。后者极其绝望，回到家把帕斯捷尔纳克的照片从墙上拿下，还差点服毒自杀。这段关系暂时告一段落。

1946年，帕斯捷尔纳克第一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在1947和1949年，他又获得两次。在这几年内，他作为诗人的国际声望达到了顶峰，英译本相继在纽约出版，苏联政府当然对此很敏感，而莫斯科也一直有传言说他将会被逮捕，朋友们都给他打电话。但当有人就此事征求斯大林的意见时，斯大林背诵了帕斯捷尔纳克过去翻译的一首格鲁吉亚诗，说：“别管他，他是云中的居民。”但伊文思卡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帕斯捷尔纳克无法保护她。1949年10月，秘密警察闯进她的公寓，搜查一切与帕斯捷尔纳克有关的东西。她本人也被带到卢比扬卡，在黑暗的单人牢房关了三天后，又转到一个拥挤的囚室，这里的人们时不时就在半夜就拉出去审讯，几乎无法好好睡觉，不少人的精神都开始恍惚。伊文思卡娅在这里遇到了托洛茨基的孙女，她新交的另一个朋友原来是克里姆林宫的医生，因为疏忽对斯大林糟糕的健康情况说了真话，也被关到这里来。秘密警察要她写出《日瓦戈医生》的故事梗概，当听说这部小说里的时间段是1905到1917年间时，警察们嘲笑她的愚蠢，告诉她，她必须说这是诋毁“十月革命”和新苏联的书才能出去。1949年夏秋之际，审讯员发现伊文思卡娅怀孕了，此后她在牢房里的境况好转了一些，也和帕斯捷尔纳克见了一次面。但卢比扬卡不会就此放过她，伊文思卡娅女儿伊莉娜的英语老师也被关在这里，她被指使着在审讯时作伪证，指控伊文思卡娅在见面时说了很多反动言论。此后伊文思卡娅一直没有见到她的情人，而1950年春天，60岁的帕斯捷尔纳克还等着到监狱去接他的新孩子，不知道伊文思卡娅早已流产。这年初夏，判决终于下来了：在劳动营待5年，罪名是与有间谍嫌疑的人保持紧密接触。

1952年，帕斯捷尔纳克被严重的牙龈溃疡和牙疼折磨，一次在看完牙医回家后，他忽然心脏病发作不省人事，在住院过程中，他一度以为自己要死了。两个半月后，帕斯捷尔纳克出院了，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时日无多，加快了写作的速度，同时他还必须接济伊文思卡娅的父母和孩子，于是不得不再多做一些翻译。此时他的期望只是把小说完成，并不对出版抱有多大希望。他也开始在小范围的聚会上朗读小说的片段，听众都是莫斯科文艺界信得过的朋友，其中包括苏联最伟大的钢琴家里赫特，他几乎每次都到。许多人反应冷淡，这使帕斯捷尔纳克非常失望。

次年3月27日，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他开展了一些自由化的改革，停止对各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化政策，并释放了数百万政治犯，5年以下刑期的女人和孩子也获得自由，其中就包括伊文思卡娅。因为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她瘦了很多，皮肤也晒黑了，被释放后，她立刻回到了莫斯科。帕斯捷尔纳克再次陷入了纠结：在他重病期间，季娜伊达日夜在床前照顾他，他觉得自己欠了她一条命，但他也无法开口拒绝刚刚从劳改营里出来的伊文思卡娅。他的做法极其笨拙，他让伊文思卡娅15岁的女儿伊莉娜告诉她，自己还爱她，可是这段关系不能再维持下去了。

在伊文思卡娅回到莫斯科的几个月里，帕斯捷尔纳克对她保持距离，但次年夏天，这段婚外情又继续了。伊文思卡娅经常从莫斯科来到佩里德尔基诺，她也再次怀孕了，但不幸的是再次流产。1955年，她终于下决心在佩里德尔基诺租了一间屋子，离帕斯捷尔纳克的家只隔着一条河，她在屋子里放了一张很大的床，并挂起黑窗帘。有时帕斯捷尔纳克会到这里来吃午饭，并度过一个悠闲的下午，等到晚上再过桥回家。

斯大林去世后，仿佛受到某种鼓舞，《日瓦戈医生》的写作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到1954年冬天，帕斯捷尔纳克已经在追赶小说的结尾了。他在楼上的书房写作，里面只放着一张小床、两张桌子和很少的书。季娜伊达在楼下把守着大门，不让任何来访者打扰作家的工作。他也拒绝了其他一切工作，布莱希特来莫斯科领斯大林奖金，他勉强地为作协翻译了领奖辞，但当作协要求他再翻译几首布莱希特的诗的时候，他坚决地拒绝了。帕斯捷尔纳克知道自己手上工作的分量，他甚至瞧不起翻译工作了，他说：“布莱希特肯定知道，忙着翻译是一种耻辱。我正在忙重要的工作，它领先于时代，不像布莱希特那些陈旧的垃圾。”他也不去莫斯科见布莱希特。1955年夏天，《日瓦戈医生》已经进入最后的修改阶段，而他的休息时光主要是在桥那边的伊文思卡娅的小屋里度过。到这年12月，小说终于完成了。帕斯捷尔纳克说：“我又一次更新和重新定义了最宝贵和最重要的东西：天与地、伟大的激情、创造精神，生与死。”

尽管还处在解冻（1953～1964）时期，帕斯捷尔纳克对于小说的出版情况还是不太乐观，所以他在遇到机会时毫不犹豫就把小说的海外版权交了出去。在以赛亚·伯林和唐·安杰洛前来拜访时，他一下子交出了两份拷贝。但他对将要到来的事情感到恐惧，他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继子夫妇二人，但告诫他们千万不能和季娜伊达说。有一次他在饭桌上试探性地提到此事，季娜伊达嘲笑他：“你在说什么蠢话？”他立刻闭嘴了。交出海外版权之后一天，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伊文思卡娅，后者听说他托付的这个人此前完全不认识，还是意大利的共产党员，陷入了狂怒，她说：“我可是坐过一次牢，在卢比扬卡被问过无数次关于这部小说的问题，你居然就这么把小说交了出去！”帕斯捷尔纳克安慰她，说如果她不高兴他还可以把小说要回来，但这只是谎言，事实上他肯定不会这么做的。以赛亚·伯林是他的另一个渠道，季娜伊达哭着恳求伯林劝说自己的丈夫，让他考虑家庭的安危。伯林于是和帕斯捷尔纳克提起此事，他提出把小说拍下做成缩微胶片，分别藏在牛津、瓦尔帕莱索、塔斯马尼亚、开普敦、海地、温哥华和日本，即使爆发了核战争，一些副本也能保存下来。但帕斯捷尔纳克对这件事并没有展示出多大的兴趣。当伯林第二次对他提及暂缓出版的事情时，他就翻脸了，请伯林不要再管这件“小事”。当时大家都陷入了沉默，炉子上的茶炊沸腾了，水溢了出来。

但帕斯捷尔纳克不知道的是，伯林早已经被苏联政府盯上了，后者也清楚自己的处境。1945年他作为英国驻苏联使馆第一秘书来到这里，不但拜见了帕斯捷尔纳克，还见了阿赫玛托娃，斯大林对此的评论是：“我们的修女有外国间谍来拜访了。”不久阿赫玛托娃被开除出作协，她的儿子也被再次抓进监狱。当年伯林把《日瓦戈医生》的草稿带出苏联，如今显然再也办不到了，他害怕自己的行动连累别人。

克格勃很快知道了帕斯捷尔纳克和伯林还有意大利人菲尔特里内利的联系，中央委员会负责文化的波利卡尔波夫把伊文思卡娅叫到办公室，要求她立刻向意大利人要回手稿。伊文思卡娅说，意大利人归还手稿的可能性很小，不如苏联官方抢在前面先出一个俄语版本。波利卡尔波夫立刻拒绝了，但在伊文思卡娅的劝说下，他同意派出一个编辑对小说进行大改。然而帕斯捷尔纳克不愿意接受这种妥协，不久法语版的译者也从他那里得到了一份拷贝。帕斯捷尔纳克还让这位译者给菲尔特里内利带了一张便条，上面说如果收到任何人以自己的名义写来的信，如果不是用法语写的，千万不要理睬。

9月中旬，牛津教授卡特科夫来拜访，他是帕斯捷尔纳克住在伦敦的姐姐的朋友。他也得到了一份拷贝，他向作家建议，应该让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来把这部小说翻成英文。当时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的英文版已经在巴黎出版，格雷厄姆·格林给予了极高评价。但帕斯捷尔纳克有自己的担忧，他觉得纳博科夫嫉妒他在苏联国内的地位，会在翻译时使坏。1927年，纳博科夫就曾经批评过他，说他的诗充满笨拙的想象，如同缪斯女神得了甲亢。纳博科夫瞧不起的人很多，连陀思妥耶夫斯基都难逃他的讽刺，他看完《日瓦戈医生》后认为这本书完全不能和《洛丽塔》抗衡，他嘲笑说，这本书大概是帕斯捷尔纳克家的女仆写的，根本不值得他来动手。但英文版不缺优秀的译者，卡特科夫最后确定的人选是牛津的一位语言学家，他曾经在6个星期内学会匈牙利语，俄语说得和苏联人一样好。

苏联官方也开始了行动。《新世界》杂志拒绝刊载《日瓦戈医生》的书摘，还写了一封很长的退稿信，对小说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后来的作协书记处书记费定和另外4位作家在信上签了名。费定是帕斯捷尔纳克的邻居，在生活中关系也不错，帕斯捷尔纳克并没有因此怨恨他，反而还请他到家里做客，对退稿信的事情绝口不提。他也许过于乐观了，在莫斯科，意大利共产党的副总书记被训了一顿，让他立刻从菲尔特里内利那里拿回手稿，后者因此犹豫了几个月，翻译一度停顿，但当年的匈牙利“十月事件”使这位共产党员对苏联产生了厌恶，他打算不惜一切代价把书出版。到了1957年初，追回书稿的事意大利共产党那里依然杳无音讯，苏联官方打算自己行动，菲尔特里内利收到帕斯捷尔纳克用意大利语写来的电报，要求他把出版日期推迟到1957年9月，到时候俄语版本将会在莫斯科面世。帕斯捷尔纳克后来用法语给他写信说，这封电报是个谎言，苏联永远不会容许这本书在国内出版。

争斗在继续。1957年6月，国家文学出版社宣布帕斯捷尔纳克诗集的出版计划取消，而他也偷偷地又送出了一份拷贝。波兰的文学杂志《观点》用35页刊出了小说的节选，苏联官方大为震惊。从此帕斯捷尔纳克被严密监视，向外写的所有信件都会被克格勃检查，作协召开了批判大会，帕斯捷尔纳克以身体不适为由，派伊文思卡娅代表自己参会，她在那里被臭骂了一通之后，领回一个任务，要帕斯捷尔纳克再写信给意大利人，说自己对小说不满意，打算重写，书不要出版了。帕斯捷尔纳克大怒，说这本小说的出版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事，绝无商量余地。伯林回忆说，这时候的作家已经做好了受难的准备，他很享受这种感觉，谁要阻止他，他就觉得受到了侮辱。这是决一死战的时刻，10月，作协主席苏尔科夫亲自跑到意大利去阻止出版，再次徒劳无功。11月15日，意大利语的《日瓦戈医生》面世了。而 截至1957年末 已经有最少6个不明来源的《日瓦格医生》版本在海外流传。

195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发给了加缪，但帕斯捷尔纳克已经进了短名单。加缪领奖后几天，他在公众面前提到了“伟大的帕斯捷尔纳克”，因此接下来的一年里，苏联诗人成为了大热门。1958年2月，帕斯捷尔纳克果然再次被提名，提名他的哈佛教授皮吉奥里和瑞典科学院的秘书长欧斯特灵都认为，《日瓦戈医生》的重要性堪比《战争与和平》。《纽约时报》、法国《观点》报和英国的《观察家》都纷纷刊载书摘和讨论文章，这些文章都被翻译成俄语呈给苏共中央委员会，但苏联官方没有任何反应。帕斯捷尔纳克看到这些文章，感到很恼火，他认为大众媒体根本没有认识到这本书的伟大之处，只盯着其中对于集体化和革命的批评。这时他的身体情况已经非常糟糕，在家里不得不使用导尿管，用芥末洗澡，但医院不敢接纳他。他的朋友丘科夫斯基跑到莫斯科四处求人，最后才给他找到一个床位，让救护车开到了他家门口。在他住院期间，英语和法语版本的《日瓦戈医生》相继问世，他也听到不少批评的声音，E.M.福斯特说，这本书被高估了。他是阿赫玛托娃、纳博科夫之后第三个认为这本书一般的著名作家。9月底，《洛丽塔》还在美国占据畅销书榜第一位，7个星期后，《日瓦戈医生》将它挤了下来。

这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作用。1958年夏天，有不少瑞典批评家来苏联造访帕斯捷尔纳克，后者误以为没有苏联政府的同意，瑞典科学院不会把奖发给他，因此他一直很愉快地接待这些瑞典人，并且说自己如果得奖，会毫不犹豫地飞到斯德哥尔摩领奖。10月22日，《纽约时报》得到小道消息，当年得奖者基本落定帕斯捷尔纳克，派了记者跑到帕斯捷尔纳克家附近蹲守。第二天下午3点，欧斯特灵宣布了结果，考虑到帕斯捷尔纳克的安全，授奖辞里没有提到《日瓦戈医生》。得到消息的时候，帕斯捷尔纳克正在家附近的雨中散步，被一堆记者堵截，他喜形于色。季娜伊达的反应恰好相反，她震惊、烦躁，好像正面临着一桩丑闻。伯林的心情也和她类似，在此之前，他对外都说自己没看过这本书。他一直试图说服BBC不要在俄语广播里朗读这本书的节选，并且试图阻止《时代》周刊做出不合适的封面报道，他想把这本书的国际影响降到最小，但获诺贝尔奖意味着他的计划完全失控了。

第二天，苏联官方没有任何正式反应。费定接到上级通知，跑到帕斯捷尔纳克家里告诉他，他必须放弃领奖。这不可能，帕斯捷尔纳克说。丘科夫斯基也到他家里祝贺，但他非常小心，避免让记者拍到他们俩在一起的照片，随后立刻开始准备一份说明，称他自己根本没看过《日瓦戈医生》，也不知道这是部反党小说。从帕斯捷尔纳克家出来后，丘科夫斯基找到费定，说：“帕斯捷尔纳克会害了大家，‘他们’一定会再次开始针对知识分子。”从莫斯科很快来了信使，在作家村里挨家挨户敲门，让他们进城参加会议。不少作家感到斯大林的阴影重新笼罩了他们，其中一个人立刻中风发作，倒地不省人事。当信使敲完帕斯捷尔纳克家的门，作家面如死灰，几乎丧失了走上二楼的力气。在邻居的建议下，他立刻给政治局里唯一的女性委员叶卡捷琳娜·福特塞娃写信表示自己绝不反党，他认为女性可能会对他比较仁慈。

最早的官方反应出现在发奖后第三天的《文学报》上。因为之前的消息封锁，许多人是从这张报纸上才得知《日瓦戈医生》这么一本小说，这件事迅速成为全国热点，当天这份报纸卖出了近88万份，几小时内就脱销了。报纸文章称帕斯捷尔纳克是犹大，并且引用了来自德国、荷兰和法国的负面评论。高尔基文学院的校长要求学生们参加反帕斯捷尔纳克的游行，并且暗示这是一次“忠诚考验”，但学生们纷纷消极抵制，校方派人到宿舍找人，学生们要么躲在厕所，要么根本不开门。300名学生里只有110人在反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公开信上签名。帕斯捷尔纳克没有看这张报纸，他当天的情绪还不错，当法国《世界报》的记者找到他时，他还试图和他们说法语，他说得不流畅，但很努力。

《真理报》找到了78岁的大卫·扎斯拉夫斯基，一个老牌刀笔吏，1929年，《文学报》批判曼德尔斯塔姆的文章就是他写的。他为《真理报》新写的批判文章在广播里宣读，帕斯捷尔纳克的朋友格拉德诺夫回忆说，当时他正在理发店里，所有人都一动不动在沉默中听着广播。只有一个人问，帕斯捷尔纳克能得到多少奖金，但没人理他。而家中的帕斯捷尔纳克此时还在硬撑，伊文思卡娅的女儿伊莉娜和两个同学来问，学校强迫他们在谴责《日瓦戈医生》的公开信上签字，他们应该怎么办。帕斯捷尔纳克笑着说，那就签吧，这只是个形式，有什么关系？但他后来对一个朋友说，现在的年轻人真奇怪啊，在我们那个时代，怎么会有人来问这种问题！接下来在莫斯科召开的作协大会，帕斯捷尔纳克称病没有参加。他写了一封不服输的信，里面说道：“我不是文学寄生虫，相反我为文学做了很重要的事……诺贝尔奖授予我的荣誉，也是属于苏联文学的。”官方期待一份悔罪声明，而他似乎一点道歉的意思都没有。

他和伊文思卡娅家附近都开始出现面目模糊的陌生人，有的甚至三五成群，假装聚集在一起喝酒。帕斯捷尔纳克知道自己被监听了，他的所有对话都压低声音，有一次他甚至对着窃听器说：“你好啊，麦克风。”朋友们建议他搬到莫斯科城里居住，因为他现在住的房子太容易被不明来历的人袭击了。他不肯，但此时他的心理防线已经开始崩溃，有一天他找到伊文思卡娅，用发抖的声音说：“我受不了了，是时候告别了。”帕斯捷尔纳克建议伊文思卡娅和他一起吃安眠药自杀，他觉得这样可以羞辱苏联官方。伊文思卡娅的儿子米佳也在旁边，帕斯捷尔纳克对他说：“米佳，原谅我，别怪我带走你的妈妈，但是我们真的无法活下去了，我们死了，你的生活也会变得好些。” 米佳完全吓坏了。但伊文思卡娅可不想死，她劝他说，不如再看看官方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帕斯捷尔纳克走后，伊文思卡娅找到费定，问自己现在应该怎么办。费定说了一通官话，最后说，帕斯捷尔纳克不应该再犯第二次错误。伊文思卡娅这才放心，担保说只要官方能够让步，她能说服帕斯捷尔纳克在任何道歉信上签字。第二天，这对情人就这个问题起了争执，伊文思卡娅指责帕斯捷尔纳克太自私：“当然，他们不会伤害你，但我的境况就会很悲惨。”帕斯捷尔纳克心如死灰，给瑞典科学院发了一封电报，声明自己放弃领奖。当天晚些时候，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叶夫根尼见到父亲，他在一天内衰老得连亲生儿子都快认不出来了。

但批判他的人并不买账，作家斯米尔诺夫说，这是在挑衅苏联政府。无数的公开信这样写道：“我没看过《日瓦戈医生》，但是……”帕斯捷尔纳克给官方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带自己的家庭以及伊文思卡娅离开苏联，但还没寄出就自己撕毁了。伊文思卡娅的孩子们以列宁和赫尔岑为例来劝说他流亡，而季娜伊达宁愿和他离婚也不肯离开苏联，这使他最后下决心写信给赫鲁晓夫，表示自己绝不离开祖国。但他放弃领奖的决定传到国外后，除了欧美发达国家外，一系列来自巴西、摩洛哥、冰岛等国的抗议声也接踵而来。尼赫鲁和海明威都表示声援帕斯捷尔纳克，苏联的文化外交政策受到极大影响，挪威立刻取消了新签的文化交流项目，瑞典威胁说要永久停止青年交流活动，这使得赫鲁晓夫极为紧张，在收到帕斯捷尔纳克的信后，他在一次会议上说：“够了，他已经承认错误了。停下吧。”

苏联政府想找个台阶下，文化官员波里卡波夫给伊文思卡娅打电话，要求她劝说帕斯捷尔纳克写一封公开信承认错误，伊文思卡娅立刻写了一封，当她拿给帕斯捷尔纳克审阅时，后者只是摆了摆手，根本就不想看。伊文思卡娅说，他已经精疲力竭，只想这场风波快点结束。

但这封公开信使得支持他的知识分子极为失望，其中也包括梁赞的中学老师索尔仁尼琴。阿赫玛托娃也对她的老友表示了不屑，她说，帕斯捷尔纳克的遭遇和她本人以及左琴科在斯大林时代受到的苦相比根本不值一提，至少他的家人一点都没被波及。阿赫玛托娃对利季亚说，帕斯捷尔纳克的事只不过是“蝴蝶的战争”，她也开始毫不留情地批评他的艺术，《日瓦戈医生》在她看来除了风景描写，别的部分都很平庸，帕斯捷尔纳克只不过是享受当烈士的感觉。她这样描述一次与他的会面：“鲍里斯总在说他自己，说他收到多少封信……别人要他读一段小说，他扭扭捏捏地矜持了半天。我朗诵完诗后，他隔着桌子向我大叫：‘你的诗才去哪了？送给朋友了？’”

截至1959年3月，《日瓦戈医生》在美国卖出了85万本，其中还不包括盗版。根据中情局的估计，《日瓦戈医生》在海外市场至少给帕斯捷尔纳克带来了百万美元的收入，但他也知道这些钱对他来说如同毒药，一旦他要求转账，“靠外国资本生活”的罪名将永远洗刷不掉。实际上他的生活一贫如洗，还有两个家庭需要他支撑。他想重新捡起翻译来做，但他此前翻译的书也没有出版。最终他不得不找前来采访的记者借钱，记者给他卢布，他让菲尔特里内利从意大利偿还，为了避开克格勃的监视，他们的第一次交易在地铁站进行，是伊文思卡娅的女儿出面拿的钱。但其实克格勃早就知道他们暗中的交易，只是按兵不动。帕斯捷尔纳克不断地从西方走私现金进苏联，这成了他主要的生活来源。

帕斯捷尔纳克感觉受了骗，《真理报》登了他的信，但他的处境并没有一点好转，并且不得不冒险来取得一点他应有的收入。他和伊文思卡娅的关系也出现了一点问题，伊文思卡娅强烈要求他离婚与自己结婚，两人本来要去莫斯科郊外一所朋友的房子里度过冬天，然而作家在最后一刻反悔了。伊文思卡娅愤怒地回了莫斯科，这使帕斯捷尔纳克手足无措。麻烦还没有结束，他写了一首名为《诺贝尔奖》的诗，开头是这样的：

我像墙内的野兽

别处有人，有自由和光

而我身后只有人们追杀我的噪音

无处可逃

他本来也没把这首诗当回事，随手把一份给《每日邮报》的记者，并对后者发了一顿牢骚。结果记者回去就把诗发表在报纸上，让帕斯捷尔纳克很苦恼，这不是他的本意。季娜伊达大发雷霆：“我和你说了多少次不要相信记者？如果你再这样下去，我就和你离婚。”丘科夫斯基认为他此时的神志已经不太正常了。不出所料，当局再次被他激怒了，从此不许他再见任何外国记者，而他在苦恼中接受了格鲁吉亚作家塔比泽的邀请，和季娜伊达一起去了第比利斯，伊文思卡娅和他陷入了冷战，自己去了列宁格勒。而他在第比利斯又迷上了一位朋友19岁的女儿，给她读诗，和她一起散步，回到莫斯科之后还给她写信，但最后不了了之。

他似乎就此远离了风暴中心，而美国人正在对他大加利用。到1959年秋天，中情局至少制作了9000本口袋本《日瓦戈医生》打算走私进苏联，同时他们还取得了梵蒂冈的同意，制作封面是《圣经》的《日瓦戈医生》。在1959年的维也纳世界青年和平友谊大会上，美国人打算把这本书和《1984》、《动物农场》一起分发给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青年代表们。1958年，这本书在台湾出了中文版，当年的《世界文学》主编臧克家宣称这本书是苏联的“溃疡”。当年中国对美国的意识形态战术严阵以待，代表团的400人从不和任何西方人说话，是所有参加者里最为沉默的，最终50本中文的《日瓦戈医生》发没发出去，发给谁了，几乎成了谜。苏联人是这本书的主要分发对象，青年们纷纷把这本书藏在例如乐器箱、胶卷盒等各种地方，监视他们的克格勃说，你们尽管读，但不准带回国去。在海关，所有人的行李都要经历彻底的搜查。

1959年5月的作协大会上，赫鲁晓夫没有提到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但后者依然困扰着苏联领导人，他无法忽视《日瓦戈医生》的国际影响，于是他让自己的女婿、《消息报》总编辑阿米别依（Adzhubei）把这本书好好读一遍，然后回来报告。结果阿米别依的报告是除了三四百字不太合适，这本书完全可以出版。赫鲁晓夫大发雷霆，立刻把苏尔科夫从作协主席的位置上撤职，有人说他当时愤怒地揪着苏尔科夫的领子。如果赫鲁晓夫自己当时看了这本书，至少帕斯捷尔纳克的命运将会大为改观。

帕斯捷尔纳克不知道。1960年，他70岁，患有胃癌和心脏病，五月份开始，他出现了各种幻觉，那些他认识的西方记者主动通过使馆给他弄来最新的抗生素，但这些已经起不到很大的作用了。季娜伊达允许伊文思卡娅来看望帕斯捷尔纳克，并且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自己主动离开。五月末，X光检查又显示他有肺癌，他在伦敦的妹妹想来见他最后一面，但签证耽误了太长时间，5月30日晚上11点20分，帕斯捷尔纳克停止了呼吸，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明天别忘了打开窗子。”全世界的报纸都报道了他的死讯，但苏联媒体选择了沉默。两天后，一份小刊物在最不起眼的地方登了简单的消息。季娜伊达无法继承他的遗产，两个多月后，伊文思卡娅被捕，罪名是非法换汇，一直到1964年才被放出来。而这一年赫鲁晓夫退休，他终于自己读完了《日瓦戈医生》，他在回忆录里说：“我们当时不应该禁止它……也许这时候再来表示我的后悔已经太晚了……”

本文的写作参考了 Pantheon Books出版的The Zhivago Affair、译林出版社《苏联的心灵》、《伦敦书评》的有关文章和其他资料，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