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苍蝇的死亡

文／史蒂芬·凯夫    译／陈赛    插图／栩栩 

By Stephen Cave／Translated by Chen Sai／Illustrated by Xu Xu

水螅

HYDRA

寿命：∞

一只苍蝇的死亡，微不足道，还是一场灾难？我们应该如何焦虑一只苍蝇的死亡？

今天早晨，一只小苍蝇飞到我的桌子边上。真的很小——大概是一只果蝇，我猜。有一刻，它在我眼前立定，我把它掸到一边，它乱飞一通，又再次立定。我打算把它再次掸开时，它突然不见了。也就一毫米的误差，我的手指落在了苍蝇的身上，而不是它的边上，原本不经意的掸开变成了一次致命的碾轧。

苍蝇如此之小，几乎没有对我指尖的压力做任何抵抗就成了一团污渍。不是什么血淋淋的污渍，也没有任何细节或变化——至少我的肉眼看不出来。只是一个小小的，均匀的，几乎微弱的 点。

我不是什么生物学家，但也知道苍蝇是动物，更确切的说，是一只昆虫。它有（或者曾经有过）翅膀、腿、眼睛、触角以及一堆内脏，分别由各自的细胞组成。每一个细胞里都有（或者曾经有过）这只苍蝇的基因，每一个基因又涵盖着无以伦比的精细复杂和一段数百万年之久的古老历史。它的内脏里还曾经有过无数的细菌，每个细菌又有着它们各自的基因和各自的生存目的。世界交叠着世界，如今却成了这么一小团暗色的污渍，混杂在桌子的划痕、咖啡渍中间几乎难以辨识。一段生命的历史在我面前铺陈开来，可惜我已经来不及欣赏。

我想这时候我的读者们已经分成了两派，一派（也许是大多数）大概在想，“算了吧，不过一只苍蝇而已”。这种态度当然很合理。每时每刻都有苍蝇大批地死去，有的就死在我手里，无论我是否有意为之（有时候我的确是有意的）。夏季的夜晚，我坐在阳台上，看着一只只雨燕俯冲飞扑、欢快地尖叫，如此美丽壮观的景象，同时也是一场昆虫赴死的盛会。

另一派的读者，也许是少数派，大概会对我如此不经意的杀生行为感到恐怖，或者惊骇于其中的浪费与愚蠢。对他们来说，我就是一个呆子，说好听点是无知，说难听点是恶毒。我觉得这种立场也有道理。虽然我经常写作——偶尔还会写点复杂的东西——但一次不合时宜的手指动作，我所摧毁的东西，其复杂与美丽程度远远超出任何我所能创造的。

所以，说一只苍蝇的死既微不足道，又是灾难一场，在我而言同样合情合理。这样的悖论虽然令人不安，但影响极为深远，不仅牵涉到我们人生中无数其他的决定，比如买什么，吃什么，杀什么；而且昭示出无所不在的矛盾，包括我们的哲学，我们如何理解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位置，以及我们与地球其他居民的关系。事实上，我们不知道如何思考死亡，无论是一只苍蝇、一只狗、或者一只猪的死亡。

这是一个问题，因为自然就是一场缤纷热闹、无休无止、纵情狂欢的死亡派对。我经常带我的孩子们去我家附近一个公园玩，那里有很多小池塘，到了春天能找到很多蛙卵。这些凝胶状的小汤池里孕育着海量的生命。每一小片都包含数百、甚至数千个蛙卵。到我们第二次来的时候，池塘里已经充满了蝌蚪，像一张铺满了逗号的纸。但再下一次来，蝌蚪就会少很多；再再下一次，我们就得很费劲才能找到正在变形的小青蛙，小得就像钥匙链上的小公仔，有的还留着自己蝌蚪时代的尾巴。这些是少量的幸存者，在它们开始自己产卵之前，这个数量还要经历一次剧减。青蛙的生存之道就是先飨死神以盛宴，只求少量在它酒余饭饱打个盹时逃出。死亡派对同时也是生之狂欢。无数蝌蚪死去，只为其中一些存活下来，并最终变成青蛙，其物种由此得以繁衍不息，至少已有2亿年。至于那些夭折的蝌蚪，又成为其他物种得以活命的食物，从最小的昆虫幼虫到身形巨大的老鹳。事实上，青蛙在生物学上被视为“基石物种”——基石又称楔石，一种石料置于拱门中央，以支撑上方之建材负荷，这意味着无数青蛙的死亡，以及它们所造成的其他生命的存亡，对整个生态群落的繁荣昌盛起到关键性作用。用生态学的语言来说，生与死是专性共生，彼此依存。

我们何尝不是构建在祖先的白骨之上？人类向现代智人的进化，何尝不是一个淘汰无数不适应、不幸运之个体的漫长过程？如果某些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ine，人科动物一个已灭绝的属）的成员曾意外地获得长生不老药，那么你我此刻都不大可能存在于世间。真该向我们所有的祖先鞠躬致谢，正是他们的逝去让我们的存在成为可能。

蝌蚪喂哺池塘里的众生，自然犹如秋日的树叶飘落水面；一只苍蝇被碾死，平常犹如苹果在果园枝头腐烂。但对个体生命而言，死亡却是最不自然的事情，一个错误、一种暴行、一种滔天大罪，让人忍不住想要挥舞拳头，反抗这个对无辜者痛下杀手的暴政。

我们活着，很多人可能愿意一直这么活着。作为生死派对上的过客，我们知道自己必须与苍蝇和蝌蚪一起存在于世间。但我们宁愿不去想这件事情。也许，这就是我对那只死去的苍蝇耿耿于怀的原因——当我压死一只苍蝇的时候，我把死神召唤到了书桌旁。有那么一瞬间，我与死神四目相对。如果当时我避开得足够快，那只苍蝇的死就是微不足道的，就像它那些在我的视线之外被雨燕吃掉的兄弟姊妹一般。但如今我却像受了蛊惑一般，进入它那个微小的头颅，想象着那只巨大的手指碾压的是我，我那渺小卑微的生命在我鼓涨的复眼前面一闪而灭。一个小小的失神，我被卷进了这场灾难，它的死变成了我的死。

在我看来，绝对素食主义，与印度的耆那教（Jainism）以及其他一切宣扬“对他者的非暴力”的运动一样，是我们对死亡悖论的其中一面——死亡的灾难性——所做的回应。对这些运动而言，无论苍蝇、小鼠、青蛙、或者人，万物苍生的每一次死亡都是一场灾难。所以，他们会说：只要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我不杀生，也不许他人杀人。这是反死亡运动，其追随者既不肯轻易拍死一只苍蝇或蚊子，更何况为口腹之欲而杀猪了。

对他者死亡的恐惧，是与其自身亦终有一死的恐惧紧密相连的。苍蝇生生灭灭，如恒河沙数，原本都在我的视线和关心之外，但一旦有什么事情发生，使我对某只苍蝇产生同情，甚至将自己想象成它的时候，它的死就变得可怕起来。正如诗人威廉·布莱克在无意间碾死一只昆虫后所突然意识到的：

难道我不

正如你一般，是一只飞虫？

或者，你

如我一般，是一个人？

社会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显示，我们经常将各种动物、动物产品、动物身体与自身生命的有限性联系起来。这些东西散发着死神的气息，从而引发我们更复杂的情绪。作为“恐惧管理理论”的一部分（Terror Management Theory），这些研究认为，我们的世界观总体上是要帮助我们应对对死亡的恐惧。这意味着所有的世界观——以宗教为例，基督教对永生的许诺相当明显，但世俗信念系统也有自己的死亡防御机制，而且经常与宗教的防御机制并行不悖。比如，基督徒们相信上帝会令他们复活，而那些预定了人体冷冻技术的人也相信，未来的科学家会为他们解冻复活。

绝对素食主义和素食主义多多少少都遵循此理，就像耆那教的现代世俗版本。两者对死亡恐惧的共同回应是努力尝试创造一个无死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死神被彻底驱逐，他带不走苍蝇、小鼠，也带不走我们。耆那教教义中拒绝死亡的元素很明显：你若能保持双手不沾血腥，就能变得像神一般。在严格素食主义中，这一元素是暗示性的，但仍然具有某种宗教性或仪式性，就像我有一个朋友，她决定成为一名严格素食主义者，就把冰箱里一包没吃完的黄油给扔了。扔掉冰箱里的黄油能帮助什么动物，或者能缓解什么苦难吗？当然不。但至少她把死亡从她的吐司中驱逐出去了。

我说过，将每次死亡都看作一场灾难是一种完全合理的反应，严格素食主义和耆那教教义都是这一反应的合理延伸。它们同样试图通过否认悖论的另一面来解决悖论，即一个生物的死亡同时是渺小的、自然的、而且不可避免。无论视死亡为灾难这一反应如何合情合理，完全无视悖论的另一面只能导向幻想——幻想着有一天，“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 （《旧约》）。在那个幻想的世界里，死亡的灾难性彻底压倒了它的渺小性。“然后，”圣保罗写道，“我们便能实现那句书上的话：‘死被得胜吞灭了。’”然后，我们都能幸福快乐地活下去，不论苍蝇还是苍生。

但这终归只是幻想。我们在摆脱死的同时必然也否定了生。在我的第二故乡柏林的一座自然历史博物馆里有一个玻璃陈列柜，里面一头狮子正盯着一只斑马看。它俩只有几英尺之隔，中间也没有任何屏障遮挡，但这头狮子永远不会抓向斑马的侧腹，也不会拧断它的脖子或掏出它的肚肠。它们看起来相处得很好，就像老朋友一样，也许在回忆非洲大草原上的温暖阳光。那迫近的、暴力的死亡被驱逐了。当然，这是因为它们体内填充着的是冰冷的金属和木质刨花，而不是曾让它们生机勃勃、不共戴天的热血奔流。

驱逐了死，也就消灭了生。这一定律同样适用于我们驯养的动物。那个扔黄油的素食主义朋友曾对我说，她不想让动物因她而死。当然，在它们为她（或你或我）死之前，它们是活着的，但活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而且是更重要的事。关心动物福利，为动物福利而发起运动，是高尚也是值得的，但把这些动物一概摈弃就像在说：因为我害怕它们一定会死，所以一开始就不让它们活着。

从“是什么”推断出“应该是什么”，是一个著名的推理谬误。仅仅因为大自然是一场死亡的狂欢派对，并不意味死亡就是对的或好的。仅仅因为所有苍蝇都会死，并不意味着我碾死的那只苍蝇就活该被碾死。但另一方面，大自然确实对何为可能、甚至何为可思考的事物设了限制。大自然既不会容忍生命循环的终止，也不会容忍没有死亡的生命。

就像严格素食主义坚持认为每一次死亡都是庄重的，并由此拒绝一切死亡，我们也可以断言死亡是微不足道的。前者的立场是，每个生命都具有无穷的价值，你怎敢将其终止；而后者则将价值从生命中抽离出来，生命的终结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了。后者当然就是虚无主义。

因为死亡的无所不在而否定生命的一切意义、希望和价值，是一项长久以来的传统。1849年，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勋爵将大自然描述为“腥牙血爪”，悲叹她“对个体生命如此无情”，想到化石，又觉得她对物种亦是同样的冷酷。她叫嚣道：“我什么都不在乎，一切都得死。”于是丁尼生这样总结：“哦，生命如此徒劳，又如此脆弱！”

素食主义者为了摆脱悖论而否认不可否认的东西，虚无主义者犯的是同样的错误。死亡的事实并不摧毁意义。事实上，穿过热血沸腾的生命之河，我们情不自禁地要创造意义，就像一台爆米花机要制造爆米花一样。这是鲜活的生命注定要做的事情：他们为世界赋予意义和价值。对一个有机体而言，总有更好或更坏的境况，总有相关或无关的事物，总有事情要做。这就是我们与岩石的区别，岩石纵使被海浪拍打得粉身碎骨亦漠不关心。

或许，正如丁尼生所相信的，死亡无情的镰刀会让我们怀疑是否存在着更高层面的意义——那个超乎我们之上、超乎我们之外，也许根本不属于我们的意义。但谁又真的这么想呢？青蛙不会，蝌蚪也不会。我也不会——但我还不至于绝望，至少当还有一顿美好的晚餐等着我时。正因为生命充满了意图和意义，每一个生命的死亡才得以成为灾难。但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灾难，否则就会陷入更绝望、更纠结的拒绝。

我记得小时候，某个节假日，一群蚂蚁入侵了我们租住的小木屋，我父亲正拿着杀虫剂喷它们。我觉得好玩，就拿着杀虫剂罐跑到外面去杀蚂蚁。父亲走出来制止了我。他说，你无权这样杀戮蚂蚁。我很困惑：我父亲是一个吃香肠、打苍蝇的人，他在农场长大，而且就在片刻之前还在用同一罐杀虫剂杀蚂蚁。但我又感到一阵释然，我很高兴父亲觉得我这样做是错的。我很高兴他认为一只蚂蚁的死既是微不足道的，同时也是一场灾难。

父亲没有解释为什么他认为我那样杀蚂蚁是错的。他没有试图用一个宏大的理论来合理化他那明显是自相矛盾的行为。如果当时我逼着他解释，也许他会这样说：我们没法阻止死神干些什么；我们也不应当假装，不杀这些蚂蚁（或不杀苍蝇，或扔掉黄油），我们就能不让死神找上门来；但我们也不必急着去做他的走卒。

那些指望我可以解决这一悖论的读者，现在也许有些不耐烦了，因为我快写到倒数第二段了，他们还没看到什么解决方案。但到了这个时候，你们也应该很清楚，我并不相信会有什么解决方案。我相信苍蝇的死既是渺小的，也是灾难性的。而且，我对青蛙的死、猪的死、我自己的死、还有你们的死，都是如此看待的。

莎士比亚认为，这正是悲剧的起源：“苍蝇之于顽童，正如我们之于诸神。”《李尔王》中那位受尽折磨的葛洛斯特如此说道。孩童不明白任何生命的死去，即便是一只苍蝇的死，都是灾难性的；而从诸神的视角来看，我们的死与苍蝇的死同样的微不足道。

哲学家（专业的和业余的）——换句话说，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倾向于认为悖论一定会有某种解决方案，悖论之所以形成是由于看待事物的方式出了问题，或者陷入了语法和句法的陷阱。但这一生死悖论不是。至少在我看来，它是万物本质的一部分。同等严肃地对待悖论的两个方面，并寻求某种能与二者和谐共存的方式，是人之为人的一部分，也是尽生死派对上一介过客的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