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也想搞一场小文革

每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心里，其实都一直有一场自己想要搞的文革。那场小文革，他们的乌托邦，才是一生的剧本。这方面，海德格尔也像我们，也是一个失意的导演，没机会实现他心目中最重要的脚本创作。

文／陆兴华

最近出版的海德格尔《黑色笔记》，照他自己晚年开出的一张全集出版顺序（不照年代）小单子推算，是倒数8卷中的前3卷。这不禁让我们猜测，后面的5卷，将是他的几千封书信了（书信里据说真的有“炸弹”！）。全集总数将达到102卷，远超康德、黑格尔和尼采的全集卷数，匹配他自认的自赫拉克利特以来最伟大的西方思想家这一地位，是无疑的了。你看看，去世这么些年了，他仍在用这种方式，操控后代的思想，是他太作，还是我们太贱 呢？

他是做着这种“全集”梦的最后一个思想家了。时间是残酷的，就在他这样对自己的身后出版苦苦用心时，巴尔特已写出了他的《作者死了》，福柯也作了《什么是作者？》的报告。巴尔特说，作者死，读者活，文本红杏出墙，背叛原作者，到处去找小三了，全集不可能了，留下来的，像一个打开的石榴，飘散的文本颗粒（片断），倒会比全集丰富和饱满。福柯则说，现代性话语作为软件，虽安装到了学科、书、文本之中，最后都将越出文本，归顺到重大作者比如像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尼采的话语群之中，书是框不住这一话语的，弄全集，也是白搭。

那么。日记呢？它是留下作者心迹，陪衬那些难人的专著，还是在纠结与悖谬之上，又添了一地鸡毛？

与鲁迅日记中记下账单和交游不同，《黑色笔记》记的是海德格尔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世事的看法，表达格式和语气，很类似今天的公知微博，主题涉及布尔什维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美国主义和最引人关注的“世界犹太人集团（Weltjudentum）”。如果不涉及最后一项，这三本笔记的出版，估计也就不会这么吊足世人胃口了。

我是从德里达（他被认为是海德格尔最重要的解释者）的角度，去审读海德格尔的反犹言论的。对照了德里达在《海德格尔和那一问题》等著作中对海德格尔的反犹立场的逐条揭露后，仍感到，这三本笔记里的反犹立场，并没有比原来知道的那些更出 格。

不过，我倒是觉得，在今天的上下文里，更全面地去了解这个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对于现实政治的态度，将他的个人政治牢骚与今天中国知识分子正在发的那些作个比较，会很有意义，本文将从这方面来入手。

不奇怪的，一个伟大思想家的政治见解中，也会有难看的缺陷。或者，倒过来说，我们知识分子总爱从海德格尔这样的伟大思想家那里，去寻找政治指引这种习惯，本身倒是更要不得的，这一次又被证明了徒劳且有害。思想家不一定是道德或政治楷模，出色的哲学写作，也并不能保证作者的政治正确，这并不难理解。

倒是这一《黑色笔记》，不得不说，更进一步证明海德格尔的个人政治轨迹，居然很像一个五四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他想改造他的文化，他的世界，想搞他的文革……路漫漫其修远兮，他也淌进了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曾趟过的那一混水……

他的文革

1933年9月19日, 海德格尔写信给红颜知己伊丽莎白·布洛赫曼（Elisabeth Blochmann）：“我们应该为伟大的精神转变作好准备，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向那些人（纳粹）靠拢了。”

早在同年3月的讨论班里，海德格尔就已激动地向同学们宣布：“存在终于到来了。干吧！”“哲学是革命现实的一部分。”

从今天看去，1933年3月到10月间，海德格尔不大像参加了纳粹革命，更像借了这个时机，混水摸鱼，在大学搞起了一场他久以向往的文革。1933年5月10日去海德堡演讲，顺便与雅斯贝尔斯见了面，对后者说：真是胡闹，德国哪里用得着这么多哲学教授，简直是胡闹，有两三个就够了。大学和哲学系，在他看来，早就坏掉了，须由他和一两个战友重搞。

1933年10月4日至10日，海德格尔在弗莱堡搞起了串联，从老师和学生中选了几百号人，步行到他黑森林小木屋所在的山脚下的砖瓦厂。他亲自写下规定：步行、纳粹制服、钢盔带章；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点点名。“营地的任务，是讨论建立德国精神指导下的未来高等学校的途径及手段”。这是要“通过营地的共同生活，去打破脑力和体力劳动的界限”。“科学家都知道，只有把知识交给劳动人民，他们才成为人民的同志。拳头与大脑的结合，才是真正的现实。在真正的知识创造中，从事劳动创造的意志，必须是内在的良知和永不动摇的信仰。”实际上，他平时的上课，一直就像军训：早上七点开始，听课的同学们都得早睡。

1933年11月30日，他向图宾根各学生团体发表演讲：“让我们去争取新现实”，就像“去创作一件艺术品一样”。他认为，与传统大学分手的时机到了，因为，大学已成了“那个空洞的国家内的空洞的孤岛”。只有勇于战斗的人，才会处于这个正在诞生出来的艺术品的内部。他的人生才会充实，才能成为“他的国家的人民的真理的分享者”。

1933年3月20日，得知自己已被纳粹地方党部推荐为弗莱堡大学校长候选人，他又向闺蜜伊丽莎白·布洛赫曼写信：“应该拿大学怎么办？谁也不知道！”“大学不再是真正的集聚。”“大学里，那些教授今天在使用的习惯用语，已使他们不能领会这个真正任务的伟大的艰巨性。”他说话的语气，也开始变得像大学里的造反派了：“革命现实不是一种手头现成的东西，它只存在于在场的过程，存在于它的不断敞开的过程中（1933年11月30日图宾根演讲）。”它必须以“变革、革命、翻转、冲击、新集体精神这样的新情愫”作为出发点。这听上去就是毛泽东的造反有理论和永久革命论了。

在校长就职演讲中，他说：“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一个劳动者的国家。同学们要为自己而战斗，用自己的研究和知识，为国家服务。他们应该为此感到骄傲。”这句话，放到当时的苏联和中国讲，也都算先进觉悟了。“我们对存在的信仰已经消失，因为上帝死了。如果不是爆发革命，不是因为‘暴动的壮丽’，后方的人们根本就不会注意到这一点，仍会沉浸在衰落的假文化中，享着清福，直到撞击和毁灭于彻底的坍塌中。同学们、老师和教职员工们都应成为形而上学先锋队员，去进占‘实际占统治地位的对人生造成最大危害的地区’”。

与就职演说差不多时间做的《德国大学的宣言》中，他指出：“单纯追求知识上的进步，看上去是一种无害活动，但对科学的威胁，实质上反而更大：使科学退化。真正的威胁，不是来自正面的敌人，即实存的黑暗，而是来自后方，来自日常的科学工作，来自求晋升、虚荣心和钱财的冲动。认知的前方正发生着伟大而危险的事件，后方的安逸生活，却在败坏一 切。”

他的乌托邦

在《捍卫那失败的事业》中，齐泽克讲了这样一段轶事：那时还是抗议学生的修马赫（Wolfgang Schirmacher） 教授等十多人，组成了抗议学生代表团，于1968年最风起云涌的日子，前去小木屋，与海德格尔探讨革命形势，并要他做出指点。老头子出来坦诚面对，端着咖啡碟的手，在杯盘之间抖出了很激动的叮叮声，小眼睛向屋内红扑扑的一圈脸蛋扫视一遍，很动情地说，就该这么干的，很同情你们，我其实暗中也一直在全力支持你们，早该这样闹一闹了。然后他就认真告诉这些抗议学生的代表：你们这是在做我那一代人在1933年想做而做不成的事儿，是我在做校长时就想全力去做的事儿。

这难道只是海德格尔的虚伪的幻念？他的个人判断的事故式谬误，和理论大厦本身的缺陷，也许导致他在1933年搞砸了一切。但是，难道我们竟可以不承认：哪怕是海德格尔这样一个看着有点卑劣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心底里其实也是一直在期求一场革命事件，一直暗暗期待它发生的？他当校长时宣布要搞的，强加给全校同仁的，不就是一场扎扎实实的文化大革命么？学生应该与工农兵相结合，彻底投身到一场伟大彻底的革命运动中？他心底里是很想搞文革的，权力一到手，就不顾一切地来发动，我们后来反而误解他，责备他上了纳粹的船？可是，他很快就被自己发动起来的革命阵势吓坏了。他心里是一直有一个激烈的革命剧本在的，但他实在不是个好演员！

齐泽克评论道：就算是纳粹，他们也何尝不想来一场文革呢！但是，连他们也太不够激进，根本没胆去打乱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压迫装置，就急急去捏造出一个外在敌人，将犹太人当成小资产阶级的怨恨的替罪羊，草草了事。如果他们搞的是文革，应该被送进集中营的，本来是德国的大资产阶级！

不也可以说，中国的五四后的知识分子，也都有一场自己的小文革想搞？但他们又不敢直面现实，不敢在现实之症状发作最烈处，勇敢地接受它，所以，他们总是在行动面前无能，总是在起跑，而迈不出行动的第一步？他们最终是不敢责疑和粉碎那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体“群在”之基本坐标的。他们是想要闹革命的，但只以发嗲和撒娇为限。他们闹了一段，还要回到他们的资产阶级奶妈的怀抱里去的。

这也许就是海德格尔和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全体失足后面的真相。讨论他们为什么会反犹，为什么会去迎奉集权主义，反而有些离题了？

他们的乌托邦为什么到头来都会成为某种集中营？这才是值得我们好好琢磨的！

他的课堂：师生论争-战斗共同体

1935年的研讨班上，海德格尔重新翻译了赫拉克利特残片中的“polemos”一字，将它译成“Auseinandersetzung”（德语，含有论争，战斗的意思），是战斗与爱、战斗与和平的交集、互定，或“革命”。具体讲，他认为，这个词里有这样的指引：这一革命须由教育者来传达，必须将教育者团体革命化，通过彻底改造大学，来开始。研究、争论、政治、相爱，都应该是这种关系：互掐、互陷、互相放水、互定……

德里达在解构康德至海德格尔为止的德国大学理念时曾指出：海德格尔所寄托的大学师生共同体的军事服务、知识服务和劳动服务盘结之下的“始源式集聚于一种自我集聚的力量”，完全是意志论的产物：德国大学完蛋了，现在全要靠我们师生共同体自己往下撑了；我们靠谁？我们靠我们；我们必须成为我们，才有力量。而只有努力去努力，我们才能成为我们；没进展前，我们必须去倾听；而倾听是自我倾听，自我理解，自我服从，服从于我们身上的那一只内在耳朵。大学是国家的内在耳朵，师生论争-战斗共同体，是大学的内在耳朵。

他在《校长就职演说》中强调，组成论争-战斗共同体的教师和学生，只有使自己的此在尽量朴素、坚韧和自由，才能通过精神立法，来改造德国大学，才能为了更高地服务于国家中的人民，也才能走向更坚定的自我集聚。而只有战斗，才能使对立开放。只有战斗，才能将这种根本情性（Grundstimmung），植入老师和学生的身体聚合，只有从这样的身体聚合出发，那个自我定义的自我重申，那个大学和德国人民的精神，才能转而使师生的致力于本真自治的自我沉思合法。

师生论争-战斗共同体，在海德格尔这个演说里，既被看作火种，也被看作精神之立法和重生的熔炉。“师生共同体的本质意志，应该着眼于科学知识的本质之简单和范围，来自我觉醒和自我加强。师生共同体的本质意志，必须努力去谋求知识的更高的清晰和严格，必须给知识带去科学的本质，带去急迫性和确定性。这两种本质意志在战斗中互相加强。”

师生共同体于是成为共同体内的这一只内在的耳朵；成为战斗实验室；成为国家和人民的意志工具；成为西方的精神力量的守卫工具；德国大学里的师生共同体的战斗精神，使德国人民成为其它人民的历史命运的榜样团体，使德国人民最终成为一个历史-精神式人民。

德里达认为，海德格尔的这种大学理念，在今天，也仍必须被解构。大学理念必须来自未来。未来的大学不应该是康德-海德格尔式的德国大学理论下的现代大学套路。再说了，那个大学理念也根本没兑现，只是打给我们后人的一张白条，海德格尔自己也都判了它死刑。它必须是正在到来的无条件大学，新文科是它的苗圃。

海德格尔对这一大学与课堂困境的反思和突破，仍能拨响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心弦。师生共同体，必须成为战斗的火种，一切基本对立，都须从那里开始，之后，才能桃李遍天下。向往海德格尔所说的“师生劳动-论争-斗争-战斗共同体”时，我们自然会联想到王阳明说的“讲”和“学”之间的拔河比赛中那样的张力：“而余姚绍兴诸同志又能相聚会讲，日切奋发兴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燃泉达之机矣，喜幸当何如哉！”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在大学，在课堂，我们能走得比海德格尔更远吗？

他的敌人，或者说，他的替罪羊

理查德·沃林教授在最近的《黑色笔记》的书评结尾处，开始猛烈数落海德格尔：一个什么样的人，会拿公元前六世纪的前苏格拉底时代的价值观，来指导二十世纪的政治实践？要怎样的一个自我中心论者、自大狂、唯我论者，才会认为自己不是柏拉图以来，而是赫拉克利特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只有黑格尔（Hegel）和荷德林（Hölderlin）差可靠近，因为他们的姓里也都带有字母H？要怎样的一个想入非非的人，会拿着一句“存在的历史”，去衡量一切，对非德国人作如此种族歧视式的判定？

阿伦特在她的康德政治哲学讲座中也曾指出，康德虽写了《判断力批判》，可他自己在现实政治方面的判断力，一再使我们大跌眼镜。这也同样适用于海德格尔：他在动用哲学预见，评判他族人民时，其政治判断力，近乎弱智，虽然他知道如何运筹存在的历史。而这一条，是否也适用于中国知识分子呢？

关于“世界犹太集团”，德里达曾这样揭露海德格尔的恐惧症：大西洋英美圈和苏联，都是犹太势力，共产主义也是犹太人的阴谋。美国和苏联将德国所在的中欧夹在中间，没有退路了，德国是欧洲的最后希望。不过，他1959年到了普罗旺斯，又觉得，这样明亮透彻的地方，才是欧洲回到天地人神四方域的入口，而它一直都存在着的。

海德格尔在《黑色笔记》中表现出强烈的虚无主义破坏倾向：先消灭文化，再荡平一切，真理只为强者而存。美国主义使虚无主义达到顶点。美国人将虚无的条件当作了他们的未来。在每一个美国人面前都冒出了幸福的同时，他们也毁掉了一切。

令我们大跌眼镜的是，在《黑色笔记》中，海德格尔竟将苏联看作是英国革命的顶峰，说它们都是将技术用到极致，把人的存在都搭到了里面。英格兰布尔什维主义的资产阶级-基督教形式，他说，必须彻底消灭。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与共产主义相比，“英国式（英语世界里的）”民主自由主义，是更险恶的：“英语世界里的‘布尔什维主义’之市民-基督教形式，是最危险的。不消除它，现代之情状，还将被维持下去”。对于他而言，美英自由主义，又比斯大林式共产主义更危险：“无产阶级专政，再加上这种自由-民主的文化斗争，是犹太人、基督徒为了主导我们，而玩的双重游戏”。他的这一出格的观点也将严重毁掉当代中国大学知识分子的三观。

美国主义使虚无主义达到顶点，海德格尔说。他预测全球人民反抗美国对全球的统治的战斗，需要三百年的时间，于2300年左右，最终将美国摁倒在地。

在《黑色笔记》中，他称犹太人有一种在全球犯罪（planetarisches Verbrechertum）的先天倾向。他认为，从远古开始，犹太人是照种族原则来生活，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种族主义者。在他眼里，有一个国际犹太阴谋：要其它民族脱种族化，独留下犹太人纯洁地保持其种族特性。这三条，是《黑色笔记》里最阴毒的话，但我们其实可以轻松回之以：Well，that is YOUR opinion (唉，你一定要这么认为，我们又有什么办法)！

在今天，人民的“没有素质”、民主的乱哄哄、美国的霸权、全球资本主义的总体阴谋，不也是最能帮中国知识分子们脱尽责任干系的敌人，是他们的很配合的反角？

小结

在《存在与时间》这部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关于个人命运沉思的小资作品里，海德格尔就已用现象学句式，向我们讲清楚这样一个道理：用ontic（日常世界里的）关怀，是难以撼动和改正本体的错置的！这就是说：在今天，用生态关怀或西方佛教或东方精神，去消除全球资本加在我们头上的魔咒，是不可能的。用哲学，也是改变不了世界的。这个道理，海德格尔原来从年轻时代就已懂。我们需要的是一场全球文明革命，而这，我们的先辈，海德格尔和毛泽东们，已用惨痛的教训提醒我们，是说说容易，做起来奇难无比的。

对于今天的师生论争-战斗共同体而言，停留在海德格尔上的那一技术-审美-政治，和毛泽东式的文革理念上，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多迈出一步。《黑色笔记》只不过是又一次提醒了我们：必须快快从我们正在看、说、做的套路里拔出来，决绝地去发明新的看、说和做的途径。我们真的应该天天认真地问一声自己了：如何走出海德格尔？如何走出我们今天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