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这个人

瞧，这个人

罗马总督彼拉多指着被戴上荆冠，披上紫袍，拴住双手的耶稣，对着耶路撒冷的民众喊了一声：“瞧，这个人。”

文／张宇凌

发话人彼拉多虽然任由士兵们鞭打戏弄了耶稣，但他的内心对这位拿撒勒人怀着敬畏。他衷心希望民众们在看见他所受的责罚之后可以放过耶稣，让大盗巴拉巴，而不是“这个人”上十字架。

听到这句话的人，也就是耶路撒冷的民众，在犹太祭司的带领下，坚持让耶稣基督去死。

以上版本是《新约·福音书》，特别是《约翰福音》的说法。《福音书》成于耶稣殉难后70年。圣殿当时已经被摧毁。犹太学者则认为，把彼拉多描述成替罪羊，是基督徒向罗马帝国献媚的表现。

不论如何，这句话是罗马人和犹太人之间的谈判，所以耶稣基督在其中完全不是主角。

戏剧背景是公元33年4月初的耶路撒冷，不过在描绘Ecce homo这个主题的时候，几乎没有艺术家关注过这是个春天，自然的力量在这里完全退后，一朵巴旦木花也不敢擅自开放。这是西方历史上第一次“示众”，一场军事强权和暴民之间的谈判，一个充满恶意和危险的场景。难怪在文艺复兴之前，第一个关注它的是荷兰大师耶罗尼米斯·博斯。了解博斯作品的人，一定知道艺术史研究者对他的宗教“悲观主义”津津乐道。这位艺术家属于极端保守的“圣母兄弟会”，他从不描绘振奋人心的宗教场景，其画面如同小人国的绚烂彩带，人物密集，场景巨大，细节充满腐朽，堕落和罪恶。那种对“恶”与“罪”的生动想象和精心描画，让人一看就相信他的无比虔诚，否则无法对人类覆灭的场景怀有战地记者般的冷静和耐 心。

博斯是最早画Ecce homo的叙事场面的，先后有三幅同题作品是他早期的代表作。最早的1476年的版本受到荷兰当地绘本插图的影响，采取了对角平衡的构图。左上押解耶稣的人，耶稣基督和彼拉多是一个团体，右下的犹太祭司带领的民众与之对应。左下被涂去的鬼影般的供养人群体，与右上空寂无人的城市风景对应。

在露台上的人群布局中，博斯把通常在版画插图中都站在耶稣身后的彼拉多放到了他身前，耶稣主角的地位已经淡化，看上去是一个普通的男性囚犯。彼拉多的大红袍以及头上象征猫头鹰的装饰相当引人注目。耶稣身后的士兵的帽饰也类似一只蛤蟆，和猫头鹰一样在当时当地是邪恶的象征。右下角的暴民群体很难被忽视，前景中的三位人物分别穿着红绿白三色为主的衣服，不仅与台上的主要色彩呼应，也以其色块的面积大小与台上分庭抗礼。这些主张处死耶稣的犹太人面目近乎半兽半人，博斯的这个发明一出来就被Ecce homo的描画者沿用，例如著名的意大利画家安德烈亚·曼特尼亚（Andrea Mantegna）在1500年的同名作品。台下人群的密集程度，亦足可以和城堡露台的条石密度形成张力。台上标出的那句“Ecce homo（瞧，这个人）”，与台下回应的那句“Crucifige eum（让他上十字架）”以同样的力度指向淡蓝的天空。

左下角原先画上的供养人，本来正在说出“Salve nos Christe redemptor（拯救我们吧，救主基督）”。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博斯究竟为什么抹去已经画好的供养人。不论从构图用色，还是寓意上，这群黑衣供养人和那句虔敬的话语都不甚和谐，破坏了恶与罪饱满的平衡。

涂抹后的供养人留下一种鬼影憧憧的感觉。而与之相对应的右上角，亦是一个鬼影城市。人影都是寥寥数点，与近景毫无关系。唯一有小群人聚集的远方，是在一个挂出星月旗的城堡门口。这明显是属于博斯和荷兰人民的耶路撒冷，建筑都是荷兰哥特晚期的，在这个时期人的头脑中，穆斯林也已成长为基督徒更大的敌人，描画他们正是为了给画面增添恐怖气息。特别是那个巨大的广场，彷佛深夜宵禁般空旷，却顶着一片春日白天的淡淡蓝天，让人想起玛格里特的 梦 境。

博斯的一切努力，都在于在“不渎神”的底线之上，表达魔鬼力量的强大。从构图、设色、加配文到描画人物，都更偏向于让视觉被罪和恶的表现征服，而不是被牺牲和善打动。这是博斯的创新，虽然画面并未涉及艺术家自身，但已然涉及人类的罪恶本能，博斯发出的声音不是“瞧，这个人”，而是“瞧，这些罪人！”Ecce homo本来不是一句呼唤主体性的口号，但是自博斯以降出现了一个奇妙的现象：无数的艺术家似乎着了魔，都纷纷在这一声召唤下探询自我，使艺术家本身角色这个问题，成为Ecce homo题材作品的重要组成部份。

这群人的首领和先锋，就是北方的另一位大师：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精于经营的丢勒迎合受难图像的热潮，制作了三套关于耶稣受难的系列版画。其中1496年的版本，构图几乎与博斯的一样，显示了荷兰绘本的同源影响。

丢勒是中世纪晚期的大师，他也被称为北方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他对Ecce homo或“忧患之子”演化而来的耶稣基督个体像特别着迷。从1484年起，他画的第一张十三岁的自画像中，那个孩子的手指已经弯曲如耶稣赐福。后来他又创作了两张作为Ecce homo的自画像。在画这些像之前，也就是1491到1492年，丢勒在卢浮宫收藏的一幅作品后面，随手画了一个练习的草稿：其中不仅有他自己的面容，还特意放大描画了一支手指弯曲做基督赐福手势的手。1493年的那一张Ecce homo，试图将耶稣拉到人的位置，放置成四分之三侧脸的坐姿。丢勒的画中人向着观众扭过脸来，就仿佛画家坐在镜前观察到的自己，他的眼神毫无神性，而充满人类中年的智性，自以为是的怀疑和警惕。画中人几乎浑身赤裸，被仔细描画出作为男性的健美的骨肉，第一次表现了耶稣具有性别感的肉体之美。后来的许多画家追随这个线路，提香于1548年创作的同题作品中，耶稣就如同画家笔下的维纳斯一样深具肉体魅力。因为这句话中含有“homo”这个词汇，也因为这个题材从经典上就纯粹属于男性世界，是一个描绘裸露、虐恋和暴力的机会，所以直至今天，仍有大量艺术家在以此为题表达男性之间的欲望和情感。

最重要的转变发生在1500年，丢勒在多次扭扭捏捏，遮遮掩掩地尝试之后，终于决定正式将自己描绘成“这个人”。他把自己的须发颜色加深，就像来自一个阳光更强烈的地方的人。头发的长度也得以加长，遮盖住脸颊的两侧使面部拉长。他身着毛皮镶边的棕红色大氅，右手伸出以按住大氅的衣襟。背景为深黑平面，光源来自右前方。画像的右侧，是丢勒的标志性签名和年代，左侧则是他的标志性宣言：“就这样，我，来自纽伦堡的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在二十八岁时以合宜的颜色画下了我自己。”

艺术史专家把这幅收藏在慕尼黑博物馆的自画像定名为：“作为Ecce homo的自画像”。根据无疑是丢勒自比耶稣：那加深的须发颜色，那拉长的面部，特别是将人物采取完全正面的姿态，这在当时，只有描绘神或圣人才会使用。它继承的传统是北部欧洲从15世纪开始流行的“Andachtsbilder”（虔敬像，此德文单词被直接作为艺术史专用名词），将神圣人物从叙事性场面中抽离，背景平涂，消灭其现实性，成为帮助个人来祈祷和沉思的形象作品。这类雕像或绘画常常偏重有关受难的悲剧性题材，以发挥强烈的感染力，画中人正面观者，仿佛正在与之交流。

丢勒的这个造型，却丝毫没有Ecce homo原型中的受难和悲苦，从任何角度来看，他都更像是来自拜占庭的“荣光中的神”（Pantokrator）。整个画面发出金光，右手假借按住衣襟的动作，模仿Pantokrator的赐福手势。光源来自最后审判中代表善和胜利的右方。这种正面造像，通常出现在礼拜堂壁画的上半部，与下半死去的耶稣（“忧患之子“）形成对比，表现的是耶稣基督在最后审判时的庄严伟大。签名和题字都在与画中人眼睛平行的位置，而他的右手则处于最抢镜的前景。作为画家的丢勒通过这些细节来召唤人们，注意画中人作为艺术家最重要的特质：眼睛和手。

在文艺复兴这个关注“人”的位置的时代，丢勒深深关注的是艺术家的主体角色问题：艺术家不再是匠人，而是可以从虚空中创造美的知识分子，如同神创世界；另一方面也不再承受物质上的匮乏。这点对丢勒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忍不住在基督（自己）身上画上一件毛皮大衣。我们也无法不去注视这缕同样描画精微的毛皮，把对耶稣的想象转向对一个北方财主的认同。

1514年，丢勒创作的著名木版画《忧郁》，表现的正是艺术家的另一个化身：一个长着翅膀的人类，腰带上挂着一串钥匙和一个钱袋。潘诺夫斯基在他关于丢勒的研究中发现一张这个木版作品的草稿，上面留有丢勒的亲笔注释：“钥匙代表着权力，钱袋代表着财富”。丢勒自己还写过：“如果你是贫穷的，你可以通过此种艺术（技艺）获得丰厚的财富。上帝给了天才巨大的权 力。”

回到Ecce homo来看，经典意见认为这幅自画像的创作动机主要来自丢勒对基督受难的认同。但在我看来，丢勒要强调的恰恰是另一面：艺术家是神的宠儿，甚至直接是神之子，他的苦难和忧郁无法掩盖他最终的财富、权力和荣光。在那个宗教信仰和人文信仰齐头并进的时代，对人更深的发现，都离不开对神更深的赞美。世间权利的攫取者，依然害怕失去神的恩宠。丢勒非常聪明地找到文艺复兴时代每个人的终极理想：既神圣，又富有。而这样的“人”的形象，是从教会人士到人文主义者都会移情的对象。笼罩于画中人身上那种全副武装的寂静，充满说服力的崇高，正是把弥撒直接撒入人心：瞧，这个人，你也可以成为他。

到了巴洛克时代，世界的真相开始抬起他们危险的头。哥白尼和哥伦布让世界改变了形状，而马丁路德则试图让信仰也改变方向。天主教真正受到了威胁，发起了深深影响艺术创作的“反宗教改革运动”，笼罩人心的是怀疑与恐惧。

意大利的艺术家米开朗基罗·梅里希·达·卡拉瓦乔始终是罗马巴洛克的焦点。他的Ecce homo又回到了博斯关注的那些罪恶，不过这次是通过丢勒的方式，通过把自己画进去。卡拉瓦乔的构图代表了这一主题中的另一个重要变体：由群众场面简化为“三人组合”：耶稣基督、彼拉多和一名施刑的士兵。

卡拉瓦乔在此画中体现了他成熟的罗马风格：不提供背景深度，人物似乎被舞台的射灯集中照耀，他们贴近画框，似乎要站到观者中间来。反传统的是，每个人的神学性格都被改写：画面上，耶稣基督是一位稚嫩男性，体格孱弱，胡须稀疏，下巴尖细，面容光洁无纹。他低头闭目地站立着，双手被缚，拿着鞭打他所用的旗棒（一种粘有骨头和金属的罗马式皮鞭），身上完全没有鲜血和伤痕。虽然所有光线集中在他白皙的肌肤上，其目的似乎要使他更加弱化而接近一片空白。画面中心靠后是一位士兵，正把紫色的长袍往耶稣身上披。他脸上的复杂表情无异于一位变态杀手，表现了虐待狂对他的猎物甚为关心体贴的瞬间。而在最前景的彼拉多，是观者最能与之交换感情的一位。相对于人子的闭目低头，彼拉多则正视着我们的眼睛。相对于人子之虚白，他被塑造成一位脸色暗沉，还戴黑帽着黑袍的长者，年龄与耶稣基督甚为悬殊。他双眉于紧锁中高挑，似乎在对我们做某种暗示。额上皱纹堆栈，唇边法令纹深垂，胡须中的双唇似乎因为思索而微微嘟着。眼睛传达的感情，不论被解释为无奈，困惑还是愁苦，都是一种巨大压力下的神情。他双手非常戏剧性地摊向耶稣，把一个无声的呼喊传达到我们耳边：“瞧，这个人！”

这张画几乎把所有的注意力拉到了阴影中浑身漆黑的彼拉多这边，他才是真正的主角。这位彼拉多正是以卡拉瓦乔自己为模特来创作的。不仅仅包括物理的外貌，也包括他苦闷沉重的心情。卡拉瓦乔生活狂乱，常常与人滋事，他的法律问题之前都能被位高权重的赞助人摆平。而在这幅作品进行的1605年，事情开始转变，严重的违法事件开始超出可以被保护的范围，6月卡拉瓦乔被人以骚扰罪投诉而逃离罗马，一整年都官司缠身，10月还被割破了脸庞和喉咙。在1606年5月，他竟然在决斗中杀死了一名青年人，只能以杀人犯之身逃到那不勒斯。

卡拉瓦乔对在作品中研究自己的形象非常上瘾。年轻时常常把自己表现为酒神或浪荡子，后来多表现为一个历史场景的旁观者。从Ecce homo开始，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表现为罪恶角色，投射到杀人者彼拉多的身上。最极端的例子发生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卡拉瓦乔把自己的头颅画成被戴维砍下的，巨人歌利亚血淋淋的头颅。

通过Ecce homo这幅画，卡拉瓦乔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在自己的作品中“当坏人”的艺术家。“瞧，这个人”，他不再是神挑选来替天行道，拯救世界的儿子和救世主，而是神拣选出的另一种受难者：来做整个世间帝国的替罪羊，来实验和体现人性中的“罪恶”，来告诉人们“恶”的必然性是如何威慑人的理性。或许后者，才真正是艺术家的角色。

丢勒的Ecce homo，让我们看到一个寻求到自主独立性和物质成功的艺术家，而卡拉瓦乔，则让我们看到一个成为罪人并对自己未来的祸患无能为力的人，这个充满压力的抑郁老人，比丢勒笔下穿毛皮的傲慢中年人，更能代表全人类。卡拉瓦乔一生想要的魔力和自由，就是通过承认罪恶，去真正理解神的宽恕。他确实也将包括Ecce homo在内的老套宗教题材，变得新鲜迷人，生气勃勃，一举迷住了教廷，攻下罗马，在整个欧洲形成了卡拉瓦乔派。研究者们已经公认，卡拉瓦乔给巴洛克带来了“现代性”。

这位巴洛克大师的遗产，在德国找到了严格的继承者：德国印象主义和表现主义画家罗维斯·科林斯（lovis Corinth），在生命的最后一年（1925）画下了被一位医生和身穿罗马式铠甲的人挟持的耶稣。在这张也题为Ecce homo的图中，很明显罗维斯把自己画成了彼拉多。这个形象跟他为自己画的许多幅罗马铠甲自画像完全一样，只是面容失去了年轻时的骄傲，显得厌世而迟钝。画家对自己笃信武力以及德国国家主义的过去表示忏悔。纳粹的审查制度配合了这个解释：他们将罗维斯后期作品判定为“堕落的艺术”，却将他早期的风格奉为优秀德国艺术的代表。

更多的人走在丢勒的路上，以自己为光荣的受难者。比如比利时超现实主义大师詹姆士·恩索，就将自己画成受虐且充满胜利喜悦的耶稣基督，而两边站的分别是两位当时的批评家的形象，题名为“Ecce homo，或基督与批评家”。

这种狂喜保留在了甘斯布的歌曲里。这位法国著名的“roker de texte”（摇滚诗人）在1981年把题为“Ecce homo”的歌写成一种欢快的曲调，MTV中只有他自己和一面镜子。歌词中把自己描绘成被钉死在各各他山上，却唱着黑人雷鬼的狂欢的耶稣。

对Ecce homo最伟大的反讽来自1888年，反基督哲学家尼采，这个喊过“上帝已死”的人，却以“瞧，这个人”来命名自己的传记。而“反讽”如同现代性的强大季风，一旦进入它的海域，就一去难返。

2012年，西班牙的八十老妇塞西利亚·吉梅内斯擅自完成了一次历史上最恶劣的修复。她“修复”的壁画，正是一幅由十九世纪艺术家创作的的Ecce homo图像。被她涂抹得如猩猩般的这个Ecce homo像立刻大肆流行，被印在各种商品上：体恤衫，可乐瓶子，明信片……小教堂参观人流猛增，甚至开始收门票，而且第一个星期就收获两千多欧元。老人家本来几乎精神崩溃，卧病在床，几天后却进入一级战备的亢奋状态，向使用她“作品”的商家讨取知识产权费用。她原来随手涂抹的风景小品，也在Ebay上以四百多欧元成交。

在音乐领域，跳出来的则是当今世界的英国之星：Mr. Bean。《憨豆先生》的插曲，是由牛津大学天主堂合唱团演唱的C大调赞美诗《Ecce homo qui est feba》。歌词为拉丁文，只有缓慢庄重的四句：

瞧，那个是一个豆子的人； （Ecce homo qui est faba，剧首唱）

第一部份结束（finis partis primae，插播广告前 唱）

第二部份开始（Pars secunda，插播广告结束后唱）

再见，那个是一个豆子的人”。（Vale homo qui est faba，剧终唱）

看着塞西利亚修复的耶稣像，听着憨豆剧中的赞美诗，Ecce homo的呼唤仍在每个广场和每扇窗外回荡。我们只有通过日复一日的受难（Passion），审视和自我审视（Ecce homo），才能从对文明的“厌倦”这个沉重的诅咒中，获得一种微小的赐福，那就是“幽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