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陷落的爱情

文/王如菲 | By Phoebe

“陷入”，看上去就是个令人不安的词。常用搭配：陷入绝境、陷入被动、陷入误区。“陷”字的甲骨文，为人落入陷阱形。可见“陷入爱情”这个词，包含了人们多么复杂的情感。

其他语言也用这个词，英语说“fall in love”，法语说“tomber en amour”，说明人们对此的普遍感受是一样的——爱情是一场意外事故，用齐泽克的话说，是一个“事件”（event）。

“事件”是齐泽克《事件：概念的哲学之旅》（Event: A Philosophical Journey Through a Concept）一书中的核心概念，是指发生了某种特别的、超越常规（extraordinary）的事情。在特定状况中，事情总是按照某种常规持续进行，但是时不时地会发生某件特别的事，这件事会打破常规，影响接下来的可能性，改变全局。它是因果律当中的一个奇迹，意味着从必然的关联中跳脱出来。

齐泽克说，“爱情”就应该是这样一种事件，是一场无法预期的邂逅（encounter）。当人“fall in love”的时候，他会情不自禁地认为，他过去的整个生活都指向这独一无二的时刻。爱情本应当给人这样的错觉：“我一辈子都在等这个人出现”。没有偶然的邂逅，就没有这种作为“事件”的爱情。

爱情如果不作为“事件”出现，那会成为什么？实际上，或许后一种我们更为熟悉：它成为一种选择。人们的爱情观其实是建立在诸多政治、经济、社会因素影响之下的一套系统，或者说体制，这个体制决定了我们如何谈论自己的感受，如何判定什么是“常规”的恋爱行为，如何考量谁值得爱、谁又不值得。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妨把这种有选择的爱情称为“计划爱情体制”。

《万古》杂志上有篇探讨俄罗斯同欧美世界爱情观的文章，作者阿隆森（Polina Aronson）这样分析：18世纪以来，启蒙运动对整个欧洲社会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在经济上，消费者开始主导生产者;在宗教上，信众开始主导教会;而在爱情观上，则是爱的主体（施爱者）的重要性开始逐渐超过了客体（被爱者）。

在14世纪的诗人彼特拉克口中，他所爱的对象是“神圣的”，是上帝之存在的最好、最美的证明。然而600年后，托马斯·曼笔下的古斯塔夫·冯·奥森巴哈的想法则与之大相径庭：

求爱的人比被爱的人更加神圣，因为神在求爱的人那儿，不在被爱的人那儿。这也许是迄今最富于情意、最令人发噱的一种想法，七情六欲的一切狡诈诡谲之处以及它们最秘密的乐趣都是从这里产生的。

托马斯·曼这本小说名为《死于威尼斯》，写于1912年。差不多就是在20世纪初的某个时刻，被爱者走下了神坛，怀抱爱情的人本身成为了中心。那不可知、不可达的神圣他者（Other）不再是爱情故事的主角，相反，自我（Self），连带着其所有个性特质、童年创伤、暗示着情欲的梦境等等，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在“计划爱情体制”中，人们对待爱情的态度越来越理智，不断强调“需求”和“权利”，并据此做出决定。在崇尚自由的社会里，个人意志及选择是一个至高的标准。人们不再崇尚飞蛾扑火的爱情，而是运用各种现代的精神分析手段，时刻检视并努力保护好这个脆弱的自我，并以此为原则挑选最合适的爱情对象。

“挑选”的核心不在于选择的多样性，而在于存在这样一位英明果断、至高无上的选择者，他（她）深知自己的需求，并能依据自己的合理利益来行动。新时代的恋人们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动辄飞蛾扑火，而是系统地、理性地处理自己的感情。他们看心理医生，读各类《情绪疗法》，参加恋人共修课，学习“恋爱语言”，在自己的情感量表上打出1到10分。美国社会学家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将这样的人称为“心理学人”（the psychological man），他们是“精明的、反史诗的，仔细计算自己的满意和不满，将无法获益的付出视为最大的罪恶”。“心理学人”是爱情技术专家，认定只要时机正确，工具正确，复杂的情感问题就可以理顺。

在童话、传说、经典文学当中，人们几乎将爱情视为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即使精神、财富甚至生命本身遭受威胁也在所不惜。这种爱情观放到现在看来，是青春期少年才会有的幼稚想法。

或许我们觉得自己正在走向“成熟”，但在齐泽克看来，我们是倒退了。所谓的“选择”和“计划”，是放弃了邂逅，放弃了偶然性。

“我们想要没有卡路里的糖，想要不含酒精的啤酒，想要没有fall的love。”——典型的消费主义时代的现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