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牛白马，来去何兮

文/张旭 | By Zhang Xu

《东丹王出行图》

根据契丹婚制，王族耶律氏仅可与后族萧氏通婚，契丹统治者通过皇族、后族的广泛联姻，以加固和维护契丹政权，作为其统治的重要手段。因而线粒体DNA研究反映出的耶律氏与萧氏两个契丹贵族之间的微妙的遗传学联系可能是耶律氏与萧氏常年通婚的基因体现。

契丹一族源于我国古代东北地区，势力虽不及匈奴可以横亘整个欧亚大陆，但也对东亚、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群的基因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蒙古语和俄语中犹称“中国”音同“契丹”。然而经过数千年的民族融合，作为民族实体的契丹如今已不复存在，其留给后人的除了名垂青史的丰功伟业，灿烂多姿的民族文化之外，还有众多未解之谜，其中，最为引人入胜的莫过于针对其人群来源与流向的探讨。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古病理学、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的蓬勃发展，针对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人骨标本所选用的研究方法与手段正日益更新，古DNA研究因能科学、准确且细致的还原人群之间、人群内部的亲缘关系、遗传学疾病等信息而逐渐为人所知。目前，国内已有的古DNA研究成果主要包括由母系遗传决定的线粒体DNA研究，以及仅存在于父系遗传决定的Y染色体DNA研究。其中，线粒体DNA研究因其具有母系遗传、多拷贝、突变率高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群体遗传学和进化遗传学的研究。Y染色体DNA研究则具有多态性和遗传稳定性特征。学术界对于契丹一族的缘起由来向来呈现出众说纷纭的局面：历史学专家根据史料研究得出契丹应出自鲜卑宇文部，却苦于缺少科学可信的证据；语言人类学者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仅能将契丹语归类为阿尔泰语系，却因资料有限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关于契丹人起源的传说，当属“青牛白马”流传最广，《辽史·地理志》记载：“永州……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云。”在这一传说中，“神人”乘白马浮过的“土河”即今漪澜遍及辽西地区的老哈河，而“天女”驾青牛车所泛“潢河”即今西辽河北源的西拉木伦河，若此传说可信，那么辽西地区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流域应为契丹族起源之地。近年来，中国考古工作者在中国北方、特别是辽西地区夜以继日辛勤发掘，使内蒙古通辽市吐尔基山墓地、赤峰市山嘴子墓地、耶律羽之家族墓地、辽宁法库地区的叶茂台墓地、阜新地区的关山墓地悉数亮相，为针对契丹人群所开展的生物考古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经考古学研究证实，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为契丹贵族耶律羽之家族的长眠之所，辽宁省法库、阜新地区则葬有辽中晚期声名显赫的萧氏家族。据《辽史·国语解》所记：“《本纪》首书太祖姓耶律氏，继书皇后萧氏，则有国之初，已分二姓矣”，由此可知，辽国皇族以耶律为姓、后族以萧为姓。那么，针对耶律羽之墓地和辽宁法库、阜新地区出土的人骨材料进行相关生物考古学研究将为探寻契丹贵族的人种学源流提供直接且科学的依据。

中国著名的体质人类学家、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朱泓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对目前考古发现出土的契丹人骨种系成分进行了深入研究，颅骨测量学研究结果表明：以耶律羽之家族墓地、辽宁省法库和阜新地区萧氏家族墓地为代表的契丹贵族，均具有圆颅、高颅结合阔颅的颅骨形态特征，也兼具扁平且宽的面部形态，在众多辽代壁画墓中都曾渲染过这样的契丹人形象，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中的北亚蒙古人种最为接近，但也在个别测量项目上体现出东亚蒙古人种特征，在与众多古代对比人群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其与内蒙古乌兰察布地区的三道湾墓地为代表的汉代鲜卑居民存在较近的颅骨形态学关系。

为了进一步确定契丹贵族的种系成分，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许月副教授在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支持下，对内蒙古赤峰耶律羽之家族墓地出土的27例契丹人骨样本进行了古DNA研究，结果表明：耶律羽之家族墓地所代表的契丹贵族人群与鲜卑人群的遗传学距离较近；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张小雷硕士通过对辽宁阜新地区关山辽墓萧和家族人群的线粒体DNA研究发现：其与内蒙古乌兰察布地区的三道湾汉代鲜卑居民之间显示出了密切的遗传学关系。针对契丹贵族人群的线粒体DNA分析结果还表明：在变异位点、突变率、单倍型归属和共享序列分布上，以耶律羽之家族墓地与辽宁阜新地区关山辽墓萧氏后族为代表的契丹贵族人群、古代鲜卑人群以及以内蒙古赤峰林西地区井沟子墓地为代表的东胡人群彼此分享较近的遗传距离，同时还均与外蒙古地区蒙古人、布里亚特人、雅库特人、鄂温克人、鄂伦春人为代表的现代北亚人群之间遗传关系较近，即契丹、鲜卑、东胡人群在线粒体DNA所代表的母系遗传关系上均表现出具有典型的北亚人群单倍型分布特点。

据《辽史·世表》曰：“盖炎帝之裔曰葛乌菟者，世雄朔邮，后为冒顿可汗所袭，保鲜卑山以居，号鲜卑氏。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库莫奚，曰契丹”。而《新唐书·北狄传》亦有云：“契丹，本东胡种，其先为匈奴所破，保鲜卑山。魏青龙中，部酋比能稍桀骜，为幽州刺史王雄所杀，众遂微，逃潢水之南，黄龙之北。至元魏，自号曰契丹”。颅骨测量学研究与古DNA研究结果都表明契丹贵族与鲜卑人群之间的确存在较为密切的遗传学关系，恰与历史文献中“契丹出自鲜卑”这一记载相呼应。

据《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载“乌丸、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也”。《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曾记“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汉初，亦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与乌桓相接，未常通中国焉。”通过线粒体DNA的分析所表明的契丹贵族人群、鲜卑人群以及东胡人群之间较近的遗传距离似乎证明了文献记载中“契丹出自鲜卑宇文部，为东胡古族的后裔”的可信性。

为了进一步了解契丹贵族的遗传结构特征，吉林大学的许月副教授将耶律羽之家族墓地古代人群与辽宁阜新地区萧和家族墓地古代人群进行对比，结果表明二者之间通过线粒体DNA所表达的母系遗传关系上既有差异，又有联系。据《大契丹国东京太傅相公墓志铭并序》记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天显元年（926年）建立东丹国时，“乃授公（指耶律羽之）中台右平章事”。由此可知辽代早期的耶律羽之家族当属契丹王族，而萧和家族则是辽中晚期最为显赫的后族，二者之间所存在的明显遗传差异，体现了耶律氏与萧氏两个契丹贵族之间的不同的遗传学关系，同时也不能排除是由于二者所处时代早晚不同所致。南宋时期成书的《契丹国志·族姓原始》载有:“契丹部族，本无姓氏，惟各以所居之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里……今有世里没里，以汉语译之，谓之耶律氏，复赐后族姓萧氏，番法，王族惟与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与诸部族之人通婚；或诸部族彼此相婚嫁，不拘此限。汉人等亦同此。故北番惟耶律、萧氏二姓也。” 根据契丹婚制，王族耶律氏仅可与后族萧氏通婚，契丹统治者通过皇族、后族的广泛联姻，以加固和维护契丹政权，作为其统治的重要手段。因而线粒体DNA研究反映出的耶律氏与萧氏两个契丹贵族之间的微妙的遗传学联系可能是耶律氏与萧氏常年通婚的基因体现。

将耶律羽之家族为代表的耶律姓氏辽代早期契丹贵族与内蒙古赤峰地区山嘴子墓地出土的辽代晚期平民进行古DNA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二者之间遗传差异相对较大。据《辽史·圣宗本纪》记载：开泰八年十月，辽圣宗下诏“横帐三房不得与卑小帐族为婚”，即契丹贵族必须与贵族互相通婚，不得与平民通婚。但是，虽契丹贵族与平民庶族通常不可联姻，但自契丹立国之后，上自皇室贵族下至平民阶层与外族通婚的现象却日益普遍，这种不禁止与外族联姻同样是契丹统治者维护其政权的重要手段。根据《辽史·太宗本纪》所载：辽太宗耶律德光于会同三年十二月“丙辰，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由此可见，辽时契丹人与汉人之间的通婚已经得到了认可，史料记载辽世宗的皇后甄氏即为汉人，而辽代著名的汉臣韩德让被赐名耶律隆运，也与萧氏有所联姻。那么，伴随契丹与外族通婚而产生的基因交流也势必对于契丹人群的颅面形态特征、种系成分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许月副教授推测：耶律羽之家族为代表的契丹贵族与山嘴子墓地出土的契丹平民之间相对较大的遗传学差异与辽代阶级婚制所产生的基因交流密切相关。

关于契丹贵族的另一重要古DNA研究，是许月副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对于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契丹贵族墓葬出土人骨的线粒体DNA多态性分析。将该墓墓主人与选自现代外蒙古、内蒙古、达斡尔、北方汉族等人群的序列进行比较，发现其与现代外蒙古地区人群的遗传距离相对较近，而线粒体第一高可变区的序列多态性分析结果也表明吐尔基山辽墓墓主人5个突变位点为蒙古人的突变热点，由此可见，吐尔基山辽墓墓主人与现代蒙古人有着最近的亲缘关系, 而现代蒙古人表现为典型的北亚蒙古人种，从而推测该墓主人与北亚蒙古人种较为接近，这与颅骨测量学研究鉴定结果完全一致。考古学研究表明吐尔基山辽墓墓主人为契丹女性贵族，通过古DNA研究表明，吐尔基山辽墓与契丹皇族耶律羽之家族墓地出土人骨标本相对接近，却与萧和家族遗传距离稍远，可见吐尔基辽墓墓主人可能与耶律羽之家族有着相对较近的亲缘关系，从而验证了该墓主人的贵族身份。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契丹贵族样本数量有限，将吐尔基辽墓墓主人单个样本与耶律羽之、萧氏家族群体样本进行比较分析，很可能所反映出的情况与实际情况略有出入。

关于契丹人群的流向问题，据史书记载，公元 1125 年，辽被女真所灭，一部分契丹人在耶律大石的率领下，远征西域，建立西辽。后被蒙古人所灭，少数族人在波剌黑的率领下，在今伊朗东南部建立后西辽。这部分契丹后裔伴随着人群的迁徙与交流，逐渐融合到蒙古人、回鹘人和中亚当地人当中。除此之外，辽灭国之后，在女真人的经济掠夺与繁重兵役的压迫下，许多契丹人加入到协同蒙古军抗击金国的队伍中，因此受到了蒙元统治者的优待，如《元史·世祖十》曾记：“拟军官格例，以河西、回回、畏吾儿等依各官品充万户府达鲁花赤，同蒙古人，女直、契丹同汉人。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明朝建立后，被视同蒙古人的契丹人随之北迁，并融合其中；又如元末明初史学家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所记“汉人八种”，契丹居首位，明朝建立后，这些被汉化的契丹人，在朱元璋颁布禁止“胡姓”的诏令后，纷纷改姓，融入到汉民族当中。自此，“契丹”二字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便不彰其名，韶华褪去。

针对契丹族人在亡国后改名换姓融到其他民族中这一历史事实，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中国著名的辽金元史学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乐焕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陈述都进行过全面的调查与缜密的研究，他们指出在今内蒙古、黑龙江、河北、甚至云南地区都存有契丹人的后裔：作为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三少民族”之一的达斡尔族，因其众多民族文化、风俗习惯与史料记载中的契丹人相似，自诩为契丹后裔。云南保山地区的“本人”中阿、蒋、莽、杨等姓氏，根据其祖墓志碑文所记、以及石刻上撰写的典型契丹小字，有学者推测其亦可能是契丹人的后裔。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中国医学科学院刘春芸教授、杨焕明教授、吴东颖博士等将耶律羽之家族为代表的契丹人群与今达斡尔人、云南“本人”等对比人群进行DNA比较分析研究，通过对契丹人、达斡尔人线粒体 DNA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契丹人与现代达斡尔人的基因同源度较高；通过对云南 “本人”、达斡尔人、蒙古人和汉人等人群的Y染色体 DNA 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云南“本人”与达斡尔族具有很高的同源度，进而推测云南“本人”也应为契丹后裔。吉林大学的许月副教授在对以耶律羽之为代表的契丹贵族人群古DNA进行研究时，构建了契丹、达斡尔及其他对比人群的系统发育树，结果表明：契丹与外蒙的遗传关系最近，与达斡尔的遗传关系也较近，但是契丹与达斡尔的序列在突变位点和突变率上存在较大差异，即虽然契丹与达斡尔之间存在较近的亲缘关系，但达斡尔不一定是契丹的直接后裔。”从而为探讨“以耶律羽之为代表的契丹人是否为达斡尔人、云南‘本人’祖先的问题”标注上大大的问号。诚然，在我国漫漫历史长河中，无论是东胡、匈奴、鲜卑还是契丹，都是由不同民族间相互碰撞与融合、交流与影响，进而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因此，作为众多消失古代民族中的沧海一粟，对于契丹后裔问题的争论是有情可原的。

综上所述，经历近千年的轮回与沧桑，契丹人骨骼标本保存情况受到了严重的考验，同时，民族学研究成果也表明：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北方民族，往往不是由单一人群或部族所构成，加之契丹立国后积极鼓励的族外婚制，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所进行的古DNA分析所得研究成果具有许多可存疑的地方，只靠单纯的古DNA研究就可以解决契丹族源流向问题的想法，也是不切实际的，只有未来通过更多数据的搜集以及对契丹贵族人群所进行的更加全面的生物考古学、历史文献学等相关学科研究的进一步展开，以期取得更加科学、令人满意的研究成果。忆往昔，契丹家住云沙中，耆车如水马若龙，好一片繁荣景象；到如今，神人天女无处寻，土潢依旧迎秋冬，怎一场秋风萧瑟，令人不仅慨叹青牛白马，来去何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