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伍尔夫与房子的故事

文/王冬菊 | By Wang Dongju

弗吉尼亚自己的描述可能更有诗意，她说：“（明天我）要闻一朵红玫瑰的香味；要轻轻地从草坪掠过（就像手里提着一篮鸡蛋），点上一支烟，拿出写字板放在膝盖上；沉下心，像潜水者一样，非常谨慎地游入昨天写下的最后一句话。”

与伍尔夫同时代的小说家里斯（Jean Rhys）在《早安，午夜》（Good Morning，Midnight）中这样描写建筑的威力：“永远不要讲出和房间有关的真相，因为这可能炸毁覆盖万物的屋顶甚至动摇整个社会体系。”丈夫莱纳德（Leonard Woolf）在自传《一路下山》（Downhill All the Way）中也有类似的话，他说：“对一个人和他的生活方式影响最深也最长久的是这个人居住的房子。房子决定了每天每时每刻的质量、色彩、气氛和生活节奏；房子构建一个人的成就和人际关系。” 弗吉尼亚·伍尔夫本人则用建筑来比喻写作，她说好的作品要像“建筑物一样匀称克制：不过文字是无形的砖块。” 她用文字建造出很多人物的故事，其中不可避免地镶嵌着她自己和那些她居住过的房子的故事。

弗吉尼亚小时候的家在海德公园门22号，那是一幢建于19世纪早期的维多利亚联排住宅，是上层中产阶级家庭的典型居所。那时她还不姓伍尔夫，她是弗吉尼亚·史蒂芬，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学者莱斯利·史蒂芬。史蒂芬有过一次婚姻，育有一女，在海德公园门22号，他与一位有着三个孩子的寡妇朱莉娅重组家庭。他们婚后又生育了四个孩子，瓦内萨与弗吉尼亚是其中的两个女孩儿。据弗吉尼亚回忆，“11个年龄从8岁到60岁的人同住，服侍他们的佣人有7个，白天还有拿着耙子和桶的老女人和跛足的男人在那里干些零活儿。”这栋房子的主体只有两层，另外还有一层地下室和一层阁楼。虽然他们把阁楼改造成为可以居住的楼层，加盖了一层，并且安装了一间浴室，房子仍然显得非常拥挤，生活也很不方便。

一层除了容纳餐厅、食品储藏室、厨房之外，还有主卧室和两间用折叠门隔开的客厅。二层和三层是孩子们的卧室，最上面是父亲的书房和佣人的卧室。在装饰风格上，“我们还深受提香的影响。成堆的长毛绒，沃茨的画像，暗红天鹅绒包裹的半身雕像，它们使被倾泻而下的弗吉尼亚爬山虎遮蔽的房子更加阴暗。”最好的家具和装饰都放在楼下经常有客人的地方，那儿也是空间最大的地方。越往上楼层越矮，杂乱的物品更增加了空间的局限感。弗吉尼亚回忆说，“当一个人在众多黑乎乎的橱柜和衣柜中翻找时，他永远想不到自己能挖出赫伯特·达克沃斯（Herbert Duckworth, 律师，朱莉娅前任丈夫的父亲）在法庭上戴的假发、我父亲在教堂时戴的牧师的硬白领，或者萨克雷（William Thackery, 英国小说家，史蒂芬的前岳父）信手涂鸦的一张纸条……往年的信件装满了几十只黑色锡制的盒子。打开他们就感受到一阵阵陈年的气味。”

客厅被黑色的折叠门隔成大小不同的两间，小的一间供女士使用，朱莉娅在那儿倾听家庭主妇们的秘密：佣人失踪，被情人拒绝，意外发现小金库等等。而另外一间客厅则是男人们谈论政治、哲学和域外见闻的地方。弗吉尼亚童年的这所房子不但空间狭小，孩子们之间以及他们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复杂: 史蒂芬是一个非常需要女性关注的人，他对妻子和女儿情感依赖使弗吉尼亚和瓦内萨非常压抑。同母异父的哥哥乔治也总对两姐妹表现出特别的“亲密”，他被弗吉尼亚称为“史蒂芬小姐们的情人。”弗吉尼亚在那时就患上了抑郁症，她甚至还尝试过自杀。

童年给弗吉尼亚留下了痛苦的回忆，她把部分原因归结为不合理的房间设计和家具风格。成年之后的她仍对此念念不忘：“海德公园门现在似乎离布鲁姆斯伯里非常遥远，但它留下的阴影无处不在。”有关海德公园门的回忆充满“古怪、滑稽而又悲剧”的气氛，还“带着年轻人的暴戾情绪、反叛、绝望”。在《对过去的一张素描》（A Sketch of the Past）一文中，伍尔夫假设一位游人去参观自己童年时期的房间：“我想，如果他们中的一位读过《到灯塔去》、《自己的房间》或者《普通读者》的话，她或他也许会说 ‘这个房间解释了不少东西。’”住所、房间、家具以及回忆改变并塑造居住者的内在，是他们使伍尔夫成为伍尔夫。

塔兰德家园

母亲朱莉娅于1895年去世，父亲史蒂芬于1904年去世，弗吉尼亚先后两次陷入精神崩溃。姐姐瓦内萨决定为史蒂芬家的四个孩子建立一个新家。她急切地想要告别那个童年的房子，她“一次性解决了海德公园门的一切。她拍卖；她焚烧；她整理；她撕毁”； 弗吉尼亚甚至感觉姐姐雇佣了一些带着锤子的人砸烂那儿的一切，以至于“墙壁与橱柜都破裂而挤在一起。” 弗吉尼亚从抑郁中恢复的时候，海德公园门已经变成了过去。据说瓦内萨在地图上找了一个离海德公园门所在的肯辛顿最远的地方，那儿就是位于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的哥顿广场46号，后来有很多青年艺术家和文学家那儿聚会，他们形成了“布鲁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 Group）。新房子在家具和装潢风格上与海德公园门完全不同，而这些都由姐姐瓦内萨全权打理。

瓦内萨是一位艺术家，同小说家弗吉尼亚一样，她也喜欢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进行大胆的创新和尝试。她设计的新家既温馨又反传统：“到处都有白色和绿色的印花棉布；我们抛弃了莫里斯公司印着复杂图案的墙纸，用纯色的胶画颜料装饰墙壁。” 弗洛拉·梅厄（Flora Mayor）的小说《教区长的女儿》（The Rector's Daughter）中有一段描写：“墙壁是橙色的；装饰是深蓝色。有不少外国的海报……立体主义研究……地板上是大号的坐垫……家具上盖着立体主题图案的棉布……窗户因为伦敦的煤尘而变得阴暗……。”弗吉尼亚说，“（新家的）光线和空气在经历过海德公园门浓重鲜红的阴郁之后是一个启示。”他们不要餐巾，他们画画、写作，饭后喝咖啡而不是九点钟喝茶。对弗吉尼亚而言，“一切都将是新的。一切都是尝试。”特立独行的居室风格以及离经叛道的生活不仅是他们告别童年的仪式，更是对维多利亚传统的一种挑战，而这种挑战又和当时的艺术风潮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密切相关。

弗莱（Roger Fry）、麦卡锡（Desmond MacCarthy）和贝尔（Clive Bell）在1910年组织了“后印象主义”在英国的第一次画展，展出了塞尚、马蒂斯、毕加索、高更和凡·高的作品。展览的意义在于鼓励年轻人忠实于自己的天性和感受，正如弗莱为展览所作的宣言所言：“这些艺术家并不致力于模仿形态，而是要创作形态；（他们）不是模仿生活，而是找到与生活等价的东西。”瓦内萨感慨地说：“（展览）突然指出一条可能的途径，一种突然的解放和对独立感受的鼓励，这绝对让人无法抗拒……就好像一个人终于可以说出他一直以来的感受而不是像别人教他的那么去说。”

弗莱是这些艺术家中间最有号召力的一位人物，他认为艺术家应该自己设计、生产并出售他们的作品，作家也应该印刷和出版自己的书。在弗莱的影响下，艺术家们把后印象主义画风引入家居设计，并于1913年成立欧米伽作坊（The Omega Workshops），而伍尔夫夫妇也在1917年创立了霍加斯出版社（The Hogarth Press）。欧米伽作坊的艺术家们绘制大幅的壁画，制作并装饰陶器和家具，设计地毯，他们的许多设计展示赤裸、雌雄同体和疯狂的人体，这样的风格在当时简直是惊世骇俗。他们在1913年“理想的家展览会”（The Ideal Home Exhibition）上推出作品“后现代主义房间”，展示了一幅高达6英尺的壁画，上面画满了舞蹈中的抽象裸体。参观展览的皇室成员声明这是“客厅装饰最完美的反例。”也有人说这是“一个被大众讥笑和辱骂的焦点。”

1912年与伍尔夫结婚之后，弗吉尼亚辗转于东苏塞克斯郡的 “阿萨姆家园“（Asheham House）和伦敦西南部的里士满小镇。霍加特出版社就在里士满，以伍尔夫夫妇的住所命名。婚后的七年中，他们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弗吉尼亚第一部小说《出航》（The Voyage Out）的发表，以及她随之而来的一场精神崩溃。1919年弗吉尼亚与莱纳德搬到苏塞克斯郡罗德梅尔村一座名叫“僧侣之家”（Monk's House）的院子，姐姐瓦内萨一家就住在不远处的“查尔斯顿家园”（Charleston House）。到弗吉尼亚1941年投河自尽为止，她总共在“僧侣之家”住了22年。他们非常享受“僧侣之家”的静谧，莱纳德称之为“在这里生活过的人们的一种安静的延续”，两百多年来在这儿居住过的人被纳入房子的历史，每个人都对房子和花园的平静做出过一点贡献。

在装饰品方面，除了被留作纪念的几件以前住户的物件之外，大都是欧米伽作坊那种比较前卫的设计：卧室壁炉上的帆船和灯塔图案出自由姐姐瓦内萨之手。绿色的厨房柜子里放着的欧米伽生产的深蓝色盘子，墙上挂着瓦内萨、格兰特（Duncan Grant）和罗杰·弗莱的画，墙漆是弗吉尼亚自己选的高饱和色（石榴红，绿色，黄色，蓝色）。这里的地毯、瓷器和屏风，扶手椅和坐垫都出自瓦内萨之手。他们从普罗旺斯购买有装饰图案的油画框的镜子，碗柜，和餐桌。

僧侣之家

一开始厨房用的是固体燃料炉，佣人们在黑暗潮湿的厨房用这个炉子做饭。雷纳德不时进来给狗准备食物，或者给冲杯咖啡做点早餐，而弗吉尼亚也在这里烘烤面包和蛋糕。他们在1926年安装了热水循环系统、抽水马桶和洗澡间。洗澡间就在厨房楼上，每天早餐后弗吉尼亚都要洗个澡，她常常在浴缸里朗读自己的作品以寻找语言的节奏。据一位佣人回忆说，“她不停地说啊说啊说：自己提问自己再给出答案。我那时以为一定有两到三个人在和她在一起。”1929年他们用上了汽油炉，弗吉尼亚庆幸终于可以用玻璃器皿烹饪食物，也终于可以摆脱气味、燃料渣和混乱的景象。同年，她出版了长篇散文《一间自己的房间》。

弗吉尼亚在“僧侣之家”的卧室位于花园之中，卧室两侧都是书架，从窗户可以看到花园的景色，有一扇可以从外面打开的门，经常失眠的弗吉尼亚可以从那儿走出去仰望夜空。她的书房叫做“工作小屋”（work-lodge），最初是间两层的小房子，上面一层阁楼是莱纳德储存苹果的地方，他挑拣苹果的声音有时让弗吉尼亚感到烦躁。他们的狗常常进来待在她的旁边，或者坐在椅子上挠痒痒。这里“有非常大的窗户能看到外面开阔的丘陵”，后来的修缮使这里变成一个“舒适的宫殿”。

1934年他们把“工作小屋”搬到花园尽头的一棵栗子树下面，挨着教堂墓地的燧石墙。莱纳德说，精神状态好的时候，弗吉尼亚是一个勤奋而又纪律严明的作家，她每天都带着一种“股票经纪人特有的日常规律”穿过花园走向“工作小屋”。弗吉尼亚自己的描述可能更有诗意，她说：“（明天我）要闻一朵红玫瑰的香味；要轻轻地从草坪掠过（就像手里提着一篮鸡蛋），点上一支烟，拿出写字板放在膝盖上；沉下心，像潜水者一样，非常谨慎地游入昨天写下的最后一句话。” 就这样，她在位于果园角落的书房写下自己最著名的作品——《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奥兰多》以及《海浪》等等。《伍尔夫的花园》的作者凯若琳·祖波（Caroline Zoob）把“僧侣之家”称作伍尔夫写作生涯的花园。

从1882年弗吉尼亚出生到1894年朱莉娅·史蒂芬去世，史蒂芬家每年夏天都在位于英格兰西南部康沃尔郡的圣艾夫斯（St Ives）度过。他们在那儿有一座名叫“塔兰德家园”（Talland House）的老房子。1905年失去父母的弗吉尼亚、瓦内萨、索比和艾德恩回到圣艾夫斯，在附近住下，望着“塔兰德家园”默默怀念他们的童年。在回忆录《成长的瞬间》（Moments of Being）中，弗吉尼亚用第三人称写下当时的心情：“一个人从一扇大木门进入，门闩叮叮当当的声音无比熟悉；他走上车道，在陡峭而起的石墙之下，撒落着日中花肉质丰满的叶子；接着来到远望台，就在一丛丛的蒲苇中间……从远望台，他看到无比清晰而开阔的海湾。” 但在1905年的日记中，弗吉尼亚的心情却没有那么平静：“房子在那边，两扇窗户透出灯光；……就好像我们早上才离开它似的。但是，我们都清楚，不能再往里走了；如果我们继续走进去，回忆的魔法就会失效。（我们将发现）灯光不再是我们的灯光，而声音也是陌生人的声音。我们像鬼魂一样在树篱的阴影里踟蹰，在脚步声传来的时候掉头逃走。” 尽管再也回不去童年时代的圣艾夫斯，塔兰德家园、海德公园门、哥顿广场和僧侣之家的影子却一直在伍尔夫的作品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