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时代的女史

文／霍夫曼        插图／黄宇

By Hoffman ／ Illustrated by Huang Yu

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来自俄语区的作家和作品都笼罩着过去时代的烟尘。说得好听就是已经成为经典，不好听就是过时了。不管怎么说，俄语作家在索尔仁尼琴之后享有世界声誉的实在不多。不过近几年，在每次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前都会被提起的名字除了村上春树和北岛，还有来自白俄罗斯的女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评论界普遍认为，如果诺奖要发给除了小说家和诗人之外的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是最有希望的人选。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在十几年前就进入了中文世界，那时候没有引起什么反响。1985年，她的第一本书《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被翻成中文，1999年，翻译家高莽（笔名乌兰汗）和田大畏也翻译了她当时的两本最重要的纪实文学作品《锌皮娃娃兵》和《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未来的纪事》，结为一本，收入《新俄罗斯文学丛书》，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记得这套丛书了。如今她被翻译成中文的作品，能找到的也还是只有这三部。她最新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的《二手时代》（Secondhand-Zeit，2013）在第一时间被译成德语，但至今都没有英文版和中文版。

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生于1948年，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但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她的写作从未离开苏联，她是个在苏联成长起来的作家。当了几年记者后，她写出了第一本书《那时我正要离开村庄》，结果被禁止出版，因为书中太多地批评了苏联的户籍制度：村庄居民不准擅自离开到城市里定居。后来她也不想出版这本书了，因为觉得“太像记者写的”。在尝试了各种文学体裁后，她转向了如今的这种写作方式，她称之为“文献文学”。她的作品读起来像报告文学，但似乎又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它们太厚重，太沉郁。更准确地说，是口述史。

1981年，阿列克谢耶维奇用5年时间写完了《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发在一本文学杂志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本书奠定了她独特的写作风格，她跑了200多个村庄，采访了数百名曾经参加和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里的苏联女性，战士、游击队员和后勤人员，整本书就由这些采访构成。这些女人的生活和命运都曾被二战剧烈地改变，但在战争结束几十年后，都没有人曾经像她一样关注这个问题。如她自己所说，战争是一种男性气质的东西，正因为如此，那些被卷入其中的女性才面临着更大的痛苦：要承受与她们体力不相符的搏杀与劳动，并且在战后被忽视。当然，和她的第一本书一样，这本书没有给她带来好运气，尽管获得了文学界和普遍好评，官方依然指责她站在反苏言论一边，给伟大的卫国战争抹黑。她很快就丢了工作，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开始改革，这本书才得以出版，结果一解禁就在国内卖了200多万本，官方忽然又开始喜欢她，发给了她共青团国家奖（Komsomol State Prize）。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苏联得奖。

她写书的速度很慢，每写一本都要耗费数年采访数百人，经整理和筛选后只有很一小部分被写进了书里。到现在为止，她一共也就出了六本书。而且她笔下的题材太不讨喜，阿富汗战争、苏联人民的自杀问题、切尔诺贝利、苏联解体……尽管她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35种文字，也在欧洲获得了很多的奖项，在她的祖国白俄罗斯，依然没有什么人知道她，因为官方禁止出版她的书。卢卡申科上台后，原来被选入教材的部分也被删除了。1998年，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莱比锡得了奖，她把所有的奖金都用来买自己的《切尔诺贝利的祈祷》的俄文版，并且把这些书走私进白俄罗斯。政府更不喜欢她了，指控她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家里的电话也被窃听了。从2000年开始，她接受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资助，在巴黎和柏林居住。在完成了她最新的一本《二手时代》之后，她于2011年冒险重新回到自己的故乡明斯克，此后一直居住在那 里。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见真相，但每个人都能成为真相”。

——卡夫卡

与许多苏联作家不同的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离官方意识形态很远，似乎从来就对集体、爱国、自由这些大词汇抱有距离感。即便如此，她对《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也不十分满意，尽管已经关注了默默受苦的女性群体，已经足够表现了战争的残酷，她依然觉得这本书与苏联军事文学的正统走得太近，似乎一切的苦难因为卫国战争的胜利，都具有了意义。直到《锌皮娃娃兵》写成，她才真正成为一个成熟作家。在男性的战争文学中，英雄主义、自我牺牲和浪漫情怀占据了大部分的叙事篇幅，即便残酷性也被少量地展现出来，但不过是前面这些主流价值的佐料。而《锌皮娃娃兵》完全展现了战争的无意义与荒诞，以至于很多当事人无法接受，甚至写信和打电话来骂她。

从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到1989年2月戈尔巴乔夫把军队完全撤出，这场从未宣战的战争打了将近10年，时间上比卫国战争多出一倍，死亡人数至少有5万（“这个数字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巧于统计的”）。《锌皮娃娃兵》写的就是这场苏联国土之外的战争，一个超级大国深陷战争泥潭无法自拔，而对内却宣称这些20岁左右的年轻人是去执行共产主义任务，到阿富汗帮他们修建道路、医院和学校……阿列克谢耶维奇抵抗住了这种传奇题材对于一个作家的诱惑，即在修辞、结构、人物上动脑筋，以求制造出戏剧性来取悦读者。她认为在如此残酷的战争面前，这样的手段是虚伪和廉价的。这本书秉承了极简主义的风格，没有中心人物，没有结构，标题都是类似“一位母亲的话”、“一位司机的话”、“一位中士侦察兵的话”这种格式。

在《锌皮娃娃兵》中受访的那些士兵、军医和辅导员，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来对了地方。对于苏联来说，这场战争可能被宣传为崇高的，但只要来到战场，用不着别人告诉你，所有神圣之物在几天内就都瓦解了，接下来人们就得面对崇高的另一面：毫无意义的丑恶和残酷。战争头几年，国内的士兵们在踏入阿富汗之前，没有人知道那里正在发生什么事，他们的亲属朋友觉得战争很远，直到锌皮棺材运过来，除了亲友之外的人们也还没有意识到真相。有一些刚学完卡车驾驶技术的年轻人说他们受了骗，军队和他们说帮助收割庄稼就可以开上新车，结果飞机直接飞到了阿富汗。在国内，报纸上说没有战争。军事浪漫主义不断在毒害年轻人，许多人觉得国内的生活庸碌平淡，以为阿富汗充满了革命浪漫情怀，甚至主动报名参军。结果当听到子弹打进人身体的时候，除了恐惧并没有什么别的感觉，连声音都是轻轻的，如同击水般。阿列克谢耶维奇不同意索尔仁尼琴的看法，战争不会使人精神世界里的任何部分变得高尚，只会把人变成某种“非人”。人们开始习惯杀戮，甚至开始庆幸死的不是自己。死的人变成胳膊、腿和肉皮，侥幸活下来的人麻木不仁，还有些满脑子都是杀死别人。一个将要返回苏联本土的准尉说：“以后我可怎么活呀？我总想杀人。”另一个人回到苏联之后，却又整整一年不敢上街，身上没有防弹坎肩，头上没有钢盔，肩上没有冲锋枪，活像光着身子，随时都怕别人从哪里冲出来杀死自己。在餐馆里，服务员站在他背后点菜，都能把他吓得半死。

人们很容易变得虚无，因为杀戮和遵守命令不需要思考，因此在很多时候，怀抱理想主义来到这里的人很快就会理智降低到动物层面。满脑子英雄主义和男性气质的人也可能同时是流氓。在营房里，老兵抢走新兵的钱，新兵要给老兵洗袜子，甚至舔干净，可是打起仗来，这些老兵又冲在前面掩护新兵。士兵们冒着生命危险，而给他们的医疗是最差的，设计缺陷和粗制滥造使得那些来自本土的供给几乎无法使用，任何缴获的药品和医疗器械都比苏制的好。“苏联士兵是最廉价的士兵，1941年如此，50年后依然如此……” 生存本能与欲望占了上风。既然国家欺骗了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也玩点把戏呢，士兵们从食堂偷走刀子、勺子，从汽车上偷走镜子，从别人那里偷走奖章去拿到黑市卖掉，甚至连子弹都可以出售：一梭子子弹换一套化妆品。他们不怕良心谴责：那些子弹事先用水煮过，根本射不死人。但也有人直接拿AK47来换两个录音机和几条牛仔裤。黑市和国家都可能带来好处，在这个意义上，两者几乎差不多，士兵们盘算着国家会给的抚恤金、住房、好药、假肢和家具，他们团结一心来谋求这些。没有什么战友，没有什么舍己为人的英雄。

开始军队给士兵发少量的伏特加。后来没有酒了，人们去喝含有酒精的防冻液，结果中毒。阿富汗人卖给苏联士兵毒品，后来干脆白送。士兵们经常去阿富汗市民那里嫖私娼。失望透顶的人拿钱贿赂医务人员，喝下肝炎患者的尿，也有人拿枪打掉自己的手指，都是为了告别战场回到家乡。运锌皮棺材的飞机同时也运茶叶、牛仔裤、皮毛、手表，而到了海关，遇到腐败的工作人员，还会把士兵拿命和道德换来的一点儿“战利品”收走。回到家里，亲戚们来问：日本录音机呢？羊皮衣服呢？有些女人能够从战场上带回来这些，甚至还有勋章，因为她们主动跑过去，成了军官的情妇。而那些从事医护工作的女兵，和士兵一样，得了肝炎、疟疾，还要承受骂名，没人愿意娶阿富汗回来的女人。

有人回国了，甚至还想返回阿富汗。因为在苏联的土地上，没人瞧得起他们，讥笑他们是“阿富汗人”。国家不许他们谈论阿富汗的惨状，苏联人民对此一无所知，而对他们来说，这场战争和日常生活一点儿关系都没有。退伍士兵和日常生活之间有巨大的隔阂，他们流的血没有意义，而其他人在本土过得很好，有人还发了财。他们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住房。社会和国家都忘记了他们，至少正在忘记他们。而那些深谙苏联社会本质的父母，从开始到最后，都一直处于绝望当中，和孩子们说什么？告诉他们来自国家的召唤毫无意义？所有的孩子都是在那样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根本听不进去。

阿列克谢耶维奇所写下的，是亲历大事件的小人物的带血的历史。在官方记录和大众媒体中，历史的这些部分都被隐去。书稿面世后，一位在阿富汗领兵6年的将军也写了一篇长文指责她过于关注战争的负面，而忽视了士兵们的忠诚、刚毅和勇敢。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意外的是，许多受访人无法接受自己的话被写成书面文字，这似乎把他们的创伤永远定格了。有些父母无法接受自己的孩子参与了一场残暴而无意义的战争的事实，一次次把阿列克谢耶维奇告上法庭，甚至声称不需要她笔下的真实，她们有自己的真实。对于失去孩子的那些父母来说，生活在那种真实中，至少能获得一点安慰。残酷是所有人都不愿意面对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在采访完一个士兵7年后再次见到这个人，那时他已不愿提起任何当年的事，还反问女作家:“你那些书有什么用？那些书太可怕了。”

“当大自然最后一刻的时钟响起，大地的各个部分将会崩溃”。

——丘特切夫《最后的灾变》

完成于1997年的《切尔诺贝利的祈祷：面向未来的纪事》是阿列克谢耶维奇最著名的作品，也为她建立了国际声誉，出版后的几年内，随着译本的面世，相继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获奖，2005年这本书在美国出版后，也获得了当年的全美书评人协会奖。关于切尔诺贝利这个题材，这本书已经成为不可不读的经典。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4年后，阿列克谢耶维奇才下定决心动笔写它。在这4年内，她本人及父母还有身边很多人都生活在被污染的地区。她母亲因此双目失明，在这个地区长大的孩子中有250-300人得了甲状腺癌。虽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位于乌克兰境内的普里皮亚季市，离基辅约160公里，离明斯克约320公里，但因为爆炸当天的风向，大部分放射性物质都被吹向了白俄罗斯。这个小国因此成为这次灾难最大的受害者，23%的国土受到了核污染（乌克兰为4.8%，俄罗斯为0.5%），26%的森林及河流也处于污染带内。关于切尔诺贝利，有极多的重要数字值得列出，辐射量相当于广岛长崎投下的核弹的500倍，核心区辐射达到3500伦琴，约50万人参与了救援，污染区至今还生活着800万人……但阿列克谢耶维奇都没有写它们，她的重点是记录人们如何埋葬自己的动物，被赶出自己的家园，如何失去自己的爱人，又如何始终无法理解这一切。只通过数字是无法真正记录下这场灾难的。

切尔诺贝利的灾难备受诟病的一点，就是它从引发到善后，都实在是太苏联式了。它暴露出来的是整个苏联社会，乃至整个苏联历史的问题。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苏联梦”的一部分，列宁说：“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而核电站的发电效率是最高的。它同时也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科技，在这一点上，苏联和它的“冷战”对手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有了梦想的照耀，许多人也就能够暂时忍受生活上的不足。但苏联自上而下的社会结构导致的问题是，国家刻意隐瞒了一些重要的事实，在普里皮亚季这个为了核电站而新建的城市，以及它附近的数十个村庄里，许多人根本不知道放射物质的危险性。当核电站爆炸的时候，许多住在楼房里的市民还叫来自己的孩子一起观赏这颜色奇异的紫红色大火。被紧急召唤过来的消防队员连帆布服都没有，穿着衬衣就去灭火，几个小时后，他们就全身水肿，医生也没有办法，唯一的治疗手段是大量喝牛奶。紧接着就烧掉他们穿过的衣服，把病人送到莫斯科去治疗。但这无济于事，冲在一线的消防员一般只能再活14天。最后他们下葬的时候，脚肿得已经无法穿上任何尺码的鞋子。

装着火箭弹的直升飞机飞来了，配着自动步枪的军人在巡逻和疏散，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政府也不知道如何处理这种事故，来的全是军用设施，他们手里能够调配的也只有军人。人们以为战争要爆发了，带上食物和家具准备撤离，结果被告知什么都不许带，人们无法理解，偷偷把猫装进箱子带走，把门板拆下来装上车，最后这些全都成了放射源。没有任何官方消息解释。核电站4月26日爆炸，结果5月1日基辅还在举办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大游行。人们被迫离开他们的土地，离开“家园”这个词所包含的一切，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带走。这给所有当事人留下了如同地球末日来临般的创伤。被迁走的村庄留下了面粉、砂糖和蜂蜜，人们偷偷地回来，收割庄稼，贿赂看守的士兵，这样他们就可以把属于自己和别人的缝纫机、电视和拖拉机带出污染区。这样大规模的地下搬运工作使得那些冒着生命危险的士兵的工作完全失去了意义，当这些受到核污染的东西到达外界，就等于污染地带整个搬了家。

有些士兵们乘着装甲车踏进污染区，击毙所有受到污染的动物和家畜，而另外的负责挖土掩埋的士兵什么都不知道，看到没人要的鸡还抓来吃。还有人偷偷留下。人们喝得醉醺醺的，大喊当年德国坦克开进来，那么艰苦的日子都能熬过去，还怕一个发电站？在推土机、翻斗车的轰隆声中，他们看着那些离去的村民的家被推倒，挖坑深埋，周遭都变成墓园。只有上帝陪伴着他们。从外面运进来的救援物资和食品，因为层层腐败，根本到不了他们的手里，进了污染区转了一圈又被一辆辆卡车拉出来进入黑市。

爆炸当天，有一位物理学家想尽一切办法，终于联系上了白俄罗斯第一总书记斯柳尼科夫，要求尽快让全体居民服用含碘药剂预防辐射，但后者说，大火已经扑灭了。明斯克的大街热闹如常，人们在辐射云的笼罩下进行着日常生活。这位物理学家说，只要把700公斤碘制剂注入自来水系统，添加进牛奶，就可以在人们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预防。但也没有人去做，都在等上面的命令，没人敢直接去做。政府工作人员嘲笑乌克兰人胆怯，说他们跪在克里姆林宫的地板上哀求救助，而斯柳尼科夫只用了15分钟就汇报完了情况，还受到了夸奖：“白俄罗斯兄弟们是好样的！”

最终戈尔巴乔夫还是承认了事故的严重性。在民间，这使得切尔诺贝利人遭受了其他人的歧视和疏远，没有人敢和他们在一起。没有工作，没有爱情，他们无法过上正常生活。许多人再次返回当初的村庄，找到了自己的猫和狗，他们在这里还发现了因为内战逃到这里的塔吉克斯坦人，周围没有战火，他们就很满足了。还有车臣人。他们重新在切尔诺贝利附近安家，把当时被封死的房屋重新打开并住进去，只要没有战争，他们就满足了……在受到污染的区域，灾难的后果不断呈现出来，一位女教师发现只要孩子们在操场上站15到20分钟，他们就会晕倒在地鼻孔流血，孩子们整天萎靡不振，他们和他们的父母都渐渐得了癌症死去。而大自然呢，在人类的眼里，它已经剧毒无比，但却没有凋敝。在人类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受污染最严重的一些区域里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都增多了，森林的密度也开始增加，这里成了一个强制性的自然保护区，它可能是世界上人类痕迹最少的一片土地了。

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切尔诺贝利的爆炸是一个令人震颤的、全新的事件，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不能完全理解这场灾难。她在收集材料的三年间，总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自己正在记录着未来。谁也说不清切尔诺贝利大爆炸的影响将持续到何时，用物理学的眼光看，有些放射元素的半衰期达到上万年，在此之前，人们都无法在这片土地上居住。如果说短，可能也足够短，人们总是善于遗忘。日本核电站的专家告诉阿列克谢耶维奇，日本核电站的每一项技术都极其严密和细致，管理人员也从来不会喝得醉醺醺的，悲剧绝对不会重演。结果福岛核电站还是发生了不可挽回的事故。她的日本朋友觉得自己受了骗：政府没有告诉他们全部的真相，只想把他们的情绪安抚住。官员们想的先是自己，其次才是人民，在这一点上，粗枝大叶的苏联人和谨小慎微的日本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

即使是今天的人们也并不知道，如果未来有一场无法预料的巨大灾难，自己将会如何应对。在切尔诺贝利爆炸之前，谁也不可能预见一个完全用于和平建设的科技设施，会造成如此大的破坏。所以和普里皮亚季有关的所有人，他们的反应也许就是未来某些人类面对另一场灾难的反应，对于未来的灾难，人类被迫能拿出的最后一样武器，也只有自己的身体。

“我从不相信好的神话，对那些坏的神话却深信不疑。”

——塔可夫斯基《潜行者》

《二手时代》是阿列克谢耶维奇最新的作品，它的对象不再限于局部战争和核电站，而是扩大到了整个国家：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采访从1991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12年，可以说这是她写的最慢的、也是最有野心的一本书。相比于之前的两本书，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受访人在心态上的不同。总体来说，受访者不再悲痛，但都流露出冷漠、虚无和失望的情绪。大部分人的讲述都遵循“过去……现在……”的结构，对这段历史和自己的国家都怀着爱恨交加的情感。对于许多人来说，一切都是从厨房开始的。赫鲁晓夫执政之后，修建了很多带有独立厨房的公寓，因为公共空间的缺乏，这9-12平方米大小的空间成了苏联知识分子的饭厅、工作室、客厅和论坛， 当他们在这里认识了足够的同道，也积累了足够的精神资源和勇气后，最后终于走上了街头。这些老一代苏联人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将要到来的是什么，他们反对戈尔巴乔夫，因为他当年曾许诺进行全方位的改革。许多人重燃希望，也有许多已经移民的苏联人回国定居，结果等待他们的是更大的失望，正因如此，这些人在当年曾热烈地支持叶利钦，但当苏联真正解体之后，他们才意识到自己当初站在白宫门口，想要保卫的并不是资本主义。准确地说，他们当初想要的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与原来的截然不同，但依然是社会主义。

“越多地谈论自由，牛奶和面包就消失得越快。”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俄罗斯人总在面临理念变为现实之后的困境。第一次是建立苏维埃国家，第二次则是脱离这个国家。在厨房里，书和梦想替代了生活，而现在梦想实现了，另一种生活开始了，他们发现厨房里谈论的理想和街头上发生的事情不一样。一定有什么地方错了。有人开始把书清理出自己的精神生活，不是因为缺钱要变卖书籍，而是对它们彻底失望，从托尔斯泰到帕斯捷尔纳克，没人能够教你怎么生活。一个时代的英雄，到了另一个时代就什么都不是，精神病人越来越多，街头犯罪率一直飙升，而在银行的柜台前，全是排着长队打算做生意的人。谁也弄不清楚到底正在发生什么，索尔仁尼琴终于能回俄罗斯了，人们曾经无比热切地盼望他，结果他在美国住得太久，也弄不清楚现状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生活变得比解体之前更加糟糕，他们努力地去理解现实，并且试图把他们的所得教给人民，再次充当“时代的良心”；但一方面他们并不真正懂得人民，另一方面，人民也不再需要他们。腋下夹着一本曼德尔施塔姆诗集的人不再受人尊重，这成了“一无所能”的象征。

两股力量牵扯着俄罗斯，一股残酷、快速地奔向未来，另一股失望、颓废，在废墟中叹息。在许多人的眼里，苏联解体后，立刻爆发了没有火药的内战。寡头、银行家成为胜利者，他们怀抱模特抽着雪茄，而司机、工人和教师们失败了。再也没有保尔·柯察金了。有一位受访者说：“我知道他们赢了，但为什么电视上都在播他们的事？为什么要强迫我们看他们的生活？这是病态的。我们是俄罗斯人，我们不应该羡慕这些人。”所谓俄罗斯人，应当是天选的民族，永远把精神生活放在第一位：“我们总要为一些崇高的事情活着。”苦难、残忍，只要有崇高之物可供向往，人们就能生活下去，活得差才有灵魂的空间。“俄罗斯人在看到可怜的人的时候，可以把身上最后一件衬衫脱下来送给他，但转眼自己又会去偷去抢。”人们喜欢谈论国民性，对富庶的市民生活又鄙视又羡慕，但市场上充斥着来自中国的日用品，他们最终还是觉得这个邻国走了一条似乎好一点的路。如果有俄国梦的话，那就是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和必然性一起迈向自由王国，但实际上呢，一位受访者说，最终胜出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盖达尔拿活人做经济实验，人们又去捕猎身边的人。最终大多数人回忆起这段岁月，说的都是类似的话：那是自由的时代，那是疯狂的时代，充满希望和绝望，总而言之，不是属于我的时代。

卡车司机的挡风玻璃前，依然挂着斯大林的照片。穷苦的人们一边渴望权威，一边走很远的路到火车站的厕所里去洗衣服，因为他们交不起水电费。新人在这种社会丛林环境成长起来，他们不愿意接受父辈那套受难的理论，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在报社工作，领导总是派她去采访那些有钱人，传播那些奢侈的生活方式。有钱人喜欢她，但她不觉得自己是猎物，相反她是追捕成功的猎手。后来她厌倦了登在报上的那些陈词滥调，辞职当了一个有钱人的情妇。没问题，爱情不过是生意。她有了钱、首饰和汽车，而此时在莫斯科郊外，一个磁带录音机都是稀罕物品。最后她当然被富翁抛弃了，独自生下了孩子。但她依然不后悔，不肯让父母来教育她的孩子，因为“没人再要读阿赫玛托娃的诗了”。她父母那一辈人依然爱着红场和莫斯科，愿意排6个小时的队来瞻仰列宁墓。不远处一个残疾的老兵唱着经典的苏联歌曲，老共产党员走过去，却只看到一堆外国人围着老兵施舍。“从前他们害怕我们，而现在他们花点儿钱就能得到满足！”一个勇气勋章20美元，一个列宁奖章100美元。

最悲惨的是老人，他们在希望和等待中过了一辈子。斯大林的时代，他们总听说，战争就要结束了。赫鲁晓夫说，很快我们就能实现共产主义了。戈尔巴乔夫说，很快自由就要来了。后来叶利钦和盖达尔说，我们就快要富起来了。有人等了20年，就为了等一套国家分配的房子，结果休克疗法来了，盖达尔说，你们可以自由买卖房子啦！还等什么，赶紧去买啊！可是拿什么买？以前可以买得起一辆伏尔加汽车的钱现在只能买一双鞋。有人酗酒，有人自杀。对于普京，人们依然是这两种态度：一种认为，他是一个斯大林般的强势人物，能够带领俄罗斯重新崛起，回到旧苏联的荣光；而另一种人说，我们斗争了这么多年，忍受了这么多苦难，难道只是为了等到一个KGB老员工来掌权？

在全书的末尾，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了一个十分独特的人物。这个生活在偏远农村的老妇人和那些城市居民仿佛居住在两个世界，对她来说，世界依然是多年前的模样，在这巨大的时代震荡中，她什么都没有失去。“我很贫穷，几十年来我都只关心那些生活必需品，人们说什么，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普京、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对她来说都是一样。她只等待春天，那时候又可以开始新一轮的播种，而春天总是会来的——不像某些别的希望。她不被这些希望折磨，也没有历史的观念，如同大地一样卑微而坚强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