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项在英格兰低地地区进行的考古挖掘，证明了早在新石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大量使用木材。位于门迪普丘陵（Mendip Hills）和奎恩托克山（Quantock Hills）之间的萨默赛特平原区，从上个冰河期开始便饱受冬季洪水的影响。持续的洪涝使得这里形成了大面积的泥炭沼泽，而更深层的地下则形成了几米厚的泥炭层。到了中世纪，人们开始把这些泥炭挖掘出来当作燃料，由此产生的沟渠则用来排水，以方便农业耕作。时间来到1834年，一位农民一如往常开始挖掘泥炭，他有了一个新发现，这个发现尽管在当时被忽略，但随后却成为我们今天理解树木、林地，以及森林管理的关键。这位农夫发现，在泥炭层深处，有一组劈开的桤树树干，平行“铺设着”。1864年，一位地产商听说此事后颇感兴趣。他找到当地的考古学家，希望他们可以把这一事件当成某种“证据”，做出一些推论。这些桤木被解释成是古栈道或木制轨道的一部分，并被命名成“院长之路”（Abbot's Way），因为它可能是由某位中世纪末期的格拉斯顿伯里大修道院院长主持修建的，以便在广阔的沼泽中开辟出一条道路。6
但到了20世纪30、40年代，通过对其他古道的发掘以及当时新兴的碳同位素测定法，人们判定这条“木栈道”的大致年代是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400年间，而非此前认定的中世纪。其中一条由榛树幼枝铺设而成的小道可追溯至公元前3000年，它也因此被认为是“地球上最早的灌木林的证据”，尽管当时的人们并没能认识到这一点。7到了60年代，出于园艺需求的木炭挖掘变得有利可图，于是越来越多的木质结构作为考古证据也被挖掘出来。“院长之路”也被重新发掘，其范围扩大至方圆一公里。1970年，雷蒙德·斯威特（Raymond Sweet）发现了“一块白蜡木板，显然是从一棵大树上劈下来的”，他还进一步挖掘出“许多相同的木板，用钉子钉进更深层的地面，还有一些斧子劈下来的碎片”。它被确定为新石器时期的遗迹，人们将它命名为“甜蜜小路”（Sweet Track），它也成为一份关于早期林地管理的重要证据。8
新石器时期这种“精妙结构”，其目的是“在泥泞的芦苇沼泽间提供一条凸起的小路”。长而直的铺路木，取材自相当细的白蜡木、桤木、榛木和榆木，安置在沼泽的表面。它们成对或成组地被斜钉连接在一起，经过挤压，在平面上“形成交叉结构”。在“这样创造的V型结构”上，一块木板被小心地安放在上面，使得“路面”更加坚实。木板下侧还会特意凿出槽口，以便更好地与支架贴合，使结构更加稳定（图4）。在结构中所使用的木材，也成为对萨默赛特平原区新石器时期林木种类考察的重要指向：“常见的高大林木包括橡树、榆树、椴树，低矮的灌木则包括榛树和冬青树，而桤树、柳树和白杨则长在这片平原相对湿润的边缘地带。”而不同种类树木的“参与”，也可以体现它们不同的生长方式。例如椴树，人们砍伐它们，用来制作长而直的“铺路板”，而这正是因为其树干本身高而直且少有枝杈的特性。这同样也说明，它们在生长之时，相互之间也挨得很近。而一些较大的橡树木板则表明，这些橡树高可达5米，直径可达1米。透过这些发现，考古学家同样对这些史前人类的木工技艺印象深刻。制作木板，最常见的原材料是橡树。当时人们是把“橡树树干，通过石头或是老橡木块作为楔子，把它们劈开”，多数被劈开的“橡木切面呈放射状，沿着它们自有的纹理”，但一些更小的橡木“切面可与纹理成直角，或多或少还能拼合成环状”。9
以如此方式保留下来的大量树木，为考古学家进行树木年代学的考据提供了契机，进一步则可以勾勒出一幅栩栩如生的新石器时期林木生长状态的画面。通过对年轮的分析，人们发现大量的榛树会以7年为周期，被谨慎地平茬。此外，栈道中使用的橡树，其年代范围也从400年的区间缩小到100余年。这一推断，加上此处其他各种各样的物种，共同表明在近4000年间，地球上的林木种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这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10
林地考古学的另一个重要的遗址，位于英格兰另一边的彼得伯勒。遗址所在的“旗帜沼泽”（Flag Fen）地区于1971年起，由弗朗西斯·普赖尔和一队考古队员一同发掘。当时彼得伯勒地区被指定成一处新城，人们准备在这里开发建设住宅小区，小区范围一直延伸到东部的泥炭沼泽地带。
图4 “甜蜜小路”重建图，一处新石器时期萨默赛特平原区的木板人行道。年轮证据显示其年代大致在公元前3800年，可识别出的树木种类包括橡树、榛树、白蜡树和桤树。
而随后的救援性考古却显示，这里有一大片青铜器时期的土地系统，为水沟和“马路”所环绕。这“青铜器时期的土地系统，被用于进行大规模的家畜管理”，而周围的“马路”，则是“为了满足牲畜在干湿季节自由移动，方便季节性放牧的需要”。这一系统可能建立于公元前3000至公元前2000年间。在纽瓦克公路附近，一些其他复杂的土地系统，通过大量标杆标记的矮小围墙与院子，坐落在一些重要的“马路”附近，也同时被发掘。人们发现了许多可能用于搭建道路或平台的木杆与木板，这些木杆与木板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年轮分析。结果显示，其中大部分树木都是在公元前1300年被砍伐并投入使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停歇，另一批树木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900年间投入使用。最早的木杆来自于桤木，人们普遍认为它来自于当地的采伐。另一种常见的树种是橡树，它同时被用于制作木杆和木板，人们还发现了橡木制成的一些其他物件，包括车轴的一部分，以及轮子。最常见的发现还是木杆，通过它们可以分析得出青铜器时期大多数木工技术，包括按长度截取木杆、去除旁枝、削尖木杆来得到尖头，以及制造一些临时的凹口。11
考古学家在“旗帜沼泽”进行了大量的测定，以勾勒出青铜器时期人们所从事的木工活动类型。在建筑木材的取用方面，劈和砍还是最主要的方式。这并不意味着此时“锯”还不存在。小铜锯此时已经在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出现。至于第一把锯子，人们则普遍认为是来自于米诺斯人[1]的创举。而古希腊著名的哲人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前370——前285）则指出锯子应当有一个可替换锯齿的装置，以便及时清除附着在上面的锯屑，尤其是在砍伐生木的时候。老普林尼也进一步对此作出强调，他指出，“锯齿是一个挨一个，依次弯曲的，所以需要去掉其中的锯屑”，否则就会使锯子失去效用。一把铁器时期的优质锯子在20世纪初于格拉斯顿伯里湖村（Glastonbury Lake Village）被找到并发掘。它的锯齿“从一边到另一边”，换言之，它更像是现代的锯，是从简单的锯齿状刀片到全覆盖锯齿的现代锯子的过渡。后者的进步在于可以使推力和拉力都起到作用。它的末端还有一个弯曲的把手，从而可以使推或拉都更加便捷。12
但在“旗帜沼泽”，劈砍依旧是制造木杆或其他木质结构最常见的方式。劈砍的原则，是先把木材纵向一分为二，然后再减半，直到达到需要的厚度。研究表明，“直径300毫米的木材，可以被以各种方式劈开以满足需要：一分为二或四分之一可以成为有用的木桩或木梁，而经过32次劈削，人们可以得到32块薄板，每个大约150毫米宽、40毫米厚。”考古学家梅琪·泰勒指出，这种方式，“几乎不会有任何浪费”。但对于更粗大的树木，浪费便不可避免，因为即便是一分为二，它们也很难被直接派上用场，而想要把它们“砍倒以利用”，人们也需要付出旷日持久的努力。1987年的大风暴之后，人们对萨福克区明斯米尔一棵被劈倒的橡树进行了实验。它的重要性，在于其被劈倒时依旧鲜活而未风干变硬，人们通过它及相关实验可以得知不同尺寸的楔子及木材本身的品质对“劈砍的精确性”的影响。实验中，考古学家们被“大树”那“栩栩如生、令人心碎的声音”震惊。它就好像在呻吟一般，同时还发出“橡树所含的单宁”那刺眼又刺鼻的味道。通过实验，考古学家们获得了与青铜器时代的木匠们几乎相同的感官体验。13
在宗教和丧葬遗迹中，橡树也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在剑桥的佛摩尔沼泽，人们发现了一座新石器时期的古坟地，其中的木质结构“几乎全部由一棵完整的大树”制成。它被小心地安放，目的是让“墓室外侧也同样被树木所包围”。而最有名的“老橡树”恐怕要数在东盎格利亚诺福克海岸线附近浅滩里的“水下巨石阵”了。这里的木材本身相互邻接，外侧则包裹了一层树皮。因此，如果可以从远处看，这里的古迹看上去将会像是一根“巨大的原木或树干”。这一遗迹包含了大量倒置的、被剥了皮的树干，它们被特意安置在一起，似乎是有意与周围的其他木材分隔开。这一装置的用途至今成谜，有人认为倒立的树根代表了“生命的起源，用于举行关于灵魂离体的仪式”。而无论它的准确用途为何，倒立的橡树，被剥皮而后又与其他光裸的“树干”混同缠绕在一起的装置，正是史前人类与树木之间亲密联系的有力证据。14
图5 水下巨石阵，青铜器时期的人类遗迹，诺福克浅滩。放射碳测定及年轮分析综合表明，其年代在公元前2050年左右。
【注释】
[1] 公元前6000年迁徙至克里特岛的移民。他们在此创造了“米诺斯文明”，其鼎盛期普遍认为在公元前2850年至公元前1450年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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