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木的迁移

1675年，在结束了短暂的军旅生涯后，有着“无根骑士”名号的亨利·康普顿（Henry Compton）开始担任伦敦主教，直至1713年谢世。至今他留给世人的最著名印记，莫过于在1688年光荣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他公然反对詹姆斯二世在军队里任用天主教徒的政策，还联名致函奥兰治亲王威廉，邀请他来英国执政。同时，康普顿还帮助了安妮公主，即后来的安妮女王逃离伦敦。从11世纪开始，一直到1973年，富勒姆宫（Fulham Palace），包括一个宜人的花园和一片草地，始终都是伦敦主教的夏季居所。那些早期主教们，例如埃德曼·格林德尔（Edmund Grindal,1558-1570），已经开始在这里种植乔木和灌木，其中一棵被认为是由格林德尔本人种植的冬青树甚至活到了现在（图23）。而有着“植物学天才”之称的康普顿已经满怀热情地开始在这里广泛收集树种，同时通过积极培育和移植新品种，提升了富勒姆花园的植物收藏水平。此外，他很乐意分享自己的知识，“对所有对这一类研究抱有好奇心的门外汉，他始终彬彬有礼，因而受到人们的尊敬”。1688年，约翰·雷（John Ray）在他的《植物史》中列举了15种稀有乔木及灌木，很多来自北美，但却生长在康普顿的富勒姆花园里。其中甚至有当归树和郁金香树。斯蒂芬·斯维策（Stephen Switzer）认为他是“第一批鼓励外来作物引进、培优、数量增加的人之一，这令他成为那个时代最让人好奇的人物”。许多年后，苏格兰植物学家、园艺设计师约翰·克劳迪乌斯·劳登（John Claudius Loudon,1783-1843）认为他是17世纪“外国树木伟大的引进者”，同时还认定他是“这种田园建设改良方式的创始人”。¹

图23 富勒姆宫的冬青树，2014

但康普顿是如何收集并培育了这么多新型树种的呢？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他在担任伦敦主教的同时，还担任了北美殖民地的教会领袖。他尽心尽责地寻找并任命可在殖民地效力的神职人员，同时也不忘优先考虑那些热衷于植物学的传教士。斯维策认为，正是由于“来自海外的建议”，他才得以“有机会进行培优实验”。其中最有名的收集者当属约翰·巴尼斯特（John Banister,1650-1692），他来自格罗斯特郡的惠特沃斯，后来到牛津学习植物学，并充分利用了这里植物园的收藏。1678年，他搬去了弗吉尼亚，并立即着手为亨利·康普顿寄送标本、图样和物种清单。其他热心的助手还包括约翰·雷，以及康普顿的园丁乔治·伦敦（George Lon-don），他后来也是“神殿咖啡屋植物学俱乐部”（Temple Coffee House Bota-ny Club）的成员之一。1690年，巴尼斯特在弗吉尼亚的查尔斯城得到了近1800英亩的土地。他在威廉斯堡创建了威廉和玛丽学院。但不幸的是，1692年5月，他到洛亚诺克河畔搜集植物，却意外被同伴射杀。来自北美，最终落户富勒姆宫的新物种包括北美枫香树、北美木兰和梣（音秦）叶槭（音器）。康普顿活了80多岁，而“在生命末期，他仍会在一年里的很长一段时间来到他的植物园里，亲自指导人们种植、照料他的树木和植物”。²

自17世纪开始，树种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步伐不断加快，数以百计的树种主要从亚洲和美洲进入欧洲。树木开始成为重要的商品，而新树种则要等待人们的命名、分类、检验，通过进一步的培育，使之适应全新的生存环境。对新树种的热情，促使树木收藏这一领域创立。在19世纪初，它还有专门的场馆，名为“树木园”（arboreta）。其中很多，例如伊斯特诺城堡（Eastnor Castle）的萨莫司伯爵名下的树木园，因其“所有者之敏锐”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像在德比郡等地，一些树木园则由植物社团或城市议会建立，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市民产生教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