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7世纪开始的树木迁移浪潮，使得各种各样的树木可以迅速占据花园、公园和植物园，这种变化是引人瞩目的。可以确定，有四种关键因素促使人们在16至20世纪间对园艺与营林进行了大量的创新尝试。首先是科技进步。有关种植的植物学知识通过经典和现代著作得以传播，树木培育、实验、植物园之中的工作、温室改进及华德箱原理[1]的进一步发展，大大提高了幼苗在经过漫长旅行后的存活率。其次，在对待植物，尤其是在作为一种时尚的树种及种植风格方面，人们的态度和审美取向也在发生变化。第三则是当时的经济进步，带动了基础设施的发展。伦敦建成了多个成功的植物培育室，其中包括麦尔安德的“戈登培育室”、哈默史密斯的“肯尼迪与李培育室”，树木苗圃也多在私人土地上建立，促使新物种可以迅速扩散。最后则是引进物种的数量突飞猛进。1550年，有36种耐寒及木本植物在英格兰生长，"50年后是103种，1700年239种，1800年733种，到了1900年则达到1911种。”3支持这些因素得以发生的，是世界贸易的巨大增长、贸易站的进步，以及殖民地的发展。欧洲的物种迁移到非洲、美洲和亚洲，令移民和商人们感到了如同在家中一般的亲切。但更多的物种流向欧洲，它们被测验是否足够耐寒，并成为潜在的商业化装饰或建材树木。
图24 约翰·克劳迪乌斯·劳登，“道格拉氏云杉”，引自《英国灌木植物园》或《英国乔木及灌木》
这些来自异国的树种，给英国作家和园艺师们带来了可观的收益和乐趣，令他们兴奋不已。亨利·康普顿的另一位助手马克·凯特斯比（Mark Catesby）在他的作品《英国与北美的园圃》（1763）里赞扬了北美树种的优点，它们可以“凭借自身有价值的木料与宜人的树荫，有效地用来丰富及装饰我们的林地，或以它们优雅的身姿、芬芳的气味，修饰渲染我们的园圃；无论在哪方面，它们都远胜过我们自己栽种的传统树种。”4约翰·克劳迪乌斯·劳登甚至认为：“如果没有来自海外的树种，或者是经过培育的本土树种加以点缀，就没有任何一栋现代风格的住宅可以称得上是品味出色。”他总结了英伦三岛接纳各种各样外来树种的具体日期，在1838年的《英国灌木植物园》一书第一卷第二章里总结了当时主要的收藏树木。5这不朽的工作最终构成了四卷密实的文本，以及四卷图集，阐明并保护了当时已在英国得到成功培育的树种的本来身份。它固化了人们当时对个体树木的认知，使它们在特定时间于全球范围内的迁移轨迹得以明晰，而作品本身，其实就是对收集和种植热情的进一步鼓励。
图25 约翰·克劳迪乌斯·劳登，“西方或北美梧桐”，引自《英国灌木植物园》
18世纪时，后来者对经典作家的广泛译介，同样在树木种植和培育的浪潮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1697年来自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的译本，维吉尔的《牧歌》开始大受欢迎，它“提供了来自实际发生的模式，同时鼓励了森林学与植物学两方面的尝试”。6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的《森林志》（Sylva）一书的价值也不该被低估，尽管后来的作家——例如劳登，认为它“更多的是希望推广本土树种，而较少涉及对外来树种介绍”。但事实上，该书在1664年、1670年、1679年、1706年先后再版，其中都对新树种进行了褒扬。伊夫林本人“对新物种怀有近乎贪婪的热情，首先就是树木。在他的个人图书馆中，所有有关新物种引入的内容都被做了标记或批注。”7
许多热情的植物学家，如塞缪尔·雷纳德森（从1678年开始就住在希灵登的雪松屋，直到1721年去世）和恩菲尔德的罗伯特·乌维德尔博士（Dr Robert Uvedale,1642-1722）收藏了许多外来树木。雷纳德森主要在“罐子和桶里安置树木，冬天时把它们放进温室，从未试图使它们适应我们的气候”。它们不会被安放在花园式或开放式的树木园中。8大家对树木的经验不断增长，体现在斯蒂芬·斯维策前后两部作品的对比上。1718年，他出版了作品《黄花烟草图鉴》，在作品里他提及的欧洲树木包括橡树、白蜡树、山毛榉、栗树、鹅耳枥、苏格兰松树、银云杉、榆树、椴树和杨树。到1733年，他坚持“任何将树木品种优化到几近完美的手段……不应仅仅满足于对本土树木进行处理，而应当竭尽所能，例如使引进树种适应相同气温条件下的气候环境，或者（如果可能），使来自稍冷地域的树木也可以适应我们的气候。”9
图26 约翰·克劳迪乌斯·劳登，“北美红松”，引自《英国灌木植物园》
图27 《约翰·伊夫林和他的〈森林志〉(1687)》，1818，版画，托马斯·布拉格临摹自戈弗雷·克内勒爵士
引进树种在数量上的突飞猛进，使得人们有必要对树木进行鉴定、分类、“贴上标签”，从而方便苗圃主人、园艺师和树木所有者可以在交易、讨论与展示树木时有的放矢。新树种首先从欧洲大陆和小亚细亚地区传入英国，17、18世纪则由北美东部被引进，而后则是从北美西部、中国、印度引进树木的浪潮，最后则是日本树木的引进。最初对树木进行分类和展示的工作，出现在商品名录、植物论著和手绘笔记中，通过复杂的纸上展示，表明植物的干叶、种子；利用植物学术语和图画，表现花朵、种子、叶子，直至描绘整棵树。创建了颇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植物“双名法”[2]命名系统的瑞典植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1707-1778）是植物分类问题争论的中心人物。曾在1722年至1770年担任切尔西植物园园长的菲利普·米勒（Philip Miller,1691-1771），还编写了一部《园丁词典》，这部作品于1732年到1768年期间总共再版了8次。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愿意使用林奈的系统，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命名法会令园丁们感到困惑。但最终在第八版的《园丁词典》里，他还是选择使用了林奈的命名系统。这也是这部著作在他有生之年进行的最后一次再版。10
劳登认为，在17世纪，“对外国植物抱有兴趣的人只是少数，并且他们并非社会里最有钱的那些人，而是一些医务人员、牧师、小公务员或者商人”。然而在随后一个世纪，“这种兴趣在巨富拥有者之间不断扩张”，直接的影响因素来自继承了自己故去丈夫封位的威尔士王妃，她在裘园[3]进行了相关的种植，引得其他几位贵族竞相效仿。1118世纪时，最具影响力，同时也是种植及展示外来植物狂热爱好者之一的，是米德尔赛克斯的豪恩斯洛区荒野惠顿的艾莱伯爵（后来成为第三位阿盖尔公爵）。这位公爵最出名的事迹，是“在英伦三岛联合之后的最初半个世纪里，成为苏格兰贵族的代表”，但他同时也以一个敏锐的古典学者身份闻名。他“拥有西欧最大的私人图书馆之一”，被一些人看成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先驱。12林奈的一个学生佩尔·卡姆（Pehr Kalm）指出，公爵大人尤其对“Den-drologie”（法语，树木学）感兴趣，并于1747年造访惠顿：“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树木，它们生长在世界各地，却可以忍受英国的气候，伫立在户外，无论冬夏。”他还指出，公爵“亲手种植了很多棵树”，“很多都是黎巴嫩香柏”，还有“来自北美的松树、冷杉、柏树和金钟柏”，丰富且繁荣。13
其他重要的树木爱好者还包括在埃克赛斯的松洞拥有房产的彼得第九勋爵，他是诺丁汉郡沃克索普庄园诺福克公爵的一名顾问；苏赛克斯的里士满公爵，他拥有古德伍德公园；格罗斯特郡的巴瑟斯特勋爵，坐拥塞伦赛斯特公园；以及拥有奥特兰兹的萨里郡林肯第九伯爵。最后这位，曾在1747年一封里士满公爵所写的信里，被写成“为了种树几乎发狂”。141757年4月29日造访林肯伯爵的奥特兰兹的理查德·勃寇克，对植物标签的早期形式进行了描述。游客们“走过一条蜿蜒小径”，穿过灌木林，来到“像极了优雅花圃”的苗圃。在这附近“新建的围栏围住了各种各样的外来植物，使它们可以繁荣生长，木板插在周围，镂空成它们名字的形状。”15一些植物被种植在非常广阔的范围内。一封1741年9月1日英国植物学家、园丁彼得·柯林森（Peter Collinson,1694-1768）写给他的美国同行，同时也是探险家的约翰·巴特拉姆（John Bartram,1699-1777）的信里指出，“乔木和灌木往往种下第一批种子就可生长，并生长到十分可观的规模。彼得勋爵曾种植了1000株北美树种，加上2000棵欧洲树种，配上一些亚洲树木，形成了十分美丽的景观。”此外“伟大的艺术与技巧”，“在每个人的种植技术，以及他对各种绿植的组合与协调中展现无遗。”16松洞的温室“是全国范围内最广阔的”。1742年，当彼得勋爵在29岁的年纪就英年早逝时，他植物园的树木按照目录，被卖给了其他爱好者——里士满公爵、林肯勋爵，以及休·史密斯爵士。这位史密斯爵士到后来成为诺森伯兰第一公爵。17从17世纪晚期开始，私人庄园中知名的植物收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参观，但随着19世纪树木的广泛种植，为适应高速发展的树木品种水平，方便科学化、艺术化的有效展示，具有规划性、标签化和地标性的树木园开始成为必需。
图28 米德尔赛克斯——惠顿公园，罗伯特·葛德比，《英国全新美丽的展示》或《一份帝国中最优雅或宏伟的描述》，1773，版画
【注释】
[1] 1829年，英国人华德发现了华德箱的原理（Wardiancase），即“在密闭的玻璃容器里生长的植物可能长时间存活”。这个方法被广泛用于迁移“活”的植物。——译者注
[2] 又称二名法，依照生物学上对生物种类的命名规则，所给定的学名之形式，自林奈《植物种志》（1753年，Species Plantarum）后，成为种的学名形式。正如“双名”字面的意涵，每个物种的学名由两个部分构成：属名和种加词（种小名）。——译者注
[3] 世界上最大的植物和真菌收集机构之一，英国皇家植物园，成立于1759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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