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国家森林公园

在19世纪末，国家公园的概念得到广泛传播。在澳大利亚（1879）、加拿大（1885）和新西兰（1887）先后出现了划定的国家公园。但在一个像英国这样人口稠密、精耕细作、高度工业化的国家，这一理念就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得以实现。这里并没有大片的原始区域需要被保护，几乎所有土地都有自己的产权，私人业主显然不会乐于看到他们的开发权受到保护组织的限制。但到了1929年，通过改善农业景观，来促进公众游览的压力越发增大，艾迪生委员会被建立，用于调查在英国建立国家公园的可行性，以改善公众的乡村旅游体验。¹⁷许多业主，包括于1919年建成的林业委员会，却都在担心公众游览对森林本身的影响。林业委员会注意到增加公众访问和保护动植物的潜在矛盾。例如，“在迪恩森林附近搭建活动板房作为露营营地，就可能会对邻近地区的居民造成困扰，游客可能会不守纪律，彻夜举行派对等等”。而“儿童营地的建立也可能会对鸟类保护区造成影响”。¹⁸林业委员会内部印刷的材料显示了地主布莱迪斯洛（Bledisloe）对于国家公园的看法，“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权在适当舒适、富有吸引力的自然环境中，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得到充分的休憩。”布莱迪斯洛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土地拥有者，同时也是一位农业改革家。在1935年，他成了新西兰总督，并且再度提出公园应当包括“永久性营地，提供水源以及卫生、餐饮、娱乐设施、别墅区和停车场，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还应含有露天游泳池、保龄球绿地、网球场等等”。这似乎与约翰·缪尔在约塞米蒂关于国家公园的构想相去甚远。

国家公园委员会在1931年提交了报告，对国家公园的构想表示了支持，但并没有在报告里对具体的运作机制做出阐释。于是这一构想仍旧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1934年，彼得·汤姆森（Peter Thomsen）在一份提交给阿伯丁大学英国科学进步会的论文中指出，建立国家公园应当“三步走”。首先，应严格划定将要建成国家公园的区域，并严令禁止这些区域内的任何“开发”行为，包括禁止“采伐木材，尤其是老木材”。其次，对形式上“休闲区”和“露营地”的进入加以限制。最后，政府应当“完全收购”国家公园，实现全面占有。汤姆森的想法，类似于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和其他美国国家公园的实践做法。乔治·考托普（George Courthope）爵士读到了汤姆森的论文，并在1934年10月把论文转寄给了罗伊·罗宾逊爵士，后者已经成了林业委员会的主席（1932-1952）。考托普爵士在论文里批注道：“你见识过对人流进行封锁的国家公园吗？我确信你会同意，这种疯狂的念头必须被扼杀在萌芽的状态。不然，你觉得它会对你在我们的森林里建造娱乐设施的打算，起到什么推进作用吗？”¹⁹乔治·劳埃德·考托普（1877-1955）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地主，并且在国会中站在林业委员会一边。他的言论表明，私人土地所有者和林业委员会之间有着密切的组织性联系，也表明官方委员会和私人土地拥有者会对国家公园的建立，感受到何种程度上的潜在威胁。国家公园的建立，可能会对大规模的植树造林产生限制，同时抑制出于商业目的林地管理。林业委员会委员并不排斥汤姆森有关公共访问的想法，但他们和支持他们的地主则都对建成国家公园，并由相关团体进行管理强烈反对，因为这样一来，传统的土地管理，包括在荒野地带进行大规模人工造林，必然会受到干扰。²⁰

几乎就在考托普爵士强调以“娱乐设施”进行“推进”不久之后，由林业委员会建立的国家公园委员会“建议林业委员会考虑阿盖尔‘过剩及无法种植的土地’，如何实现‘投入到公共利用之中的可能’”。他们在1935年的报告中描绘了他们是如何与青年旅社等社团和协会展开讨论，并且认定阿盖尔数百平方英里大面积不可种植的荒原是“漫步者，即那些希望走入乡野以躲避汽车交通”人士的理想场所。相关负责组织如苏格兰的男孩俱乐部、大不列颠露营协会等将依法推行“得体行为”，同时还希望以精心设计的道路安排来减少破坏的风险，“穿过林区通往高地的小路，应当在设计上对坡度有所缓冲，从而减少非法入侵对林木造成的破坏。”该报告对建立国家公园的构想表示了谨慎的支持，并且建议国家应批付5000英镑用于具体实施这一工程，尽管“露营者无论如何都应当支付费用，以弥补相关服务所产生的种种开支”。阿盖尔森林公园的荒野质量受到强调，这一构想也被看作是实验性的。“很难预测有多少人会利用这片区域……进行娱乐，还不破坏它主要的吸引力，即相对于城市的疏远与孤独。”委员会同时也谨慎地提醒：“委员们应当谨慎行事，以避免公众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但同时也希望“通过在这里建造公园所获得的经验，也应当用于其他属于委员会的土地建设中”。委员会希望建成的国家公园，在理念上是一个与“1931年国家公园委员会报告中的国家公园并不相同的场所”。²¹

罗伊·罗宾逊爵士在1936年表示，虽然“林业委员会的委员们，普遍对有关优先建设国家公园的理念表示赞同”，但他们还是考虑到“这一构想会令乡村大面积土地无用化，并且尤其……禁止在国家公园合适的地方种树，这一点应当接受严格审查”。他认为对于“美国和其他新生国家普遍建造的”大型国家公园来说，英国太小了，并且辩解对于大面积造林而言，只有“荒山野岭”才是最适合的，林地“还会为旅人们提供休憩场所”，在“发生突发事件时，提供必需的应急材料”。他把阿盖尔国家公园描述成一个之于不同公众进入自然模式潜在的先驱，是“某种实验性的内容”。委员们通过“对最接近国家森林公园的新森林地区管理”，了解到“协调森林保护和公众介入时面临的种种难题”。但他们相信，“在谨慎的状态下，二者还是可以实现共存”。罗宾逊把森林公园看成是林业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即保证木材产量的“副产品”。但这个副产品其实可能“推动国家发展”。委员会当时已经拥有了33万英亩无法种植的土地，“还从大英帝国的各个部分源源不断地获取土地”。如果国会同意相关的提案，他们就能更专注于购买适合国家森林公园的用地。²²

国家公园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得到很大程度发展。国家公园联合常务委员会于1936年成立，并很快成为一个获得从英格兰农村保护委员会，到英格兰“湖区之友”、“漫步者协会”都可以广泛响应的、颇具影响的组织。但林业委员会也通过自身巧妙的定位，破除了原先国家公园构想中对自身不利的部分，为自己争得了绿化荒野的自由。在1936年下议院围绕国家公园展开的争论中，主要的政府发言人、国会卫生部秘书R·S·哈德森（R.S.Hudson）将森林委员会的阿盖尔国家公园看成是一个“解决国家保护区问题的有效方法”。此外，他还把阿盖尔国家森林公园的运作方式，作为单方面建立新权威，用于监督国家公园建造过程的一种手段。而政府则继续认为，国家公园或保护区，理应由地方当局来负责，而不是中央政府。因此乔治·考托普爵士将汤姆森在1934年有关森林公园的构想扼杀在萌芽状态的打算已经成功，至少短期内如此。²³当然，他的相关构想最终在战后，即1949年的《国家公园和乡村土地使用法案》中得到了承认，而在30年代时，林业委员会通过一场小规模争论而得到的积极结果，也促成了1937年斯诺多尼亚国家公园，以及次年（1938年）在迪恩森林内一座国家森林公园的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