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森林公园指南

一套关于国家森林公园指南的插图本，共七册，由林业委员会编辑出版。其中第一册是关于阿盖尔国家森林公园的，出版于1938年。而战后出版的两册，即有关迪恩森林（1947）以及斯诺多尼亚的，在出版时间上非常接近。这些小册子一直出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想法是在1939年7月17日国家森林公园咨询委员会（英格兰及威尔士）的第二次会议上提出来的，尽管人们对于普及层面的导游手册讨论并不多，但却普遍赞同，这种读物应该兼顾信息性与教育性。内容呈现在相似的版面上，在文化部分列出了当地的历史与文化、古代风俗以及文学方面的阐述；地志方面则包含地质信息、山川及河流；自然章节则关于植物、哺乳动物、鸟类及昆虫；还有一章专门用来交代森林及林业管理。最后则有一张地图，用来显示公园的区域范围、人行道和野营地的相关信息。大多数的旅游指南，除了第一册外，都由赫伯特·埃德林（Herbert Edlin）担任主编。他自1947年起担任林业委员会出版部门的主管，还是一位多产的作家。1944年，他的作品《英国林地的树木》（British Woodland Trees）由巴茨福德出版，随即大获成功，于是不久后又出版了《林地中的生灵》（Forestryand Woodland Life,1947）、《英国林地工艺》（Woodland Craftsin Britain,1948）以及许多其他著作。²⁴埃德林认为和国家公园相比，森林公园的优势，在于它们完全由国家所有，而国家公园实际上是由私人占有。²⁵

森林公园和旅游指南，以如此谨慎的方式产生，其目的在于对公众产生吸引力，并且有所教育，从而在英国的高地地区实现林业理念的革新与现代化转变。1950年时，林业委员们担心，当他们“持续努力让大众了解他们的目的，以及他们工作的进程时，他们会发现让大街上的每一个人都了解事情的真相其实并不容易”。²⁶旅游指南正是策略之一，他们还采取了其他手段，诸如在BBC上安排特别林业广播时间、给学校发放有关林业进展的材料以及成比例的斯诺多尼亚国家森林公园模型，旁边还配上1951年英国展览节上现代林业实践的比例模型。²⁷

如何在这些新的森林公园中推广并管理娱乐休闲活动呢？通过旅游指南，这些公园成为广泛应用最现代化的手段生产木材的地方，同时还留出了大片荒野，以满足徒步者的需求。这里可以满足严肃的自然学家对于植物及动物群落探究的兴趣，而对于临时起意的游客，同样也是既令人愉快又丰富多彩的场所。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旅游指南往往处于“进退维谷”的尴尬状态：一方面它们对于游客而言有些过于枯燥、学术性太强；而对于专业的背包客，它又无法实现更多细节上的呈现。另一方面，森林管理方面的一个矛盾也越发凸显：林业委员会需要对公众在委员会拥有土地上的种种活动，保持非常密切的控制，但同时又要保证森林作为一种野生地带，让公众可以自由地探索，以了解自然乡野的运作方式。委员们也不免要担心，游客的进入与人工林的种植与维护似乎很难调和：栅栏可能被毁坏，树木会被偷走或连根拔起，森林火灾发生的概率也大大增加。不过人们当然也同意，游客可以在适度的条件下，拥有在公园里漫步的自由，不必时时遵循既定的道路安排及路线规定。委员们在1935年时提议，阿盖尔森林公园中的可行路线，应用“临时的堆石界标或白色石头、显眼的路标或其他标志物”加以标记。²⁸

官僚主义风格的露营地描述，反倒吸引人们来到这些新建的森林公园参观。1938年，在迪恩森林，人们设想这里未来会有三种露营地提供给游客：“棚屋和小木屋，提供晚餐和娱乐设备，以及烹饪相关的种种原料”、“价格公道的帐篷，露营者需要自己准备食材”以及“提供给自带露营装备游客的空地，他们也需要自备食物”。但委员们并不乐意在森林里提供给人们居住之所，比如在斯诺多尼亚，那里被认为已经备好了充足的住所，大部分来自私人住所改造的青年旅社和旅馆，提供床铺及早餐。每座公园都有自己的优先考量，与阿盖尔森林公园相比，迪恩森林会通过更多给司机准备的“沿途休息处”，鼓励一日游旅客前往。人们还被鼓励少走大路，多走林间的小路，比如怀河河谷的树林“在丘陵地带，道路崎岖不平，一般来说，公众不会涉足这里……这些山谷本身就十分美丽，海拔高达1000英尺。我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会希望可以探索这些地方。因此，改善游览条件将是必要的。”

不过，尽管这个想法十分理想，但很显然，林业委员会十分不愿意为任何一种旅游构想承担责任和义务。他们有两方面可以推脱，一是成本方面，战后的资金紧缩，另外则是环境方面，减少开发显然可以降低环境破坏的风险。²⁹

到20世纪60年代初，林业委员会的游客访问政策，尤其是它的“游客指南文学”，受到了严厉批评。一个不相协调的地方，在于“森林管理者的兴趣，往往倾向于自然历史方面”，而对于一般公众，“冗长而描述性的”旅游指南，表达了管理者的“植物学、动物学和考古学兴趣”，仅仅有“相当少一部分徒步旅行游客”会感到“十分有趣”，但大多数游客是“自驾游或一日游的家庭”，这些内容对他们“影响不大”。³⁰不过，旅游指南还是在普及松柏美学和促进公众了解委员会地产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于主编埃德林来说，在宣传森林公园时面临的一个困难是，“森林公园”这个名字本身所具有的多重差异化含义：狩猎森林、商业木材生产、自由漫步，以及对进入的控制。此外虽然一些森林，尤其是迪恩森林，有很好的阔叶林种植区，但主体区域仍然是由大面积新种植的针叶林组成，对于公众并没有第一印象上的吸引力。埃德林在森林公园50周年的回顾中，认为诺森伯兰郡的基尔德森林“云杉生长在潮湿的泥炭上，形成了一个绵延的环抱。山丘往往被雾笼罩，或高耸入云，对于户外休闲并不理想。任何想要走得更远的人，在这里都会感到沮丧，而非获得鼓舞”。³¹

林业委员会大量栽种针叶林，导致了新的大规模景观产生，这种事情几乎没有先例。1835年，威廉·华兹华斯发表了一次著名的“批评”，关于落叶松人工林对英格兰湖区景观的影响：

瞬间地思考，1万棵这样带刺的树，也就是落叶松，驻留在从前的山坡上，它们只能生成畸形；这样，当它们强忍着痛苦站立时，我们却在其中，徒劳地寻找着本是自然世界美妙主要来源的、外表美丽的树。³²

在1920年至1938年间，林业委员会拥有土地上的森林面积从1393000英亩增长到1400712英亩。这一阶段的造林主要是针叶林。迈尔斯·哈德菲尔德（Miles Hadfield）指出，在两次大战之间，“紧迫感与热情奇异地以组合形式，出现在任何由政府管辖的领域中，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许多错误。林地在委员会和土地拥有者的共同作用下，成了生产不美观与不尽人意的工厂。”³³林业委员会在两次大战之间于荒原及荒野地带造林，最终形成工业化、现代化、规则化、高效化、功利化的景观，不久便受到了广泛的批评。用于反驳这种工业规模景观的，主要包括两个论据。其一是这会造成公众对于荒原访问的减少，荒原已经被用于造林；另一个则是荒原的“野生”状态遭到了改变，取而代之的是显而易见的经营性与生产性。战前关于植树造林的争论达到顶峰，焦点在于对英格兰湖区的部分地区提出的植树造林建议。人们抱怨这一建议“会让公众访问机会变得越发罕有”，这一建议看重“商业木材的利润，超过对健康和美丽的追求”。林业委员会委员最终与英格兰农村保护委员会（CPRE）达成妥协，承诺不在湖区的中心地带种植树木。³⁴

针叶林的“视觉入侵”，始终不曾远离林业委员会公开宣传的主题思想。到1969年底，即英格兰湖区争议超过30年后，埃德林很高兴地看到，许多游客喜欢在斯诺多尼亚的人工林中散步，其中森林被英格兰和威尔士最宏伟的山脉包围，靠近长长的沙滩，在每一个晴朗夏日都挤满了游客。尽管他们可以去其他地方，但却依然乐于在这里，探究人工种植这些树木平静的美丽。那些批评家宣称人们会避开“黑暗、阴郁、惨淡的松柏”的预言，已经破灭了。

于是，国家公园的旅游指南就这样担负起了鼓励公众，去欣赏新的大规模造林体系的艰难任务。这在那些并未存有其他相对种植时间较长人工林的地区尤为艰难。在斯诺多尼亚的格威德尔森林，树木“覆盖了陡峭的山谷，在崎岖的山麓延伸，周围则是星罗棋布的湖泊。整个地区持续稳定地推进着绿化工程，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以落叶松、松树、云杉、花旗松充满人工林序列，到现在看起来已经完全自然化。”但这在20世纪50年代并不是一个普遍事件。大多数林业委员会培育的人工林始终都很年轻，树木种类及组合上也往往单调而平凡无奇。³⁵

埃德林在旅游指南里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是谨慎地选用插图。插图里既有摄影作品、素描画，也有一系列颇有代表性的木刻版画。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所有旅游指南的封面都由插画师乔治·迈克利操刀完成。他师从诺埃尔·鲁克，后者是“现代木刻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帮助“复兴了托马斯·比维克和威廉·布莱克在几百年前发展的‘白线’技术^[1]”。³⁶相比于摄影作品中呈现出的林业委员会计划中，年轻人工林在视觉效果上的“敌意”，以及成熟树木的匮乏，旅游指南求助于“艺术印象”表现成熟林地景观，并以此吸引游客，也就并不令人意外了。这一举措不仅仅改良了商业林地景观给人们的印象，同时也普及了一种大规模的“针叶林美学”。就像在阿盖尔国家森林公园，“森林”在感官上已经成为“数千亩木材树种”的集合概念。

《在云杉林中》（Inthe Sprucewoods）是博德尔公园旅游指南封面的插画。它是英国境内的第7座森林公园，开放于1955年，涵盖了面积广大的基尔德森林。这份指南由植物学教授约翰·沃尔顿主编，他强调博德尔公园因包含有“英国最大面积的种植林”而引人瞩目。这里因此“为全国提供可持续的木材供应”，种植在“农垦价值低的山丘地带，尽管这里能够放牧，但也很少有牛羊光顾”。造林导致“区域内人工增长，而随着林木成熟、林业工艺及相关工业同时进步，这一增长也将持续下去”。他预言，这一“人口稀少的荒野，正在发展成为积极繁荣的乡村地带”。³⁷不过仅仅几年之后，这一迷人且令人信服的“造林蓝图”就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林业带来的就业数量开始急剧下降。这一地区的森林中，人工林的主要树种是西加云杉，它原本自然生长在从阿拉斯加到加利福尼亚北部的沿海地区。1787年，阿奇博尔德·孟西斯在普杰特湾发现了它，后来它的种子在1831年被寄给了由大卫·道格拉斯创立的伦敦园艺协会。在英国，它的主要优势在于可以在贫瘠的土壤上生长，“主要造林时间从1950年开始，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导致西加云杉的面积从1947年的67000公顷（165560英亩），增长到2007年的692000公顷（1710000英亩）。³⁸而博德尔公园旅游指南的任务之一，就是引导大众在视觉上接受这一巨大变化。

图100 乔治·迈克利，《在云杉林中》，1958，木刻版画

乔治·迈克利的《在云杉林中》，是一次对针叶林林业的呈现。木刻版画很适合展现生机勃勃的树木，这一点在这一册旅游指南的说明中也做出了强调，这幅版画也被特意标记出是“黄杨木刻版画”。版画主题的选用也为人们接纳“异国”、“外来”的西加云杉提供帮助。在《博德尔国家森林公园指南》这幅画的画面中展示了一系列不同年龄的树木，围绕在石头农场、磨坊周围，旁边还有一座朴素的拱桥。版画的细节基于传统的如画美风格，强调了场景构造上的多样性。一些阔叶树木生长在建筑的后面，但画面中占据主要地位的，仍然是充满生机、快速增长的针叶树，它们的阴影压制了亮色调的建筑。山丘上年轻的人工林，加上一小块牧场围墙的残余，暗示这一带的景观可能在最近才因造林发生了改变。迈克利的木刻版画封面通过人们在森林中作业的视角，同时表现人工林与荒野。一些西加云杉已经被伐倒，被马匹运走，或者被堆积起来，等待着被搬运。这种代表性的以马匹和持斧的林场工人完成木材采伐的画面，很快就被机械化的场景取代。这幅画面在5到10年后就变得不合时宜，但我们仍可以把它看作一次勇敢的尝试，表明埃德林在深思熟虑之后越发认定对公众没有太多吸引力的景观，仍具有其优越性。但旅游指南也是一种构想未来的方式。在埃德林看来，它可以“公平地要求一种敏锐的审美意识，而非仅仅提供短期的视角，通过展望未来几年树木的成熟情况，表现不断发展的森林工业，以及忙碌而不断壮大的森林工人团体。它的成员们势必将开始着手，在人工林里寻找到自己的住所与生存之道。”这一点，在他看来，可以与“英国人民普遍福利”的种种好处结合起来，即“人们已经实现了开端，就一定可以像其他国家人民一样，在国家森林公园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娱乐休闲方式”。³⁹

图101 乔治·迈克利，《博德尔国家森林公园指南》，1958，木刻版画

旅游指南同时在人们进入乡村的过程中，融入了更广泛的传统教育功能。到了20世纪，成年人学习植物学、鸟类学、自然历史概况的兴趣越发浓厚，但他们访问乡野的具体行为，以及他们如何在学习和了解的过程中，保持“得体”的举止，同样是需要被关注的内容。森林指南频繁呼吁游客们避免对围栏和农作物的损害，防止引起意外火灾，因为这可能会破坏当地的幼林、特定的植物群落、鸟类以及当地的文物及历史。它们体现了英国20世纪60年代起，在自然领域不断加强的“教育性接触”，及其传播趋势。

可以让个人自由行走的小路，以及可以让人们了解自然的标签，无论是亲身体验还是通过旅游指南，这些想法都是发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昆虫学家弗兰克·卢茨，他当时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工作。⁴⁰纽约塔克西多附近拉马波山40亩林地和草地，被美洲帕利塞兹博物馆和W·A·哈里曼划拨给了自然史博物馆的昆虫学部门。这一区域“通过游览汽船，给哈德逊河上游带来了数以千计的纽约游客”，其中许多都是“在城市里工作生活的年轻人和孩子”。⁴¹一个昆虫研究站在1925年建成，随即便准备了第一季“面向大众的自然教学实验”。⁴²两条自然步道被设立，一条用于教学，一条用于测试。植物们都被贴上标签，它们的故事在上面被娓娓道来。实验的全部历程在次年被写出并出版，结果被认为是十分成功的：对参观者破坏自然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卢茨认为：“国家及州立公园，是十分适合设立自然步道的地方。”“设立自然步道最好的方式是……那些尽可能多的你希望帮助到的人，都会反过来帮助你来实现它。”⁴³最好的安排是“在自然所在的地方，教授人们有关自然的内容”，而不是在博物馆里。有关实验的出版物，普及了自然步道的理念；许多步道在国家公园里建成，1930年时，人们的“许多兴致”，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新建的自然步道上展现出来”。⁴⁴自然步道，就和自然公园的理念一样，迅速传遍整个英国，林地中的自然步道在20世纪60年代也成了老生常谈。⁴⁵到20世纪末，英国的许多森林已经以其休闲及对自然的保护作为目的及核心价值，而不再是一个生产木材的地方。

【注释】

[1] 即在画面上以白线（或白块）表现物体的“阴刻法”。——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