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中国的突破与希望

4.来自中国的突破与希望

时至今日，科学界仍徘徊在人类起源和进化之谜面前。

1999年在南非召开的国际第四纪联合会第十五届国际会议上，绝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早期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地，那就是非洲。在非洲这个“人类起源的圣地”，几乎能找到人类从最初的古猿演化到现代人的系统完整的化石证据。目前人类的非洲起源说之所以占优势，主要是因为在非洲发现的人科化石远比其他洲的更为丰富和系统，研究程度也更为深入。但人类进化是极为复杂的，如果想真正揭开人类的起源与演化之谜，还需要更多的材料、更深入的研究。

学术界一般认为现生大猿类和人类的共同祖先可能生活在大约1600-1000万年前的中新世中期，这一时期非洲的古猿逐渐减少并向欧亚大陆扩散，而古猿在欧亚大陆则继续生存到100万年前左右。所以，中新世中晚期古猿化石的发现与研究对于解决早期人类起源与演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中国拥有广大的晚新生代地层，有温暖和寒冷气候的变化交替的记录，在这些地层中已发现了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和高等灵长类化石，特别是多种古猿化石，如早中新世的双沟醉猿（Dionysopithecus shuanggouensis）、江淮宽齿猿（Platodontopithecus jianghuaiensis）、占祥上猿（Pliopithecus zhanxiangi），晚中新世的粗壮池猿（Laccopithecus robustus）和武都森林古猿（Dryopithecus wuduensis）等，以及近年来在安徽繁昌、淮南、重庆巫山、湖北建始等地发现的中新世——上新世的古猿化石，最近还在江苏、山西等地发现了可能是距今4000万年前后的高等灵长类化石。但迄今在欧亚地区，包括中国云南发现的中新世古猿化石，尚不能提供作为人猿共同祖先或向后期人类演化的可靠证据。

如前所述，根据现有的化石和分子人类学等各方面的资料，人类起源的时间估计在700-600万年前，而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化石最早的年代为距今350万年，其间还存在着巨大的空白，有待于未来的发现。最早能够制造工具的人——卢多尔夫人（Homo rudolfensis）/能人（Homo habilis），以及现代人（Homo sapiens），究竟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起源于哪个物种，现在还没有定论，非洲和亚洲都是可能的地方。东亚地区，尤其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是少数具有时间和地域上广泛出土大量古猿化石、古人类化石及人工制品的地区之一。因此，该地区是除非洲以外研究人属（Homo）及现代人种（Homo sapiens）起源的另一关键地区。

依我国的地质发展史、地貌格局以及过去发现的古人类遗址分析，杨钟健、裴文中等老一辈考古学家曾多次指出：中国具有早期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优越地质、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很可能是人类的发祥地。我国有丰富的晚第三纪和早更新世陆相堆积，化石证明当时我国的气候温暖湿润适于人类生存。尤其是我国青藏高原东缘地区，在隆起时间、幅度、古气候及古环境的演变的方面和东非极为相似。根据哺乳动物的研究表明，晚中新世以来东非和东亚地区发现的不少哺乳动物种类有很多相似之处，这表明两地古环境和古气候相当接近，哺乳动物可以交流，两地灵长类也有交流的记录，综观我国青藏高原隆起发展历史和东亚地区季风带的形成历史及近年我国考古学领域取得的成果，在我国青藏高原以东地区寻找早期人类化石大有希望。

中国大地上埋藏有十分丰富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遗物，至今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人类化石地点共200多处，包括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等代表人类进化各主要阶段的标本。迄今为止，中国已发现了240-200万年前的安徽繁昌人字洞旧石器文化和200万年前的重庆巫山人化石、湖北建始人化石。它们是中国境内目前已知最早的旧石器文化和古人类化石，但这些早期人类遗址大都缺少可靠的同位素年代测定数据。倘能验证安徽繁昌人字洞、重庆巫山龙骨坡、湖北建始巨猿洞等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年代结论，有可能导致早期人类起源和演化理论的重要修正。

尽管还存在某些“缺失环节”，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古猿、古人类化石和早期人工制品已经相当丰富，可以建立起一个人类演化的大体框架。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境内陆续发现的人类化石主要有：巫山人（204万年前）、建始人（215-195万年前）、元谋人（170万年前）、蓝田人（115-110万年前）、北京人（60-20万年前）、南京人（62-58万年前）、陨县人（58万年前）、巢县人（31万年前）、和县人（28-24万年前）、金牛山人（40-30万年前）、大荔人（20万年前）、长阳人（19万年前）、河套人（15-7万年前）、柳江人（13-7万年前）、马坝人（12万年前）、桐梓人（11万年前）、丁村人（10万年前）、许家窑人（10万年前）、资阳人（3.5万年前）、山顶洞人（3.4-2.7万年前）、田园洞人（2.5万年前）、河梁人（1.5万年前）等。这些重要的发现提供了中国远古人类连续演化的确凿证据，时间跨度从200万年前到1万多年前，其间几乎没有间断。

同时，多达1000余处的旧石器地点清楚地显示出中国旧石器文化在北方与南方分别都有连续发展的脉络，也发现与境外人群发生过少量文化交流的证据。吴新智先生认为：夏娃学说无法解释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一些发现。比如，西亚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区，是从非洲通往亚洲的必经之地，从那里发现的大约10万年前的古人类制造和使用的石器属于莫斯特类型，边缘规整，制作相当精美。如果夏娃学说成立，这些人的后代中一部分会移居东亚，取代当地的原住民。那么在这之后，东亚的人类理所当然地会继续利用莫斯特技术或由此发源的新技术。但事实上，东亚出土的石器绝大多数仍与当地更早时期的相似，而与莫斯特类型明显有别。很难想象取代者会放弃自己惯用的、比被取代者更加精致的技术，而采用被取代者的较为粗放的技术。另外，中国有个别地点如宁夏水洞沟发掘出了莫斯特型的石器，表明中国旧石器文化也是以连续发展为主，境外交流为辅的。

中国发现的人类化石以及旧石器已经对“走出非洲”模式再三地提出了挑战，人类化石显示出形态学演化上的连续性，伴随着非洲主干对其产生的较小影响。如果建立在化石与旧石器资料上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学说也被分子遗传学数据支持的话，那现代人类的演化就更接近“多地区演化”模式，而不是“走出非洲”模式。

中国是有希望在人类的起源与演化研究领域作出更重要的贡献的，但迄今为止中国的材料尚未在国际古人类学研究领域占据应有的位置。这一方面与我们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做得不够有关。或许，我们缺少的不是化石，而是发现和研究。毕竟，在中国，还从来没有过像20世纪70年代在非洲曾出现过的世界各国专家云集、有充足的资金投入、大范围的化石调查发掘与广泛深入的研究同时进行的那种盛况。另一方面，或许与化石形成的条件本身有关。化石的形成与发现过程是复杂的。死亡、掩埋和石化等变化莫测的因素导致了人类史前时代纪录的贫乏和破碎。非洲晚新生代时较大的雨量造成湖泊的泛滥和沉积物的快速堆积，加上土壤和地下水的化学成分都适于动物遗骸化石的形成和保存，所以在非洲发现早期人类化石并非难事。而在中国，尽管涉及人类起源与进化的地层发育良好而广泛，如华北的厚层黄土，南方广大喀斯特地区的洞穴和裂隙都可能蕴藏丰富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但相对而言，更适宜于古人类生存的华南的古人类骨骼多数是流水冲击沉淀的，这样对骨骼的损毁非常大，多数时期骨骼并不能被完好地保存下来，常常只有破碎的牙齿和零碎的骨骼被冲入洞穴、裂隙，然后慢慢沉淀，保存成为化石。而且，在华南，潮湿多雨的气候一方面加速了洞穴、裂隙的形成，为化石的保存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但另一方面，那些从腐质土和腐烂植物中渗透出的酸性水同时也加速了动物骨骼在石化前的腐烂，使人类死亡后的骨骼很难形成化石。

尽管现在还不能够完全排除在中国找到人类祖先的可能性，但没有找到以前，只能说是可能性存在，所以目前我们还是说人类最早的祖先在非洲。此时此刻，我们不禁回味起80多年前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中国科学家的忠告：亚洲可能充当过人类进化的巨大舞台，是最古老的人类工业的扩散中心，要想弄清诸如人类起源这样的复杂问题，离开亚洲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亚洲更多新材料的发现和更深入的研究，一幅符合本来面目的关于人类起源与进化的画卷将会展现于人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