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水与人

窪田顺平

1 引言

对人类而言，水是十分复杂的存在，缺之不可但又不可过多也不可过少。地球上的水无关人类需求而依据自然不断循环着。人类本该适应自然使其保持平衡，而一旦平衡被打破从而出现问题的话，一定是源于人类的肆意行为。产业革命以来，大量排放CO2等温室气体、砍伐森林、灌溉作物等大规模改变地表状态的人类活动，渐渐对地球的水循环产生了深重的影响。如果从更长的时间范围来看的话，人类的历史可看做是一部人类不断适应水等自然资源过多、过少或是不均衡的这种时代性变化的历史。

从资源角度来看，水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属于可循环资源。水在大气、海洋、陆地等地球上的各种地方循环着。在水的循环过程中，以海洋、河流、湖沼、地下水、冰雪等形态暂存于不同地点的水量，在一年周期内基本能恢复到原本的状态。因此，只要使用量不超过循环中的水量，从这一角度来看，水便是可持续利用的无限资源。另一方面，大气以雨雪的形式为陆地带来的降水量，在空间和时间上存在着严重的不均匀分布。地区性降水量的差异和另一个构成气候的主要因素气温，共同给地区植被的种类等地表状态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赤道附近的大量水蒸气和受热上升的大气在形成降水的同时朝南北极方向移动，在临近纬度20°～30°的中纬度地区时形成下降气流，从而形成了地面上的干旱地带。正是在这种大范围的大气流动和陆地分布不均的相互作用下，北半球形成了从欧亚大陆东部的蒙古国，至中国西北部、中亚、中东、近东甚至绵延到北非的干旱地带。本文从人类利用水的形式及其对环境产生的影响这一视角，审视广大干旱、半干旱地区，尤其是欧亚大陆中部人与水的关系的变迁。

2 丝绸之路与中央欧亚大陆

2.1 欧亚大陆中部的景观

欧亚大陆的中部不仅有塔克拉玛干等大沙漠，还绵亘着天山、阿尔泰山脉、帕米尔高原等带有冰川的高山。高山和冰川的存在，给横跨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陆的广大干旱、半干旱地区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景观。这里的景观大致由带有冰川的高山水源地带、中游山麓的扇形地带和下游的沙漠地带这3种组合而成。河流多半于下游的沙漠地带形成河口湖，或是消于沙漠中。它们都是不流向大海的内陆河。

欧亚大陆中部的气候，以塔克拉玛干沙漠北侧的天山山脉为界，降水的季节性模式相异。天山山脉以北，形成降水的水蒸气主要来自西侧大西洋和地中海吹来的偏西风。因此，天山山脉以北地区属于冬雨型气候，一二月份和早春三月到四月的降水量多。年降水量则是西部地区多，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年降水量约为700mm，往东则降水量递减，至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乌鲁木齐时，年降水量已经减少到了270mm。而且气候也变成了冬季降水少，初春和九月前后降水较多的夏雨型。天山山脉以南地区，主要由印度洋吹来的季风带来水蒸气，夏季为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南侧带来大量降水。大部分的水蒸气越过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甚至昆仑山脉并化为降水。而北面被天山山脉、南面被昆仑山脉、西面被帕米尔高原包围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各方向的水蒸气供给都受到了限制，因此成了欧亚大陆中部降水量最少的地区，年降水量不足100mm。

塔克拉玛干沙漠以东，昆仑山脉连着青藏高原北侧形成的祁连山脉。祁连山脉和塔克拉玛干沙漠东侧延伸出的沙漠地带之间夹着一块扇形区域。此处就是被称为“河西走廊”的地带，它与下文将要论述的“丝绸之路”相通，是连接东西的交通要道。

即使是位于干旱、半干旱地区，高山地带也富于降水。而且，冰川将降下的雨水以冰雪的状态储存起来，夏季时它们消融为河水从而为地区提供稳定的水源，起着天然储水池的作用。在分布于高山至山麓的扇形地带，自古以来就有人类利用高山水发展绿洲农业的历史。

2.2 中央欧亚大陆

中央欧亚大陆原本是一个文化性地域概念，指的是欧亚大陆中部乌拉尔 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居住的地区。自20世纪60年代匈牙利籍阿尔泰学者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首次使用这个概念以来，它渐渐在日本也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小松久男，2000）。在地理范畴上中央欧亚大陆指的是东至东北亚，西接东欧，北临北冰洋，南沿黄河、昆仑山脉、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脉、伊朗高原、高加索山脉的广阔区域。当考虑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利用的问题时，水源的种类和稳定性以及季节性变化等特性是要点。从水源稳定性和水量大小的意义上来说，水源源头位于带有冰川的高山地区。在欧亚大陆的干旱、半干旱地区中，对于带有冰川的山岳地区为源头的区域，它的范围东起祁连山脉到与阿尔泰山脉相连的蒙古国西部地区及环抱于昆仑山脉、天山山脉等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部分地区，西则至中亚各国。换言之，本文所用的“中央欧亚大陆”这一术语及主要研究对象，是指位于欧亚大陆中部，以冰川为河流源头的地区。另外，“中亚”这一用语所指代的国家，也有历史性变迁，存在数种说法。本文所用的“中亚”是指原属苏联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这5个国家。

2.3 连接绿洲的丝绸之路

中央欧亚大陆的绿洲不仅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场所，也是连结东西方贸易的结点，同时也是人们所说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这个词，最初来自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China（1877）一书中所用的“Seidenstrassen”（德语“丝绸之路”之意）一词。后来李希霍芬的弟子斯文·赫定（Sven Hedin）出版自己最后一次探险的游记三部曲时，用了“丝绸之路”作为其中一本的书名，从此这个词变得十分有名。赫定的探险以“游移的湖”罗布泊为代表，他与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Sir Marc Aurel Stein）齐名，同为知名的中亚探险家。赫定在初版的瑞典语版和后来的德语版、英语版中都用了单数形式的“丝绸之路”作书名，然而实际上丝绸之路并非只有一条路，而是由多条路线组成的。有人认为，丝绸之路这个词给人的印象是将中央欧亚大陆这个地区性概念看成单纯的东西方贸易之路，很容易使人们忽视地区的独特性。中央欧亚大陆本是一个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集成了独特文化的地区。然而，一般而言，中央欧亚大陆是一个听起来颇为陌生的用语，因此本文用了“丝绸之路”做标题。

此外，这条横亘东西的带状干旱地区的北侧降水量较多，分布着从蒙古国至哈萨克斯坦，甚至经高加索山脉至匈牙利的草原。因此，这片连结东西向的区域亦可称为草原之路。在与绿洲农业比肩的干旱、半干旱地区，人们代表性的生产生活方式是游牧，游牧人在这“草原之路”的空间内迁移往返演绎出了他们的盛衰兴亡。当然绿洲城市或是绿洲农业，也应当理解为是与这种游牧业复合而生的生产生活方式。

3 滋润绿洲的地下水渠“坎儿井”

3.1 地下水渠“坎儿井”

说到绿洲，可能很多人联想到的是那些使用沙漠中涌出的泉水的规模较小的城市或村落。确实存在这样的绿洲，但是中央欧亚大陆或说丝绸之路上的绿洲，大都是利用高山地区流出的河水的大规模农业地区。

按水源种类对绿洲进行分类的话，有以泉水（涌泉）、河水为水源的绿洲，还有使用地下水的绿洲。后者主要通过地下水渠收集扇形地的伏流进行灌溉。这种地下水渠被称为坎儿井。在山麓的扇形地挖直径3m左右的竖井直至地下水层，然后向着更低的山脚方向，每间隔20～30m再挖竖井，最后在井底挖平缓倾斜的横向渠道将竖井连接起来。利用这些横渠将地下水引至平地（图1），作为农业用水和饮用水。横渠最长可达数十千米。竖井在完工后则用于修理和通风。扇形地中通常都按直线挖掘横渠，竖井则沿这条直线分布，因此很容易在航拍和卫星图像上确定其位置。一般认为这种地下水渠的发源地在西亚，特别是现在的伊朗。虽然起源的具体时间不明，但是有记录表明公元前2000年的伊朗已经开始使用坎儿井了（冈崎正孝，1988）。此后，建造坎儿井的技术广泛传播到周围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在此传播过程中，这项技术的名称也发生了变化，在伊朗被称为坎纳孜（qanāt），在阿拉伯半岛被称为法拉基（falaj），在北非被称为佛嘎啦（foggara），在摩洛哥被称为哈塔拉儿（huttaler）或卡塔拉（khettara），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则被称为坎儿孜（kariz）（汉语写作坎儿井）。

图1 坎儿井示意图（渡边三律子原图）

据称坎儿井发源地的伊朗扎格罗斯山脉和厄尔布鲁士山脉周边地区的降水量原本就非常少。因此，坎儿井在无大河流经的地区和一般少有河流的山脉中的小片扇形地等处得到了应用。坎儿井不仅要挖竖井还要挖连接竖井的横渠，因此整个工期要花费较长的时间。但是一旦完工，由于水因重力会流向低处，所以人类即使不提供动力，也能获得水资源。坎儿井是在扇形地堆积层中挖成的，很容易坍塌，因此需要修补，但是比起普通的竖井，取水时不需要消耗能量，从这点来看是非常合理的设计。

3.2 传播到各地的地下水渠

在中国，吐鲁番的坎儿井很有名（图2）。吐鲁番坎儿井的起源及吐鲁番哈密地区等以外少有坎儿井的问题，不仅在中国国内，在海外也对此展开了广泛讨论。笔者认为，简单来说包括中国境内的大部分中央欧亚大陆的绿洲，原本是依靠源自高山具有较大径流量的河水形成的，与少有大河的伊朗等西亚、阿拉伯半岛和北非等的情况不同。因此，才会出现上面所述的这种情况。

图2 吐鲁番盆地绿洲的坎儿井照片（摄影：渡边三律子）

此外，中国以西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绿洲城市，使用坎儿井的例子也不多见。撒马尔罕及布哈拉等著名绿洲城市的河中地区（英语为Transox-iana，意为阿姆河对面），阿拉伯语为 意为河对面），有阿姆河及其支流泽拉夫尚河、锡尔河等作为水源，人们主要利用河水灌溉，因此使用地下水的必要性就较低。其中，锡尔河上流的费尔干纳盆地水源丰富，自古一直是肥沃的农业地区，这里有许多坎儿井。另外，哈萨克斯坦西南部的突厥斯坦（Turkestan）绿洲或是被称为索伦（Sauran）的地区也有几处坎儿井。

4 日本的地下水渠“Mambo”

虽然有些偏离本文的研究范畴，但笔者想提一下几乎与坎儿井具有相同构造的日本的地下水渠。

这是一种被称为Mambo的地下水渠（图3），分布于日本三重县铃鹿山脉东侧山麓地区的铃鹿市、员弁市、四日市、菰野町等地，如今有一部分仍用于灌溉（小堀严，1988）。现存最大的Mambo是位于员弁市大安町的“片樋Mambo”，全长约为1000m，是灌溉面积可达7ha的大型设施。日语中用“间风”“间保”“间步”“万法”等汉字作为Mambo的音译字。有一种说法称Mambo这个词来自矿业用语“间府”（音为Mabu），Mabu的发音后来演变成了Mambo。Mambo的构造与坎儿井几乎相同，但Mambo是从下游开始往上游挖掘的。爱知县的知多半岛和岐阜县的垂井盆地也发现了不少类似的地下水渠。

图3 日本三重县的Mambo（摄影：渡边三律子）

日本的降水量远远高于西亚等地，因此选择了适当的农作物的话，完全可以单靠雨水。但是要开垦水田的话，就需要进行灌溉。因此，地下水道是为了在扇形台地上获取水源而开发出来的。在这些地下水渠中，有些没有竖井，以蓄水池等为水源，简单地连接了水源和水田。现存记录表明历史最悠久的是江户时代初期（17世纪）的地下水渠。当时日本各地的矿山开发十分兴盛，目前日本国内很多地方还有那一时期挖掘出的简单的地下水渠。从技术层面来看，日本的地下水道技术并没有受西亚坎儿井的影响，应该将其视为在日本采矿技术延长线上独立衍生出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的紧迫程度和水源的种类也存在地域差异，形成了与用水相关的不同传统体系和文化，譬如缺乏河水滋养的地区开发出了坎儿井这种利用地下水的技术。此外，即使在降水量较高的日本以及干旱、半干旱地区中河水较为丰富的费尔干纳盆地等，随着水需求量的提高，人们也开始使用坎儿井或与之类似的地下水利用体系，这其中也存在某种技术上的共通性。坎儿井等地下水渠的共通性，恐怕是以矿山隧道挖掘这类某种程度上遍存于世的技术为基础的。

5 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灌溉农业和水资源问题

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绿洲上发展的农业，其规模和技术随时代变化，其面积也渐渐扩大。虽说如此，中央欧亚大陆因受水资源制约，到20世纪初或是20世纪中期为止，大量的土地都未被用于农业。也就是说，这些地区光照、气温等影响农业生产的气候条件都不错，但因水资源的制约，一直只能作为潜在的农业可用地，处于无人开发的状态。进入20世纪中期后大规模的土木工程使水渠的挖掘和动力抽水泵的使用成为可能，而且人口的增加加大了增产食物的必要性，在此背景下中央欧亚大陆在20世纪后半期，同北美、澳大利亚一样也开始了大规模的灌溉农业用地的开发。特别是在当时属于苏联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流入咸海的阿姆河和锡尔河的水资源及其周边的广袤土地备受关注。苏联在这里大规模地开垦灌溉农业用作棉花栽培基地，以获取珍贵的外汇。这使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成为棉花产量世界第五，出口量世界前三的棉花生产大国。但是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过去一直为沙漠提供丰富水源且面积百倍于日本琵琶湖的世界第四大湖泊——咸海的湖面面积急剧缩小，这不仅导致了缺水还引发了各种环境问题。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青海等地使用河水的农业开发不断发展，引发了诸如湖沼面积缩小、河畔林衰退、干涸的湖底成为沙尘暴的来源等各种环境问题。

现代农业发展带来的悲剧已经十分明了，那么过去的农业是否是可持续发展的呢？ 下文笔者将从历史发展过程的角度，审视干旱地区灌溉农业用地开发给水循环及环境带来的影响。

6 咸海的湖面变化及人类活动的影响

6.1 咸海的变迁

如前文所述，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因上游农业开发导致流入湖中的河水水量减少，世界第四大湖咸海的湖面面积于2007年骤减到了1960年同比10%左右。其结果便是咸海渔业崩溃，以及干涸的湖底卷起尘埃引发的诸多健康问题等，这渐渐地被人们称为20世纪最大的环境悲剧。然而讽刺的是，湖水干涸后，沉于湖底的村落遗址得以发现，人们可以观察到阶地面和滨线等能显示过去湖水水面变化的地形，而且更容易收集湖底堆积物的样本，这成了解析沉积于湖底的过往环境变化的契机。

其中，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及中亚的研究者们开展了以考古和地质学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项目“CLIMAN”，分析了湖底堆积物的取芯钻探物，调查了湖底的遗迹，还对湖岸地形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从而查明了过去咸海水位及环境变化的详情（Boroffoka et al，2006）。结果显示，这两千年来咸海的面积发生了大幅变化， 14—15世纪咸海湖水水面几乎下降到与现在相同的程度（图4）。

图4 咸海湖面变迁复原图（引用自Boroffokaetal，2006）

其原因有：①原本流向咸海的阿姆河和锡尔河中，阿姆河的流向在这一时期发生改变，直接流向了里海；②气候变化导致降水量减少使得流入咸海的河水水量变少；③阿姆河、锡尔河中游的绿洲城市不断开发灌溉农业用地，水资源消耗变大导致流入咸海的河水水量变少；等等。

关于阿姆河转流流向里海的现象，以欧美研究者为中心的一种观点根深蒂固，即这是人为造成的水位下降，源于成吉思汗的军队在远征中亚占领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等绿洲城市时，破坏了灌溉设施和阿姆河上的取水设施。可以说这种观点是欧洲历史观的一种表现。在俄罗斯等曾经受成吉思汗军队侵略的国家和地区，人们常常说那时的都市遭到了残暴的破坏。伊朗等地也流传着“灌溉设施全遭蒙古军队破坏”的说法。但即便是在那些声称遭到了彻底破坏的中亚绿洲城市中，也没有城市彻底灭亡，大部分城市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复兴。中国在元朝时，就像王祯所著《农书》就有奖励农耕的记载，河西走廊等地也积极开发农业。至于对城市及其灌溉设施等基础设施遭受的破坏，从之后统治的角度来考虑，显然不合理，所以前面那些说法很有可能是有些夸张了。

笔者在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有机会参加了一个与咸海相关的国际研讨会。当时，笔者于前文中提到的“CLIMAN”项目主要成员、致力于中亚考古学调查的德国学者保罗佛卡（Nicolaus Boroffoka）博士也参会了。保罗佛卡博士在他的发表中提到了阿姆河的流向变迁，他说在考古学调查中没有发现可以指向人为破坏的证据，所谓的成吉思汗破坏论恐怕是一种政治性的渲染。

即使人的行为不能使河流改变流向，但实际上已十分发达的阿姆河、锡尔河流域的灌溉农业用地消耗水资源的影响、气候变动甚至是地震的影响等都是复合型的，今后有必要进行更为详细的调查。

6.2 中央欧亚大陆的气候变动

近年来的研究持续表明，咸海水位下降时，其附近的湖泊同时期几乎都出现了水位下降。此次，我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主持的伊犁项目与哈萨克斯坦游牧文化遗产研究所等机构共同对咸海东侧巴尔喀什湖的湖底堆积物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咸海和巴尔喀什湖的水位下降几乎是同时期发生的（远藤邦彦等， 2009）。此外，位于吉尔吉斯的伊塞克湖也在同一时期发生了水位下降。结果还指出，流入河流的流向变化对咸海的水位下降起到了重大影响，但考虑到巴尔喀什湖和伊塞克湖等湖泊在同一时期也发生了水位下降，因此当时中央欧亚大陆大部的降水量很有可能减少到了能够引发湖水面积缩小的程度。

根据中央欧亚大陆过去两千年间的气候情况（Yangetal，2008），可以得出湿润期为公元元年—公元410年、公元650—公元890年、公元1500—公元1820年，干旱期为公元420—公元660年、公元900—公元1510年。而且气温与欧洲一样出现了中世纪温暖期（9—12世纪）和寒冷的小冰河期（15—18世纪）。中世纪温暖期自10世纪起干旱化愈发显著，而小冰河期的特点自然是湿润。将这个结果与咸海、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等湖泊的水位下降现象结合起来考虑，会发现咸海和巴尔喀什湖的水位下降发生在中世纪温暖期10世纪以后的干旱化时期，也就是温暖且越来越干旱的这一时期。而小冰河期则因为其寒冷且湿润的气候，使得已经缩小的湖面面积逐渐恢复。一般寒冷期较为干燥，温暖期较为湿润，但研究结果显示在特别干旱的地区，也存在不适用于这种通俗理解的情况。

6.3 绿洲地区的水资源利用

如今上述的气候变化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在中央欧亚大陆上能举出实证来说明的例子并不多。特别是具体到以河流灌溉为主的绿洲农业时，消耗多少水资源对咸海水位产生多大的影响等定量研究尚未展开。其中，围绕哈萨克斯坦西南部河中地区泽拉尚夫河沿岸讹答剌这一绿洲城市遗址，有不少很有意义的研究探究了其水网的历史性发展并推定出了由此所获得的灌溉水量和农作物收成，在此略作介绍。

克拉克等人（Clarke et al，2005）并用低空拍摄和挖掘的方法，首先明确了占地约200km2的讹答剌绿洲周边的水渠分布及各年代的变迁。他们发现河流取水口曾数次改迁至更为上流处用以扩大灌溉农业用地的面积，这明确显示了水渠网的扩大。他们接着对照水理学形状调查了水渠横断面的形状、大小与倾斜度等，从工程学的角度推测出了水渠网能够输送的水量。他们还根据复原出的气候信息和栽种植物的相关考古学信息，最终推测出了绿洲的人口变迁。关于推测人口的方法，并没有详细记录，其中应该加入了各种各样的假设，推测认为约在公元200—1350年间人口几乎增加了1倍。该结果与其他考古研究估算出的人口变迁大体一致。当然可以推测出的是农业生产力的增加必然伴随水资源的消耗，这影响了流向下游的水量甚至是流向咸海的水量。这项研究非常有意义，不过这只是咸海流域大量绿洲城市中的一个例子，很难说明全流域各时代的人口和农地等的情况。但是复原气候变动，定量考察人类活动造成的影响，正确认识其历史变迁，这对今后考虑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未来是不可或缺的。

7 黑河的水资源变化及人类的适应

干旱、半干旱地区现代化灌溉农地的开发，大幅改变了流域的水循环，引发内陆河河口湖的消亡和河流断流等，这些不仅限于咸海，而是普遍发生于中央欧亚大陆各地。

即使是流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中国最大内陆河塔里木河，伴随其中游流域的农地开发，下游地区也出现了严重的水资源不足。赫定和斯坦因也曾围绕干涸已久被称为“游移的湖”的罗布泊湖的所在位置，展开了多次论争。此外，位于河西走廊、流域面积仅次于塔里木河的中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也因其中游的张掖、酒泉等绿洲农业地带的用水需求增加，使20世纪90年代后期其河口湖几乎消失殆尽。关于黑河地区的人类活动及其对水循环的影响，笔者已经做过报告（窪田顺平，2009），特别是1950年以来河流断流、下游地区地下水下降、植被衰退及河口湖的消亡等水资源不足问题愈发严重。在此，笔者将对黑河水资源利用的历史变迁进行探究。

7.1 黑河概要

笔者想先介绍一下黑河的基本情况。黑河发源于祁连山脉。由祁连山入甘肃省，中游流经自古就拥有兴盛的灌溉农业的张掖、酒泉等绿洲城市，最终消于内蒙古自治区的沙漠地带，全长约400km，流域面积为13万km2，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河。其流域面积之广相当于日本国土面积的1/3。黑河上游的祁连山脉上有冰川，年降水量约为600mm。中游的绿洲地区年降水量为100～200mm，下游的沙漠地带年降水量则不足50mm。中游绿洲地区广泛分布着利用河水和地下水的灌溉农地。下游地区则主要利用地下水发展农业，此外还利用绿洲及河流周边或是沙漠中分布着的有限的植被来发展游牧业。

7.2 下游的变迁

黑河地区的农业最初起源于西汉时期，当时汉朝在与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战斗中，将黑河中游的张掖、酒泉一带至下游的额济纳周边地区作为军事要塞派驻军队。驻扎的军队为了自主获得粮食而开始发展农业，也就是所谓的屯田兵。下文将根据井上充幸（2007a）和森谷树（2007）的研究成果，试总结这一时期之后黑河地区农业发展的变迁。

黑河下游现在还存有一些被认为是当时汉朝的遗迹、水渠和农地。汉朝的遗迹和农田遗址分布广泛，据此预测出的农地面积是历史上最大的。其后史料中也记载了唐朝在此地设有军事据点，但是具体位置等并不明确。之后又重新积极发展下游地区农业的时期为10世纪后的西夏至元朝。西夏是以现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为都城发展起来的王朝。西夏的势力也延伸到了黑河流域，将哈拉浩特（黑水城）作为了一个据点。而在西夏被征服后的元朝，黑水城依旧作为黑河下游的中心继续繁荣着，城郭范围也得到了扩大。当时鼓励农业发展，这里同汉朝时一样开展了广泛的农业生产。但是明朝以来下游的农业急速衰退。从灌溉水渠遗址中提取到的样本的年代分析也证实了，明代以后这些水渠遭到废弃，农地又变回了沙漠。在此状况下，黑水城整个城市也成为弃城。下游重新成为游牧民族的世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推动国家性的农业开发为止。

7.3 中游的农业开发

另一方面，一般认为黑河中游流域的农业开发也和下游流域一样始于汉朝，两者规模基本相同，只是具体情况还不明确。进入唐朝后进行的正式农业开发也留下了记录。据说5条主要水渠均修筑于唐朝，并沿用至今。虽然许多史料中都留有当时的人口统计，但不能确定这些记载在多大程度上考虑了游牧民族和流动人口的数量，不过即便是这些记录的准确度有待考证，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人口得到了大幅度增长。中游流域的农业开发到了元朝也依旧持续。张掖现存的水渠中，存在许多明显不是汉语名（可能是蒙古语）的水渠，笔者认为这些水渠修建于元朝，当时张掖周边持续进行着大规模的农业开发，这一情况持续到了明朝，进入清朝后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可进行灌溉的地区已经开发殆尽，基本达到了饱和状态。几乎所有现存的水渠都能在记录当时灌溉水渠网的地图上找到。清朝的前半期特别是17世纪末到18世纪，即使是黑河中游靠近下游的地区，也常常因为农忙时节水资源需求的增加而断流，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用水纷争。中游流域的许多乡村间频发用水纷争，单凭各乡村无法协调，最终由中央政府发布了综合调整全流域水资源问题的“黑河均水制度”，这才解决了上述问题（井上充幸，2007b）。此“黑河均水制度”长期以来一直作为黑河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基础，水的分配量等具体内容虽有所改变，但制度本身一直沿用至今。

7.4 农业开发的影响

农业开发对黑河河口湖的面积变化等水循环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坂井等（Sakai et al，2009）依照考虑到冰川溶解和水文学物理学过程的数据模型，复原了黑河源头山区到中游扇形地的河流流量。下文中将参考这一研究，同时关注下游的绿洲城市黑水城被废弃一事来展开讨论。笔者的论述中包含大量的假设，也许可以说是有些大胆的试论，这一点还敬请谅解。

一般认为西汉屯田兵入驻之前，黑河地区并没有进行过大范围的农业开发，当时河口湖的面积接近2000km2。据推测汉朝时的农地面积，特别是下游地区的农地面积恐怕比现在的范围更广。虽然中游流域的详细情况尚不明确，但基本与下游流域的农地面积相同。假设这些农地中的大多数需要灌溉，则可推定出汉朝农业鼎盛期的水资源消耗达到了使河口湖面积减半的程度。中游地区的农业开发则到该地区获得政治性安定的唐朝才变得活跃起来。这种倾向一直持续到了西夏和元朝。考虑到西夏和元朝时期下游流域的农业开发也极为繁盛，从流域整体的农地面积来看的话，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历史上农业最为发达的时期。进入明朝后迎来了小冰河期，上游河流流量的水供给减少，下游流域出现严重水资源不足的可能性很高。不过气候变动导致的上游河川流量减少现象，此前也曾发生过数次，因此并不能肯定这一时期的水量减少很多。不如将这一时期的缺水认为是中游流域农业的持续发展带来的水资源消耗所致的。放弃哈拉浩特的原因，应该是明朝不具备在开始陷入缺水问题的下流流域积极开展农业政策的国力。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说是一种有意识的放弃。

清朝时虽然恢复了政治上的安定，但中游流域时不时发生缺水问题，所以下游流域可能无法获得开发新农地所需的足够的水资源。

但是，从明朝到清朝，中游流域张掖西侧的酒泉地区开凿了与坎儿井、Mambo相似的地下水渠（井上充幸，2008）。这些地下水渠不同于西亚的坎儿井，它们主要是为了在引河水入农地时避开沿途地形障碍而挖掘的水渠隧道。从技术上看这不能被认为是中国固有的技术，另一方面，它与坎儿井的技术性关联也不明确，井上充幸将其称为“仿坎儿井”。从年代上看，这同日本的Mambo一样，运用了矿山等相关技术修建的可能性很高。不管怎么说，这表明用普通水渠引河水这种方法进行开发的余地已经很小，所以采用了可以突破这种困局的新技术来开发。

8 结语

在本文的结尾，笔者想将话题拉回到现在。正如上文所述，为了将上游减少的河水流入量有效地用于维持咸海的水位，人们用水坝将其分成了大咸海和小咸海。这项保全措施使得小咸海的水位得到恢复，而大咸海只留下了极小的一部分，几乎消失殆尽。流域内各国不仅没有采取减少用水量等政策来恢复咸海消失的生态环境，而且上下游各国间关于用水分配的调节也依旧不尽如人意。黑河干涸的河口湖被认为是侵袭北京的沙尘暴的源头之一，现正在推进节水政策以恢复湖水。然而，由于农业方面的节水十分困难，因此实际上进行的是使用地下水作代用水源。结果河口湖确实得到了复苏，但是现在又出现了过度抽水导致地下水位下降的问题。

上述现实和过去的历史教会了我们什么呢？ 当面临缺水危机时，人们通过改设取水口、延长水渠、引入坎儿井或是挖掘地下水渠，甚至是抽取地下水等新技术，来适应事态变化并回避危机。可以说是技术进步使人类的活动空间朝着不断扩大的方向一路发展。但是，就像我们在黑水城的弃置、清朝的用水纷争激化和现在黑河地下水位下降中看到的一样，这一系列带来的问题绝不仅是气候变动等引发的，而是我们人类自身对其造成的影响。现在地球上不论是新的土地还是新的水源可能都在不断消失。并不是说没有进行节水型农业甚至是技术性发展的可能性，只是这些可能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因此，我们下一步所能做的应该是寻求思维的重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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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于[日]秋道智彌编《水と文明——制御と共存の新たな視点》昭和堂2010：173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