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的人们，移动的边界

中尾正义

1 引言

日本是四面环海的岛国，故而给人留下边界固定不变的印象。日本人出国时，理所当然地用“跨海”“渡航海外”等词来表达。这是因为日本人是用海岸线来区分日本与日本以外地区的缘故。即使是在具有如此地理特性的日本，对国家边界的认知也随认知主体和时代的变化而不同。

对于生活在并无海岸线这种明显界限的欧亚大陆内陆地区（从阿拉伯半岛延伸至中国西部的沙漠地带）的人们而言，划定己方领域就愈发困难了。首先，何谓“己方领域”这一概念本身就不够明确。这也是由于彼此接壤使得迁移变得相对容易的缘故。

可界定“己方领域”边界的典型例子，便是近年来相对明确的国家间的“国境”了。然而，所谓国境这一概念，也不过是最近才诞生的事物。

“边界”有时还是划分生活方式，也就是所谓文化性差异的边界。有时即使生活方式相同，也存在不同的集团和各自的边界。另外，边界的形式并非限于一条线。也可能混杂了各种要素以一种含糊不清的区域的形式而存在。

本文以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地球研）2001—2008年实施的“绿洲项目”成果为主要素材，追寻时代变迁，概述“边界”的含义、边界本身和人的地理性迁移以及人的相对性迁移，并思索历史所展现的活力。

2 绿洲与黑河流域

欧亚大陆中部是一片被贫瘠的植被与沙砾所覆盖的干旱、半干旱地带。这片大地上生活的主角是游牧民。所谓“游牧民”，是指管理、饲养成群的家畜，因追逐天然草场而终年迁移的人们。他们创造了“游牧”这种生活方式并继而产生了游牧文化，且以此为生。

游牧生活这一生活方式无法产出过多的剩余物资，而且不仅无法产出农产品，也未形成制造包含武器装备在内的各种生产工具的体系。也就是说无法实现彻底的自给自足。因此，游牧民需要在都市或村落中获取他们无法自给的物资（杉山正明，1997）。然而或许是一特例，蒙古帝国时期蒙古高原上也似曾进行过冶铁和农耕活动（白石典之，2001、2010）。尽管如此，游牧这种生活方式还是难以独立存在。

所谓的游牧民获取无法自给的物资的代表性城市与村落是那些分布于干旱、半干旱地带，被称作“绿洲”的特殊区域。

地球研实施的“绿洲项目”重点调研的区域是位于中国西部横穿青海省、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的内陆河黑河流域。黑河流域的南岸耸立着东西走向的祁连山山脉，沿祁连山山脉北麓自东至西依次是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绿洲。

祁连山脉东西绵延约1000km，林立着海拔超过5000m的高峰。山顶附近被众多万年积雪（冰河）环抱。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祁连山的匈奴语语意为“天之山”（杉山正明，2002）。其北侧绵亘着东西走向的戈壁沙漠。人们之所以能够相对容易地在沙漠中穿行，正是因为在山脉与沙漠交界处的山麓地带下方有一条东西走向的细长台地。那就是被称为“河西走廊”或是“河西通道”的狭长地带。

从祁连山脉流向北方的河流形成的数个扇形地带延山脉零星分布，其末端多有泉水涌出。我们认为上述绿洲城市是以这样的地带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不过，当今的绿洲并非依靠泉水，而是引流河川之水灌溉开垦出的绿色沃野（图1）。

图1 黑河水供给（张掖）绿洲的水道

近观绿洲，仿佛是被染成绿色的块状领域。绿洲中生活着的人们主要依靠开垦出的耕地产出的农产品来支撑生活。

上述这些零星的绿洲在河西走廊中连成一片，河西走廊的东西横贯着著名的丝绸之路。那里便是“绿洲项目”的研究区域——黑河流域。也就是说黑河正是位于面积约为13万km2的这片贯通东西的交通要道之上。

黑河发源于祁连山奔流向北，由南至北地横穿丝绸之路，并将戈壁沙漠分割成东西两个部分。黑河向北流淌300余km后，注入湖泊而消于无形，即现被称为额济纳（Echina、Ezene或Ezune）的绿洲城市的所在地（旧称“居延”）。至此便与有着游牧民故乡之称的蒙古高原近在咫尺了。

在极难获取水源的沙漠地带，河流流经之处成了人们移动的必经之路。这是因为沿河能随时取水。换言之，沿河的路径是能够较为容易地横穿沙漠的唯一路径。2000年前骠骑将军霍去病受汉武帝之命征讨匈奴时，便是沿黑河下游逆流而上，消灭了盘踞于祁连山山脉的匈奴右贤王（图2）。换言之，黑河的水流构成了当时南北迁移的往来通道。

图2 霍去病相关的碑文

霍去病的胜利，使此地的管辖权从匈奴易手至汉王朝。公元前121年发生的这场战事，导致匈奴同居住于祁连山山脉南麓且与己友好相交的“羌”断绝了联系（森谷一树，2011）。也可以说，匈奴失去了与西藏南部较远地域即云南方向的联络路径。匈奴原本贯穿南北的交通要道就此隔断。匈奴是以马匹为迁移手段的部落，他们很有可能曾保有穿越柴达木盆地通往西藏方向的联络路径。据说失去祁连山山脉北麓后，匈奴的部队也时常向四川方向出击。

黑河流域位于丝绸之路这一东西交通要道与连接蒙古高原和西藏、云南的南北交通要道的交叉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可以说黑河流域是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地域。

3 黑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域人口及边界的迁移

3.1 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边界

汉王朝驱逐匈奴后，逐步进入了祁连山北麓（黑河流域），并开始迁移部分民众进入此地并开展农业生产。最终在河西走廊设置了张掖、酒泉、敦煌及武威四郡。最初移居去的是所谓的屯田兵（后也有鄂尔多斯等地因害失去住所和耕地的普通农民）。他们从山西、河南、山东、河北与湖北等地迁居于此（籾山明，1999）。由此可见当时是全国范围地向黑河流域迁移。

迁居至此的人们开展的农业开发不仅在河西走廊的绿洲一带，就连黑河下游也修建起了要塞与望楼等。汉王朝据此巩固了对以蒙古高原为根据地的匈奴的防御体系。为此汉王朝必须将居延地区（黑河末端地区）这一沙漠中罕有的可耕地围起来，保护其中的居民和家畜。当时开拓的耕地规模与现在额济纳绿洲的耕地面积相当（森谷一树，2011）。这样一来，这片土地就成了以农耕为主的汉王朝与北方及西方以游牧生活为主的人们对峙的边界。

黑河又名弱水。“弱水”是四书五经之一的《禹贡（书经）》中记载的河流名称，从东方世界的视角来看，弱水被认为处于“世界”的西端，也就是当时中华世界的西界。

3.2 游牧民对绿洲的统治

到了隋、唐时期，以伊朗系的窣利人为主的商人，将西方世界的信息带到了中国。当时放眼西方的隋炀帝于祁连山脉南侧的青海击败了妨碍东西方交易的吐谷浑，并将罪人等流放至此屯田拓地（佐藤贵保，2011）。

到了唐代，其西界一度西进。唐王朝消灭了东突厥后灭了高昌国，征服了吐鲁番盆地，又于公元657年降服西突厥，将势力范围扩大到帕米尔高原的西部。然而进入公元680年后，各地叛乱导致唐王朝的版图缩小，黑河流域再度成为西界（佐藤贵保，2011）。

不过唐代的黑河流域生产模式与汉代有所不同，并非一味地发展农业。据推测大量来自北方突厥与维吾尔的难民流落到黑河流域从事畜牧业，由此我们认为当时是农业与畜牧业并存。这种情况始于黑河流域不断形成被称为“凉”的政权即所谓“五凉时代”，到了北魏至唐代依旧如此（佐藤贵保，2011）。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边界还是同一边界，却不同于汉代那种可称为“重农主义”的农业一边倒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分界线，边界本身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以农业为基础高度武装的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对峙的边界线逐渐模糊（称之为“地带”也许更为恰当），形成了一个隔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宽阔的带状地带。

这种趋势变得愈发明显，大约是8世纪后半叶河西走廊落入以西藏为根据地的吐蕃手中，唐王朝撤出河西走廊的缘故。维吾尔族人南下在张掖建立甘州回鹘王国时，畜牧业的存在也不容忽视。可以认为，畜牧业为当地的主要产业，从事农耕的主要是原来居住在这里的汉人等（佐藤贵保，2011）。

10世纪至11世纪北宋王朝建立以后，西夏取代了甘州回鹘在河西走廊的统治地位。虽说西夏的王族是党项族，但也有汉族、藏系、蒙古系、维吾尔系等各族人群，当时的西夏是一个多民族混居的国家（佐藤贵保，2011）。笔者认为在西夏形成的是农业与畜牧业相结合的复合型生产体系。西夏的东边便是北宋，此时农耕世界的西界已经移向黑河流域以东了。

西夏在黑河下游修筑了哈拉浩特（黑城），用以防备蒙古军队（图3）。此时，黑河流域成了两个集团之间的边界。然而最终西夏还是为蒙古军队所灭。

图3 哈拉浩特遗迹

众所周知，消灭西夏的蒙古族就此走上了称霸世界的帝国之路。蒙古帝国将河西走廊的绿洲群和包括哈拉浩特在内的整个黑河流域以及更加广阔的领土全部收入囊中。这样一来黑河流域丧失了其作为边界的作用。即便如此，在蒙古帝国的统治之下，哈拉浩特作为交通要冲，其面积扩大到了西夏统治时期的4倍左右，依旧作为交易点延续着繁荣（弓場纪知，2007）。蒙古人在哈拉浩特建立了附设住宿设施的站赤（驿站），以从根基支撑蒙古帝国的统治。这里充分发挥了交通要冲的功能（古松崇志，2011）。

蒙古帝国的统治阶层虽由游牧民族构成，却极为热衷农业开发。现在的张掖有120万人口，支撑其周边绿洲农业（图4）的灌溉水道群中，许多水道的固有名称都源自蒙古语（井上充幸，2007）。由此可见蒙古帝国统治时期，黑河流域灌溉水道的开凿工程极有可能曾经盛极一时。

图4 张掖的绿洲农业

西夏在下游修建的哈拉浩特周边也留下了许多灌溉水道的痕迹（图5）。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相当活跃。虽然很难区分西夏时代和蒙古帝国时代的工程，但是当时的耕地面积与汉代的耕地面积或是现额济纳绿洲的耕地面积大致相当（森谷一树，2011）。

图5 下游地区灌溉水道遗迹

面对干旱地区过于苛刻的自然条件，一种名为区田法（井黑忍，2005、2007）的密集型耕作方法应运而生了。哈拉浩特发掘出的古籍中有区田法的耕作手册与图解。而且哈拉浩特附近发现了据测曾经实行过区田法的耕地遗址（古松崇志， 2011）。黑河地区曾经实行过区田法这种需要投入高度密集劳动力的耕作方法，可见当时的蒙古帝国相当重视农业开发。

不过与此同时，额济纳周边也开展了广域的游牧与畜牧（古松崇志，2011）。不仅限于额济纳附近，蒙古帝国时期整个黑河流域游牧、畜牧业都相当活跃。特别是祁连山山麓拥有广阔的草原，历史上曾长期作为军马牧场（图6）。现在仍留有许多叫作军马场或军马分场的地名，有一些仍为军用马匹的饲养地。如今骑兵队已经无法在战斗中发挥太大的作用，然而依旧留有仪仗骑兵。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队使用的马匹，大多来自祁连山山麓。

图6 祁连山麓的大草原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游牧民族统治黑河流域绿洲的时期，即使是在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绿洲，也是农业与畜牧业并存的复合型社会结构。本节文首谈及的隋唐政权也是出自历经代国至北魏时期的突厥、蒙古系游牧民，是具有鲜卑血统的“拓拔政权”（杉山正明，1997）。从隋唐时代到西夏、蒙古帝国时代，在游牧民族至少处于权力中枢的这些王朝统治黑河流域的时代，其经济形态是农耕与游牧互相交织共存的复合型经济。

也就是说，游牧民族“因无法彻底实现自给自足，而必须在（绿洲等）城市或村落获取那些无法自给的物资”，故此在统治绿洲时，能够尝试平衡地发展两种生活方式——自己固有的生活方式和生产他们无法自给的物资的那种生活方式，不排斥两者中的任何一方。我们可以将此视为，上文谈及的那条分隔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模糊而宽阔的带状地带在整个大陆范围得以大规模地扩大延伸。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元朝特意将首都从内陆地区迁至位于其版图东北角的北京（大都）。

蒙古帝国作为欧亚大陆中部游牧民族的主角，一边汲取农耕文化，一边在大陆上东突西进地不断扩大自己的版图。其版图边界也由大陆中央地带推移至大陆边缘，特别是在东方，几乎吞并了整个大陆，直通大海。那时，他们推进边界的目标自然就是海的另一端。如同之后大英帝国从大不列颠岛面向大海不断扩大版图边界一样。蒙古帝国在持续扩疆拓土的过程中，也将海的对岸纳入了视野。文永之役（1274）和弘安之役（1281）这两场蒙古军队进攻日本的战役大概也是其中一环，在日本这被称为“蒙古袭来”。若仅着眼于大陆，北京作为首都过于偏东，若将大海也纳入视野，北京就成了作为元朝首都的合适场所了。

3.3 清朝的扩张与地理意义上的国境

到了14世纪，明朝建立且以中国南部为根据地，蒙古人则退回了北方。继黑河流域中游的河西走廊诸绿洲之后，位于最下游的哈拉浩特也于公元1372年落入明朝之手。然而蒙古的势力依然强大，黑河流域的末端地区仍在其控制之下。明朝最终也未能压制住黑河流域全境。于是，明朝在酒泉附近修筑嘉峪关，并用长城将河西走廊的东半侧圈住，将这一地区纳入其统治之下（图7）。

明朝在北方与西方被伊斯兰等游牧势力所环绕，在其统治的河西地区采取了重武体制，驻以4万人以上的重兵和1万匹以上的战马（井上充幸，2011）。明朝控制了这块地区，就勉强阻断了游牧势力的南北通道（从蒙古高原经黑河流域、西藏通往云南方向）。

图7 嘉峪关与祁连山脉

明朝也对河西走廊的农业进行了积极开发，大力开凿灌溉水道，从黑河的主要支流引入了水源，新开垦的农地面积达到了60万km2（井上充幸，2011）。明朝保留了祁连山山麓原有的牧场，但基本采取的还是重农主义政策。当时不仅有屯田兵，还有很多迁居而来的人们，其中也包括从山西流放至此的罪人等，现在黑河中游（河西走廊）仍有农民自认是这些人的后代（シンジルト，2007）。

16世纪中叶明朝实际上放弃了黑河下游流域。明朝围绕河西走廊修筑的长城，如同汉朝时那样，使得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分界线再度复活。

明朝灭亡后，清朝于1645年将河西走廊纳入统治之下。清朝直接继承了明朝以来的统治体制，同时实施一系列农业振兴政策以恢复因战乱而荒废的农田，还推行了新的垦荒事业（井上充幸，2011）。

清朝在东北黑龙江地区与南下而至的俄国进行长期抗争后，于1689年与其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确定了所谓的国境。据此，出现了规定种种活动范围的地理意义上的明确性国境，不同于原本那种较为含糊的边界。这使得人们原本多种多样的活动，在各种意义上被人为划定的国境分隔、限制起来（承志，2009）。

1696年后，清朝将外蒙古也纳入其统治之下。为确定这一地区地理意义上的国境，进行了一系列细致的勘探、调查和“科学性”的测绘等活动，绘制了数目庞大的地图（承志，2009）。

与俄国的对抗告一段落后，清朝又控制了西藏与青海，并与西方的准格尔发生了冲突。黑河流域发挥了补给前线的中心区域的功能。最终，清朝于1759年趁准格尔内乱将其击败，同时将天山北麓的准格尔盆地全域及南麓的塔里木盆地一并纳入版图。清朝在这些地方也实行了屯田制，把天山北麓的牧场逐一改成了耕地。遂将这片新的领土称为“新疆”。

新疆成了西面的边界后，清朝先后向准格尔与俄罗斯提出要求，希望划定所谓的国境。也就是说，清朝要取消顺应人们活动的复合型边界，划定地理意义上的明确国境。

日本于18世纪后半叶逐渐产生了地理意义上的国境意识。萌生这一意识的诱因是俄国在《尼布楚条约》中与清政府划定国境后，开始与日本接触。俄国的接近让德川幕府感到了危机，于是开始积极地对虾夷地进行勘探与调查活动，绘制了很多具有地理性边界意识的地图（トビ， 2008）。伊能忠敬绘制的著名的伊能图，就与幕府的危机意识不无关系（金田章裕、上杉和博夹，2012）。这些与签订《尼布楚条约》前后的清朝的情况极为相似。“国家”这一将“国民”和“地理意义上划定的领土”关联起来考量的概念，就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

回到黑河流域的话题上，蒙古系土尔扈特的游牧民们也是在这个时期移居到了黑河末端的额济纳地区。土尔扈特人原本来自北京的西北，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移居到了里海的西部。他们历尽各种波折后，于18世纪初离开俄国流浪于准格尔地区与罗布泊西南部等地。最终，得到了清朝许可，移居黑河流域开始了游牧生活。自此，流浪的游牧民得到了安居之地。或许可以说，属于“国民”范畴的游牧民族就此诞生。现在这些游牧民的后代依然居住在额济纳。

为了给准格尔之战提供后方支援，18世纪清朝更着力于黑河流域中游与河西走廊的农业开发。为了开垦耕地，最终将黑河水的灌溉能力发挥到了极限。对此提供了有力支撑的是，清朝对所谓“边疆地区”投入了全国性人口急速膨胀而产生的大量剩余人口（井上充幸，2011）。黑河流域本是“边疆地区”之一。但是在拥有仅次于蒙古帝国的广大版图的清朝，黑河流域已经失去了作为边疆的意义了（图8）。

图8 黑河龙王庙中的壁画

到了19世纪，曾经强大的清朝也是各地内乱频发。1840年更是爆发了与英国的鸦片战争。其结果便是先后与英国、美国、法国等西欧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此后清朝又在中法战争与中日甲午战争中败北直至1911年的辛亥革命，终究迎来了末日。

19世纪也是欧亚大陆中部的探险时代。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斯文·赫定、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等西欧诸国的知名探险家与日本的大谷光瑞、橘瑞超等人，对欧亚大陆中部“未知的腹地”进行了频繁的探险。随着探险的前沿从海岸线不断向大陆腹地推进，他们有了各种各样的新“发现”。本文中提到的黑河流域下游的汉代要塞、望楼遗址及西夏、蒙古时代哈拉浩特遗址等的“发现”便是其中几例（图9）。

图9 哈拉浩特遗迹

蒙古帝国曾将边界从大陆中央推进到了海岸一带。接着，他们的目光又落到了大海的彼岸。同样，西欧列强也将他们的世界从自己的海岸线扩大到了大海的彼岸。他们接着从在海的另一端“发现”的欧亚大陆的边缘，朝着内陆的中央推进边界。可以说19世纪的探险家们充当了他们的先锋。

将此称为逆转的边界是否合适呢。对于边界这条界限的含义，身处其两侧的人们看法完全不同。双方想要推动的边界移动方向也完全相反。这是因为人们总想将边界朝着扩大己方地域的方向移动。

3.4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界与人的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与周边国家虽不是毫无边界问题，但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基本确定了领土范围。

其中，黑河流域的上游划入青海省，以河西走廊为中心的中游划入甘肃省，之后在1979年又将黑河下游地区从甘肃省划出，编入内蒙古自治区（小长谷有纪， 2005）。

伴随这些省界的划定与变更，当地人们的生活也受到了各种影响。例如，对于生活在黑河上游（山麓部）的游牧民来说，祁连山脉的山脊并非他们的边界。无论南面还是北面，同样都是他们放牧的场所。但是主山脊成为省界后，他们的迁移活动受到了制约（尾崎孝宏，2007）。这与《尼布楚条约》中划定的清朝与俄国的国境在各种意义上分隔、限制了人们一直从事的多种活动的情形类似。

1979年的省界变更，使得黑河的下游与中游分离，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因此，要解决下游水资源不足的问题，就要召开跨省的水资源分配会议，导致问题变得复杂了（小长谷有纪，200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们的迁移变得更加频繁了。其中既有为了躲避自然灾害而进行的自发性迁移，也有伴随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等举措而进行的迁移（中村知子，2007）。

其中值得着重提及的是，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后实施的“退耕还林”这一造林政策（関良基等，2009），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态移民”政策（小长谷有纪等， 2005）带来的人口迁移。在黑河流域，生态移民政策给当地的人们带来了尤为巨大的影响。

退耕还林政策，顾名思义就是将耕地转还为林地的，意在恢复之前过度采伐的植被，从而防止暴雨引发洪水和水土流失。这也可以认为是，为了应对近年人们愈发关注的恢复自然环境的多样性而采取的环境对策（シンジルト，2007）。政策中的一环便是生态移民政策，意在防止在山麓等森林地带放牧的牲畜（图10）啃食树木幼芽，也就是为了恢复林地，而让游牧民迁居、定居位于低洼平坦地带等的城市近郊。

图10 在山麓放牧

在黑河流域从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山岳地带的游牧民们被迁往中游地区，在其定居地周边的草原上开始了放牧生活，然而周边的农业开发使绿洲的范围不断扩大，很多草原都消失了。于是便产生了政府进一步集中迁居牧民，进行农田开发的情况（マイリーサ，2005）。

2004年前后，政府再次实施了让上游山地的游牧民移居中游的政策（中村知子，2007）。为了避免地下水水位下降导致河岸胡杨林（图11）的衰退，土尔扈特牧民生活的下游地区也实施了生态移民政策，禁止在林区放牧，将原本在此放牧的牧民迁往城市定居（小长谷有纪，2005；児玉香菜子，2005）。

图11 黑河下游地区的胡杨林

随着生态移民政策的实施，黑河下游的农业开发活跃起来。1955年，少得可以忽略不计的耕地面积迅速扩大。农业开发多与移居至此的汉族人有关。1949年，仅占当地总人口一成的汉族人口，慢慢超过了当时占九成的土尔扈特等蒙古族人口，到了2004年汉族人口已占当地人口总数的七成（児玉香菜子，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仅在黑河流域，还在西部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农业开发。较为突出的例子便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生产建设兵团，他们从事的活动相当于古代的屯田。除了农业开发外，兵工厂、导弹发射基地、化工厂、金属工厂等工业都市的建设也是人口向西部大迁移的原因。这便是“西部大开发”。此类迁移与包括东部沿海地区在内的“都市化”这种新型人口流动也互相关联，对此本文就不展开叙述了。

中国西部大开发这一国家工程旨在缩小西部内陆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地区贫富差异，整顿西部经济发展的环境。其结果是在中国这一国家领域内，不仅是经济领域而且文化领域也产生了同化趋势。这对于拥有众多少数民族的中国而言也影响深远（フフバートル，2007）。

4 边界及人口迁移的历史带来的启示

笔者在前文中概述了过去两千余年中国西部的黑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的“边界”和人口的迁移。

“边界”既可以是在生活模式方面存在文化性差异的地域间的边界，也可以是具有相近文化却身处不同政治、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人群间的边界，还可以是近现代国家在地理意义上明确划定的国境线这一边界，甚至可以是一国之内省与省之间的边界等，存在各种各样的形式。

总体来说，人们一直将边界朝着扩大“己方世界”的方向推进，至少也是致力于此。

在黑河流域实施的“绿洲项目”的主要研究课题是该地区水资源不足的历史性变迁。研究中浮现出的历史现实是，每逢水资源不足时人们总是试图以扩大己方领域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中尾正义， 2011a）。下面笔者将阐述其概要。

黑河流域的农业始于有天然涌出泉水的地带。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单凭泉水渐渐无法满足用水量的需求。于是人们开发了引外部河水灌溉的技术用以开拓新耕地。随着新耕地的不断增加，人们的活动范围和领域意识的范畴也不断扩张。之后更是发展出了开凿地下水道的技术（图12）。凭此技术便可以将从前无法引流的山脊对面的水引到己方的领域。这样确保了新水源后，耕地的规模得以进一步扩大。己方领域便扩张开来。

近年来，人们不断地兴建、扩大黑河干流和诸多支流的水利工程，几乎到了用尽流经河西走廊的河川水资源的境地。人们已将广义上的整个黑河流域都当成了己方领域加以利用。即便如此水资源依然不足。因此，又开发了深井挖掘技术和抽水技术，试图汲取地下世界的水源来解决用尽地表水也无法满足的不断增加的水量需求。

图12 灌溉用地下水道遗迹（崖壁上孔洞的深处是几近水平的水道）

一旦产生新的水资源需求，就无法仅依靠既有系统（领域）中的资源量来满足。于是人们以技术进步为背景，将“己方领域”的边界不断向外部扩张，开发外部新的水资源引入己方领域内（扩大领域），从而满足己方不断增长的需求。

然而，现在即便这样也无法解决缺水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有人主张中国“从外国进口粮食”。他们认为，从外国进口粮食减少国内粮食生产耗费的水量，就可以解决缺水问题。进口粮食，其实就是近来热议的进口虚拟水资源。换言之即试图将自己生活所依赖的体系范围（领域）从黑河流域扩大到全球范围。

也就是说，其本质是将领域边界朝着扩张的方向移动即可解决自己领域范围内的一切问题这种思维方式。上述水环境问题便是一个例子。

下面笔者将进一步补充说明边界移动和水环境之间的关联。在欧亚大陆中部旷大的干旱、半干旱地带，无论是游牧活动还是农耕活动，确保生活根基的水源都是至关重要的。不过两者最大的差异在于消耗的水量。即便算上动物的饮用水，游牧生活的用水量也是有限的，与此相比农业活动则需消耗大量的水资源。在工业日益成为新的水资源需求点的现今，黑河流域的农业用水量仍占了总用量的九成以上（图13）。

图13 中游地区的灌溉取水口

上文概述的两千年历史中，每当以农业为主业的领域进入黑河领域时，黑河河口湖的面积便无一例外地缩小。湖泊的大小可以作为衡量同一流域水源是否充足的指标。因为无论是否通过水资源开发从外部引入水源，只要流域内缺水（超出供给量过度用水）湖泊就会变小。

即使是在气候条件相对稳定的汉代（无降水量变化较大的记录），屯田兵开始农业开发后，河口湖的规模缩小到了原来的一半以下。汉王朝撤退后，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边界由黑河流域移向东方，湖泊的规模得以恢复。然而虽有过游牧民族统治绿洲且游牧与农耕并存的混合型经济形态的时期，进入积极发展农业的蒙古帝国时代之后，湖泊的规模再次缩小。当然，这一时期小冰河期到来气候变冷，冰河的增加导致了河川水量变小，但是也不能排除农业开发与气候变化的叠加效应导致河口湖缩小的可能性。

到了明代，长城的修筑使得分隔游牧世界与农业世界的边界设定到了黑河中游与下游之间。结果中游的农业生产虽得以维系，但由于下游农业活动衰退，河口湖逐渐扩大。然而进入清朝后，这条边界不复存在，黑河全流域的农业开发得以推进，湖泊便不断缩小。如此一来，黑河流域的水资源不足这一环境问题一直持续到了现代，河口湖终究落到干涸的境地（图14）。

图14 干涸的河口湖

也就是说，水资源不足这一环境问题的表面化，与相关领域周边的某种边界的推移非但不是无联系的而是密切相关的。建造长城圈住农耕世界、国家间签订条约划定国境、划定甘肃省与内蒙古自治区的省界，这些都给人们的生活形态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正如前文中阐述的那样，人们总是试图用扩大领域的方式来解决自己领域中的诸多矛盾不仅仅是水资源的问题。然而，当己方领域与从他界扩张而至的领域交错时便会发生问题。由此引发抗争与纷争。在对抗中获胜一方的边界便会朝着扩大己方领域的方向推进。

当某一领域扩大到一定程度时，这个领域特有的生活方式或社会制度、技术等具有该地区特征的生活方式，即所谓的“文化”便可被称为“文明”了吧。笔者认为“文明”在一定层次上可以被理解为是具有侵略性的或是具有有扩张意识的。

“文明”的定义多种多样，或指具有多重分工的社会，或指拥有城市、文书、建筑物这三要素的社会，再或指拥有农耕用的犁、帆船、金属加工、历法、度量衡等物质文化的社会等，西方学者已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讨论（秋道智弥，2010）。然而笔者认为，“文明”是人们为了在残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而创造出的体系或是整片地域的文化，文明并不限于其发源地，而是具有某种普遍性或是带有侵略性地向周边地区扩张的意识形态。

我们可以认为，现代文明的领域已经扩张到了整个地球。再无可供扩张的空间是一个问题，也是最大的问题。这正是环境问题、经济问题等各种全球化现象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关键。

还有一个问题是，某一特定区域向具有不同生活方式的周边地区扩张后，往往会试图统一扩大后的领土全域内的思维方式、价值观等多个要素，即走同化路线的问题。有观点认为，拥有众多少数民族的中国存在同化文化的问题（フフバートル，2007）。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游牧民族统治绿洲”时期，“尝试平衡地发展两种生活方式——自己固有的生活方式和生产他们无法自给的物资的那种生活方式，不排斥两者中的任何一方”的这种理想方式值得关注。他们并未在新领土的全域同化并推广游牧这种生活方式，而是以保留农业生产的方式进行了统治。

或许这是因为游牧体系原本无法实现必需品的“全面自给自足”，所以才没有想要打造仅有自己原有生活模式的世界。然而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在体系整体中保留一种多样性的做法（图15）。

图15 放牧中的骆驼

也就是说，某一体系的领域越扩张，其全域内越容易出现某种趋于同化的倾向，此时如何保证其多样性就变得尤为重要。对于身处全球化浪潮下现代社会中的我们来说，这是十分重要的课题。

除了边界的推移，还有人口的迁移。人口的迁移主要有两种。其中一种是虽有地理性的移动，但无论是在迁入地还是迁出地只需延续原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等思维方式和生活模式、社会制度等不变）即可，不必特意做任何改变。

所属领域向外扩张后，人们迁往新领域的地理性移动，就相当于第一种迁移。农耕世界向黑河流域扩张的汉代、明代以及清代，屯田兵和农民的迁移就属于这种情况。蒙古帝国时期游牧民放牧地点的变动也大致属于同一范畴。当然也需要适应迁入地的气候与地势等，但是即便进行了地理性移动，其自身所属领域的存在方式基本上没有变化，也没有必要进行大的变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几乎都属于这一类型。

与之相对，也有因迁移而不得不大幅改变生活形态的情况，这便是第二种人口迁移。游牧民迁居并定居于城市近郊的过程就属于这一类型。定居后不得不放弃游牧生活，开始从事农业、商业活动。农民作为劳动力涌向城市的都市化进程带来的人口迁移也属于这一范畴（图16）。

图16 近期的额济纳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大举迁往“满洲”大体应该属于前者，然而所谓移民大多属于后者的范畴。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些将活动据点移至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人们（堀江满智，2002）就属于后者。不光是俄罗斯，还有北美、南美以及夏威夷等地的日本移民，都不仅需要适应迁入地的气候和地理条件，还或多或少地需要适应当地的语言、习惯、社会制度等，能否融入当地的体系成了移民是否成功的关键。

也就是说，这两种迁移形式虽然都没有发生边界的推移，但区别在于一种是不跨越相对性边界的迁移，另一种是跨越了相对性边界的迁移。

前者就像大部分的大规模迁移一样较为容易。而后者移民则要适应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生活方式等，因而此类迁移的门槛极高。因此，相较而言开拓者式的迁移较多。笔者认为研究人口迁移问题的一个重要的视角便是迁移是否跨越了相对领域的边界。

5 结语

前文以黑河流域周边为例，分析了各种边界及人的迁移。然而伴随领域扩张的边界与人的迁移并不仅仅局限于地理意义上。科学研究领域也曾出现过类似的现象。

半个世纪前，“物理帝国主义”这一词语曾被频频使用。特别是量子力学这一足以使既往物理学发生巨变的概念基本确立后，开启了试图从原子、分子层次解析基元过程的新时代。

人们尝试用物理学的见解和思路，来探求一直以来被认为完全不同于物理学研究领域的化学反应和生物过程。化学物理、生物物理等研究领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物理学思维方式被彻底引入化学和生物学的研究世界，甚至被认作化学与生物学研究的主流。这就是物理帝国主义的由来。可以说，这正是物理领域扩大了范围。

反之，近来人们对专业领域过度细分的现状进行了反思，出现了整合长期以来被认为相距甚远的文科和理科学问的趋势。这在对人类而言极其紧迫的环境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イエ口ーベルトの環境史》一书在讲述人类社会与人类置身的大自然间的相互关系时也多有涉及。其基本态度，与其说是原有领域的扩大，不如说是领域的超越。换言之，能否超越熟知领域中既有的手法、知识、概念是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这与开拓性的移民有共同之处。

超越领域也与开创新领域相关。农业与畜牧业共存的生活形态，打造了或许无法称为“带状边界地带”的复合型世界。

然而若任由这种思路继续发展下去，很可能出现前文中谈到的另一个问题，即新领域自身不断发展的同时，其内部或许会出现趋于同化的弊端。环境问题也是如此，在创立新领域的同时确保其内部的学术多样性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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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于[日]佐藤洋一郎、谷口真人编《イエ口ーベルトの環境史》弘文堂，2013：192-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