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流动性与恢复力

窪田顺平

1 引言

欧亚大陆的中部地区延伸至非洲大陆北部是一片广阔的干旱、半干旱地区。这一广阔的干旱、半干旱地区是对气温、降水量等气候变动敏感的地带，“干旱”与“半干旱”只因细微的气候变动随时代更迭而交替，故这里也是可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两个方面追溯过往的气候变动、人类的反应及人类活动对环境带来的影响等相关历史的地区（Boroffoka et al， 2006）。在这一片干旱、半干旱的地区中，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各国及其周边地区均位于欧亚大陆中央的“欧亚大陆内陆”，这一地区的特色是流淌着环抱于天山山脉、帕米尔高原等高山的冰川形成的河流。在本文中笔者将此“欧亚大陆的内陆地区”称为中央欧亚大陆。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地球研）自2007年起的5年实施了一项“以民族/国家的交错与生产活动的变化为轴心的环境史解析——中央欧亚大陆半干旱地区的变迁”为题的研究项目，此项目通称为“伊犁项目”，旨在以资源利用、生活方式变迁的观点来阐明人与自然的历史。关于地球研与本项目的成立，请允许笔者多花些笔墨来说明。

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地球研）是创立于2001年的日本文部科学省大学共同利用机构，也是为了解决地球环境问题所需学术基础而形成的专门进行专业综合性研究的核心机构。借用首任所长故日高敏隆之言来说，我们的研究建立于“一切地球环境问题的根源，即对于那些试图挑战并妄图支配自然的人类的生存方式，换言之即是最广义的人类‘文化’的问题”这一基本认识之上。这意味着环境问题不单单是环境技术、环境政策，而是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紧密相连的多层次的问题，我们将人类这一复杂的存在与自然的多样性关系称为“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环”，并致力于以跨越文理科领域的综合性研究来阐明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环，从而探求具有未来性的社会，以此对解决地球环境问题做出贡献。此外，为了开展综合性研究，地球研没有实行根据既有学术领域划分部门的制度，而是采用了“研究项目”方式，这是一大特点。

地球研创立初期开展的研究项目之一便是“绿洲地区对水资源变化负荷的适应能力评价及其历史变迁（研究代表：中尾正义、通称为‘绿洲项目’）”。绿洲项目以中国西北部河西走廊的主要冰川之一黑河流域为研究对象，根据年轮、冰川冰芯、湖底沉积物及各种史料明确了当地的环境变化，同时聚焦于该地区最大的制约因素——水资源，考察并阐明了人类对环境变化的适应和人类活动对环境变化的影响。

继其之后，伊犁项目进一步发展了绿洲项目的观点，着眼于承载干旱、半干旱地区主要生产活动——游牧的草原的环境变化。该项目的研究对象是伊犁河及其周边地区，伊犁河发源于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的边境线附近，滋养着中国的伊犁盆地并跨越国境奔向哈萨克斯坦，最终流入巴尔喀什湖。中央欧亚大陆的环境问题之一是，20世纪后半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大规模农业开发，导致的广阔如整个北海道般的世界第四大湖——咸海，在短短40年间干涸，想必这一悲剧很多人都曾听闻过吧（石田纪郎，2010）。导致咸海悲剧的直接原因是苏联时代为获得外汇储备而扩大棉花栽培导致的过度使用灌溉用水，即作为国家政策施行的大规模自然改造。然而，如果缺乏对以下背景的理解就无法看到问题的本质。18世纪俄国和清政府在该地区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尤其是后来苏联政府倡导下引入的游牧民定居化、农业化、集体化等“现代化”农业导致的社会变化，这些在中亚各国看来是对“近现代”的一种被动性接受（小长谷有纪、渡边三津子， 2012）。我们需要弄清楚近代化进程中究竟失去了下面这些过往中的哪些，即近代以前该地区的自然环境及与此相应的生活方式的形态，民族族群的迁移及随之而来的耕作方法等的传播和演变等。伊犁项目的目的在于进行贯穿古今的跨学科综合性研究，捕捉可谓现代文明诟病的环境问题的本质。

本文在追溯伊犁项目中人与自然活动的历史性变迁的同时，还将重新审视欧亚大陆的内陆地区，这是仅通过着眼于咸海问题而无法充分理解的内容。本文还想通过阐明高移动性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试图考虑应当如何面对灾害。

2 中央欧亚大陆的生态系统、生活方式、民族族群

2.1 地形与气候

欧亚大陆的中部地区延伸至非洲大陆北部是一片广阔的干旱、半干旱地区。这一片区域包含了多处世界主要沙漠，如世界面积第一的撒哈拉沙漠，以及仅次于它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等。其中，位于欧亚大陆中央“内陆”的是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各国及其周边地区，这一地区的特点是流淌着天山山脉、帕米尔高原等高山冰川形成的河流。

中央欧亚大陆是泛指分布于欧亚大陆中部的乌拉尔·阿尔泰语系诸民族居住地的文化性地域概念（小松久男， 2000）。在地理范畴上指的是：东至东北亚，西接东欧，北临北冰洋，南沿黄河、昆仑山脉、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脉、伊朗高原、高加索山脉的广阔区域。

这一广阔的干旱、半干旱地区不仅分布着平坦的沙漠和草原，其南侧还高耸着西藏高原北缘隆起的祁连山脉、昆仑山脉，中部则自东向西绵亘着天山山脉等。其西侧还耸立着喜马拉雅、喀喇昆仑山山脉及毗邻山脉的帕米尔高原。这些山脉的海拔均超过7000m，因此即便在夏季也是白雪皑皑，存有众多冰川。富含水蒸气的气流遇到山地便沿地形上升导致气温下降，大气中饱含的水蒸气便形成降水落至地面。因此，一般山地降水量随海拔升高而增加。即使像干旱、半干旱地区这种降水量少的地方，山地地区也因这种地形效应得以获得多于低海拔地区的降水量从而形成冰川（中尾正义，2006）。一般认为近年的气候变动导致冰川逐渐缩小，然而这些山上积雪和冰川的融水至今仍流向山麓，在这一缺水地区创造出了例外的水源丰富的奇观，形成了干涸大地上的绿洲，人们只有在这里才能获得谋生空间。

数千年来绿洲周边地区一直进行农业生产。特别是中央欧亚大陆中部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盆地）南沿、北沿山麓处的扇形地带，各有由北侧天山山脉和南侧昆仑山脉流出的河流冲积而成的绿洲。滋润着这些绿洲周边的水源流向下游，消失于沙漠中。这种不流入大海的河流叫作内流河。内流河多在沙漠中形成湖泊。塔里木河发源于中国与巴基斯坦的边境附近，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沿和天山山脉流淌，是中国境内最长的内流河。一般认为梦幻之湖罗布泊曾与塔里木河相连，为其河口湖。对中央欧亚大陆的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个领域产生巨大影响的斯文·赫定和斯坦因也曾围绕罗布泊的地点和成因展开过讨论。

另一方面，现在日本一般将曾属苏联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各共和国称为中亚诸国。本文研究气候、水资源、生态系统等自然地理方面的要素，以包括当今中亚五国及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内的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些国家和地区都位于欧亚大陆的中部，所以笔者将它们视为中央欧亚大陆。然而，在不同时代和情势下，当然也有不得不将这一地区与其外侧更为广阔的地域看成一个整体的情况，在此笔者将这一地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2.2 多样的气候、生态系统和农牧混合

中央欧亚大陆的气候，尤其是北侧天山山脉周边地区，主要受冬季多发的西伯利亚高压和偏西风带来的低压支配，具有易受山脉走向形成的地形影响的地域性（奈良间千之，2002）。形成降水的水蒸气主要来自西大西洋、地中海的偏西风。天山山脉北侧、哈萨克斯坦以西的地区为冬雨型，雨季从1、2月或早春3月开始持续到4月。西侧的年降水量较多，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年降水量可达700mm，然而越往东（内陆）降水量越少。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冬季降水量几乎为零，属于早春和9月降水居多的夏雨型，年降水量少到仅有270mm。在南侧地区，夏季印度洋季风带来的充沛水蒸气，使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南面获得大量降水。跨越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和昆仑山脉的水蒸气大部分变成了雨水。塔克拉玛干沙漠北临天山山脉、南靠昆仑山脉、西接帕米尔高原，山地高原的环绕阻碍了各个方向的水蒸气供给，因此它成了中央欧亚大陆降水量最小的地区，这里很多地方的年降水量都不足100mm。

中央欧亚大陆虽被统称为干旱、半干旱地区，但其中呈现高山、草原、绿洲、沙漠各种景观，具有多样的生态系统。形成这种多样性的原因之一就是东西向降水量的巨大差异和季节性的差异。

中央欧亚大陆以东的蒙古高原受东部季风的影响更大，因此年降水量也再次增加，属于夏雨型气候。夏季降雨对植物生长的惠泽较大，因此蒙古高原的草原生产力比其他地区高得多。这片草原的强大生产力使得家畜群中得以存有阉割后的雄性家畜。开放性地形加上含有众多阉割家畜的家畜群，成了人们迁移的原动力，这些支撑了过去的骑兵集团在军事上的优势。这可以说是骑兵集团带来的军事性掠夺经济（小长谷有纪，2007），故城市的政治功能较强，蒙古高原上鲜有经济发达的城市。另一方面，在降水量小、山地多的西亚，农民和牧民分化为不同的集团，人们活用有限水资源和生物进行生产，促进了连接两者的城市其交换经济的发达（应地利明，2009）。相当于现中亚诸国的这一地区位于其间，虽有丰饶的草原，却因地中海性冬雨型气候致使的夏季干燥，导致生产力劣于蒙古地区。于是产生了以农耕来弥补这一弊端的多样的农牧混合型生产。此外，天山山脉等山地的高海拔地区有中国的裕勒都斯高原、哈萨克斯坦的阿西尔高原等丰饶的草原。天山山脉呈南险北缓的非对称性地形，这种地质构造形成的高原地形海拔近3000m。夏季利用高海拔地区的草原资源，冬季则居住于低海拔地区，这种利用海拔高度差的移牧形态至今仍可见。

应地利明（2012）依据彻底的田野调查，着眼于对农业、畜牧业形态具有重大影响的降水量及其季节性分布，以及这一地区中心部东西走向的天山山脉南北两侧的非对称性、山地降水与冰川融水形成的“水利资源”等，根据生态系统及与之相应的生活方式的不同，将中央欧亚大陆分为以下3种类型：①以塔里木盆地的边缘地区、天山山脉和昆仑山脉山麓的绿洲城市为中心的耕种主业地区；②天山山脉北麓的农牧混合地区；③北部大片的畜牧业地区。应地利明还将各民族在各地的分布做了地理性对应。特别是他就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绿洲农业地区——“耕种主业地区”所做的研究中，分别以村落和民族族群如汉族、维吾尔族等为比较对象，逐一对比了其灌溉、整地、播种、收割、加工等一系列的耕种技术和播种方法、使用农具等的详情，他还考察了东西向技术传播的历史，明确了各生态系统、生活方式、民族族群之间的关联。应地利明笔下的类型是中央欧亚大陆前近代的生活方式形态，如笔者之前所述，这一地区因细微的气候变动在干旱、半干旱间交替变化，所以对其影响进行考察便可以进而考察环境对人类生态系统的影响和人类对气候、生态系统变化做出的适应行为这两个侧面。

2.3 咸海湖底的克瑞德日（Kerderi）遗迹

关于中央欧亚大陆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政治形势所致一直以苏联等各国为中心。虽说积累了很多可以沿用至今的考古学、地质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但如咸海等的湖水水位变动以及根据冰川冰芯和年轮等进行气候复现等研究则是苏联解体后才真正开始的。特别是对干涸的湖底进行的遗迹调查和地质学钻井作业，其中得出了许多对研究咸海湖水水位变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见解。其中之一就是2001年于咸海干涸的湖底发现的克瑞德日（音译，哈萨克语原名为Kerderi）遗迹。克瑞德日遗迹中还残留着清真寺建筑，埋葬于其中的女尸相当出名。另外，清真寺附近有农田的遗迹，发现了种植谷物很可能是小麦的痕迹，还发现了许多用于碾碎谷物的臼。克瑞德日遗迹调查是在跨学科研究项目“CLI-MAN”[2]下进行的，该项目以哈萨克斯坦的考古学研究所为首，中亚、俄罗斯及欧盟诸国的研究者也参与其中。遗迹中出土了中世纪后期多用于咸海西南侧地区的特色性青瓷，此外清真寺建筑材料的年代测定等也表明，该遗迹形成于13—15世纪间。

而且，根据对“CLIMAN”项目中挖掘出土的咸海湖底沉积物核的分析，13世纪盐分浓度的急剧上升及锶浓度的大幅度变化得以被记录（Boroffka，2010）。发源于帕米尔高原的两大河流锡尔河、阿姆河均汇入咸海。但两大河流流域的地质不同，所以阿姆河水的锶含量较高，锡尔河则较低。这一时期沉积物中的锶浓度大大降低，显示出阿姆河的河道改向西流，经由现在的乌兹博伊地区流向里海。从当时遗迹的分布情况来看，锡尔河大部分的河水通过其支流约纳河汇入阿姆河，可见它是从远方流向里海的。学界认为这是13—15世纪水位下降导致的。当时的水位下降约达25m，与2002年前后的里海相差无几，学界普遍认为现被称作大咸海的部分当时几乎处于干涸状态。

不论河川流向大幅改变的原因如何，这种现象常发生于倾斜度平缓的河口三角洲，并不稀奇。关于13—15世纪阿姆河转流里海的流向变化和咸海的水位下降，当时历史文献中的许多相关描述留存至今（Boroffka，2010）。其原因众说纷纭，一种以欧洲学者为主的意见根深蒂固，即成吉思汗西征时破坏了灌溉设施（水坝）导致流向发生变化。而且学者们认为这种中世纪发生的水位变化（流向变化）时隔约百年又再次发生，且第二次的水位变化是因帖木儿破坏了灌溉设施，多数学者认为原因在于人为改变。但是，这可以说明灌溉设施的破坏导致了最初的流向改变，却无法说明流向之后又恢复至从前的原因。这种“（人为）破坏说”，听起来像是俄罗斯等曾受成吉思汗及其后各次蒙古军队侵略的国家对侵略者进行的某种政治性渲染。

总之，从Boroffka的研究来看，关于13—15世纪的水位下降，特别是下降停止（湖复活）的时期，尚有许多未经证实的内容，然而考虑到中断期的存在，笔者认为这段时间约为短短百年。在此笔者关注的不是其原因。而是在这包含中断期在内的短短期间内，人们住进干涸的湖底从事农耕，还形成了聚落并建造了清真寺一事。当时的沉积层同现在的湖底表层一样盐分极高，与现在的环境相同。1960年以来水位下降后，湖底析出了大量含盐粉尘，严重影响了周边居民的健康。如果当时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那么当地的环境绝不算好。然而，此地不仅被不断迁移放牧的游牧民使用，而且一般来说具有高定居性的农民也聚居至此，形成了聚落还建造了清真寺，这点值得深思。可见在中央欧亚大陆中部大片的干旱、半干旱地区，人们根据环境变化和时代变迁理所应当地更换居住场所。人类族群的高移动性，是拥有多元文化的人群共存于此，也就是形成所谓多元化的中央欧亚大陆的主要原因之一。咸海问题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现代化农业开发带来的，这种理解虽然没错，但是如果无视当地过去的游牧生活历史来谈论这个问题的话就有些片面了。

3 过去一千年的环境变化与对其的适应过程

3.1 气候变动与水资源、草原

在考虑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生活方式与气候变动的关联时，农业的基本要素虽为降水、气温等，但这里仅靠大气降水很难满足农业需求，农业依靠灌溉才得以发达，所以河川径流量的变化也就成了重要因素。着眼于此，笔者等在绿洲项目中，重现了发源于青海省祁连山脉，经甘肃省流入河西走廊张掖、酒泉等绿洲城市，注入内蒙古自治区的黑河流域在过去一千年中的河川径流量（Sakai et al，2012），还在考虑农地用水影响的前提下，讨论了气候变动和人类活动对河口湖水位的影响。另一方面，畜牧业尤其是依存于天然草地的游牧业与草原状态紧密相关，这一点是很容易就能推断出的。因此，草原的分布和生产力会随气候变动而变化，我们可以预见的是过去的气候变动也影响了对放牧地点的选择和季节性移动的模式等，但是尚未见到进行实证探讨的例子。所以，在伊犁项目中，我们从冰川冰芯、树木年轮、巴尔喀什湖湖底沉积物等中取样，同时使用既往研究的数据，复原了该地区过去一千年间的气温、降水量、湖水水位变化等气候变动和湖环境相关情况。此外，我们以复原的气温、降水量数据为基础，复原了河川径流量和过去一千年间稻科草本植物的潜在性分布情况，调查了这些与史料等明确记载的游牧民活动区域等的关系，讨论了人们对气候变动的适应情况。

3.2 气候及环境变动的复原

想要了解过去气候变动时，像现在这样使用我们手中的温度计与雨量器进行观测的数据，最久也不过200年不到。因此，为了弄清过去气候变动的情况，这里主要采取自然科学的方法，即利用海底和湖底沉积物、冰川和冰床的冰（冰芯）或是树木年轮等保存至今的过去的物质样本，在此做一简要说明。

首先是湖底沉积物。沉积于海底或湖底的物质基本上是按从现代到古代的年代顺序沉积形成的。因此，对各层的土粒和各种化学成分、硅藻、花粉等的动植物遗体及其中所含的氢、氧同位素进行对比等，就可以复原过去的环境。年代判定则通过动植物遗体等中的碳元素进行推定。对这些沉积物等进行钻孔后取出的圆柱形试样，一般称为岩芯。

另一方面，冰川上每年有数十厘米，有的冰川甚至有数米厚的积雪。冰川上层被称为涵养区的部分几乎从不消融，按冰川表面新积雪到深层旧积雪的顺序沉积。如果使用特殊的钻头从冰川上层表面提取出圆柱形的试样，就等于提取出了各时代的积雪。这样的试样被称为冰岩芯，又叫冰芯、冰核。根据冰芯计算出的各年涵养量，可以说是能够直接复原过去降水量记录的唯一的好方法。此外，降雪在大气中形成的过程与气温相关，因此对比形成降雪的水汽中所含氢、氧的稳定性同位素，不仅使气温的复原成为可能，而且也可以明确冰中含有的二氧化碳等多种大气成分的变动情况。

树木的生长量受降水量、气温的影响较大，因此调研树木大小，不论是气温还是降水量都可以得以复原。关于树木年轮，在进行气温、降水量观测期间，我们不仅获取年轮宽度与降水量、气温之间的关系来复原过去的变化情况，还利用树木细胞形成时会从大气获取氢、氧固定于细胞内这一特点，使用了同位素分析来复原气温、降水量（准确来说是湿度）的方法。

在伊犁项目中，我们首先使用Esper等（2002）在天山山脉获取的树木年轮宽幅变动与Thompson等（1995）根据克里雅冰盖的冰芯推测出的含氧量结果，复原了研究对象地区中心城市阿拉木图过去1000年间的气温、降水量。又运用复原出的阿拉木图气温、降水量数据，依据考虑到了冰川消长等的数值模型（一般称为水文模型），复原出了伊犁河山地地区的径流量（图1）。其结果为，前半期到15世纪为止是相当于欧洲中世纪温暖期的温暖、干旱的气候，16—18世纪间则是被称为小冰河期的寒冷、湿润的气候（坂井亚规子， 2012；竹内望，2012）。复原出的气温（此处指6—8月气温）变化用绝对值来看的话约为1℃。另外，降水量的变动幅度为300m L左右，考虑到现在阿拉木图的年降水量为700m L，可见当时变化幅度很大。复原出的河流径流量与降水量的变化几乎一样。13世纪初，河流径流量是过去1000年间最少的，这与解析咸海、巴尔喀什湖湖底沉积物的岩芯确定出的水位下降时期几乎一致。

图1 复原出的过去—千年间阿拉木图的气温、降水量和源于山地（冰川）的河川径流量变化（引自酒井2012，笔者做了些许改动）

由此可知，中世纪巴尔喀什湖、咸海水位下降的原因之一是当时的气候（降水量、河流径流量）变化。其中，巴尔喀什湖的水位变化并不是十分显著，用前文提到的水文模型进行试算便可用降水量变化来说明（引自大西健夫氏寄与笔者的信件），总体来说可将其视为自然的变动。另一方面，据湖底沉积物的分析和湖底遗迹等的推测，可以认为中世纪咸海的水位下降值达到了可与现代的水位下降相匹敌的25m（Boroffka，2010），笔者认为这已超过了山地地区河流径流量变化能够解释的程度。加上当时处于最盛期的绿洲城市的农业灌溉用水增加等人为影响，在此暂且不论其原因是否在于人为，笔者认为如本文2.3节中讲到的那样，阿姆河河道变化的影响较大。

其次，学者们依据形成该地区草原的主要稻科植物的分布与现在气候的关系，运用复原出的阿拉木图气温、降水量数据，推定了过去植物分布的变化情况（堀川真弘等，2012）。这种方法是，先找出现在的植被分布与各地区气温、降水量的关系，再根据用这种关系复原出的气温、降水量，来推定各种植被的分布范围。现在植被经人为改变的地区有很多，所以当时使用了排除人为影响的潜在性植被分布。伊犁项目使用了哈萨克斯坦地理学研究所印发的哈萨克斯坦全国潜在植被分布图。因未能获得中方这方面的信息，所以我们只把哈萨克斯坦作为研究对象。而且，我们之所以以稻科草本为研究对象，是考虑到它是与该地区代表性生产方式——游牧紧密相关的资源，且森林等木本植物因气候变化而发生改变并形成一定的分布需要很长时间。这种方法以现在使用大气循环模型进行的气候变动预测为基础，来进行植被和农业生产量变化的推定，是将复原出的气候值套入过去的方法。不过虽然我们是按照推定手法应有的顺序展开研究，但由于具体性的验证尚不充足，所以得出的不过是推定值，这点还请读者予以理解。

从复原出的过去1000年间的分布变化（图2）来看，稻科草本植物分布区域的扩大与缩小的程度都比想象中的大。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稻科草本植物在哈萨克斯坦全境分布区域的扩大或缩小与在其南部（伊犁河流域）的情况并不一定一致。也就是说，哈萨克斯坦南北部地区因气候变化带来的草本分布的扩大或缩小不相同。对比最为干旱的中世纪温暖期与小冰河期（图3）可见，南部地区的分布地域在中世纪温暖期缩小，在小冰河期扩大，而北部地区则出现了相反的变化，即在中世纪温暖期扩大，在小冰河期缩小，笔者认为南北的草原分布对同一气候变化的反应不同。

究其原因在于，北部是较为平坦的地形，而南部则有天山山脉等高山，南北地区受气温与降水量变化的影响不同，北部分布的决定性因子是气温，而南部则是降水量。

图2 复原出的过去—千年间草原（稻科草本）潜在分布区的变化（堀川真弘等，2012）

图3 13世纪与17世纪草原潜在分布区的对比

注：南部的分布地区显著扩大，而北部地区却在缩小。

3.3 人类对气候、环境变动的应对

从哈萨克斯坦南部的天山山脉北麓地区，即所谓的丝绸之路地区来看，中世纪的温暖期相当于绿洲城市的繁荣期。当然远距离交易带来的财富是其繁荣的源泉，不过笔者认为扩大以绿洲城市为中心的灌溉农业也是人们适应干旱气候的结果。虽然并非所有年代都已得到确认，不过有报告显示过去咸海周边的农耕区域总面积比苏联时期的面积还要宽广（Boroffka，2010）。据绿洲项目对黑河流域的解析（坂井亚规子，2012），元代以后黑河流域的绿洲城市其周边实施的屯田开荒增加了水资源的利用，引发了下游的水资源不足。而且，灌溉农地的增加主要是因为政治原因和经济繁荣带来的都市人口的增加，但是也不能否定降水量的减少迫使人们更加依赖灌溉的这种可能性。应地利明（2012）在上文提及的中央欧亚大陆生态系统、生产方式分类的基础上，又分析了聚落内的土地使用组合，讨论了当时对干旱的抵抗举措，指出了通过灌溉农田从而适应干旱的重要性。可是对灌溉农田的依赖也是对有限资源的再分配，降水量减少导致水资源不足时反而增加灌溉农田，加剧了下游水资源的不足，很可能由此发生了恶性连锁反应。不管怎样，过去人为的水需求的增加也一定引发了环境问题。复原整个咸海流域农田面积的变迁是一大难题，必须进行像对黑河流域那样的定量分析，并进一步探讨人们是如何应对的才能较为准确地实现。

另一方面，小冰河期后半期的草原扩大期，与被称为最后的游牧帝国的准噶尔时代相当。图4（a）显示了历史史料中明确记载的这一时代的放牧地与推测得出的草原分布地之间的关系。笔者调查了过去1000年间被推测为草原的年数，做成了草原稳定性示意图，即某地曾是稳定的草原还是几乎从未形成过草原，如图4（b）所示放牧地的位置是重合的。

图4 17世纪库伦族群放牧地点及18世纪准噶尔游牧族群放牧地点对比，一千年间草原推定频度与放牧地点对比

注：标黑处表示推定为稳定性草原的地方，标白处表示几乎未形成草原的地方。推定认为斡亦剌惕·库伦族旅顺的放牧地点位于较稳定的草原，而准噶尔游牧族的几个分支，还深入了仅形成于这一时代的草原（奈良间千之，2012）

在此作为分析对象的游牧族群是由1200名僧侣组成的佛教徒斡亦剌惕·库伦（乌云毕力格，2009）和“准噶尔帝国”时代的游牧族群（引自承志）。由鄂齐尔图·台吉、阿巴赖·台吉兄弟率领的斡亦剌惕·库伦是在“准噶尔帝国”之前就已开始广泛活动的西藏佛教团体，库伦是指适用于蒙古族游牧生活的佛教寺院。库伦由各种佛教相关的移动式住居（蒙古包）构成，是向往自由迁移过着游牧生活的蒙古人宣扬佛法的信徒。他们从蒙古贵族斡亦剌惕（亦称为瓦剌、卫拉特等，校译者注）和平民那里获得大量家畜（马、牛、羊、山羊、骆驼五类）和财产等的施舍，拥有众多家畜的库伦中存在着被称为善比纳鲁（音译）的从事畜牧业生产的人。如图4所示，17世纪斡亦剌惕·库伦的放牧区域，既有位于长年较为稳定的草原地区，也有向低海拔平原地区发展的。18世纪的准噶尔族群也使用了当时扩大形成的草原，其中一部分据预测可能是过去1000年中仅在那一时期出现的草原（奈良间千之，2012）。但是将草原的扩大与“准噶尔帝国”的兴盛直接联系到一起，这种所谓环境决定论式的想法不免过于武断。不如将其视为迁移中形成的适应性，即以放牧为生活方式的民族，根据气候或环境的变动调整其活动范围而带来的必然结果更为贴切吧。

哈萨克斯坦游牧文化遗产研究所根据俄罗斯、苏联时代的遗迹调查结果，总结了锡尔河、阿姆河注入咸海河口附近的下游三角洲处各遗迹的年代分布情况，据此我们可以看到，村落集中的地点和形式随时代变迁而变化，这与阿姆河、锡尔河河道变化导致的咸海水位下降相对应（图5；窪田顺平，2012）。这些三角洲地区的遗迹周边，留有前文中提到的克瑞德日遗迹那样的农田的痕迹，可见当时是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这表明即便是具有高定居性的农业人群，也会结合干旱地区水资源的变动（此处为河道的变动）不断迁移。可见，自不必说这一地区游牧民，迁移也曾是农业人群适应环境变动的手段。

图5 锡尔河流域聚落的变迁

注：右上为巴尔喀什湖，左上为咸海。聚落沿着源于天山山脉的锡尔河分布。下游流域的聚落于9世纪时直连咸海，13世纪时西侧约纳河的支流沿岸出现了聚落。这一时代锡尔河大部分的河水流向这条支流，再向西流经阿姆河汇入里海。进入15世纪后，支流附近的聚落逐渐减少，流向咸海的锡尔河主干流域沿岸再次形成了聚落。这些表明聚落随河流流向改变而迁移。

如前文所述，中央欧亚大陆的自然环境，东西向具有降水量及季节性的差异、南北向具有气温差带来的多样性，还具有细微气候变动带来的干旱、半干旱随时代变化而交替的变动性。加上便于移动的草原、沙漠等开放性地形，游牧这种移动性高的生活方式曾与这里多样且变动性大的环境相融。一方面水资源的稀少性也迫使高定居性的农业人群时而迁移。这种人与自然的相关性赋予了中央欧亚大陆别具一格的特点，这里生活着具有多样的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的人群，他们通过迁移与生活方式的变化组合等方式适应着环境并与之共存。进一步来说，游牧民族的高移动性是亚欧大陆的自然环境所孕育的，包括具有高定居性的农业人群在内的结合干旱地区水资源的变动而引起的移动性是中央欧亚大陆多元社会的根源所在。

4 对近代化的被动接受

4.1 国境的出现与社会的演变

18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央欧亚大陆被俄国和清朝划上了之前不曾存在的明确的国境线。国境分断了彼此相连的区域，俄国一侧与清朝一侧从此分道扬镳，这也是游牧民族骑兵军团丧失其军事优越性的时代转折点（杉山清彦，2012）。

国境的出现使跨越边境的越境者们的相关记录成为移动的证据留存了下来。根据复原出的气温记录，18世纪后半期正处于过去1000年间最为寒冷的时期。因此，留下了严冬大雪时越过国境的大规模集体迁移的记录（野田仁，2012）。另一方面，当时俄国一侧，即现在的哈萨克斯坦一侧，从19世纪后半期起开始涌入俄国农民，加上俄国实行的行政制度改革与牧区界限的固定化等政策，游牧民族的迁移逐渐受到限制，最后被编入了属地式的经济体制中。

接着苏联成立，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实施了游牧民的集团化、定居化政策。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集团化、定居化，迫使以游牧为主业并以迁移作为适应环境的重要手段的社会发生了大混乱与演变（地田徹朗，2012）。在此混乱中发生的哈萨克斯坦1932—1933年饥荒，与乌克兰大饥荒并称为现代史上世界三大饥荒之一，有种说法认为当时哈萨克人总人数的42%，即多达175万的游牧民饿死（小长谷有纪、渡边三津子，2012）。这个数据可能包含了逃荒的人数，且调查方法不同，也无法否定统计水平存在问题的可能性，但是出现了众多死者，造成了人口减少是毫无疑问的。虽不清楚气象因素是否起到影响，也有用文学性字眼“大朱特”（哈萨克民族所用的表述）来形容这个悲剧的（宇山智彦，2012）。下文中讲述的气象灾害朱特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但是这是生产方式、社会体制的巨大变革带来的社会性灾害。近代以前以游牧民为中心的社会并不向往近代化，游牧社会也不是自发地筹划并走上了近代化道路。对于游牧民为主的这一地域的人们来说，伴随农业的导入而引发的社会变革可以说是接受近代化的过程，是国家主导产生的被动性接受。

之后，在近代化的名义下，集体体制下的农业和畜牧业被彻底分离。与其说是农民或牧民，不如说是分工化的工厂劳动者。虽然畜牧业在形式上还保留着在冬牧区、夏牧区间迁移的形态，但已经转变成了由高度依赖转为农地后的牧场产出的饲料的形态，成了完全不同于以往游牧的生产方式。仿佛是为了填补饥荒导致出现大量死者而产生的所谓空白地段。乌克兰等国的领导人以振兴农业为目的，让乌克兰农民移居此地，后来又加入了世界大战中对德国甚至是朝鲜的强制移民。

4.2 “朱特”的频发与畜牧业的近代化

中央欧亚大陆的游牧地区，冬季及其前后气温急剧下降等气象条件使得大量家畜死亡，有时也会出现致使牧民们挨饿的气象灾害。这种现象在哈萨克斯坦被称为“朱特”，在蒙古地区叫作“遭道”（音译）。俄国合并哈萨克草原后的19世纪以来“朱特”频发。这一时代正处于18世纪寒冷小冰河期刚刚结束之时，依然是较为寒冷，结果导致了“朱特”频发。不断强化支配游牧民的俄国政府为了应对频发的“朱特”，倡议夏季割取自然草地的牧草，晒成干草留作冬季的饲料。不久就演变成完全依靠农地产出的饲料，走向了“畜牧业的近代化”。蒙古直到最近仍受“遭道”侵害，而哈萨克斯坦自1940年后随着“畜牧业近代化”的不断发展，已几乎不受“朱特”影响了。所以，出现了克服“朱特”是社会主义时代的近代化成果这种宣传，然而原本是农民的涌入和农田的扩大，导致游牧民们失去了丰饶的草原，他们的迁移受到限制被迫在不适合冬季放牧的地区过冬，才使“朱特”发生的几率增加，这很可能是与气候变动无关的社会性灾难。而且，收割自然草场、利用干草、增加并依赖农田的饲料种植，是对失去迁移的畜牧业实施的补偿性政策（宇山智彦，2012）。

原本“朱特”这样的自然灾害被作为一种政治言论，即传统游牧业是脆弱的，为推进近代化的必要提供了正当性。对比蒙古的“遭道”来看，1940年以后哈萨克斯坦渐渐意识不到“朱特”的存在了，而蒙古现在依然存在“遭道”。受害程度的不同可以替换为两地区发展近代化动力的差值（小长谷有纪、渡边三津子，2012），也可以看作是被迫接受社会变迁的程度。

4.3 苏联解体及解体以后

由于近代化带来的生活方式变化与分工化，使我们失去了历史上多样的生活方式与传统的智慧。应地利明（2012）将这种苏联时代比喻为“冰河期”。苏联的解体再次给这一地区带来了巨大的混乱。中亚各国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也存在巨大的差别，乌兹别克斯坦保留国营工厂采取缓慢的过渡，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则选择了剧烈的过渡方式。这两国经济体制的急剧过渡再次引发了该地区的社会变迁与混乱。也可以说通过近代化克服了自然灾害的社会，因对其体制的过分依赖而引发了混乱。不管怎么说在从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适应了苏联式分工生产体系的人们，是极难适应市场经济的急剧转型的。

在集体农场等集体生产体制解体，土地分配给个人的过程中，也存在仍由集体维持原有体制的形式发展的个别情况，然而对于担负着分工化农业、畜牧业至今的人们来说，无法再回到以前的游牧状态（渡边三津子，2012）。应地利明将此视为冰河期的结果，称其为“后冰河期”。

从环境问题方面来看，盐害多发且经济成本不合算地区的众多农田被荒废。然而，计划经济下原本因为农业开发所加重的环境负荷反而得到了大大缓解。可以说留存至今的农田，都是因环境负荷较小，且具有经济合理性而被保留下来的。

然而，咸海地区由于失去了莫斯科对水资源的统一管理，致使依赖水力发电获取能源的上游国家与寻求农业用水的下游国家的对立变得明显。国际机构等为缓和上下游对立而复活咸海的提议未被采纳，上下游国家的对立固化。乌兹别克斯坦开始在干涸的湖底开采天然气，堤防建设使不足原面积10%的“小咸海”得以保全，然而事到如今好像没有人期盼湖水重回过去的咸海。

中亚诸国的环境问题往往陷入只讨论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农业开发引发咸海问题的境地，但是对近代化的被动接受，丧失传统生产方式及迁移这一与之密不可分的适应环境的手段等，这种巨大的社会、文化性变迁才是环境问题的根本所在。

5 总结：高移动性与灾害后的恢复力

本文以现中亚五国及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研究对象，尝试用多种方法明确过去1000年间气候、环境变化和人类对此做出的应对方式。通过文中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央欧亚大陆的自然环境是：在大陆范围内东西向具有降水量和季节性的差异、南北向具有温差带来的多样性，还具有因细微气候变化而导致干旱、半干旱地区交替的变动性。加之便于迁移的地形，游牧这种高移动性的生活方式与多样且变化性大的环境曾是和谐融洽的。另一方面，水资源的稀少性也迫使了一般具有高定居性的农业人群时而进行迁移。这种人与自然的相关性赋予了中央欧亚大陆别具一格的特点，这里生活着具有多样的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的人群，他们通过迁移与生活方式的变化组合等适应环境并与之共存。游牧民族具有的高移动性正是形成于中央欧亚大陆的这种自然环境之中的，即便是具有高定居性的农业人群，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也不可避免地顺应环境变化频繁地迁移。干旱、半干旱气候孕育出的广袤草原或是沙漠是其移动性的原点所在。如果将草原或沙漠比作大海，绿洲城市就成了海上据点港湾，这与东南亚等海洋世界是相通的。这与应地利明（2012）指出的“沙漠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相似。

一般认为东南亚海洋社会是高移动性社会。生活在这片地域的人们被称为“海漂民”（Sea Nomads），秋道智弥（1995）将过着这种生活的人们称为“海人”。他们以海为生，遭受海啸等自然灾害的侵害。2004年苏门答腊岛地震引发海啸灾害时，他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然而事后对此进行了彻底调查的牧纪男（2011）指出，移动性、流动性提高了灾后恢复力。牧纪男还指出，在构成恢复力概念的4个要素——抗灾性（Robustness）、冗余性（Redundancy）、资源性（Resource-fulness）、迅速性（Rapidity）中，高移动性社会兼具“资源性”与“冗余性”两个要素，面对灾害时不仅具有抵抗力，而且具有优越的恢复力。在此之上，牧纪男认为决定恢复力的不是物理性的或是表层性的可移动的生活方式，而是使立本成文（1996）指出的社会流动性和移动性成为可能的“对人主义性质的人际关系或是关系网”。以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沙漠和草原为舞台的游牧民在迁移中形成的适应性与关系网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同样的内涵吧。笔者认为这些高流动性社会的可能性，值得进一步探讨。特别是近代化及对体制的过分依赖是否降低了社会的灵活性与恢复力这一点。

伊犁项目主要考察气候变动的冲击对人群或社会产生的影响及其应对措施，虽然并非以灾害为中心进行思考，然而一直具有这样的问题意识，即应对环境变化的高恢复力、具有未来性的社会是什么样的。从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这个意义来说，气候变动无疑是一种灾害，例如现在面临的全球变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正在缓慢发展。如果只从变化幅度来看过去1000年间中央欧亚大陆的气候变动、环境变化的话，它们的幅度还比不上现在的全球变暖。由此可预见的未来的冰川缩小或消融，可能具有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冲击力。但是另一方面，过去1000年间实际上中央欧亚大陆特别是哈萨克斯坦，最大的灾难——除清朝发起的平定准噶尔之乱等的战争——是20世纪30年代起苏联实行定居化、集团化、农业化引发的社会大混乱。虽说统计方面尚有不完备之处，但据说多达数十万或是数百万人在这场大混乱中丧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人为灾害，正是本项目研究的焦点之一。

包括战争在内，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和核能相关的问题也是如此，我们正面临着人类自身酿造的灾害。东日本大震灾以及引发这场灾害的地震和海啸确实是千年一遇或是千年不遇的罕见自然现象，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是以福岛核泄漏为代表的，人类体系的缺陷导致的复合性灾难。用科学的方法查明以往自然灾害的规模与受灾情况，无疑是历史学者和我们这些研究过去变动的研究者肩负的职责，然而我们必须在此基础上，弄清人们是如何应对这些灾难的，并与社会共同思考人类未来的可能性。笔者所期待的历史学的巨大潜力正在此。

本文是笔者在地球研伊犁项目成果总括——《中央欧亚大陆的环境史》（日文原题为《中央ユーラシア環境史》临川书店，共4卷）的基础上组稿写成的。在此，再次向项目成员和各位执笔者表示感谢。笔者对本稿内容的文责负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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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于[日]《史林》第96巻第1期，史学研究会（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2013：100-127.

[2] 由德国地球科学研究所主导，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气候学、地质学、考古学、生物学等方面学者参与进行的研究项目。该项目旨在明确过去的气候变动对咸海地区生态体系和人类带来的影响，于2002—2006年对咸海湖底的沉积物进行了采集和考古学调查等，发表了多项科研成果。

[3] 本文是在笔者发表于佐藤洋一郎、谷口真人编纂的《Yellowbelt环境史》中，题为《适应而迁移——中央欧亚大陆的环境变动与人类的适应》一文及其他成果的基础上，经笔者大幅增补、修改而成的。（书名日文原题为《Yellowbeltの環境史》，笔者执笔文章的日文原题为《適応としての移動-中央ユーラシアにおける環境変動と人間の適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