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农业景观的变迁

槙林启介

1 目的

讨论：农耕文化形成过程对农业景观变迁的影响

近些年来，特别是通过对自然遗存的分析，中国早期农业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现在可以确认，大米食用约开始于公元前8000年的长江流域。根据形态学研究和DNA分析，人们已经开始发现更多关于野生稻和栽培稻的事实。尽管已有了很多具体的认识，单纯依靠自然遗存分析的手法弄清楚农耕文化的形成过程还远远不够。

“农耕化的形成过程”与社会群体的耕作活动和饮食活动息息相关。我们应从理论和逻辑两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与农耕文化相关的文物，来研究农耕化的这一形成过程。农耕化的过程反映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过程，因此本文的研究亦可以说是景观形成研究。

1.1 “长江中游”与“长江下游”是同一稻作文化区吗？

如图1所示，本文将分析“长江下游”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农业景观形成过程的差异，并讨论这两个地区的景观变化的特征。中国新石器时期的农业景观可以分为两大类：黄河流域的黍粟类旱作农业和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约翰·洛辛·巴克曾指出，这两大农业布局已是世界公认的中国农业结构。（甲元真之， 1992）。通过比较“长江下游”和“长江中游”这两个稻作地区的栽培技术体系和饮食文化体系的差异（见下文），本论文将详细讨论“长江下游”和“长江中游”两个稻作农业景观形成过程的差异。

2 农耕文化的结构和体系：栽培技术体系和饮食文化体系

2.1 农耕文化结构和体系的理论框架

在着手分析之前，首先应提出基本的理论框架，这对于分析至为关键。通过对考古文物不断研究，作者加深了对早期农耕文化的了解。由此作者得出两个概念：栽培技术体系和饮食文化体系（图2）（稹林启介，2008）。这是从人工遗物分析得出的重要理论。一般来说，考古学运用人工遗物分析研究，而植物考古学运用自然遗物进行分析研究（Fuller et al，2008；Fuller、Qin，2010；Hosoya，2011）。本文则综合了两方面的特点，既有人工遗物分析，同时也运用了自然遗物分析的结果。

图1 “长江下游”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

图2 农耕文化和人工遗物的理论框架

关于农耕主要有以下要素：主要作物、栽培活动及收获活动。考古学一般根据这些要素对农耕文化进行了分类。“农耕文化”的分类既有根据主要作物的分类方法，也有根据农具进行划分的方法。其实，收获后的处理方法也很重要。具体而言，这些包括了脱粒、精白、蒸煮、烘烤等加工烹饪过程。虽然栽培和食用属于两种不同的活动，但是它们都是农耕文化的一部分。

农耕文化包含着栽培技术体系和饮食文化体系，是一系列的过程。这一过程又分为两个方面：栽培活动和收获活动（这些属于栽培技术体系）及加工过程和烹饪过程（这些属于饮食文化体系）。

其中，栽培体系包含多种活动，如耕地、播种、中耕管理（如除草）和收获等。栽培工具包括锹、犁和锄头等。不过，这些新石器时代的文物究竟是用于耕作，播种还是管理呢？ 这是很难分辨出来的。研究发现，这些工具实际上一直在所有的农耕活动中使用，有着多种用途。其中，所用的栽培工具和收获工具被统称为农具。收获期间使用的收割工具有石刀和石镰等。收获后的活动包括脱粒、精白、碾磨和烹饪等。收获的谷物经过加工、烹饪后就可以食用了。这些过程要用加工工具和烹调工具。加工工具有磨盘、臼研和木槌等，烹调器有煮沸具和蒸具等。我们应考虑人工遗物与农耕栽培及食用之间的实际关系，不能简单地臆造联系，这样一来，我们才能更好地弄清楚农耕文化的实际情况和作物农耕化的过程。当然，生计还包括牲畜饲养（放牧）、狩猎、捕鱼及采集等活动，农耕活动并非独立于这些活动的个体，而是复合型生计活动的一部分。将来，作者将对生计的体系化做出更加深入的研究。

2.2 关于加工工具的误解及再思考

在此，本文将详细介绍一下加工工具的相关知识。众所周知，磨盘是中国典型的脱粒、碎谷及磨粉的工具，被视作衡量作物栽培和耕作成果的一项指标。人们一直以来有着错误的观念，认为磨盘、臼研不能用来磨碎野生坚果（图3）。目前，关于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磨盘作用的分析，至今还无定论。其实，我们不仅仅要考虑磨盘与谷物的关系，更应重视磨盘与食用植物的关系（稹林启介，2004）。

图3 磨盘/石臼和磨棒/磨石的分类

2.3 从栽培到食用过程的中国特色

为什么不只局限于考察栽培过程，而是考察从栽培到食用的全过程呢？ 笔者将在以下做出说明。这是因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经利用了多种多样的谷物。在长江流域，水稻是主要作物，黄河流域则以黍、粟、稗类旱作农业为主。然而，随着地域间的文化交流，农耕类型不能再纯粹地用地域进行划分，有必要做出进一步的探讨。

基于上述理论认识，本文对长江流域的农耕文化作出如下探讨：首先，考察“长江下游”和“长江中游”地区农耕文化各自独立形成及变化的过程，然后在考虑这两地区景观形成和变化的基础上对其文化变迁进行解读和比较。

3 “长江下游”地区农耕文化的变化

3.1 饮食文化体系：加工工具和烹饪工具的变迁

在长江下游地区（包括太湖地区和杭州湾北部地区在内），早期文化的代表是马家浜文化。马家浜文化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4000—公元前3300年左右，又出现了崧泽文化，再后在该地又出现了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500年）。而在杭州湾的南部地区，在公元前5000—公元前4000年，出现了河姆渡文化。随后，虽然发现了在公元前4000—公元前3300年出现的相当于崧泽文化晚期的河姆渡第一文化层，但在此之后出现了衰退。

以下是关于“长江下游”的饮食文化体系的讨论。上文提及的磨盘主要用于黄河流域的食用植物加工，而在长江流域似乎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相关的研究报告并不多见，但的确发现了多数可以看作磨盘的人工遗物，这些人工物可用来臼研（稹林启介，2004）。在河姆渡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中，从河姆渡遗址和田螺山遗址也发现了大量的野生坚果（中村慎一，2008；田螺山遗址编委会，2009；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2010）。这就说明，此项研究是有必要的。

在图4所示的蒸具中（慎林启介， 2005），A类是马家浜文化中的一种烹饪工具，B类、C类所示蒸具在崧泽文化中出现过，D类所示蒸具则属于良渚文化。A类蒸具最早出现，直至新石器晚期也有所使用。如图5所示，蒸具的类型一直有所增加，这说明烹饪方法也多种多样。

图4 蒸具的类型

图5 “长江下游”地区蒸具类型的变化

3.2 栽培技术体系：农具组合的变迁

如图6所示，本节将讨论农具的变化问题。从马家浜文化中出土了大量的骨耜和木耜等生产工具。骨耜是用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制成的一种器具。说到收获时用的工具，从马家浜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的罗家角遗址中出土了一种形状不规则的收割用石刀，这种石刀与之后在崧泽文化中发现的收割工具属于不同类型。随后，马家浜文化中也发现了骨耜、木耜、石犂、破土器和耕田器等工具。石犂是用来作犁耕之用的农具（中村慎一，2004）。V形耘田器是加到锹上作刀刃之用的工具。另外，也发现了石刀和石镰，其中长方形的有两个穿孔的和没有穿孔的两种类型。在良渚文化中也出现过半月形的穿孔石刀。上述石刀显然来自于黄河流域。一般认为，石镰是出现在崧泽文化晚期的收割工具。这种石镰的把手垂直于刀片，可能除收割外还有着多种用途。新型农具如石犂、破土器、石镰的出现，表明人们的栽培技术已有了重要突破。许多研究人员发现，生产工具种类的增加与生产力逐步提高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中村慎一，1986），也促成了良渚文化中社会等级制度的出现（渡边芳郎，1994；宫本一夫，2000）。

图6 “长江下游”地区生产工具的变迁

3.3 农耕文化带来的景观变化

马家浜文化遗址分布在沼泽地带（如太湖周边）。早期，人们主要利用湖泊沼泽来种植水稻。在崧泽文化以后的时期出现的石犂、破土器和耕田器似乎已经取代了先前马家浜文化中的骨耜和木耜（藤原宏志，1998）。由此不难推想出，随着人们将沼泽改造成水田，耕种面积正逐渐扩大。

研究人员还不是很清楚石犂、破土器和耕田器的出现过程，也不了解这些农具从骨耜和木耜演变过来的过程。但因为在“长江下游”周边地区也没有发掘出石犂、破土器和耕田器等农具。所以笔者认为这些工具是在长江下游地区创造出来的。随着新型耕作工具的出现，在之后的崧泽文化中，骨耜和木耜的使用也开始增加。

随着农业的出现，一个地区的文化和自然的关系显然有所改变。可以说，从基本利用自然地形到因地制宜的改造，这一转变满足了社会发展的需求。如此看来，农业类型的增加提高了生产率，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这也促进了如良渚文化中所见的社会分化和等级制度。总之，一个地区水稻栽培的巨大变化不仅意味着这个地区自然景观的变化，也意味着整个社会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

4 “长江中游”地区农耕文化的变迁

4.1 饮食文化体系

在“长江中游”地区，最早的农耕文化是公元前8000年左右的彭头山文化。随后出现了皂市下层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大约公元前3300年，在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城头山遗址和石家河遗址中首次发现了大规模的城墙。

饮食文化体系的变化也是文化景观变化的重要因素。这种变化影响着长江中游地区。图7表明了饮食文化体系的变化，也介绍了加工工具，烹饪工具及其背景。在长江下游地区出土的文物中，人们鲜少发现此类人工遗物，即使有相关的报告，也很难找到相关的照片或图样。从湖南高庙遗址（约公元前7400年）和欧家台遗址中出土的磨盘以及屈家岭文化的遗址中的磨盘是值得一提的谷物加工工具，它可用来作臼研之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0）。人们在大溪文化中发现了A类蒸具，在石家河文化中发现了B类蒸具。受到长江下游地区工具的影响，蒸具呈筒形，但是制作方法是长江中游自身的类型。这组鼎形底座在屈家岭文化之后的时期得到了广泛使用。墓葬和灰坑中也发掘出了很多类似人工遗物（稹林启介，2006）。

图7 “长江中游”蒸具的变化

4.2 栽培技术体系

图8显示了栽培技术体系中农具的变化。人们还没有在彭头山文化中发现过独特的栽培农具和收获工具。在大溪文化中，人们使用的栽培农具是用碎石制成的锄。这种锄在其他时期也有所使用。这种农具是用长棍连着石锄做成的。在大溪文化早期，人们使用的是无定形的收割刀具。而在屈家岭文化中，人们使用的是打制的长方形石刀和石镰。这些受到了来自黄河流域的影响。

洞庭湖西部（属于彭头山文化）是稻作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严文明，1982）。然而，该地的人们很少使用磨制石器。在彭头山遗址中，虽然出土了由燧石和砂岩制成的打制石器，但至今为止人们还没发现具有栽培功能的工具。该地可能有木制和骨制工具用于水稻栽培。但至今还未发现可以证实这一推测的人工遗存文物。人们从大溪文化出土的陶器和房屋墙壁的胎土中找到了稻秸的痕迹，同时也发现了大量的竹子和木头的痕迹（王杰， 1987）。这个时期出现的打制石锄和石刀是基本的栽培工具。此后，屈家岭文化才出现了石镰。这些农具与同样以稻作为主的长江下游的农具有着显著差异。目前，也没有证据表明这一地区受到过长江下游流域农具的影响。也存在很多遗址人们未能从中发掘农具，可见农具在长江中游的文化遗存中所占比重很低。

图8 “长江中游”地区栽培工具的变化

5 “长江下游”和“长江中游”地区农耕文化体系的比较

迄今为止，从农耕层面来讲“长江下游”和“长江中游”都被归类于一个稻作地带，其中原因有两个：①在考古学界稻作的概念是相对于黄河流域黍类旱作的概念；②水稻遗存的有无一直被用作判断稻作文化存在与否的指标。与此类似，稻作栽培农具和收获农具的有无也被当作判断稻作文化存在与否的标准，而无视了长江中游与下游地区的区别。出现这样结果的原因或许是由于考古学界的误解，即不同地区相同栽培工具的存在。

有如上考虑，我们应将这两区域的栽培技术体系和饮食文化体系进行比较，揭示出长江下游和长江中游稻作文化的显著区别。

马家浜文化和彭头山文化是长江流域最古老的考古文化。从这两个文化中出土的稻类遗存是迄今为止最古老的稻作实例。马家浜文化（公元前6000—公元前3500年）中的骨耜是其中唯一的种植农具。换言之，在早期农业中，“长江下游”和“长江中游”流域没有相似的栽培和收获农具。此外，“长江下游”已存在蒸具，但在“长江中游”，虽然有其他陶器的种类，但该地直到大约公元前3500年的大溪文化晚期才出现蒸具。

在种植农具方面，彭头山文化（约公元前6000年）出土的文物中，人们尚未发掘出明确的农具。有迹象表明该地可能存在木制农具，但没有如大溪文化中出现的打制石具。大约是在屈家岭文化时期才出现石镰和石刀，很明显，这些农具都起源于黄河中游，它们没有受到长江下游的影响。

6 不同稻作文化的发展过程及其景观特征

这些发现表明，水稻栽培并非是最先出现在长江流域的某一地区再扩散到周边区域的。即使同样是水稻栽培，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生业体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为什么会存在这一差别呢？ 为什么长江中游和长江下游流域至今仍被考古学视作同一稻作地带呢？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学界一直在讨论稻作起源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早期，“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便被视作为稻作地带。在彭头山遗址中发掘出稻米遗存后，“长江中游”流域便被视作稻米的原产地。之后，在长江下游的上山遗址中发现了装着稻壳的陶器后，长江下游又被重新视作稻作的发源地（盛丹平等，2006）。关于水稻栽培究竟是起源于一地还是多地，考古学界一直争论不休，至今未达成共识（佐藤洋一郎，2008；中村慎一，2008）。

作者认为稻作文化的起源是多元性的，且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发展模式。随着水稻的种植，栽培方法和农具也传播开来。

言归正传，各种栽培假设与上述“长江中游”和“长江下游”景观的差异有着直接关系。这种差异的起源于什么呢？一般认为，景观差异与该地区的气候、植被息息相关。除此之外，笔者认为，与地貌环境也有密切的关系。长江下游的地形环境主要是海岸、湖岸的滩涂、低地、沼泽和冲积平原等，长江中游则是冲积平原、河流阶地等。野生稻主要生长在湖岸浅滩、沼泽和河滩等地方，它多样化的生长环境也为人类提供了多种选择。

总之，在新石器时期，长江下游和长江中游存在着不同的栽培技术体系和饮食文化体系。直到公元前200年后汉代的铁官开始管理及推广铁器，这两个地区才开始使用一样的农具。

因此，将长江流域作为单一的稻作地带来讨论是不恰当的。本文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长江下游”和“长江中游”的农耕文化的形成过程有着不同之处。至少就农耕文化的形成过程和水稻栽培的出现过程而言，这两个地区有着不同的模式。从这点看来，作为稻作地带的长江流域至少有着两种不同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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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于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2014，27：295-307，Sprin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