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科学合理性会成为问题

如果说有一个人在我的这本小书中担任领衔主演的话，那么他一定是科学哲学中“历史转向”(the historical turn)的开启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实际上，库恩本人十分清楚，《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一经问世，他就获得了一个反叛者的形象(Kuhn 2000:305)。试问:他反叛的对象是什么呢?著名科学哲学家威廉·牛顿-史密斯(William H．Newton-Smith)认为，库恩所反叛的就是传统的科学形象(the scientific image):

科学共同体喜欢把自己打扮成合理性(rationality)的模范形象，而且实际上我们绝大多数人也是这么看的。科学共同体把自己看成就是制度化合理性的范式本身(the very paradigm of institutionalized rationality)。人们认为科学共同体拥有某种能够产生一种“证成逻辑”(logic of justification)的东西，即科学方法(the scientificmethod)。这就是说，它为客观评价科学理论的优点提供了一种技巧。有人甚至声称科学方法也含有一种“发现逻辑”(logic of discovery)，亦即它所提供的一些策略有助于科学家发现新理论。在对某个有价值目标的卓越(或许这正是诺贝尔的)^[1]追求中(可以各种方式将此目标刻画为真理［truth］、知识［knowledge］、解释［explanation］等)，科学共同体成员客观冷静、公正无私地运用他们的工具——科学方法，而每一次运用都使我们在通往辉煌目标的康庄大道上前进了一步。(Newton-Smith 1981:1)

库恩(Thomas S．Kuhn，1922—1996)

牛顿-史密斯把这里所描绘的形象称为“科学的合理性形象”(the rational image of science)，并认为它特别明显地在各种科学变化的合理性模型(rational models of scientific change)中体现出来(Newton-Smith 1981:Ch．1)。如他所说:“一个合理模型包括两个要素。首先，我们要具体描述科学的目的。亦即说，科学家所追求的目的就是要提出某种特定类型的理论。例如，可像波普尔(Karl R．Popper)所说的那样，科学的目的就是获得真的解释性理论(true explanatory theories)。或者也可认为科学的目的是产生出对做出预测(making predictions)有用的理论(而不在乎真理)。”“其次，要具体刻画以给定证据为背景对竞争理论进行比较的一个或一套原则。这些原则(就是通常所说的方法论)可用来评估理论实际上或可能会在多大程度上达到其目的。”(Newton-Smith 1981:4)简言之，科学目的(the goals of science)和比较原则(the principles of comparison)就是科学合理性模型的主要构成要素。因此，一个科学变化的合理性模式包含四个要求(同上):

(1)科学共同体按科学合理性模型的要求来设定自己的目标;

(2)以既有证据为基础，新理论T2优于旧理论T1(依照合理性模型所描述的比较原则);

(3)科学共同体认识到了T2对T1的优越性;

(4)这种认识促使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抛弃T1而支持T2。

这里实际上说的是“要解释从拥护T1到拥护T2的转换，就是要说明共同体认识到T2是一个更好的理论”(同上)。牛顿-史密斯还曾以从牛顿力学到爱因斯坦力学的转变为例，展示了这四个标准的具体运用，并提醒我们注意:“人们必定会天真地认为这就是从一个理论转变到另一个理论中所包含的一切。然而甚至波普尔也不是那么天真的。结果那些注意科学理性形象的人在影响科学变化的内部和外部因素之间作出了区分。内部因素是只与理论的特点有关的那些因素、理论与可得证据之间的关系。所有其他因素都是外部的，这些因素包括科学家本人的心理和社会学特点，以及他们的社会和体制的背景。就某种转变可作出理性说明而言，这些外部因素是根本无关的，仅当与隐含在合理性模型中的规范有偏差时它们才起作用。这时就有社会学家对这种转变做出说明(社会学只是说明偏差)。”(牛顿-史密斯1987:4;参比Lakatos 1978)。于是，根据上述科学合理性模型，只有内部解释(internal explanation)才是合理的，而外部解释(external explanation)却仅仅适用于“偏差”情况(例如，纳粹对犹太科学家的迫害)。

牛顿-史密斯认为，科学史的演变似乎表明牛顿力学的胜利促成了上述科学合理性模型在思想领域的流行。“从牛顿时代到19世纪末，科学似乎适合于一种积木模型。真理在不断积累，真理为给人印象深刻的技术副产品提供基础。并且更重要的是，积累是在牛顿的空间、时间和力学理论提供的概念框架内进行的。当然有反常，例如预测的水星近日点和观察到的近日点之间的不符。但是这些反常被认为是一些在牛顿研究纲领内适当时候会得到解决的问题。并且这个纲领的成功被用来证明根据该纲领检验的科学合理性的解释。理性形象似乎取得了胜利。”(牛顿-史密斯1987:5)在库恩看来，在流行的科学教科书，以及科学哲学、科学史论著中，无不渗透着这种科学合理性观念(Kuhn 1962:Ch．I)。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牛顿世界图景的放弃可能是科学哲学史上最具破坏性的事件”(牛顿-史密斯1987:5)。这种破坏性主要体现在对科学合理性模型中隐涵的三个核心概念——真理(truth)、意义(meaning)、方法论(methodology)——的批判，牛顿-史密斯幽默地把这种破坏和批判戏称为类似于牛顿力学中的那种“反作用”(reaction):

第一方面的反作用破坏或玷污了传统的真理概念，即我们还在逐渐积累真理的概念。(牛顿-史密斯1987:6)如此根深蒂固的牛顿理论在250年左右内被证明是假的(严格地说)。当然以前亚里士多德和伽利略也发生过这种情况，但是自从17世纪以来，现代科学的确立和不断成功被认为给我们提供了一切未来科学的永恒基础。如果连这个基础在仅仅250年内都可证明是假的，谨慎的科学家现在应该相信，甚至他最珍视的理论也将在250年内被证伪。如果这种悲观主义的归纳说法太悲观，人们可以用500年代替250年，结论是一样的。证据是任何理论最后将是假的。但是这样一来从事科学怎么可能是合乎理性的呢?因为这意味着，去追求一个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决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牛顿-史密斯1987:5)

第二方面的反作用与意义有关。一旦转变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力学，曾据以表达牛顿理论的概念本身也似乎对人们不再有效了。例如，库恩曾论证说，牛顿定律作为相对论定律的极限情况这种标准的推导是错误的。因为，根据他的意见，定义为牛顿概念的那些概念只是代用品。如果情况确实如此，一个牛顿派和一个爱因斯坦派如何能够交流的问题就发生了。如果没有能表达这两个理论的共同语言，对科学变化的任何理性说明也似乎不可能。……在库恩的生动形象中(其可理解性是值得怀疑的)，竞争理论的支持者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2]。正如我论证的，即使不是那么极端，情况也依然如此:我们不得不对付科学变化不限于在同一概念框架内用新定律代替旧定律这一事实。有时科学变化是建构一个新的框架，这造成了至少在对立框架之间进行比较的复杂局面。正是在这方面的反作用造成这样的印象:对科学变化做外部的社会学的处理比理性的内部处理更为合适^[3]。(牛顿-史密斯1987:6)

反作用的第三个方面与理论抉择的原则有关。认识到科学变化的剧烈和极端的性质促使人们想到:科学方法本身、理论抉择原则本身也会同时发生变化。认为科学方法论有一场变化的思想，现在已经是时候了。因为科学方法的图像中有一种荒谬的东西，即认为它是某种没有历史的东西。我们必须创造科学方法，但是我们并不处在一个产生这种永远可以使用的方法的特殊的时代。正如我在牛顿的例子中所指出的那样，他的《原理》^[4]部分也决定了什么可以算作一个好理论。库恩在《结构》^[5]一书中指出，方法受范式约束。之所以如此还有另一个理由，因为他认为对相互竞争的理论做理性评价是不可能的。近来，他改变了主意(或者，如他自己愿意表达的那样，要独立地阐明他所说的意思)，并且论证说，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可以表达对所有范式都通用的一些好理论的特征。不过这仍为社会学家留下了若干余地。因为库恩主张，在具体语境的具体特征的解释方面容许有不一致的余地，给予不同因素的权重也容许有不一致的余地^[6]。对理性主义者假设的理论抉择原则的怀疑的进一步的根源来自实际表达任何这样一些原则的困难。确实，P·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在他的取名贴切的《反对方法》(Against Method［1975］)一书中论证了对于任何内容都不能找到没有例外的法则。如果没有这样的法则，那么合理性观点的远景就是暗淡的。(同上)

可以说，以上论述提示了从关键问题角度把握本书结构的一条基本线索。首先，第一章简要地梳理了科学合理性的基本概念和核心问题。笔者认为，无论是根据上述牛顿-史密斯的论述，还是根据库恩本人的有关论述，均可将科学合理性所涉及的核心主题归结为三个:科学目的(科学目标)、科学方法(理论选择)、科学进步(科学变化)。从根本上说，这三个主题全在回答一个关键性的划界问题(the problem of demarcation):科学究竟是什么?或者说，科学的本质特征是什么?正是立足于划界问题，分别针对三个主题，萦绕科学合理性观念，在科学哲学领域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争论。如果我们愿意借用库恩和亨普尔(Carl G．Hempel)的表达，那么就可以把这场争论说成是“历史合理性”(historical rationality)对抗“分析合理性”(analytic rationality)(Kuhn 2000:Chs．5 and 9;Hempel 1979)。

在库恩手中，起码有三件反击分析合理性的武器:范式(paradigm)、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本书第二章将清理这三个概念，并揭示三者的内在关联。库恩自己曾回忆说:“从一开始闯入哲学我就已经认识到，我参与提出的那条历史进路(the historical approach)既可归因于逻辑经验主义传统所遭遇的困难，也可归因于科学史。而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的‘两个教条’(‘Two Dogmas’［1951］)^[7]一文给出了我所说的那些困难的第二个例子，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有助于促成我的观点得以确立的例子。”此文“对我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因为我那时正在苦苦思索意义问题(the problem ofmeaning)，至少我明白不必再寻找充分必要条件了，而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蒯因的这篇文章，以及《语词与对象》(Word and Object［1960］)一书所提出的那些问题，对我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我正在试图搞清楚为什么我如此确信意义问题是错的(除了没有太多论证这一事实之外)，还有蒯因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Kuhn 2000:226-227，279-280;参比Kuhn 1962:“Preface”)^[8]在第2．3节中，我们将根据库恩自己的有关论述，说明他是怎么确立起不可通约性论点的。

应该怎么看待不可通约性论点对分析合理性观念的冲击呢?这是第三章要讨论的问题。在此，我们揭示出对科学合理性的两种典型理解方式:个体式的合理性和群体式的合理性。特别是，我们分别清理出库恩和费耶阿本德对不可通约性论点的论证要点，还揭示了迪昂-蒯因论题对不可通约性论点的支持和强化。这也为第四章讨论科学变化和理论选择问题奠定了概念基础。

前面说过，科学目的(科学目标)、科学方法(理论选择)和科学进步(科学变化)是科学合理性的三大主题。可以说，第四章着力讨论的就是这三大主题，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正如本章各节标题所显示的那样，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科学变化过程中是否同时存在着累积和革命的过程?科学进步的根本目的是追求真理，还是解决问题?理论选择(或范式选择)是否具有客观性?

至于第五章所说的“重建科学合理性”，我们挑选了三个方面予以展示:其一是库恩本人后期对科学合理性问题的反思，特别是《〈结构〉之后的路》(The Road since Structure［2000］)一书中的各篇论文所展现出来的库恩对四个主题的探索(第5．1节);其二是著名科学哲学家韦斯利·萨尔蒙(Wesley C．Salmon)为调解分析合理性与历史合理性所做的有趣尝试(第5．2节);其三是集中关注真理、合理性与科学进步之间的关系，略带总结意图(第5．3节)。

最后，作为全书结语，我们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来充当标题:“科学哲学往何处去?”我们之所以要提出这一问题，主要是因为这个问题与科学合理性问题直接相关。为了展示科学哲学的当前研究状态和未来发展趋势，以及它们与科学合理性问题的关联，我们挑选六篇论文略作提示。

【注释】

[1]“卓越”(nobel)和“诺贝尔”(Nobel)两个单词拼写完全相同，牛顿-史密斯一语双关，幽默地利用了这一特点。

[2]参加本书第3．2节、第5．3节。

[3]参见Kuhn(1962):Chs．5 and 6。

[4]指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

[5]指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

[6]这里暗示库恩观点的改变特别以《客观性，价值判断与理论选择》(“Objectivity，Value Judgment，and Theory Choice”［1973］)一文为标志。可参见本书2．1节、3．2节、4．3节。

[7]指蒯因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Two Dogmas of Empiricism”)一文。

[8]在文献Kuhn(2000):Ch．2中，库恩提到蒯因在《语词与对象》中犯了一个错误，即把翻译(translation)与诠释(interpretation)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