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本质特征

总括而论，科学的基本特征必定会在以下四个方面展示出来:科研机构、科研过程、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Niiniluoto 1984:2)。从科学哲学的实际情况来看，大体上可以说，逻辑经验主义者(logical empiricists)和证伪主义者(falsificationists)侧重于从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角度来界定科学，他们倾向于把科学看成是凭借科学方法所获得的具有可检验性的命题知识系统;历史主义者(historicists)却侧重于从科研机构和科研过程角度来界定科学，他们倾向于把科学看成是特定科学共同体的实践活动。

例如，逻辑经验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卡尔·亨普尔在其简明著作《自然科学的哲学》(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1966］)中，开篇就写道:“科学探究的不同分支可以划分为两大类:经验科学和非经验科学。前者旨在探查、描述、解释、预测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里出现的事情，因而其陈述必须接受我们经验世界的检验，而且仅当它们得到经验证据的恰当支持时才是可接受的。这样的证据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法来获得:从事实验研究，进行系统观察，访谈或调查，心理测试或临床测试，仔细审查文献、碑铭、钱币、考古遗迹，等等。这种对经验证据的依赖将经验科学与非经验的逻辑和纯数学学科区分开来，后者的命题无需以经验发现作为基本参照即可得到证明。”(Hempel 1966:1)又如，证伪主义创始人波普尔曾十分简洁地说，判定一个理论是否具有科学地位，就是要看它是否具有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或可反驳性(refutability)，或可检验性(testability)(Popper 1963:Ch．1)。但是，保罗·费耶阿本德却极力主张，没有任何不可违背的方法论规则(如可证实性或可证伪性之类)足以界定科学，他甚至将自己的一本著作取名为《反对方法》(Against Method［1975］)。

尼尼洛托曾经强调指出:“科学是随时间而发展变化的一种活生生的制度。是否能用抽象的定义来表达科学事业的本质，乃是一件可疑的事情。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依个人喜好而随意使用‘科学’一词。确实存在着一些与科学探究的自我修正本性(the self-corrective nature of scientific inquiry)相关的确定特征，它们似乎与任何合理的科学观都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些基本特征包括客观性(objectivity)、批判态度(critical attitude)、自主性(autonomy)和进步(progress)。”(Niiniluoto 1984:4)

关于科学的客观性，至少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科学研究的对象应该具有独立于研究者意识的特征;第二，科学研究的程序和结果应该得到科学共同体的认可。容易看出，这与逻辑经验主义者和证伪主义者都看重的科学的可检验性特征密切相关。进一步说，可检验性也体现出科学具有批判精神。特别是波普尔将可检验性理解为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并据此回答划界问题，乃是强调科学具有批判精神的显著之举。

另一著名科学哲学家尼克拉斯·雷切尔(Nicholas Rescher)强调指出，科学的自我修正观念与自主性原则密切相关:说科学具有自我修正的特点，其意是指修改科学成果的程序专属于科学共同体本身，而不应受到任何科学以外的团体的干扰。进一步说，检验和评价科学陈述所依据的标准应当是其认知地位(epistemic status)亦即我们在“引言”中所说的“内部解释”。相反，如果认为判断一个科学假说是否为真必须求助于政治、宗教、道德、社会、心理之类的因素，或者说诉诸“外部解释”，则是不合理的。甚至可以说，只要一个研究团体放弃了自主性原则，它就不再是科学共同体了(Rescher 1978;Niiniluoto 1984:Ch．10)。

最后，科学具有进步特征这一点常为人们津津乐道。就像康德(Immanuel Kant)在《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1787］)第二版序中抱怨说形而上学尚未发现通向“科学的可靠道路”那样^[3]，许多科学哲学家认为，科学之所以能有效地区别于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领域，乃是由于科学拥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而正是这种方法足以保证科学能够持续地显示出进步的特征。这一点在著名科学史家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对科学的如下界定中得到了明确的展示(Sarton 1957:5):

定义:科学就是系统化的肯定性的知识，或者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已被人们看成是这样的知识。

定理:获取肯定性知识并将其系统化，乃是人类特有的累积性的、进步性的活动。

推论:科学史是唯一能够说清人类进步的历史。事实上，在科学之外的其他领域，进步没有任何确定的、无可非议的意义。

波普尔也曾争辩说，“科学中的进步能够得到合理的评价”，“科学似乎是能够这么说的唯一的人类事业”(Popper 1975:83)。前面已经提及，拉卡托斯甚至建议把进步本身看作回应划界问题的最佳答案:此时，拉卡托斯主张不用“科学的”(scientific)一词来评判单个的科学陈述或科学理论，而要集中关注科学研究纲领(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在长时段的持续进步。根据这种观点，有些学科之所以是非科学的(unscientific)，不是因为它们含有形而上学的预设或不可证伪的假设，而是因为它们不能支持进步的研究纲领(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mes)。相反，由它们所形成的那些研究纲领不是进步的，而是退化的(degenerative)，也就是说，构成这些研究纲领的“硬核”(hard core)和“正面助探法”(positive heuristics)的那些假说，不能发展出新的理论来做出成功的新的预测(Lakatos 1970:Ch．1)。

下文将会表明，在关于科学合理性的讨论中，以上所列各项欲表达科学本质特征的标准均面临着激烈的争论。我们在“引言”中已提及，这些激烈争论主要是由托马斯·库恩引起的。总括而论，“为了不再对单个的科学理论进行逻辑分析，或者不再为诸如解释(explanation)和确证(confirmation)之类的概念构造形式模型，库恩转向了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其目的是为了勾画出一幅科学图景，他宣称这幅图景对于科学的本来面目，远比已由那些科学哲学家所提出的任何图景都更加可信。”(Curd and Cover 1998:83)确实，正如1998年时有人所说:“近来关于价值(values)在科学中的作用和科学客观性(scientific objectivity)本质的许多争论，主要是在托马斯·库恩的著作的影响下产生的。”(Curd and Cover 1998:83)这里所说的库恩的著作就是于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可以说，对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的发展来说，《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具有标志性的意义，甚至有人颇为夸张地把它描述为“非常可能是本世纪中已经或将要写出来的对科学哲学唯一最有影响的著作”(Glymour 1980:94)。

【注释】

[1]Simon Blackburn(1996)．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引文中方括号里的字为引用者所加。以下相同者不再加注。

[3]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二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