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们主要关注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所表述的不可通约性观点，大体上也可以说是他的早期观点。根据库恩自己的提示，他后来关于不可通约性问题的反思所取得的突破性成果，最早是在1987年的“舍尔曼演讲”(Shearmen lecture)中披露出来的(Kuhn 2000:228)。从文献来看，大体上可以把《〈结构〉之后的路》一书所收入的论文看成是对库恩后期思想的集中阐发。从内容来说，库恩原来关于不可通约性的整体论式的刻画，后来主要被分成了两个不同的方面来予以讨论:其一，“分类学的不可通约性”(taxonomic incommensurability)包含着原来所说的概念变化(the change of concept，or conceptual change);其二，“方法论的不可通约性”(methodological incommensurability)则包含着原来所说的用于评价科学理论的认知价值或方法论标准的变化(the change of epistemic values，the change ofmethodological standards)(参见Sankey 1997;Sankey and Hoyningen-Huene 2001)。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库恩用“不可通约的”(incommensurable)一词来刻画科学革命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在整体上的显著特征。学界后来常用“库恩损失”(Kuhn loss)来表达库恩所揭示的那种奇特现象:一方面，在科学革命的过程中，有些对于原来范式极其重要的问题及其解答似乎一夜之间就烟消云散了，或者变得过时了，甚至变成非科学的了;另一方面，那些本来根本不存在的问题，或者通常认为老早就已解决了的问题，突然在新的范式中又变得极其重要起来。针对这些令人困惑的现象，库恩本人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十二章中给出了如下分析(参见Swan and Bruce 2011):
我们已经知道有几个理由能够解释为什么竞争范式的信奉者彼此在观点上老是难以达成充分的沟通。总的来说，这些理由已被描述为革命前与革命后的常规科学传统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在此，我们只需做点扼要的重述。首先，不同竞争范式的拥护者对于候选范式必须解决的问题清单常常会抱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持有的标准或科学的定义并不一样。一个运动理论必须要解释物质微粒之间具有引力的原因呢，还是只要简单地指出有这些引力存在就可以了?牛顿动力学曾遭到广泛拒斥，原因在于它没有像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的理论所要求的那样去回答引力问题。当牛顿理论已被接受之时，一个问题随之就从科学中消失了。然而，那个问题正是广义相对论可以骄傲地宣称已予解决的问题。又如，在19世纪得到广泛传播的拉瓦锡的化学理论，就禁止化学家问为什么金属如此相像，但燃素论化学却提出过这个问题，也回答过这个问题。向拉瓦锡范式转变，正如向牛顿范式转变一样，意味着不仅失去了一个允许提出的问题，而且也失去了一个已获得的解答。不过，这种损失并不是永久性的。到20世纪，有关化学物质的性质问题，加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又重回科学领域了。(Kuhn 1962:148-149)的外行人士，并非简单地是不对的，或犯了错误。对那些试图发展欧几里得式的爱因斯坦理论的思想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以前，空间一直意味着必然是平直的、均匀的、各向同性的，并且不受物质存在的影响。如果不是这样，牛顿物理学就不能成立。为了实现向爱因斯坦宇宙的转换，我们必须改变用空间、时间、物质、力等编织而成的整个概念网络，并根据自然对之重新加以框定。只有那些完成了转变，或根本没有转变的人，才能准确地发现它们在哪些方面一致，在哪些方面不一致。革命前后的交流无疑是不充分的。又比如说，想想那些因哥白尼宣称地球在运动而把他叫做疯子的人吧，他们并非恰好是错的，或者完全不对。他们用“地球”一词所意指的部分内容就是固定的位置。至少，他们所说的地球是不可能运动的。与此相应，哥白尼的创新并非仅仅让地球运动起来了。其实，它是一种看待物理学和天文学问题的全新方式，而这必定使“地球”和“运动”的含义发生变化。若无这些变化，一个运动着的地球就是个疯狂的概念。另一方面，这些变化一旦完成，并得到人们理解，笛卡尔和惠更斯就都能认识到，地球的运动对科学而言就成了一个无需争辩的问题。(Kuhn 1962:149-150)
库恩有时把上述由问题-解答标准发生变化而引起的不可通约性称为关于标准的不可通约性(the incommensurability of standards)(Kuhn 1962:149)。除此之外，他还揭示出了不可通约性在他所说的“概念变化”(the conceptual change)和“世界变化”(the world-change)方面的表现(参见Hoyningen-Huene 1990，1993)。关于这两个方面，库恩也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十二章中做了分析和论证。我们先来看他对概念变化式不可通约性的分析论证:
然而，还有比标准之不可通约性更多的东西。既然新范式产生于旧范式，所以它们通常都收编了许多曾被传统范式使用过的词汇和仪器，既有概念上的，也有操作上的。但是，它们很少以传统的方式来使用这些借来的要素。在新范式中，那些旧有的词项、概念和实验彼此进入了一种新的关系之中。于是，我们必须说，两个相互竞争的学派之间产生误解，乃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尽管这样说并不十分妥当。那些认为空间不可能“弯曲”——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儿——并据此嘲笑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容易想到，科学革命前后发生的概念变化，应该包括内涵和外延两方面的变化。换言之，当同一个词项被彼此正处于竞争范式中的不同人士所使用时，该词就会有不同的涵义，指称不同的对象。无论是概念内涵的变化，还是概念外延的变化，其根源都在于一个语词的涵义和指称取决于它置身于其中的理论语境。比如说，“质量”、“力”、“温度”、“元素”、“化合物”、“混合物”等词具有什么意义，取决于我们用什么样的理论来定义和诠释它们。因此，“行星”一词在托勒密体系中可用于指称太阳，而不能指称地球;相反，它在哥白尼体系中却可以指称地球，而不能指称太阳。显然，那些不可通约的竞争着的科学理论当然可以使用相同的语词，但这些语词往往具有不同的含义，指称不同的事物。
紧接前面的引文，库恩继续说:
［前面引文中所列举的］这些例子指向了竞争范式不可通约性的第三个方面，也是最基本的方面。在某种我无法进一步说清楚的意义上，竞争范式的拥护者是在不同的世界中从事着他们的事业。［例如］一个世界包含着缓慢下降的受约束的石头，另一个世界则含有不断重复其运动的单摆。溶液，在一个世界中是化合物，但在另一个世界中却是混合物。一个世界被嵌入平直空间模型中，另一个则被嵌入弯曲空间模型中。当两组在不同世界里工作的科学家从同一点注视同一方向时，他们会看到不同的东西。这并不是说，他们能看见自己喜欢的任何东西。两组科学家都在注视这个世界，而且他们所注视的东西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在有些领域中，他们看到了不同的东西，而且是在互不相同的关系中看见那些东西的。这就是为什么对一组科学家来说根本无法证明的定律，有时可能对另一组科学家来说似乎在直觉上是明明白白的。同样，这也是为什么在两组科学家能够希望充分交流之前，其中一组必须经历我们一直称之为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的变化过程。正因为这是一种不可通约物之间的转变，所以竞争范式之间的转换不可能借助逻辑和中性经验推动而在某时一步达成。就像格式塔转换(the Gestalt switch)那样，这种范式转换要么必须立即完全实现(虽然不必在瞬间完成)，要么根本就不出现。(Kuhn 1962:150)
至此，我们知道，库恩认为，在科学革命中，不可通约性至少可以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表现为用于界定一个学科的问题和标准发生变化(the changes in problems and standards that define a discipline);其二表现为用于陈述和解决那些问题的概念发生变化(the changes in the concepts used to state and solve those problems);其三是表现为世界发生变化(the world change)。根据库恩的观点，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就对传统的科学累积进步观提出了严峻挑战。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正是库恩写作《科学革命的结构》的主要意趣所在。换言之，库恩反对科学进步是逐步趋向真理的过程，而提出了一种达尔文式的科学进步观。在他看来，科学的进展就像生物进化一样，全然无需求助于一个固定不变的、永久恒在的目标(Kuhn 1962:172-173;参见Oberheim and Hoyningen-Huene 2013)。
从词源上说，“不可通约性”意味着没有共同的测量标准，它原来主要是一个用于数学领域的概念。就像库恩曾举例所说的那样:“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与直角边是不可通约的，一个圆的周长与半径也是不可通约的，这里说的意思是:没有一个长度单位能将一组数中的每个数都整除而不留余数，因而也就是说这里不存在任何公度标准(common measure)。”(Kuhn 2000:35)但是，自从1962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以来，这一数学概念就被广泛地用于讨论两个不同的理论、范式、纲领、传统等相互对比的情形中了。一般认为，库恩断言两个彼此竞争的范式之间不可通约，对科学合理性观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且最终导致了科学哲学中所谓的“历史转向”。
试问:库恩是怎么想到不可通约性问题，并最终确立起自己观点的呢?根据有关文献，大体说来，有三条相互关联的线索值得重视:其一是库恩早年在科学思想史研究过程中所经历的一次“顿悟”，其二是他注意到著名细菌学家路德维希·弗莱克(Ludwig Fleck)关于科学事实的社会学研究(sociological study of scientific facts)，其三是他接受朋友建议阅读了一些心理学(特别是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最新进展的研究成果(参见Kuhn 1962:“Preface”;Kuhn 1977:“Preface”;Oberheim and Hoyningen-Huene 2013)。
关于库恩在思想上所经历的那次“顿悟”，他本人在《必要的张力》(The Essential Tension［1977］)一书的序言中叙述得具体生动，在此不妨摘引几段:
已有的历史叙述大都是由过去的事实所组成的，绝大部分显然无可置疑。因而许多读者都认为，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审查文本，从中抽出有关事实，再大体上按照编年顺序用优美的文字加以重述。这也是在我作为一个物理学家的年代里对我所不大重视的历史学科的看法。当我改变了这种想法(接着也改变了我的职业)时，我所做的历史叙述似乎也类似地引起了同样的误解。［现有］历史学所完成的研究成果，总是掩盖着产生这一成果的工作过程的真相，在这一点上，它似乎比我所知的任何其他学科都更加严重。
我自己是在1947年才开始彻底醒悟的，当时我要暂时中断我的当代物理学研究项目，而去准备一组关于17世纪力学起源问题的演讲。为此，我首先要查看伽利略和牛顿的先驱者们对这个问题已知道些什么。工作开始才不久，我就接触到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Physica)对运动的讨论，以及由此以降的各种著作。我同以前的大多数科学史家一样，通过这些文本懂得了牛顿的物理学和力学是怎么回事。我也同他们一样对我读到的这些文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亚里士多德传统已懂得多少力学?它给17世纪的科学家们留下了多少有待发现的东西?在牛顿用语范围内提出的这些问题，要求以牛顿的术语来作答，这些答案也是清楚的。［但是］即使就表观的描述层次而言，亚里士多德学派［看起来］也不大懂力学，他们如必须谈力学，也大都是根本错误的。这样一种传统无法为伽利略及其同时代人提供任何工作基础。他们必须抛开这一传统，从头重新开始力学研究。
类似这样的说法，曾经是广泛流行的，也是显然不可避免的。但这也使人困惑不解。亚里士多德如涉及物理学以外的问题，他就是一个敏锐的自然观察者。在生物学或政治行为领域中，他对现象的解释也经常很深刻透彻。［但是］他那特有的才能为什么一旦用到运动问题上就会一败涂地呢?他怎么会对运动发表那么多明显荒谬的论点呢?而且最重要的是，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后继者在那么长的时间内认真地对待这种观点呢?我读得愈多，就愈感困惑。亚里士多德当然会犯错误，对此我并不怀疑，但是怎么能想象他会错得如此明显呢?
在一个难忘的(也是炎热的)夏日，这些困惑突然消失了。我一下子领悟到，可以采取另一种方式来阅读那些我一直苦苦研读的文本，从而理解有关的入门途径。我第一次对这一事实给予应有的重视:亚里士多德的主题一般是“性质的变化”，其中既包括石头下落，也包括孩子长大成人。在他的物理学中可成为力学问题的，只是一些仍然不能完全抽离出来的特殊情况。更重要的结果是:我由此认识到，亚里士多德宇宙的永恒成分，也即本体上不可毁灭的初始元素，并不是物体，而是性质，把这种性质加到无所不在的中性物质的某一部分上，即构成一个个别的物体或实体。在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位置本身也是一种性质，因而我们无法确定改变了位置的物体是否还是同一物体，就像我们无法确定孩子是否就是以后他将长成的那个人一样。在一个以性质为本的宇宙中，运动必然是一种“状态变化”，而不是一种状态。
……伽利略和笛卡尔等人奠定了17世纪力学的基础，但他们又是在亚里士多德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传统对他们的成就做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然而，成就的关键在于，他们创造了那种起初曾使我误入歧途的解读文本的方式，而他们自己也经常陷入这种误读之中。例如，笛卡尔早在《论宇宙》(Le Monde)中就嘲笑过亚里士多德:引用他关于运动的拉丁文定义，根据它在法文中同样没有什么意义而拒绝加以翻译，然后再展示遗漏的翻译以证明自己的论点。但是，亚里士多德的论点在以前几个世纪中都是有意义的，有一个时期对笛卡尔本人来说或许也是这样。因此，读亚里士多德的书使我看到一种人们对待自然以及用语言描述自然的方式的全面变革，但不宜把这种变革说成是知识的增加或只是错误的逐步改正。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把这种变革直接说成是“另一种思路”[13]，对这个问题的困惑立即使我想到格式塔心理学以及有关领域的著作。发现了历史，也发现了我的第一次科学革命，以后寻求最好的解读方式也往往成了寻求另一次这一类的革命事件[14]。
这里的关键是:这段阅读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经历，使库恩最终意识到，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到牛顿物理学，从托勒密天文学到哥白尼天文学，从燃素论化学到氧化论化学，都展现了“人们对待自然以及用语言描述自然的方式的全面变革”。而且，库恩还强调“不宜把这种变革说成是知识的增加或只是错误的逐步改正”。容易看出，这些都预示着后来库恩所说的基于世界观改变和基于基本概念语义变化而导致的不可通约性论点(参见后面3．2节)。其实，库恩本人后来也提到了这一点(Kuhn 2000:60)。
在前面的引文中，库恩已经提到了格式塔心理学。回头再看《科学革命的结构》，其序言中有这样的描述:“一个偶然碰到的脚注让我注意到了吉恩·皮亚杰(Jean Piaget)做的一些实验。他借助这些实验，既阐明了那个成长中的孩子所拥有的不同世界，也阐明了从一个世界过渡到另一个世界的过程。我的一位同事促使我阅读了知觉心理学的一些论文，特别是阅读了那些格式塔心理学家的论文;另一位同事则为我介绍了B·L·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关于语言影响世界观的思考;而W·V·O·蒯因则为我解开了分析-综合区分的哲学疑难。……只有通过这类探索，我才能碰上路德维希·弗莱克那篇几乎无人知晓的专题论文《一个科学事实的产生和发展》(Die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Tatsache［1935］)[15]，这篇论文预先提出了许多我自己的想法。借助另一位年轻学者弗朗西斯·X·萨顿(Francis X．Sutton)对该文的评论，弗莱克的工作使我认识到，我的那些想法可能需要在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community)中才能确立起来。”(Kuhn 1962:“Preface”)
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即在《一个科学事实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其他论著中，弗莱克已开始用德文“不可通约的”(inkommensurabel)来描述自然科学内部呈现出来的不同的思维风格或思想风格(style of thinking，or thought-style)了，而且他还用这个概念讨论了科学史中那些根本性的概念变化(radical conceptual changes)及其所产生的各种可能后果。譬如说，弗莱克用“不可通约的”一词描述过“医学思维”(medical thinking)与“科学思维”(scientific thinking)之间的区别。他认为“医学思维”面对的是不规则的、随时随地变化多端的现象(如疾病)，但“科学思维”处理的则是整齐划一的现象(Fleck 1986:44-45)。他还宣称，即使在医学内部，有关疾病的新旧概念之间也是不可通约的(Fleck 1979:62)。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弗莱克竟然还先于库恩强调了前面所说的不可通约性的三个主要方面(参见Oberheim and Hoyningen-Huene 2013)。
最后，简略地说说格式塔心理学对库恩提出不可通约性论点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在这方面，有些学者特别关注著名的格式塔心理学家沃尔夫冈·科勒(Wolfgang Köhler)的有关思想(参见Oberheim and Hoyningen-Huene 2013)。例如，科勒强调整体性的组织结构(即所谓格式塔结构)在知觉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并争辩说，与物理学用微粒来解释整体不同，在心理学中，人们是首先把握整体性的组织结构(例如，人类知觉的对象或可识别的人类行为)，然后再发现其组成部分。据此，科勒认为，格式塔结构只适用于心理学，而不适用于物理学;或者说，应当从有别于格式塔心理学的视角来构建物理学的概念和语言。这样，科勒就开启了探索心理语言和物理语言之间关系的光辉历程。他本人还这样写道:“为了使自己适应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心理学必须发现无论何处可能具有的心理学本身的现象与其他学科的现象之间的关系。如果这种探索不成功，那么心理学就必须承认，它的范畴与自然科学的范畴是不可通约的”(Köhler 1938:17)。只要仔细辨析，就可以发现这些科勒的观点可能对库恩的不可通约性论点的形成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参见Horwich 1993;Nickels 2003;Oberheim and Hoyningen-Huene 2013)。
【注释】
[1]参见此书所附文献目录。
[2]这里提到的六篇文章是:(1)“Logic of Discovery or Psychology of Research”，刊于Lakatos and Musgrave(eds．)(1970);(2)“Reflection on My Critics”，刊于Lakatos and Musgrave(eds．)(1970)，重印于Kuhn(1977);(3)“Postscript 1969”，见Kuhn(1970);(4)“Notes on Lakatos”，刊于R．C．Buck and R．S．Cohen(ed．)，PSA 1970;(5)“Second Thoughts on Paradigm”，刊于Suppe(1974)，重印于Kuhn(1977);(6)“Theory Change as Structure-Change”，刊于Erkenntnis，10(1976)，重印于Kuhn(2000)。
[3]即《科学革命的结构》。
[4]即《科学革命的结构》(第一版)。下同。
[5]即《科学革命的结构》。
[6]指《科学革命的结构》。
[7]Simon Blackburn(1994)．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指《科学革命的结构》第一版。
[9]引文中的重点号部分为此处引者所用的黑体字部分。
[10]Alexander Koyré(1939)．ÉtudesGalileénnes．Paris:Hermann．
[11]即《科学革命的结构》。
[12]这里的译文引自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导读”部分第4—5页，原文中的重点号部分为此处引者所用的黑体字部分。原来的译文将要点(6)误写成(7)了，现予纠正。
[13]Herbert Butterfield(1949)．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mnce，1300－1800．London:Bell，p．1．
[14]这里的译文引自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集》(范岱年、纪树立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II—V页。部分译文已根据原文作了改动。
[15]英译本参见:L．Fleck(1979)．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a Scientific Fact．Ed．By T．Trenn and R．Mert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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