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耶阿本德对不可通约性的论证

1982年，科学哲学协会(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简称PSA)组织召开了每两年一次的学术研讨会，库恩所提交的论文题目是《可通约性、可比较性和可交流性》(“Commensurability，Comparability，and Communicability”)。第二年，论文发表于PSA 1982第二卷(1983)，并在库恩逝世后由两位编者詹姆斯·柯南特(James Conant)和约翰·豪格兰德(John Haugeland)收入了《〈结构〉之后的路》一书中(Kuhn 2000:Ch．2)。库恩在此文开篇就说:“自从保罗·费耶阿本德和我首次在出版物中借用来自数学的一个术语来描述相继的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以来，已经过去二十年了。这个术语就是‘不可通约性’;我们两人都是被解释科学文本时遇到的难题引至这一术语的。”(Kuhn 2000:33)在此，库恩还加了一个注释，说明费耶阿本德对“不可通约性”一词的使用见其论文《解释、还原与经验论》(“Explanation，Reduction，and Empiricism”)(Feyerabend 1962)，而他本人的使用则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之中。紧接着，库恩补充说:“我相信费耶阿本德和我是各自独立选用‘不可通约性’的，而且我还隐约记得费耶阿本德曾在我的一篇草拟的手稿中见到了这个词，并告诉我说他也使用过。”(Kuhn 2000:33)^[26]

随后，库恩还在他本人与费耶阿本德之间做了如下简洁的比较:“我对这一术语的使用比他的用法更加广泛;而他对现象的描述则比我的描述更加全面;但那时我们的共同之处却是实质性的。”(Kuhn 2000:33-34)库恩还在注释中补充说:“费耶阿本德和我都写道，不可能以一个理论的术语为基础来定义另一个理论的术语。但是，他把不可通约性限制在语言上;而我还讨论了在‘方法、问题域和解答标准’(methods，problem-field，and standards of solution)方面的区别［Kuhn 1962:103］，至于其他区别我就不再提及了，但有一些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是语言学习过程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费耶阿本德写道，‘以下情形是可能的:既不以［理论］T的初始术语(the primitive terms)为基础来定义［理论］T'的初始术语，也不构建包含着这些术语的正确的经验关系。’［Feyerabend 1962:69］我却没有使用过初始术语的概念，而且我还把不可通约性限制在少数专业术语上。”(Kuhn 2000:34)在正文中，库恩还写道:“我们两人都主要想表明，科学的术语和概念——例如‘力’和‘质量’，或者‘元素’和‘化合物’——的意义往往会随着它们在其中得以发挥作用的理论而发生变化^[27]。而且，我们都主张，当这种变化发生时，不可能用一个理论的词汇来定义另一个理论的全部术语。我们在讨论科学理论的不可通约性时，各自独立地表述了这种主张。”(Kuhn 2000:34)

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1924—1994)

现有研究业已表明，实际上费耶阿本德早在1962年以前就开始使用“不可通约性”一词了，而且他用这一术语想要批判的对象极其广泛，但他集中攻击的靶子却是他认为弥漫于整个科学哲学中的五花八门的所谓“概念保守主义”(conceptual conservativism)——他认为概念保守主义的要害恰恰在于反对相互竞争的科学理论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参见Oberheim 2005，2006)。有人列出了一连串费耶阿本德利用不可通约性论点所批判过的各种形式的概念保守主义(参见Oberheim and Hoyningen-Huene:2013)。诸如此类的批判有:1951年费耶阿本德对量子力学开创者维尔纳·海森伯(Werner Heisenberg)的“封闭性理论”(closed theories)观念的批判(参比4．1节);1954年对那些坚持本体论与物理学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的观点的批判;1951年和1958年对逻辑实证主义所持有的基础主义(fundationalism)认识论立场的批判;1958—1970年间，对量子力学中哥本哈根学派领袖尼尔斯·玻尔(Niles Bohr)所提出的“互补原理”(the principle of complementarity)的多次批判(参比4．1节);1962年和1963年对逻辑经验主义者的解释模型和还原模型(the logical empiricists'models of explanation and reduction)的批判。更有甚者，1958—1970年间，费耶阿本德还利用不可通约性论点批判了他认为蕴涵于如下各派的理论检验模型之中的概念保守主义:传统经验主义、逻辑经验主义和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他甚至认为库恩也深陷其中);还有，20世纪60年代，对康德先验必然性观点的多次批判，以及对传统哲学中关于外部世界、他心问题、特别是身心问题的诸多观点的批判;1962—1970年间，对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关于日常语言分析的批判，以及对整个语言哲学运动的批判;此外，还有1970年对波普尔“逼真性”(verisimilitude)概念和科学实在论(scientific realism)的批判。

现在，在科学哲学界，1962年发表的《解释、还原与经验论》一文常被看成是费耶阿本德明确阐述其不可通约性论点的标志性论文(参见Oberheim 2005，2006;Oberheim and Hoyningen-Huene:2013)。正是在这篇论文中，费耶阿本德首次利用不可通约性论点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的两个著名的方法论模型:一个是亨普尔和奥本海默提出的科学解释模型，另一个是内格尔(Ernest Nagel)提出的科学理论的还原模型。费耶阿本德认为这两种模型中都隐含着概念保守主义的观念。他论证说，对于那些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理论，不可能给出有关解释和还原的形式化模型，因为这些模型难以符合科学发展过程中那些不可通约的概念所发生的变化。为了表明这一点，费耶阿本德以两个前后相继的具有基础性和普遍性的科学理论为例，并假设按实在论的方式来理解它们，即假定它们意在如实地描述实在。据此，他尝试用不可通约性论点来刻画这两个理论之间的关系。在此，他把不可通约性限制在普遍性的理论(universal theories)之上，意味着不可通约性在这里针对的是那些应用于宇宙中所有对象的理论;他还把不可通约性限制在基础性的理论(fundamental theories)之上，意味着不可通约性针对的是那些具有本体论蕴涵的理论，也就是说，这些理论对实在的本性有所断言。根据费耶阿本德的观点，只要按实在论的方式来理解，那些不同的具有普遍性的、基础性的科学理论就是不可通约的，因为它们都会宣称自己是符合实在的真理，但符合实在的真理却只有一个。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说两个理论相互竞争、彼此排斥，乃是一种含糊其词的说法。进一步说，当费耶阿本德认为两个理论不可通约时，他还想表明它们在概念上是不可比较的;也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一个理论的主要概念既不能以另一个理论的初始概念为基础来加以定义，也不能凭借经验陈述来确立两个理论之间的关系(Feyerabend 1962:74，90)。由此也可看出，在两个不可通约的理论之间，不可能像内格尔和亨普尔所要求的那样，通过相关概念的可定义性和相关定律的可推导性来进行还原(参见Nagel 1961;Hempel 1966)。

在1962年的论文中，费耶阿本德还根据历史上三个时期基础性的科学理论发生重大变化的具体案例，引出了六组核心概念来作比较，以阐明科学理论的不可通约性特征。这六组概念分别是:(1)经院哲学中的“冲力”(impetus)概念与牛顿力学中的“力”(force)概念;(2，3)唯象热力学理论中的“温度”(temperature)和“熵”(entropy)概念与动力学理论中的相应概念;(4，5，6)牛顿力学中的“质量”(mass)、“长度”(length)和“时间”(time)概念与相对论力学中的相应概念^[28]。费耶阿本德认为，这里所列举的每一组概念都是相互之间不可通约的。他作出这一断言的主要根据是:这里的每一组概念都分别从属于相关的理论体系，而当这些理论体系发生革命性变化以至相互排斥时，与之对应的概念就会发生意义变化(meaning change)，因而它们之间不可通约(Feyerabend 1962:68，94)。费耶阿本德认为，这里所说概念的意义变化对理论术语和观察术语均有影响，而且还会对我们关于实在本性的观点产生影响。也可以用费耶阿本德后来的一种说法来表述这个观点:“如果一个理论与另一理论在本体论后果上是不可比较的，那么它们就是不可通约的。”(Feyerabend 1981:xi)这里的论证思路是:科学理论基本原理的变迁，必然导致其隐含的本体论信念发生变化，从而引起理论中那些基本概念的意义发生变化;因此，不可能对从属于不同理论体系的那些基本概念进行比较;最终，这些不同的理论和概念必定是不可通约的(参见Feyerabend。1962:58)。

凭借不可通约性的观念，费耶阿本德还试图揭示出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共有的一个教条——即使理论发生变化，其中经验术语的意义则可保持不变，他称之为“意义不变原则”(the principle of meaning invariance)(Feyerabend 1962:30)。在费耶阿本德看来，这一教条式的原则完全不符合上述六组概念及其对应的理论之间不可通约的事实。从这些事实中，他引出了两点主要的结论:第一，在那些不可通约的前后相继的理论之间，不存在任何可形式化的逻辑关联。例如:“由牛顿理论引入我们经验中的秩序被相对论予以保留并加以改善了。这意味着相对论理论的概念足够丰富，以至于允许我们陈述所有那些以前借助牛顿物理学而得到陈述的事实。但是，这两套范畴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彼此之间也没有任何逻辑关联。”(Feyerabend 1962:88-89)因为这两套范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所以无法被编入形式化的逻辑关系中。第二，必须修改甚至抛弃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在科学理论的变迁过程中，旧理论及其所使用的概念并未被新理论吸收;相反，它们实际上被抛弃了，被取代了。逻辑经验主义对理论还原和科学解释所给出的概念保守主义式的描述难以成立，因为这些描述严重地歪曲了科学发展过程中那些不可通约的概念和理论的演变情况。

最后，关于费耶阿本德后来对不可通约性论点的表述所发生的一些变化，有必要做一点简要说明(参见Oberheim and Hoyningen-Huene:2013)。为了进一步澄清不可通约性论点的含义，费耶阿本德后来给出过这样一种表述:当两个理论中主要的描述性术语(main descriptive terms)的意义依赖于彼此冲突的原理时，这两个理论就是不可通约的(Feyerabend 1965b:227;1975:269-270，276)。他也说过，如果一个新理论能衍推出旧理论所有概念的外延为零，或者它引入的规则会使分类系统发生变化，那么这两个理论就是不可通约的(Feyerabend 1965a:268)。根据这种表述，为了得到不可通约性的观点，“必须按以下方式来设置情境:一个理论中的概念形成条件禁止另一理论基本概念之形成”(Feyerabend 197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