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范式选择是否具有客观性

我们在前面的3．2节中已经讨论了库恩对不可通约性论点的6个论证，其中有两个论证涉及认知价值在理论选择中的作用问题。这两个论证就是“基于共有标准歧义性的论证”和“基于规则集体不一致性的论证”。如上所说，前者的关键是“从个别角度看，这些准则并不精确:这些单个准则应用于具体事例时可以正常地有所不同”;后者的关键则是“当一起应用这些准则时，则一再表明它们会彼此冲突;例如，精确性可能要求选择一种理论，而应用范围的广泛性则要求选择另一种与之竞争的理论”(Kuhn 1998:103-104)。正是根据诸如此类的论证，库恩强调说，理论选择离不开高度个性化的“个人标准”或“主观因素”。但他又特别声明说:“我的论点是:每个人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进行选择，都取决于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的混合，或者说共有标准与个人标准的混合。一般来说，在科学哲学中，人们尚未考虑后面所说的这些主观因素，而我对这些主观因素的强调却使我的批评者难以明白我相信前面所说的那些客观因素。”(Kuhn 1998:106)然而，库恩仍然坚持否认科学在趋向真理意义上存在着客观的进步(Kuhn 1970:206)。在《科学中的合理性与范式变化》(“Rationality and Paradigm Change in Science”［1993］)一文中，厄南·麦克姆林(Ernan McMullian)对库恩这种观点提出了严厉的批判。

在此，麦克姆林主要关心如下三个问题:(i)如上所说，库恩宣称所有科学团体都共有一组认知价值标准，这种看法是否合理?(ii)库恩认为不可能为这些认知价值标准给出一种客观合理的辩护，这种观点是否正确?(iii)库恩一方面反对科学具有趋向真理意义上的科学进步，另一方面又坚持科学具有解题能力不断增强意义上的科学进步，这种主张是否成立?或者更一般地说，科学家利用一组认知价值标准来评判科学理论，是否不再需要为这些认知价值提供更深的合理性基础(参见Curd and Cover 1998:230-231)?

关于第一个问题，麦克姆林注意到库恩经常诉诸广泛的科学革命案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参见McMullian 1998:121-125)。库恩曾把科学革命与政治革命做对比(例如，参见Kuhn 1962:Chs．9，13)。他认为:“正如在相互竞争的政治制度之间做出选择一样，在彼此竞争的范式之间做出选择，意味着是在互不相容的生活方式之间做出选择。由此看来，这种选择不是也不能仅仅由常规科学所特有的评估程序来决定，因为这些评估程序部分地依赖于某一特定范式，而那个范式却正是争论的焦点。当范式如它们必须所为的那样，处于关乎范式选择的争论之时，它们的作用必定是循环的。每个团体都用它自己的范式来为这个范式做辩护。”(Kuhn 1962:94)按此表述，既然评估程序依赖于特定的范式，而这个范式又处于争论之中，当然就不存在任何意见一致的方式可用于竞争范式的评价和选择了。不过，库恩接着还说:“由此产生的这种循环当然不会使论证成为错误的，甚或是无效的。当以某一范式为前提的人在为他的辩护作论证时，总能清楚地展示出，对于那些采纳了新自然观的人，科学实践将会是怎样的。这种展示极具说服力，常常令人不得不信服。但是，无论其说服力如何，循环论证的作用只是劝说而已。它无法以逻辑甚或概率的方式来强迫那些拒绝进入这种循环论证的人。由参与范式争论双方所共有的前提和价值，对于争论来说，并非漫无边际。在范式选择中，就像在政治革命中一样——没有任何高于有关共同体意见一致的标准。”(Kuhn 1962:94-95)

依麦克姆林看来，这里所表述的观点值得商榷。他认为既然所谓“循环论证”如库恩所说，仅仅是劝说的手段，而难以使参与范式争论的双方达成共识，那么为什么这种论证竟然仍然是重要的呢?“如果对于评估程序的一种循环论证一般而言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科学革命实际上就会显得是不合理的(irrational)，或者至少只在最低限度上是合理的(minimally rational)，这正是库恩的批评者所要他回答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是直接关注他给出的那些科学革命的例子，并追问在其中的每一种情况下，什么才可算作是范式变化(paradigm change)。”“当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时，显然在库恩归入‘革命’中的各种变化的深度方面，存在着引人注目的差别。”(McMullian 1998:122)例如，X射线的发现是范围有限的科学革命，氧化说取代燃素说是涉及面居中的科学革命，而日心说取代地心说则是涵盖面极广的彻底的革命——麦克姆林称之为“深层次的革命”(deep revolution)(McMullian 1998:123)。因此，麦克姆林主张，对于不同层次的科学革命，我们应该分别加以对待。据此，如果我们只是考虑那些范围有限的小型革命，那么宣称它们不会动摇库恩所说的认知价值标准，似乎是合理的。而且，尽管有些科学革命涉及到本体论信念和基本概念的变化，但那些据以评判理论的认知价值却可能很少发生变化。当然，如库恩所说，不同范式的拥护者在对这些认知价值的理解和应用方面可能会产生意见分歧，但在整体上却不会导致彼此竞争的科学团体共有一组认知价值标准(参见3．2节)。“然而，深层次的革命(如麦克姆林所命名的)却的确涉及有关标准的争论。关于什么构成了一个好的科学理论这一概念，以及什么才算证据这个概念，就是哥白尼革命中争论的问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20世纪量子革命中争论的问题。”更有甚者，“实际上，麦克姆林认为，关于［认知价值］标准和竞争理论优越性的意见分歧，甚至还发生在库恩会看成是常规科学的情境之中。(麦克姆林引用了古生物学、高能物理学和行星科学作为例子。)因此，关于理论和标准的意见分歧，并非仅仅限于不可通约的范式相遇之时。它们甚至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于一个流行的范式之内”(Curd and Cover 1998:231)。

是否所有范式或理论都必须满足库恩所列出来的那些认知价值?或者说，这些认知价值是否还需要进一步得到合理的辩护?比如说，这些认知价值是否还需要以真理为基础?我们已经知道，库恩和劳丹都主张科学的目的就是不断增强范式或研究传统的解题能力。库恩在论述认知价值时说过:“然而，与在科学哲学家和普通人中十分流行的进步观念相比，这种立场缺少一个基本要素。人们通常觉得一个科学理论比其前任理论更好，不仅是因为它是发现和解决难题的更好的工具，而且还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自然界真实情况的一种更好的表征。人们常常听说前后相继的理论逐步接近或越来越趋近真理。显然，诸如此类的概括所指的，并不是一个理论所具有的难题解答和具体预测，而是指其本体论契合于各种实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理论据此而设定了自然界，以及什么东西‘真实存在’(what is‘really there’)。”“也许有别的方式来挽救可应用于整个理论的这种‘真理’概念，但是［前面所说的］这种方式行不通。我认为没有任何一种独立于理论的方式可以重构‘真实存在’之类的说法;一个理论的本体论与其在自然界中‘实在的’(real)对应物之间的匹配这种观念，现在对我来说似乎原则上就是虚幻的。此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这种观点的不合理之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例如，我不怀疑作为难题解答的工具，牛顿力学改进了亚里士多德力学，爱因斯坦力学又改进了牛顿力学。但是，我看不出在它们的前后相续中有什么一以贯之的本体论发展方向。相反，在某些重要方面(虽然绝不是所有方面)，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与亚里士多德理论的接近程度，要大于这两者之中任一个与牛顿力学的接近程度。尽管将此立场描述为相对主义的这种诱惑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描述在我看来却是错误的。反过来说，如果这种立场就是相对主义，那么我也看不出这种相对主义对于说明各门科学的本质和发展的需要来说，有什么损失。”(Kuhn 1962:206-207)

从麦克姆林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库恩的论证至少在两个方面存在缺点。第一，库恩似乎对各种认知价值一视同仁，而没有看出它们实际上是有轻重缓急的层次差别的。譬如说，为什么简单性可用于评价和选择科学理论呢?麦克姆林认为绝不是因为简单性本身就值得追求，而是因为它服务于比它更基本的目的。正如麦克姆林所说:“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有些价值，似乎是作为科学事业本身的目的而发挥作用的:预测的精确性(经验的恰当性)和解释力是最显著的候选者。人们可以把这两者中的每一种都追溯到人类历史长河中遥远的过去。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可能像人类本身一样古老。它们在古代世界是如何发展的，预测技艺在许多领域中是如何变得备受珍视的，对自然的解释性论述是如何逐步构建起来的，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故事。但人们却不太熟悉，这些目的并不是一开始就以一种有机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实际上，在早期自然知识中发展得最好的天文学领域，它们很长时间被看成是相互对立的。哥白尼革命的成果之一，也许是最重要的成果，就是表明它们的确是相容的，即它们能够成功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关于我们栖身其中的那种宇宙的一个经验发现。它是我们学来的，而且是我们现在所知的事情。”“这些目的中的每一个都已被人看成是自身作为一个目的而具有价值。”(McMullian 1998:129)比较起来，诸如简单性之类的“其他认知价值则作为工具服务于这些目的;它们有助于鉴别理论是否越来越能做出好的预测和解释”。或者说，“当表明其他价值作为工具服务于由基本目的(the primary goals)所定义的目标时，它们作为工具才得到了辩护”(McMullian 1998:129-130)。但是，库恩似乎认为无需这种辩护，而主张只需承认科学家事实上就是这样做的就行了(Kuhn 1962:208-209)。相反，麦克姆林却认为，仅仅诉诸历史实践是不够的，必须为各种认知价值的合理性作出辩护(McMullian 1998:129-130)。

进一步说，按照麦克姆林的观点，从根本上说，只有坚持实在论立场，或者说只有认为科学的根本目的是追求真理，才能为各种认知价值做出真正合理的辩护。他认为，反对这一点，正是库恩论证的第二个缺点。麦克姆林特别对库恩关于哥白尼革命的看法提出了批评。库恩认为，在预测的精确性方面，日心说和地心说难分高下。但他指出:“仅以实践为基础来做判断，哥白尼的新行星体系是失败的;它既不比其先前的托勒密理论更精确，也不明显地比它更简单。”(Kuhn 1985:171)从历史上看，库恩认为主要是由于开普勒、伽利略等杰出人士的始终坚持和不断劝说，关键是凭借几何学基本结构意义上的简单性和精确性标准，才让多数天文学家信服了日心说，并最终取代了地心说(参见3．2节)。然而，这里所谓“劝说”和“信服”靠的是什么呢?库恩明确地写道:“就像哥白尼本人所承认的那样，日心天文学的真正吸引力是美学的，而不是实用的。对于天文学家来说，在哥白尼体系和托勒密体系之间做出最初选择，乃是一件品味之事(a matter of taste)，而品味之事恰恰是最难加以界定和争论的。然而，如哥白尼革命本身所提示的那样，品味之事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能够辨别出几何和谐性的耳朵也能探查到日心说天文学中的一种新的简洁性和融贯性，而要是这种简洁性和融贯性未曾被辨认出来的话，就不会有任何革命了。”(Kuhn 1985:172)

为了批评库恩的观点，麦克姆林考察了哥白尼本人在《天球运行论》第1卷中关键的第10章给出的论证(参见McMullian 1998:133-135)。哥白尼在此展示了两条不同的论证思路。首先，他论证说，日心说可以清晰具体地描述各行星运行的秩序，地心说却做不到这一点。而且，根据日心说，恰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的确出现了行星运行周期增加的现象。哥白尼把他的发现描述为一种“清晰的和谐关系”(clear bond of harmony)和一种“令人赞叹的对称性”(admirable symmetry)。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接受这种理论呢?特别是，为什么如库恩所强调的那样，哥白尼最终却保留了看起来不太和谐对称的本轮呢?麦克姆林认为，关键是哥白尼的目的在于如实地解释(explain)行星运行的所有特征，或者说揭示出产生这些运行特征的原因(cause)。例如，为了说明水星和金星受限距角的异常现象，早在古代就有人设想它们是以太阳为中心运转的。而且，古人也注意到，当火星、木星和土星(地外行星)在对立位置出现时，它们看起来是最为明亮的。现在，只要假设这些行星都在围绕太阳运行，而且以其亮度作为测量相对距离的标准，这些天文观测现象全都可以得到解释。事实上，哥白尼本人的确据此引出了这些行星都在围绕太阳运转的结论。然而，库恩却认为:“哥白尼的评述实际上并没有‘证明’(prove)什么事情。托勒密体系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像哥白尼体系的解释一样完备，但哥白尼体系的解释的确更加自然(more natural)，因为它就像哥白尼体系对地外行星受限距角的解释那样，仅仅是依赖于一种日心天文学体系的几何学，而不是依赖于赋予这些行星的那些特殊的轨道周期。”(Kuhn 1985:178)对库恩的这些评论，麦克姆林明确指出:

在此，我必须表示反对。托勒密体系一点也没有解释上述现象。托勒密被迫假设，对于金星和水星来说，本轮中心总是处在连接地球和太阳的直线上。库恩说，托勒密以这种方式“说明”(accounts for)了金星和水星运动的特征。但是，这一定不是解释(explaining)意义上的说明(accounting for)。库恩在这些段落中明确地把预测(prediction)和解释(explanation)等同起来了……

但是，他同意哥白尼比托勒密给出了一种“远为自然的”(far more natural)说明。可是为什么这样说呢?还有，“自然的”(natural)这个词在一个工具主义者(instrumentalist)的词典中意味着什么呢?托勒密通过金星和水星来消除对均轮偏心距的限制“是一种‘额外的’(extra)设置，是一种特设性的(ad hoc)添加”［Kuhn 1985:172］，而哥白尼却抛弃了这种策略。在此，库恩当然是对的。但是，这却不是一种美学论证，不是诉诸品味。这一点在哥白尼本人所用的论证方式中一目了然。他说［他］能揭示那些行星运动特征得以产生的原因，而托勒密却做不到这一点。托勒密体系没有为这些特征提供任何理由，而［认为］只需预测正确就行了。正如库恩本人所说，这些预测是特设性的。(McMullian 1998:133-134)

哥白尼展示的第二条论证思路关乎行星逆行现象。对此，麦克姆林简略地描述了哥白尼本人的核心论证，以及后来开普勒的精心改进，最后评论说:“开普勒明白，这里涉及的是因果解释(causal explanation)问题;一个［理论］体系能够提供这种解释，另一个则不能。他还晓得，对于在有关行星运动的两种竞争理论之间做出决定的一切情况来说，单靠预测标准是不够的，而需要一种不同的(他称之为‘物理的’［physical］)论证方式。”(McMullian 1998:134)

麦克姆林认为以上讨论足以表明:“在涉及行星运动的预测之处，托勒密与哥白尼之间的竞争也许曾是不偏不倚的，但作为解释，这两种体系却是迥然不同的。”“哥白尼的‘自然性’(naturalness)标准，即取消特设性质以及如今可能会被称作融贯性的优点，不是审美标准，而是认知标准。他所诉诸的恰恰不是读者的趣味或美感。他所假设的也不是更简单、更美丽，而是模型更可能为真。他说一个使行星运动整套特征具有因果含义的理论，比起一个无法解释这些特征的理论来，更可能是真的。”(McMullian 1998:134)因此，麦克姆林认为，理论(或范式)选择并不像库恩所说的那样，总是脱离不了主观因素的制约。

总之，根据麦克姆林的观点，在科学实践中，理论选择或范式选择的确具有客观性。似乎可以把他的主要观点概括为两个要点:第一，与个人偏好、审美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等非认知价值比起来，那些由科学团体所共有的客观的认知价值在科学的理论选择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而且这些认知价值能够得到合理的辩护。换句话说，“认知价值以一种重要的方式部分地构成了什么是科学的标准。它们有助于确定科学的本质，并将科学与其他追求真理的活动区分开来”，而且，“它们还为我们对可接受的科学方法和科学实践做出的许多判断提供了基础”(Curd and Cover 1998:212)。第二，进一步说，在诸多认知价值中，存在着层次差别，而最基本的认知价值是由真理概念所昭示的，因为求真乃是科学的主要目的。例如，在许多情况下，精确性和新颖性从属于科学理论的预测力，简单性和广泛性从属于科学理论的解释力，而预测力和解释力从根本上则从属于科学理论的真理性。而所有这些，在麦克姆林看来，都可以得到客观而合理的辩护。

正是由于认知价值对于科学来说具有构造性的作用，所以海伦·朗吉诺(Helen E．Longino)把它们称为“构造性的价值”(constitutive values)(Longino 1990;参见Curd and Cover 1998:212)。这是相对于朗吉诺所说的“语境价值”(contextual values)而言的。所谓语境价值，主要指的是那些无关乎科学认知目标的规范、信念、偏好、兴趣等，甚至还可能包括性别和种族因素。借用别人的评述来说:“海伦·朗吉诺之所以使用语境价值这一术语，是因为这些价值随时代和文化而变(甚至因不同的科学家而异)。语境价值显示出它们依赖社会和文化的程度比依赖认知价值的程度大得多，因为它们并不以任何密切而实质性的方式与科学的基本目的(如追求真理)相联系。从事科学活动，就不可能拒斥科学的构造性的(认知的)价值，但科学家可以(而且的确)拥有不同的语境价值，而这些语境价值能够(而且的确)影响他们从事科学活动的方式。”(Curd and Cover 1998:213)于是，在考虑语境价值因素对科学实践产生影响的情况下，如何可能为科学理论选择的客观性和合理性作辩护，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为达此目的，朗吉诺采取的关键策略是:对科学理论选择所依据的“证据”概念进行详细的语境分析，甚至提出了一种“语境主义的证据理论”(the contextualist theory of evidence);进而，主张不再把“科学的客观性”(scientific objectivity)看作依赖于引导科学家进行理论选择的一组规则，而是看作依赖于一种合理化的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这种社会组织的合理性使其容许各种不同观点并存，而且以制度为保证鼓励交流、批评和创新，从而确保科学中的理论选择具有客观性和合理性。(详见Longino 1990:62-82)也许我们可以把朗吉诺所说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分别叫做“社会的客观性”(the social objectivity)和“交流的合理性”(the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注释】

[1]指《科学革命的结构》。

[2]指《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六章“反常与科学发现之涌现”(“Anomaly and the Emergence of Scientific Discoveries”)。

[3]丹皮尔注:“这两个名字都叫错了:氢存在于水以外的许多化合物之内，而且还有无氧的酸;例如1808年戴维［Humphry Davy］从盐酸里，只取出氢和氯两种元素。”(丹皮尔1975: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