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之后的路

库恩于1996年去世以后，很快就有两位科学哲学家在库恩的夫人和他身前好友的帮助下，编辑出版了一本文集，取名为《〈结构〉之后的路》。论文编辑者詹姆斯·柯南特(James Conant)和约翰·豪格兰德(John Haugeland)在“编者引言”(“Editors'Introduction”)中，一开篇就说:“正如近来众所周知的那样，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托马斯·库恩论证说，科学的历史不是渐进和累积式的，而是不时被一系列多少有些激进的‘范式转换’所打断。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对于如何用最好的方式来刻画这些历史事件的特征，库恩本人的理解也经历过许多重大的变化。本书所收论文再现了库恩后期为反思和拓展他本人‘革命性的’假说所做的一些尝试。”(Kuhn 2000:1)两位编者还特别提到:“库恩去世前不久，我们曾就本书的内容与他进行过长时间的讨论。虽然他不愿具体说明这些内容的全部细节，但对于本书应该是什么样的，他却有一种明确的主张。为了让我们明白这一点，他提出了一些明确的规定，并和我们一起仔细考虑了采用其他规定所可能会有的利弊得失，然后又提出了四条一般性的指导意见以供我们遵照执行。”(同上)库恩提出的四条指导意见，正是柯南特和豪格兰德所遵循的编辑方针。对此，两位编者作了如下的具体说明:

我们所得到的前三条指导意见来自库恩对本书的定位，他把本书看成是他在1977年出版的早期文集《必要的张力》的续编和仿效之作。在那本文集中，库恩将自己限制在那些他认为提出了重大哲学意义的主题上(尽管这些主题通常是在历史的［historical］或编史学的［historiographical］语境中加以考虑的)，而不是以考察特定的历史案例研究为主。据此，我们的前三条编辑方针是:只收录那些表达了哲学主题的论文;只收录库恩在最后二十年所写的哲学论文;只收录内容充实的论文，而不收录那些短评或演讲稿。

第四条编辑方针涉及资料问题，库恩把这些资料看成是为他若干年来一直在写的那本书——实际上是这本书的草稿——所做的重要的准备工作。既然我们也负责了那本书的一部分编辑出版工作，而且在适当的地方还使用了这些资料，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打算再收录这些资料了。(Kuhn 2000:1-2)

正是根据以上四条编辑方针，根据两位编者的阐述，可以说，《〈结构〉之后的路》一书中所收录的论文，集中反映的主要是库恩后期对以下所述四个主题的深入思考:这里陈述的观点在《〈结构〉之后的路》一书的多篇论文中都得到了体现。例如，在本书第5章——即在《历史的科学哲学所面临的困难》(“The Trouble with the 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1991—1992］)一文中，库恩再次讨论了我们在前面多次谈及的认知价值在理论选择过程中的作用问题(例如，参见2．1节、2．3节、4．3节)。我们已经知道，麦克姆林在批评库恩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各种认知价值有层次上的差别，比如说精确性从属于科学理论的预测力，简单性从属于科学理论的解释力，而预测力和解释力从属于科学的求真目的(参见4．3节)。然而，显然库恩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指出，在两种理论或信念体系之间进行比较时，“一种新的信念体系可能会更精确、更一致，其应用范围更广泛，也更简单，却无需那些被看成是更真的(truer)理由。实际上，甚至‘更真的’这个词也有一种含糊其词、不合语法的意味:很难搞清楚那些使用这个词的人心里是怎么想的。因此，有些人可能会用‘更可能的’(more probable)来替代‘更真的’，但这又会导致另一类困难，即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在一种稍有不同的语境中所强调的那种困难。所有过去有关自然的信念迟早都会被证明是错的。因此，就历史记载而言，任何现有信念将会有更好结果的概率值都必定接近于零。余下的主张体现在特定传统内部产生出来的一句标准的习语中:前后相继的科学理论和科学定律越来越趋近真理。当然，可能确实如此，但目前看来，我们甚至不明白这种说法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主张。只有一个既稳定又牢固的阿基米德式的平台可以为此提供基础，以便据此来测量现有信念与真实信念之间的差距。缺少这个平台，就很难想象这种测量会是什么样的，也很难猜想‘更接近真理’(closer to the truth)这个短语究竟意味着什么”(Kuhn 2000:115)。最后，库恩将自己的基本主张概括为如下三个要点:“第一，那种脱离历史、超越时空的阿基米德式的平台，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第二，既然没有这样的平台，就只留下比较性的评价(comparative evaluation)这一条路可走了。科学发展就像达尔文式的进化一样，是一个从后往前推的过程，而不是被拉着前往某个逐步接近的固定目标之过程。第三，假如真理概念在科学发展中发挥了作用的话——我将在别处说明的确如此——那么真理也不可能是任何完全类似于符合实在的东西。我要强调的是，我并没有建议说有一个科学无法达到的实在。毋宁说，我的观点是:不能赋予实在概念如它在科学哲学中通常所具有的那种含义。”(Kuhn 2000:115)

第一，库恩总是一再返回到《科学革命的结构》(以下简称《结构》)，以重申以下观点并为之辩护:科学是对自然所进行的一项认知性的、经验性的研究，它展示出一种特有的进步，但这种进步实际上不能被进一步解释为“越来越逼近实在”(approximating closer and closer to reality)。相反，进步所采取的特有方式是:不断改善技术上解决难题的能力(ever-improving technical puzzle-solving ability)，并按照严格的成败标准(strict standards of success or failure)来进行操作(尽管这种严格性总会受到传统的束缚)。对于那些显示了科学研究基本特征的格外专业的(通常也是昂贵的)研究来说，进而对于此类研究使那种极其精确详尽的知识得以可能来说，这种唯独在科学中得到最充分体现的进步模式，乃是其先决条件。(Kuhn 2000:2-3)

库恩在这里说他“将在别处说明”“真理概念在科学发展中发挥了作用”。确实如此，比如说在《〈结构〉之后的路》第11章中，库恩在回应我们已在前面4．3节中所讨论的厄南·麦克姆林的观点时，就做了这样的说明:

一种词典(lexicon)或词典结构(lexical structure)是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中的部落式经验(tribal experience)长期进化的产物，但其逻辑地位就像语词意义所通常具有的一样，不过是习俗(convention)而已。每本词典都使一种与之相应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在这种生活方式内部，命题的真假既可得到断定，也可得到合理的辩护，但对词典或其变化的辩护只能是实用的(pragmatic)。在此宜用亚里士多德派的词典来作讨论，它使我们谈论亚里士多德派的论断之真假具有意义，而诸如“力”或“虚空”之类术语在其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但由此得到的真值(truth values)却无需对牛顿派词典做出的明显类似的论断之真假施加影响。无论我在写作《哥白尼革命》这本书时可能曾相信过什么，我现在都不会假设(请厄南原谅)“越简单、越美的［天文学］模型，越可能是真的”。虽然简单性和美为各门科学中的选择提供了一些重要标准(就像搞清楚现象的因果含义一样，厄南也引用了这一点)，但当涉及到词典变化时，它们却是工具性的(instrumental)，而不是认知性的(epistemic)。(Kuhn 2000:244-245)

这段引文中提及的“词典”，是库恩在其后期频繁使用的一个关键概念，涉及到科学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说，它指的是“一个言语共同体所共有的分类系统”(the shared taxonomy of a speech community)(Kuhn 2000:101)。库恩认为，只要世界的结构能够被经验到，而且这种经验可以交流，那么它就会受到居于该世界中的共同体的词典结构的限制。这种词典结构的某些方面无疑是由生物学因素决定的，它们是共具种系发生的产物。但是，至少在高级生物中(不限于被赋有语言能力的生物)，有些重要的方面也是由教育和社会化过程所决定的，就是说，这些因素能使新手融入其父辈和同辈的共同体中。具有相同生物学天赋的生物，可以通过不同的词典来经验世界。这些词典在不同的地方具有截然不同的结构，而正是在这些地方，他们将不能跨越这种词典界限来交流其全部经验。虽然有些个体可以属于几个相互关联的共同体(从而成为多语使用者［multi-languals］)，但当他们从一个共同体转到另一个共同体时，他们所经验到的世界的方方面面都不尽相同。(Kuhn 2000:101)

根据柯南特和豪格兰德的论述，《〈结构〉之后的路》集中反映的库恩所看重的第二个主题是:

第二，库恩再次回到《结构》，进一步发展了科学在根本上是一项社会性的事业这一主题。这一点，在那些多少显出有彻底变革趋势的困难时期，表现特别明显。这只是因为在一个共同的研究传统中工作的个体，对他们共同面临的各种困难的严重程度，可以做出不同的判断。其中一些人将独自转而去探索另外的可能性(这通常——如库恩强调的那样——似乎是毫无道理的)，而另一些人则仍将在现有框架中顽强地尝试解决那些难题。

……一种社会性的(social)科学传统能够以一种任何单个人都不可能有的方式来“分散概念上的风险”(distribute the conceptual risks)，而这也是科学得以长期存在的先决条件。(Kuhn 2000:4)

我们已经知道，库恩曾经表示，如果他有机会重写《科学革命的结构》的话，他就会从讨论科学共同体开始，而他提出“专业基底”这个概念，正是这种想法的一种具体体现(参见2．1节)。现在，在《〈结构〉之后的路》中，库恩再次表达了这种想法(Kuhn 2000:147)，而且更加明确地说他的基本立场是奠定在“社会学基础”(the sociological base)之上的(Kuhn 2000:148)。

我们在前面讨论第一个主题时，已经引用过库恩的一种看法:“科学发展就像达尔文式的进化一样，是一个从后往前推的过程，而不是被拉着前往某个逐步接近的固定目标之过程。”(Kuhn 2000:115)这正是《〈结构〉之后的路》所着重讨论的第三个主题:

第三，库恩详述并强调了科学进步与进化生物学发展之间的类比，这在《结构》结尾处只是做了一点暗示。在阐述这一主题时，他弱化了原先的图景，即单一研究领域内的有些常规时期被偶然发生的剧烈革命所打断，而代之以一种新的勾画:一个连贯传统中的有些发展时期，偶尔被一些“物种形成”(speciation)时期划分成拥有不同研究领域的两个独立的传统。当然，其中一种传统最终会停滞或消亡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此时我们实际上就得到了革命和替换过程所具有的较老的结构。但是，通常来说，在科学史中，两个后继者都不太像它们的共同祖先，而是作为新的科学“专业”(specialities)得以发展壮大。(Kuhn 2000:3)

库恩说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结尾处提到这种观点时，心中想的是一种科学发展与生物进化之间的历时性的(diachronic)类比，主要涉及的是:对于同样的自然现象，新旧科学信念之间的关系(Kuhn 2000:96-97)。紧接这番说明，库恩继续说:“现在我想提出第二种尚未被广泛认识到的达尔文式进化与知识进化之间的类似之处，这种类比在各门科学间切下了一块共时性的(synchronic)小片，而不是包含在一门科学中的历时性的小片。尽管我过去也偶尔谈到当代科学专业理论间的不可通约性，但我只是在近年来才明白了它对于生物进化与科学发展之间类似关系的重要性。”(Kuhn 2000:96)概略地说，库恩认为这种重要性体现在六个方面(详见Kuhn 2000:97-103):(i)科学革命类似于物种形成的过程，而不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强调的突现过程;(ii)物种形成的基本单元是受制于生殖机制的种群，而科学发展的基本单元是受制于交流的专业共同体;(iii)物种形成有时会遇到阻碍，科学发展也会出现危机;(iv)生物个体在其种群所适应的环境中学习生存技能，而科学家个体在其共同体所适应的环境中学习从事科学研究的方法;(v)每一个生物种群都与其特有的生态龛(niches)一同进化，而每一个科学共同体也有自己的小世界，并与之一同进化;(vi)生物个体在其种群中通过生殖以交换基因而得以进化，而科学家也在其共同体中通过对话以交换意见而得以进化。

现在可以来看《〈结构〉之后的路》所特别关注的第四个主题了:根据柯南特和豪格兰德的提示，库恩对不可通约性论点的重新阐发，其新颖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通过澄清“可通约性”与“不可通约性”、“语言翻译”(language translation)与“语言学习”(language learning)等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提出了一种独特的“释义学”(hermeneutics);其二是提出了“分类学范畴”(taxonomic category)、“词典”、“不重叠原则”(the no-overlap principle)等令人耳目一新的概念，并据此对不可通约性论点做了新的分析和论证(参见Kuhn 2000:4-5)。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库恩用了他最后几十年的时间来捍卫、澄清并实质性地发展了不可通约性的观念。这也是在《结构》中就已经引人注目的主题，但却没有得到很好的阐发。正是本书的这一特点，使它在哲学文献中备受批评;而且，库恩也开始对他原来的表述不满意了。就像库恩后期作品中指出的那样，可通约性和不可通约性这两个术语指称的是一种存在于各种语言结构之间的关系。(Kuhn 2000:4)

依照库恩本人的概括，自从《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问世以来，以科学哲学家为主对不可通约性论点展开的批判，主要有两条线索^[1]:第一条线索假设，“如果两个理论是不可通约的，那么它们就必定是用两种互不可译的语言来表述的”;进一步说，“如果没有任何一种方式得以用同一种语言来表述这两个理论，那么就不能对它们进行比较，而且任何根据证据所做的论证都与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无关。谈论差别和比较时就预设了要共享某种基础，而这正是那些经常大谈比较而又支持不可通约性观点的人似乎想要否认的东西。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谈论必然是不一致的”(Kuhn 2000:34-35)。第二条批判线索指出:“库恩等人告诉我们，不可能把过去的理论翻译成现代语言。但是，他们接下来所做的恰恰是用日常语言来重构亚里士多德、牛顿、拉瓦锡或麦克斯韦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说起不可通约性时，他们所说的会是什么意思呢?”(Kuhn 2000:35)在《可通约性，可比较性，可交流性》(“Commensurability，Comparability，Communicability”［1982—1983］)一文中(《〈结构〉之后的路》第二章)，库恩回应了这两种批判。

库恩回应第一条批判线索的关键理由是:他认为，就像数学中即使没有公约数也能进行比较一样，也可以对两个不可通约的科学理论进行比较。据此，库恩给出的具体回应如下:

说两个理论不可通约，就是说不存在这样一种语言:无论中立与否，两个被看作语句集合的理论都可以毫无遗漏地翻译成这种语言。与此同理，不管是在字面意义上，还是采用更具隐喻意义的形式，不可通约性都没有蕴涵任何不可比较的意思。绝大多数为两个理论所共有的术语，都以同样的方式在两者中发挥作用;它们的意义(无论可能是什么)都被保留下来了;它们的翻译简单来说是谐音式的(homophonic)。只是对一小群(通常是相互定义的)术语以及包含它们的理论来说，才会产生可译性难题(the problem of translatability)。两个理论不可通约这一主张，比许多批判它的人所假设的要温和得多。

我将把这种温和形式的不可通约性叫做“局部不可通约性”(local incommensurability)。以往所说的不可通约性都是关于语言和意义变化的，这种不可通约性的局部形式是我独创的说法。如果这种说法能够贯穿始终的话，那么针对不可通约性的第一条批判线索就一定会失效。那些在理论变化中仍保留其意义的术语，为有关［理论之间］差别的讨论，以及与理论选择相关的比较，都提供了充分的基础。而且，如我们将看到的，它们甚至还为我们探索那些不可通约的术语所具有的意义提供了基础。(Kuhn 2000:36)

鉴于第二条批判线索的严厉性，库恩在《可通约性，可比较性，可交流性》一文中，用了更多的篇幅来予以回应。其中，他试图澄清“翻译”(translation)与“诠释”(interpretation)之间的区别，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他认为据此即可回应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基切尔(Philip Kitcher)、普特南等人对他提出的批评。依库恩看来，这些批评都是以预设翻译等同于诠释为前提的，而且他还断言这一错误的看法至少可以追溯到蒯因在《语词与对象》(Word and Object［1960］)一书中表述的一些观点。库恩首先揭示出翻译行为的两个显著特征:第一，“翻译是由一个懂得两门语言的人所做的事情”，“使翻译得以进行的语言，在翻译开始前就存在了。正是由于这一事实，翻译才不会改变单词或短语的意义。当然，翻译可能会增加一个给定术语所指对象的数量，但它并未改变那些新老对象得以确定的方式。第二个特征与此密切相关，即翻译完全是由用以替代(不必一一对应)原作中单词和短语的那些单词和短语构成的。注释(gloss)和译者序言(translators'prefaces)都不是翻译的组成部分，一种完备的翻译并不需要这些东西”(Kuhn 2000:38)。与此相对比，库恩认为:“与翻译者不同，诠释者可能原先只掌握一门语言。起初，一个诠释者所研读的文本是全部或部分地由一些难以理解的声音或刻印文字组成的。蒯因所说的‘彻底翻译者’(radical translator)其实是一个诠释者，而‘gavagai’之例具体说明了那些他据以开始进行诠释的不易理解的材料。通过观察那些行为和产生文本的环境，并始终相信完全能弄懂语言行为的含义，于是诠释者就去寻此含义，并尽力提出一些假说，比如说‘Gavagai’意味着‘瞧，一只兔子’^[2]，而这些假说能使话语或文字得到理解。如果诠释者成功了，那么他所做的首先是学会了一门新语言，也许是一门含有‘Gavagai’一词的语言，这有可能是诠释者自己语言的一种早期形式，而‘力’与‘质量’或‘元素’与‘化合物’之类迄今仍在使用的术语在其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该语言能否翻译成诠释者开始所用的那种语言，乃是一个尚未得到解决的问题。学会一门新语言不同于将它翻译成自己的语言，前者成功并不意味着后者也成功。”(Kuhn 2000:38-39)

将上述分析类比地扩展到对科学史的考察中，便可看出库恩的主要观点:就像语言调查者能学会原住民的语言那样，现代化学家或化学史家也能学会燃素说的语言;同样，正如语言调查者能够诠释“Gavagai”一词在特定语境中的意义一样，现代化学家或化学史家也能诠释“燃素”一词在特定语境中的意义;但是，也像语言调查者难以将“Gavagai”一词翻译成自己的语言(如现代英语)一样，现代化学家或化学史家也无法把“燃素”一词翻译为今日的化学语言。正是在这种既能习得又能诠释，但却不能翻译的意义上，库恩提出了“局部不可通约性”的观点。用他本人的话来说，这里要表达的核心观念是:“在学会辨认那些gavagai的过程中，诠释者可能已经学会了辨认那些英语言说者所不知道的显著特征，而且英语也没有提供任何术语来描述这些特征。这就是说，也许那些原住民建构动物世界的方式不同于英语言说者的建构方式，他们在建构过程中使用了不同的鉴别方式。在此情况下，‘Gavagai’依然如故地是一个不可还原的原住民语言的词项，而不能翻译成英语。虽然英语言说者可以学会使用这个词项，但他们实际用起来时，说的却还是原住民的语言。正是基于这些情形，我愿保留‘不可通约性’这一术语。”(Kuhn 2000:40)根据这一新的理解方式，库恩仍然能够坚持认为，在地心说与日心说之间，在燃素说与氧化说之间，在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与牛顿物理学之间，以及在牛顿物理学与爱因斯坦物理学之间，不可通约性论点依然成立，因为这里所涉各范式中必有一组关键性的概念不可翻译成其他范式的语言(参见Kuhn 2000:15，44，94)。

这里所谓“关键性的概念”常常体现为库恩后来在《〈结构〉之后的路》这篇重要论文中所说的“分类学术语”(taxonomic terms)或“种类术语”(kind terms)。根据库恩的提示，这类术语有两个基本特征(Kuhn 2000:92):其一是所有种类术语都有独特的词类标记条件(the kind-label condition)，比如说在一个术语前加上不定冠词，往往就表明它是一个种类术语，例如，就像“一只老虎”、“一块黄金”之类所显示的那样;其二是所有种类术语都受着“不重叠原则”(the no-overlap principle)的限制:任何两个种类术语所指称的对象都不能交叉重叠，除非它们之间存在着种属关系。例如，没有一只狗同时又是猫，也没有一枚金戒指同时又是银戒指。前面所说的“词典”其实就是“词汇分类系统”(lexical taxonomy)的同义词。库恩指出:“因此，不可通约性就变成了一种不可翻译性(untranslatability)，它被限制在两个词汇分类系统不同的某领域中。不可通约性不是由任何原有差别造成的，而是由那些要么违背了不重叠原则和种类标记条件，要么违背了(我在这里没法说清楚的)有关等级关系限制条件的差别所造成的。”(Kuhn 2000:93)

最后，还有两点需要稍作提示:第一，库恩曾经(1990年)建议人们从“概念图式”(conceptual scheme)和“心理模块”(mentalmodule)的意义上来理解甚或替代“词典”或“词汇分类系统”(Kuhn 2000:94)，这在一定意义上预示着有些人所说的科学哲学的“认知转向”(the cognitive turn)(参见后面“结语”部分)。第二，库恩曾经(1991年)强调不可通约性是造成各学科专业分化的主要原因，并把不可通约性理解为“两个专业中所用工具之间的一种不断增长的概念上的不一致”(Kuhn 2000:120)，这与学术界常把库恩后期所理解的不可通约性分为“分类学的不可通约性”(taxonomic incommensurability)和“方法论的不可通约性”(methodological incommensurability)两类相吻合。换句话说:“库恩原先对不可通约性的整体刻画现在被分成了两个独立的主题。‘分类学的不可通约性’包含着概念变化，而‘方法论的不可通约性’则涉及用于评估理论的认知价值。”(Oberheim and Hoyningen-Huene 2013;还可参见Sankey 1993，1994，1997和Hoyningen-Huene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