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全球问题的应对

全球治理乃是当今人类社会应对全球问题（global issues）而形成的体制（regime）或机制（mechanism）。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体制或机制，是因为这类问题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能够解决的问题。虽然这类问题未必会影响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它们确实在不断产生着连带性影响。每个国家乃至每一个人，都可能与之发生政治的、经济的、安全的和社会生活的种种利害关系。由于这些问题从某程度上说有着难以控制的后果，有些甚至有不可逆转的影响，因此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将决定人类社会的未来。要解决这些问题，人类不但需要有全球性的共识，而且需要有全球性的共同行动。

人类社会对全球问题的关注，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1968年4月，在意大利经济学家和实业家佩切伊（Aurelio Peccei）的组织下，一批欧洲的科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计划专家聚会于罗马的林奇科学院（Lincean Academy），举行了第一次讨论全球问题的国际学术会议。虽然会议未能就有关的议题形成一致看法，但这一行动却开启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程，因为一部分与会者决定继续进行对话，并在会后成立了一个名为“持续委员会”的组织，而这个组织就是后来以其发源地而得名的罗马俱乐部。^[1]

罗马俱乐部是最早意识到人类社会将面对全球问题和危机的一个有远见的知识分子的群体。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该报告阐释了影响世界的五种主要趋势：加速的工业化、快速的人口增长、普遍的营养不良、不可再生性资源的耗尽、恶化的环境。该报告认为，这些问题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报告的结论是：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按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的增长的极限将在今后的100年中发生。为了避免这样的结果，建立全球的均衡状态，必须尽早开始工作。^[2]此后，罗马俱乐部又陆续发布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报告，包括1974年的《人类处在转折点》、1976年的《重建国际秩序》、1977年的《走出浪费的时代》、1978年的《人类的目标》等。罗马俱乐部对全球问题的阐述，有一个中心认识，即人类社会及其环境是一个系统，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3]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复杂联系，所以人类面对的这些问题才具有全球性。罗马俱乐部认识问题的角度是有重要启示意义的。它告诉我们，要理解当代全球问题，就必须认识这个系统的形成与运作。

从宏观的角度讲，整个世界的系统性包括三类最重要的全球性联系：一是自然界本身的复杂的全球性联系；二是人类社会不断扩大和日益密切的全球性联系；三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范围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深的全球性联系。正是这三类最重要的全球性联系，导致了三类全球性问题的形成。

首先是自然界的全球性联系所导致的问题。作为地球体系的原初系统，自然界的全球性联系是由大气、土壤、海洋和生物之间的复杂互动构成的。在这些要素之间，能源的流动起了串联的作用。与能源的流动相伴随的，还有全球的水循环以及碳、氮、氧、硫、磷等主要化合物的流动。在这些流动要素的相互作用中，地球上的生命扮演了重要角色。正是这种多层次的要素的共同作用，造成了地球的复杂的变化过程。这种变化的时间跨度，可能是几秒钟，也可能是几百万年；其空间跨度，可能仅限于某一地区，也可能具有全球性。就地球的整体变化来说，其时间跨度与空间跨度是相互交错的。^[4]

作为一个自然的系统，地球的体系在演变过程不断地产生一些相对人类社会而言的全球性问题。在当代，地震、海啸、火山爆发、飓风等自然现象，从整体上来讲都具有全球意义：它们可能发生在全球的任何地方，并且可能造成全球性的连带影响与后果。例如2004年12月26日发生在印度洋的地震导致的大海啸是最严重的一次，给印度尼西亚、泰国、孟加拉国、印度、斯里兰卡等东南亚、南亚国家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影响甚至还波及非洲东海岸的索马里等国。由于灾区包括一些著名的旅游胜地，世界各国的游客也在这场灾难中遭受重大伤亡。根据有关的统计数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世界的年均自然灾害的次数与造成的损失呈现上升的趋势。1981年至2010年，全球年均自然灾害630次，而2001至2010年的年均自然灾害则为790次。2010年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人数为296000人，为30年间的最高值。2011年，全世界记录在案的自然灾害共有820次，明显高于此前的平均值。^[5]

除了纯自然过程所导致的灾难之外，其他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问题”可以说都与人类的活动有关。这些问题来源于两类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两种关系形成全球性联系，可以说正是人类社会演进的产物。在当代，考察各种全球化现象可以看到，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不同领域，人类社会都形成了互动的整体。这些不同层面的全球性联系，体现了全球化进程的全方位的发展。

从政治领域来说，人类社会的全球性联系表现为主权国家和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的互动所构成的国际体系。这种体系体现了行为体之间可能导致政策彼此受到影响的密切联系。在这个体系中，国家是主要的行为体，因为国家仍然是具有主权的政治单元。国家间的互动，最典型的表现是进行各种外交活动。这种外交包括双边外交，即两个国家间的对等交往，也包括多边外交，即国家参与各种国际组织与国际制度以及各种非正式的论坛、对话和谈判等互动。就整个世界的情况而言，由于每个国家都与众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参与了各种不同的多边外交活动，因此全球国家的联系总和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每个国家都是一个节点，其行为不可避免地会牵动其他国家的利益并与整个体系发生相互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表现为冲突，诸如出现国家利益的抵触，也可能表现为合作，诸如通过建立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而使国际体系表现出某种“国际社会”的特点。在这里，国际社会是指行为体的行为受到某种程度的制度调节的社会。在当代，以联合国为平台的国际互动，就是一种带有制度主义特点的全球性联系。联合国的正式成员国有193个，这些国家间并非都有外交关系，但在联合国这个平台上互动，就意味着每两个国家间都存在着现实或潜在的互动影响。除联合国之外，其他参与政治互动的政府间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经由成员之间或组织之间的联系，也都构成整个体系的组成部分。

从军事领域来说，人类社会的全球性联系表现为暴力手段的效用达到全球的范围。在当代，一方面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已拥有可把地球毁灭多次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拥有可在全球任何地方作战的军事投放能力；另一方面，全球武器销售网络的存在，使得武器的扩散也达到全球的范围。后一种情况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现代战争手段在向全球扩展。在这种武器扩散的过程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是最危险的一种表现。显然，这样的一种全球性联系使得全世界都处在人类自身发展所带来的暴力手段的威胁之下。

从经济领域来说，人类社会的全球性联系主要表现为全球的贸易、金融和生产体系的发展。贸易活动把相距遥远的市场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不单意味着日益广泛的商品和服务交易，而且意味着一个世界市场的形成。各种大宗商品的价格机制都是在这样的市场上形成的。在当代，全球的金融活动包括贷款和债券等信用往来、外国直接投资、股票交易和外汇交易等。伴随着金融流量和金融网络影响的不断扩大，各国的国内金融市场和世界主要金融中心已融合成为一个全球金融体系。与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的发展同步，当代全球性的生产体系也在不断发展。尽管在这方面扮演主角的是一大批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但中小企业基于与全球贸易和金融网络的联系，事实上也构成了全球经济联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社会领域来说，人类社会的全球性联系主要表现为人口的全球性迁移。在历史上，战争与征服、谋求更好的生活条件、逃避政治迫害、进行殖民和奴隶贸易等，都导致人口的大量迁移。近代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是欧洲向美洲以及澳洲的移民。此外，还有欧洲西部人口向东部直至中亚和西伯利亚的迁移。非洲向美洲的人口迁移主要是奴隶贸易的结果。亚洲的人口迁移有印度向非洲东部、南部和东南亚的移民，以及中国向东南亚的人口迁移等。在当代，最大规模的迁移是世界各地人口向美国和加拿大的移民，以及向欧洲的移民；此外，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还出现过向海湾地区的人口迁移，以及亚洲和非洲各自内部的人口迁移等。这些迁移从属性来讲，有经济性的，即发展中国家人口向发达国家迁移，也有政治性的，即国际冲突与战争所造成的大量难民，以及因饥荒等其他原因而造成的人口的流离失所。就当代的世界人口流动而言，几乎没有国家不输出或输入人口。人口流动的普遍性，造成世界各国人口的多民族特征。同时，这种迁移也使得全球各个社会之间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人类社会的全球性联系表现为新闻报道、影视作品、国际品牌、大众文化偶像、流行音乐等文化产品的跨国界的传播。这是人们感受最深刻、最普遍的一种全球联系。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使得这样一种文化现象的传播更为便捷。在这种文化产品的传播中，人类社会所建立的是一种思想与观念的全球网络。这种网络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会改变人们的实践行为，影响人们在物质领域的联系。就国际关系而言，观念的互动和认同的力量，可能在全球范围对国际行为体的对外关系行为，诸如国际合作与冲突行为等，产生重大的影响。

人类社会在以上这些方面的全球性联系的发展，构成了当代国际互动的基本背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人类社会中所出现的许多重大问题，不可避免地具有全球性特点。

从政治上来讲，由于人类社会的各行为体已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个“社会”，因此任何一个问题，不论是涉及一个行为体的问题还是涉及多个行为体的问题，都可能因这种联系而带有全球属性。它们可能受到全球的关注，并且可能受到其他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的干预。在当代，联合国作为正式的全球联系的平台，在它的议程中就包括世界上发生的各种政治问题。这些问题，特别是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从行为体的互动和产生影响来说，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全球属性。

从军事上来讲，由于现代冲突手段向全球蔓延，人类社会面临的暴力威胁也因而具有了普遍性。在当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就是一个典型的全球性问题。面对日益猖獗的恐怖主义，人们最为担心的就是恐怖主义升级为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超级恐怖主义”。就当代的武器扩散的形势来说，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有可能的。

从经济上来讲，伴随全球化的进程，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经济安全问题也全球化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得贸易行为也可以变为一种政治对抗手段。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石油危机就是对这种手段的运用。就金融体系的运作而言，频发的金融危机也是典型的全球性问题。这种问题爆发突然，破坏性极大，并且往往具有传染性，使相关国家很难防范。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不但使美欧国家深陷其中，而且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造成广泛的影响。此外，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所导致的南北鸿沟的加大，以及贫困问题和饥饿问题等，也都具有全球性特点。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与人口迁移的全球性特点相关的比较突出的问题是难民问题。难民问题是因战争等原因而造成的非正常的人口跨国界流动。这种问题的影响范围和所需要的救援都具有全球属性。在20世纪，这个问题的表现是相当突出的。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次局部战争，造成持续存在的巨大的难民群体和其他的流离失所人口。到了20世纪末（1999年），与联合国难民署的工作有关的人口还有2233万。进入21世纪，这一问题仍然非常严重。根据联合国难民署提供的数字，到2011年年底，全世界因战乱而被迫流离失所的人口有4250万，受到难民署保护的人口为2590万（其中包括难民1040万和流离失所人口1550万）。^[6]除了难民问题之外，与人类社会的全球性联系相关的问题还有跨国有组织犯罪问题和健康问题等。跨国有组织犯罪包括非法移民、贩卖人口、毒品以及洗钱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滋生与蔓延，可以说是一种犯罪现象的全球化。

从文化联系来说，各种文化产品的传播，一方面推动了知识和科学技术的交流，另一方面则导致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对其他社会的入侵。在冷战结束之后，一些西方国家极力向其他国家输出民主和价值观，搞政权变更、“颜色革命”等，在很多地方就引发了对抗甚至冲突。从另一方面来讲，与西方文明相对抗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也利用思想观念的传播，向西方文明开战。这种意识形态的对抗和不同的认同所导致的紧张，最终会以暴力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当代凸显的恐怖主义问题，就包括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对抗的内涵。

以上所概括的这些问题，反映的都是人与人的互动所产生的问题。实际上，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还包括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即人与自然的互动。这种互动是人类生存的需求，也是人类发展的条件。在这样的一种互动中，人类的实践表现为影响自然界、改造自然界甚至摧毁自然界。人类这种活动所造成的全球问题，可统称为生态问题。

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互动，从局部关系发展到全球性联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人口稀少、生产力水平低下，因此对自然界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然而，一旦两者有了互动，人类改变自然的过程也就开始了。人类学会使用火，就开始制造烟尘；学会渔猎，就开始消灭动物物种；发明农业生产，就开始破坏森林和草场。在这种互动中，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改变自然界的规模不断扩大。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后，这种改造终于达到了翻天覆地的程度。人类依靠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强大生产力，向自然界发起无限制的进攻，一方面以掠夺式的开发拼命向自然界索取，另一方面又无节制地向自然界大量排出各种废弃物，以超越自然净化能力的速度污染环境。人类社会的这种活动，终于使自然环境的恶化形成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今天我们深切感受到的环境污染、荒漠化、气候变暖、生物物种减少、森林消失等问题，都是这种互动过程的产物。显而易见，当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互动在全球范围展开之后，各种全球性的生态灾难也就接踵而来。今天，各种环境问题已成为与各种跨越国界的社会问题并存的全球问题，且日益清楚地展现在世界各国的面前。

三种全球性联系所导致的问题，从原因来说可以大体区分，但就结果而言则是相互联系的。自然界所产生的问题对人类社会有全球性影响，反过来说，人类社会产生的问题对自然界也有全球性影响。由于这两者存在密切的相互依赖关系，因此实际上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尽管在这一系统中单元间的关系极其复杂，有很多东西难以观察和解释，但这个系统的存在是没有疑问的，它包含着人类社会面对的众多复杂的问题与风险。

对于这些风险，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Global Risks　2013）根据调查数据列出了最可能发生的5个风险，即悬殊的收入差距、长期的财政失衡、增长的温室气体排放、供水危机以及对人口老龄化的管理失当等。该报告还列出了影响最大的5个风险，即主要的系统性金融失败、供水危机、长期的财政失衡、应对气候变化失败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7]这些最突出的风险，既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问题，亦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其中一些风险看似一个国家的问题，如财政失衡问题，但其背景、后果与影响却与全球性联系分不开。要应对这些问题，首先需要相关国家采取行动，但只有进行全球治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