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强国的崛起与全球治理机制的变迁

中等强国的崛起对全球治理机制的变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是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发展的重要动力，G7、G20、金砖国家等集团组织的创立都有中等强国的贡献。

（一）中等强国与七国集团

七国集团（G7）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形势持续恶化，接连发生“美元危机”、“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使得西方主要工业国经济陷入深度低迷。为共同解决世界经济和货币危机、协调经济政策、重振西方经济，在法国倡议下，1975年7月，美、日、德、英、法五国举行了最高级首脑会议，同年11月意大利受邀加入。1976年圣胡安峰会时，加拿大应邀出席，并形成每年由七国轮流在各国召开一次首脑会议的机制，自此西方七国集团的称谓最终定型，“七国首脑会议”开始制度化。^[10]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G7越来越朝着引导世界经济治理和各国宏观政策走势的方向迈进，逐步从原来松散的论坛性“富人俱乐部”演变为大国排外性的常态机制；并且以七国集团为实质核心，包括贸易领域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中心、以各种区域性贸易制度安排为辅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金融领域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中心、以金融稳定论坛（FSF）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为监管等形成的全球金融治理机制，发展领域以世界银行（WB）为中心机制，以亚洲开发银行（ADB）等地区性发展银行为载体的具体治理机构的框架格局基本成形，七国集团逐渐承担起全球治理的首要角色。^[11]

虽然G7依然没有脱离大国政治的窠臼，并且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实力对比朝向的日益走强，该大国合作机制逐渐确立应对深化的全球性问题发挥主导作用，以管理全球范围内对现存国际秩序构成最棘手挑战的全球、地区和跨国安全威胁，但事实上在G7建立之初，日本、德国、意大利的大国地位尚未确立，而加拿大完全是以中等强国的身份参与活动（加拿大是第二届会议时才进入该机制），因此，G7机制比以往国际体系中的大国色彩更为淡化。在整个冷战期间，七国集团始终不具备大国底蕴。在当时国际体制下，划定大国的指标只有两项：一是联合国安理会中手握一票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二是国际机构公认合法的拥核地位，据此可知，美国、苏联、中国、英国、法国才是冷战时代的“全能大国”，而身为G7成员的日本、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始终自我定位为中等强国。

G7在1997年吸纳俄罗斯成为G8后，该机制的全球治理首要平台作用日益显现和稳固，形成一超独霸、欧美主导的格局，进而将西方的“世界领导权”推向顶峰。而日本、德国、意大利也凭借G7/8全球治理平台的帮衬跻身大国行列，形成世界范围内政治安全领域以联合国安理会五常P5和经济社会领域以西方七国集团G7两套相互平行的大国治理体系。此时，七国集团大国俱乐部的本色日益彰显，日本、德国等经济大国更是将G7身份作为体现大国资质的标识。因此，从常理来说，相比于联合国安理会模式，七国集团成员构成的大国门槛有所降低，不仅包括典型中等强国加拿大和介乎大国、中等强国阵列之间的意大利，即使日本、德国也只是在冷战后随着独立自主意识的增强才真正跨入大国阶层，成为多强格局中的一员。

（二）中等强国与新兴国家集团

21世纪后，世界进入一个大变革、大发展、大调整的时代，国际格局正发生深刻的变化，国际体系也随之向新建构过渡；政治多极化更加明显，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之间更注重综合国力较量，竞争与合作交织，发展问题日益成为普遍的价值取向。在此轮国际规则的演变、多种力量角逐国际秩序的重塑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虽仍是主导力量，但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已成为国际变局的显著态势。

伴随着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以及由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牵头部分发展中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G7/8作为一个封闭的大国高级俱乐部独自应对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恐怖主义、经济稳定等全球性问题方面的挑战越来越困难，对管理国际事务开始显现力不从心的状况。在G7/8治理模式下，虽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但各种地区性金融危机却接连不断。G7/8中全球南方世界的新兴国家代表性不足遭到多方强烈质疑，降低了其在国际社会设定议程顺序的能力，削弱了其合法性和公信力。由此，G7/8需要把权威延伸至国际体系的其他成员，特别是新兴国家以增强法理性依据。

正是在此背景下，G7/8加强了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对话，自2003年法国埃维昂峰会起，根据不同议题邀请新兴发展中国家代表进行对话，并逐步形成“G8+N”的南北首脑非正式对话模式，到2005年形成较为固定的“G8+O5”对话机制。G7/8在承认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O5，　Outreach　Five）^[12]五个新兴发展中大国作为主要经济和外交行为体地位的基础上，邀请其领导人参与同G8间的有组织论坛，并进行持续的对话。2007年G7/8海利根达姆峰会启动了“海利根达姆进程”，该进程的实质是想在G8和O5之间，即G7/8与新兴发展中大国之间建立一个正式的对话机制，最终目标是G13，并让G13成为全球治理的中心。^[13]“G8+5”机制融合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国际势力，是现存大国对新兴大国影响力的一种认可，也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新形式，但G8+5机制依然没有实质改变发达国家做主、发展中国家听命的格局，更重要的是无法解决地理代表性不足和政治涉及面偏窄的结构性顽疾。

G8+5机制之所以流产没能发展成为G13，一方面是因为该机制的组织结构继续维持老牌强权主控、新兴崛起势力从属的基本配置；但从另一方面讲则是由于在当今变化的国际格局中，由少数大国垄断国际治理体系的旧有模式已不能够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国际社会对单独大国治理的公平合法质疑日趋强烈，导致传统的国际治理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实力与机制是国际社会认识、审视、评判国际秩序的两个基本视角，层次和要素，同时他们又是国际秩序的两根支柱，权力与地位的消长及由此导致权利与利益重新分配的不断要求，直到更能适应新型挑战、体现力量变化、反映多方诉求的全球治理新秩序出现。^[14]

回溯历史可以发现，G7/8作为主要发达国家协调世界经济与政治问题的大国俱乐部，能够长期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机构，与国际权力结构的积聚和分散状况基本一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G7/8无论在世界经济领域还是在国际政治体系一直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七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始终保持在世界经济总量的70%以上，贸易总量占全球的一半以上，绝对超强的实力是国际治理长期处于G7/8时代的根本原因。^[15]但在21世纪的国际秩序中，单纯以传统西方大国加新兴大国的组合治理配置已经不能全面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迁的基本面貌，此轮新兴国家的崛起不再是以往局部、地区性影响，而是以“整体”“板块”“集群”的方式对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国际体系更加剧烈和深远的冲击。^[16]

当前，新兴群体内各国基于国家实力、发展速度、目标趋向的差异而出现阶梯性，层次性，位阶性的分化，形成以“金砖四国”为龙头的第一梯队，以“迷雾四国”“展望五国”^[17]“灵猫六国”^[18]“新钻十一国”^[19]中的多数成员为预备的第二梯队，以其余新兴经济体为垫后的第三梯队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四国共同具有疆域辽阔、资源丰富、人力充沛、发展迅速的特点，无论从现实占据的世界区位，还是从未来的发展前景，四个新兴大国都已经跻身大国俱乐部，成为当代大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紧随金砖四国之后，以墨西哥、韩国、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南非、阿根廷、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部分第二梯队新兴中等强国把握全球化带来的机遇，趋利避害、发挥本国不同的比较优势，彰显出强劲的发展活力和后劲，同西方发达国家里的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波兰等传统中等强国共同组成当今国际社会的中等强国阶层。虽然新兴中等强国不具备比肩四个新兴大国的显要地位和经济增长贡献率，^[20]但这些规模略小、仍具相当实力、后发潜力巨大、在各自所在地区有一定影响的中等强国，依托新兴国家崛起推动中等强国的数量增多和来源扩大，赋予中等强国阵营更大的活动余地，从而作为新崛起的力量开始有资格重绘国际地缘版图。

尽管G8+5治理机制一定程度上符合新世纪新兴国家涌现的力量对比变化现实，但相对于七国集团机制没有实质进展，G8+5成员中仅有墨西哥和南非是新加入的中等强国，该机制的大国治理结构只是扩大了新兴大国的内容，无非是大国意志战略朝向的变向转型，其机能定位已经无法同世界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背景下中等强国依托新兴国家群体而崛起的客观形势相匹配。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G8+5机制依然没有克服全球治理机制大国把持的弊端，最终被更具广泛性和有效性的全球治理机制淘汰也正是源于中等强国数量偏少而无法惠及更大的受众群体，随后G20机制里中等强国的大规模上位便是此历史逻辑规律的有力明证。

（三）中等强国与二十国集团

二十国集团（G20）成立于1999年，是由西方七国、作为一个实体的欧盟以及部分新兴国家共20个成员组成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G20创立之初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非正式对话机制，意在推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经济议题进行讨论，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自成立以来，G20主要以非正式的部长级高层次多边定期会晤的形式运行，不设秘书处和办事机构，主席国采取轮换制。

这时期G20实质上是附属于八国集团的一个南北对话平台，相比于G7/G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G20部长会议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要小得多，也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高度关注。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迅速蔓延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G20的命运也随之出现转折。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西方传统大国成为重灾区，损失惨重，无力独自维系全球市场体系的稳定。在此背景下，有更多新兴国家参与的、更具代表性的G20迅速走向前台，承担起危难之际增强全球信心、协调各方立场、共同应对危机的重任。金融危机后跃升为全球治理首要平台的G20机制，除包括当今世界所有的老旧大国和新兴大国，还吸收了澳大利亚、西班牙（不是正式成员，以永久被邀请国身份享有正式成员国的资格）、墨西哥、韩国、土耳其、印尼、南非、阿根廷、沙特9个中等强国。

G20地位的上升是国际权力结构变迁的结果，使世界舞台中央的主要演员大大增加，这既体现全球事务主导权的多边化，也是多极化发展的鲜明佐证。从G7/8到G8+5再到G20实现了国际治理机制的跨越式发展，标志着国际体系由西方大国主导的时代向南北共治、大国和中等强国平等协商的时代过渡，为具有世界系统性影响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探讨重构全球经济版图的场合。中等强国的加入，使G20的力量结构发生指向性的倾斜，突破了G8+5成员构成相对单一的主体向度瓶颈，开始尝试将中等强国作为一个推动全球治理进程的独立单位加以研究考虑和规制设计。同时，中等强国的兴起也为全球治理机制、国际制度规范的发展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气，突破了一直以来全球治理领域大国唱独角戏的局面，实现了全球治理机制地域平衡和决策效率的交集最大化，有助于全球治理主体的多样并存和治理对象的民主化、均衡化发展。

尽管二十国集团尚处于起步阶段，还要面对因内部缺乏一致性和凝聚力而影响机制效率等难题，以及G7/8仍在G20议题设置和制度安排上发挥主导作用等局面，但无疑G20的诞生是新兴经济体和中等强国地位与作用大幅上升的政治反映，是国际制度根据变化的力量对比图谱进行调整的起点，其机制化标志着国际体系转型的开始，预示着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出现。目前，基于实力、利益和价值的差异，G20大体形成G7^[21]、欧盟代表西方传统守成大国利益的板块，金砖国家所代表新兴崛起大国利益的板块和其余中等强国群体三类平行并存的亚团体。^[22]2012年6月G20墨西哥峰会上，“金砖五国”和“西方七国”分别举行“G20大峰会前的小峰会”，就全球治理的重大议题预先协调立场，G20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两大集群的博弈平台。

而中等强国作为半正式集团，既不是传统现存大国俱乐部成员，努力维护现行的国际秩序，也不是新兴崛起大国具有强烈的“大国身份正名渴望”，全力试图挤入核心决策层改变被半边缘化的境遇。由于中等强国不是现存制度的受害者，没有激进的挑战欲望，再加上囿于自身的实力限制，大国权力抱负比较适度，从而对G20抱持一种修正主义的改革者心态。这样的地位处境决定中等强国兼具保守与变革的双重特殊身份，能够左右逢源于守成和新兴力量之间，在大国相互博弈掣肘的间隙填补权力空白，在谋求扩张影响和维护既得利益之间把控微妙的平衡。2010年韩国作为轮值主席国就积极推动二十国集团里中等强国联合起来进行再集团化，试图组建“中强”集团以便与七国集团和金砖国家形成某种必要的平衡。

随着中等强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版图中的地位实质性提升，他们不仅在经济上成为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拉拢的对象，政治上也成为主要战略力量博弈争夺的资源，主要大国都在努力取悦中等强国来增加自身竞争的筹码。如金砖四国就是吸收中等强国南非成为金砖五国改名为金砖国家机制，这意味着新兴大国集团正在努力融入更多中等强国元素。

G20机制赋予中等强国更大的表决权，肯定了中等强国这一提法在区分国家差异方面的积极意义和动机。尽管G20机制中大国依然占据着优势地位，中等强国并未真正能够完全与其平起平坐地主导制度进程走势——这其实也是全球机制安排的微缩版体现，但在G20框架内中等强国有机会同大国面对面地进行机制化交流、协商，在法理上享有与大国平齐的发言权，相对平等地投身全球机制的重构、国际危机的管理和世界权力的分享。在上位为全球经济治理中心的G20机制里，中等强国借助主办峰会的机会充分体验“全球领袖”的感觉，以“二流国家”的实力扮演领导世界的“一流国家”角色，同时又能够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协调分歧、促进共识，显示出独特的“桥梁”作用。^[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