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人口迁移的五大体系
在全球范围，可将人口迁移划分为不同体系。国际移民是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产物，与商品、资本、信息在特定的地区流动有着密切联系。[10]美国社会学家道格拉斯·梅西（Douglas Massey）认为，到21世纪初国际人口迁移已经形成五大体系，即北美体系、欧洲体系、波斯湾体系、亚太体系和美洲南角体系[11]。
北美体系。这一体系一直以来吸收了大量移民。2011年美国的移民存量共有四千多万人，加拿大则有七百多万人。
欧洲体系。欧洲曾是移民的主要输出地，而输入体系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形成的。20世纪70年代之前，这个体系人口流动主要是集中在欧洲国家间流动。目前居住在欧盟国家的外国人，三分之二都来自于非欧盟国家。到2011年，居住在欧盟27国的外籍人士有3330万人，占欧盟总人口的6.6 %。其中的2050万人来自非欧盟国家。由于国籍可以转换，所以根据出生地信息统计的结果则是，2011年有4890万出生于他国的人生活在欧盟，其中3240万是出生于非欧盟国家。[12]
波斯湾移民体系。由于石油美元的大量流入和当地劳动力严重短缺，中东开始吸收大量移民。开始时主要征召中东地区及周边国家的劳工，从80年代开始招募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等南亚国家的伊斯兰教人员，随后越南、韩国、菲律宾等东亚及东南亚国家的非伊斯兰教劳工也被纳入征召范围。但该体系的移民多为临时人口流动。2010年该地区爆发连锁政治剧变，进入该地区的劳工急速下降，人口流动的主要类型成为难民。2012年国际移民组织整理的数据显示，该地区的人口流动数量为18493人，在该地区内部跨国流动的人口占总接收移民人数的76.27%，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移民则仅约占23.69%。
拉美南锥体移民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是古老的移民接纳国，主要接收来自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家的移民。二战之后，该体系的特点是移民量不多，跨州移民量少。
亚太移民体系。这个体系的特点是多中心，以形成澳大利亚、日本、东亚和东南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四个移民接纳中心。其中澳大利亚的移民现在是以亚太移民为主，日本从20世纪起大量吸收亚洲移民、接纳美洲劳工。但由于2011年爆发由海啸引起的福岛核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口迁入的愿望，使得远东地区接收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移民数量处于很低的水平。2012年全球自然灾害频发，亚洲开发银行2012年3月发布的《应对气候变化和亚太地区的迁徙》报告称，极端的生态灾难今后将更加频繁，2010年到2011年，全球仅亚太地区因极端自然灾害导致的移民人数就达4200万以上。
虽然梅西所述的亚太移民体系中并没有强调中国，但中国送出的移民广泛分布在上述五大体系之中。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几十年来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生育力下降等问题逐渐凸显，使得中国很有可能不断增多输入劳动力而形成一个新的移民结构。2012年，外籍城管吸引了国人的关注；北京、上海与广东等沿海地区的外籍人员数量的增多以及相继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都预示着，这个新移民结构的形成不会太遥远，而中国制定与时代发展相对应的移民政策亟须纳入议程。
（二）移民流向的变化
波贺底（Alejandro Portes）和萨森（Saskia Sassen）认为，大量劳工移民的产生，根源在于殖民主义、战争和地区间政治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劳工移民是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与落后的边缘国家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与军事霸权、对世界贸易与投资的控制一起，使得第三世界国家依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3] 从历史—结构视角出发的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全球化使得核心国家和边缘地区国家建立起物质和观念上的联系，加之外国投资产生了对劳工移民的需求，这些劳动力被吸引到核心地区国家从事廉价劳动。世界体系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前殖民地人口向前宗主国流动的原因，但并不适用于国际移民种类的解释，并且也与进入21世纪后，国际移民流向出现的新现象——人口迁移流向南—南世界间流动显著增加相吻合。
从迁移的出发地与目的地方面看，到发达国家的移民增长速度可能会相对降低。目前从南到北的移民数量已经略多于全球移民总数的三分之一；南—南世界国家间迁移的移民数量基本与上者持平；而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移民总数则略低于三分之一。
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大约有占全部移民一半的人口是在发展中国家间迁徙的，并且差不多有80%的南—南国家间迁移人口是发生在相邻的国家。例如，从布基纳法索到科特迪瓦、从埃及到约旦、从海地到多米尼加、从印度尼西亚到马来西亚，以及从邻国到阿根廷就有大规模的劳工潮。很多国家既是移民的目的地国，又是移民的输出国。例如加拿大既是传统的移民目的地国，同时又输出大量的移民，尤其是那些掌握高技术的人口移民到美国。在亚洲也是相同情况。泰国接收许许多多从柬埔寨、老挝和缅甸来的低技能的移民，又同时输送自己的劳务人员到其他地区，包括以色列、韩国和中国台湾。
表15-1 1990年和2010 年按原籍国和目的地国分列的国际移民人数
续表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Labour Offce，International Labour Migration： A Rights-Based Approach，http：//www.ilo.org/global/pub
（三）移民模式的多样化与类别界限的日益模糊
移民模式的多样化与不同类别移民间的界线正变得越来越模糊。各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刻意鼓励某类型的移民入境并同时限制接收某种类型的移民。但对不同类型的移民做出界定日趋困难，尤其是对劳务移民的界定，因此很难实施或是有效实施针对这类移民的政策。
英国学者斯蒂芬·卡斯托斯（Stephen Castle）的研究认为，随着信息科技与交通的发展，在人口跨国流动的类型中临时性移民（temporary migration）、往返性移民和巡回性移民（repeated and circulatory migration）日渐增多，这些类型的移民生活在包括原籍国、过境国和所在国等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社会，从而形成跨国社会（transnational community），而这些移民也产生了强烈的跨国主义意识（transnationalism）。但在今天，随着跨国社会的普遍出现和跨国意识的增强，多重认同（multiple identities）、多层公民权（multi-layered citizenship）和双重国籍（nationality）等问题应运而生，国家主权问题受到严峻的挑战。难以确定身份的移民权利保障也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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