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选择

（一）需要考虑的基本要素

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无论对中国来说还是对全球治理来说，中国的参与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需要充分考虑全球治理自身体现的基本要素和各方面特征。

中国的全球治理参与选择应该考虑三个方面的相关因素。其一是中国要素。首先应该基于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利益考虑与价值考虑，基于对与中国密切相关的治理议题的解决，形成中国全球治理观的核心。其二是全球要素。既然讨论的是中国对世界和全球问题解决的参与，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选择应该体现中国对全球重大问题和人类共同利益、共同命运的考虑，既关注全球问题对中国问题的影响，也关注中国问题对全球问题的影响。其三是治理要素。既然是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就应该考虑全球治理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要素，包括对制度层面、责任层面、价值原则层面和国际法层面的思考，包括对不同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地位与作用的定位，以及与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同行为体关系的定位。基于这三方面的要素考虑，一些问题是中国全球治理战略选择应该且必须回答的，诸如中国如何切实推进全球问题的解决，如何应对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全球性共同挑战和威胁，如何促进全球治理机制的创新、完善与改革，如何开展与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广泛合作，如何处理国家主权与超主权性质的全球原则、规范和法律之关系等。对全球治理来说，中国的战略选择和角色定位与中国自身的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密切相关，同时也关系到其他国家对中国未来全球角色的定位。因此，如何表述中国的全球观、治理观，显然是中国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二）充分认识全球治理的局限性、矛盾性与多元性

如前面章节中提到，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全球治理的解释、理解和实施都具有不同的版本。除了学者所持有的不同学术观点外，不同国家也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全球治理也是有条件的，同时也具有自身的局限性和缺陷。在中国选择和定位自己全球治理观和全球治理战略时，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作为一种批判性吸收逻辑的自然延伸，国内学者在引介全球治理理论的同时，也大多谈及其缺陷。从以下几点中，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对全球治理缺陷和局限的认识。

集体行动的逻辑。既然全球治理涉及全球共同问题、集体利益、集体行动，乃至共同价值原则和规范，那么其中的冲突和困境就不言而喻。例如刘雪莲在其《理念还是现实——论全球治理中的矛盾性》一文中指出，“利益的依存性和危机的共同性要求人们必须逐步形成全人类的价值认同与凝聚力，逐步确立全球意识和全人类利益优先的原则，以超越国界的全球视角和全球合作去应付这一严重挑战”，然而现实却是，“事实上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的对立和冲突时常发生，因为各国在‘全球利益’的名义下，追求的仍然是自己的国家利益”。^[2]因此，全球治理很难逃脱“全球治理中的猎鹿困境”。^[3]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在以“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或者困境”为名目的分析中，添上了国家主权的流散，造成国家对于全球治理的抵制。

规范性稀缺。由于全球治理涉及全球不同行为体，超越国家主权范围，也超越单一国家行为体，不同行为体在价值认同、利益认同上存在冲突，各行为体之间缺乏协调，包括民众对主权的普遍认可，各功能领域协调不足，全球公民社会发育不成熟等。“当今世界还不能称之为一个真正的世界社会，那么作为社会之内生产物的规范，其缺失也就成为一种必然。”^[4]在这种情况下，在全球范围，很难实施真正有效的治理，通常情况是“全球治理因缺少全球协调、管理、制裁的机制而降低了其效用”。^[5]

规则与理念的滞后。学界的研究关注到全球治理在规则和理念方面的滞后。秦亚青指出，国际规则体系不能有效实现治理就会导致世界出现秩序失调的治理失灵现象。全球治理失灵在实践层面表现为规则滞后，不能反映权力和威胁的变化，不能应对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在理念层面上表现为理念滞后，依然以一元主义治理观、工具理性主义和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为主导。^[6]

全球领导的缺失。国内外很多研究指出了全球治理领导失缺的问题。中国学者也在他们的研究中认同了全球领导失缺对全球治理带来的影响。如庞中英、何帆等指出，美国领导世界的能力相对下降，其他大国既无力弥补美国的领导地位，也建立不起一个集体领导的结构，现有的国际组织无一能为国际社会提供强有力的领导。国际政治领导的“青黄不接”很可能是导致当前全球治理领域诸多问题的首要因素。^[7]

深度治理制度的缺失。张胜军认为，当今世界治理体系面临的挑战几乎全部来自于国界背后的治理紊乱，而当前的全球治理机制绝大多数属于外部或替代治理机制，能够深入国家内部监管的深度治理制度却几乎是空白。^[8]

总之，在目前全球条件下，全球治理为解决全球问题、应对全球挑战和威胁，提出了一种综合性的应对理论和方案，其灵活性、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特征使这一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但与此同时，全球治理也是有条件的，并存在多方面的缺陷和局限性。人们对“全球治理”赋予了不同的理解、解释和期待，并在实践上从不同方向推动全球治理的进程和结果。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治理也可能呈现出不同模式：在一些地区、一些问题领域，可能超国家组织扮演着重要的治理角色，更具超主权特征。在另一些地区、另一些问题领域，可能是大国集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大国主导的治理。因此，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和治理战略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合适的条件下，就合适的问题领域，与合适的行为体开展切实可行的全球治理制度建设与能力建设，寻找最佳的治理方案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