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中国参与的全球治理显然是不完整的。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加入全球治理的潮流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由于中国自身国力有限，并具有自己特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对于全球治理需要加以辨别，慎重而为。中国学界也对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一些观点认为，中国的参与是被动的，“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增高迫使我国政府接受全球治理”这一必然性的存在。[9]也有认为，中国应该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作为自己的角色属性，“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性问题是中国必须明确自己的身份定位，坚守自身发展中国家的属性，坚定地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10]或将中国的参与动机定位在追求合作的最大化上，“是合作最大化而不是利益最大化更能表达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行为动机”。[11]总之，在中国自身尚存在定位不明这一问题时，针对中国的特殊状况，对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特殊责任予以阐述，便成为当务之急。[12]至于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应当扮演何种角色、起到何种作用、处于何种地位，人们的看法和预期是不同的。
主张慎重、低调者认为，中国目前的作用是一种不冒头的消极作用，或是主张中国应该对全球治理采取慎重、消极、不冒头的态度。蔡拓认为，中国对全球治理的理解受到一些制约，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只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这种状况就决定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谨慎、低调、不出头的风格，并且更希望也更习惯于在现有的国际组织和多边主义的体制与框架中处理人类公共事务”。[13]“对中国来说，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必须兼顾本国利益与国际利益，统筹好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妥善处理好自己发展与国际社会共同发展之间的关系”。[14]
主张积极参与者认为，中国应当在全球治理中积极承担责任，主动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中，既是对国际社会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贡献，为中国崛起创造更好的环境。有作者借用“国际主义”来表达这种看法，“尽管全球化使各国经济民族主义上扬，甚至带来国际政治的资本化，给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带来新的课题，但国际主义未可全盘抛弃，只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其作用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变化”。[15]而张劲松认为，“面对全球治理，我们的政府无需恐惧，我们完全有能力克服全球治理所带来的挑战，我国政府的荣耀在于参与全球治理，并为全球治理的规则贡献自己的力量”。[16]这显然属于与前一种观点截然相反的积极派。
主张区别对待者认为，中国应以不同的原则应对不同类别的全球治理机制。中国应以“权责一致”原则应对现有治理体制和规则的改革；以“包容利益”原则应对演进中的治理机制；以“有区别的共同责任”原则应对未来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治理机制。[17]
应该说，不管是积极还是消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必然性这个大方向始终未有改变。既然全球治理涉及众多问题领域，涉及不同层面，也涉及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合作关系，因此，虽然大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举足轻重，但很难定义某一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或作用。对中国来说也是如此。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如何参与全球治理，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和地位如何，这种定位关系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政策选择。如国内讨论所涉及的，中国显然会考虑诸如“领导”或“被领导”，“治理”或“被治理”，“主动”或“被动”，“消极”或“积极”等问题。但很难用一种角色、一种地位来定位中国的参与。一方面，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肯定可以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作为全球治理的相关方，与中国相关的问题被置于全球治理议程上，不应将“治理”与“被治理”，或“领导”与“被领导”绝对对立起来。一些国家、组织或集团在某些问题领域的治理中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更积极主动，但这些国家也不一定在所有领域、所有层面的治理中都能充当领导者。大国的作用显然更大，但一些中小国家，或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等，也可在某些治理层面、某些问题领域发挥更重要作用。
虽然中国对全球治理的看法和中国自身的角色定位还不是很明确，但从中国具有的若干身份和地位特征看，中国应该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这些身份和地位特征包括迅速崛起的大国、发展中大国、负责任大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因此，中国应该有积极的全球观和全球治理战略，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在国家、地区、全球层面，以与中国密切相关问题的治理为重点，同时也选择中国能够且应该发挥作用的全球问题领域，与不同治理伙伴开展积极、广泛的合作，推动全球治理机制的创新与变革，促成全球问题的有效解决，实现利益的共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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