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类物质需要的增长有没有极限？要不要设限？
人口、工业产品、污染量、资源消耗量、粮食产量是影响人类发展最重要的五项物质指标。100余年的统计显示，除了粮食产量以外，前四项都是呈指数增长，而粮食产量则呈线性增长，增长率低于前四项。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人类物质需要的增长有没有极限？要不要设限？
回答有两种观点。悲观的回答可以1972年罗马俱乐部公开发表的《增长的极限——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为代表。它提出：①世界将耗尽所有的资源与能源，日益加剧的污染终将达到地球可容纳的上限而导致生态崩溃， 人口增长将使世界粮食供不应求。基于此，不受限制的增长是不可能的。②靠自然对增长加以限制将使资源枯竭，从而导致人口和资本（工业产品）不可控制的减少（崩溃）。③唯一解决办法是，采取一系列措施达到全球均衡状态，这包括：控制生育使出生率等于死亡率，人口保持稳定；工业资本和产量稳定，投资率等于折旧率，多余产能用于服务业和粮食生产；资源消耗和污染降低到1970水平，等等。
乐观的观点可以1984朱利安·西蒙著《没有极限的增长》为代表，他提出：①资源稀缺，价格上涨，促使创新及替代品的产生，资源和能源是不会耗尽的。②人口规模是与生产力水平相互适应的。历史上三次大规模人口增长均与三次生产力革命相关，可以推断全球工业化完成以后，人口增长也会趋于平衡。③环境污染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和政策问题，假如建立正确的制度，执行正确的政策，环境污染完全可以得到改善和控制，它不是必然地呈指数增长的，一些发达国家已有成功的先例。
悲观观点和乐观观点各是一个半圆，两个半圆的互补，才会有较正确的解决方案。我们虽然可对人类未来持谨慎的乐观态度，但是罗马俱乐部的观点十分需要重视。200年来，特别是近50多年来人口呈指数式增长，然而粮食增长远不及人口增速。这种人口增长方式肯定是地球所承受不了的，人类必须对自己的人口增速加以控制。中国的人口控制实行得较好，但是能源和资源消耗不容乐观。中国从2012年起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2013年全年能源消费总量为37.5亿吨标准煤，占全球消费量的22.4%，全球净增长的49%；资源消耗方面， 据2008年资料，中国GDP总量约占世界的5%，却消耗掉约世界30%的钢铁，47%的水泥，46%的铝。这样的能源和资源消耗显然不可持续，亟待改变。
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出现以来，社会的发展都是以指数的形式加速向前发展的；就上述五项物质指标而言，追求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是人类的天性，为增长设极限是无意义的命题。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在人类基本上消除贫困，物质财富相对地公平分配以后，对物质需要不能无限地增长，在合理节约和奢侈之间应当设限。这是所有正常政权和各大宗教一致的政策和教义，也为有教养人类的大多数所接受，没有必要每个小家庭拥有几套房产、多辆汽车。如果是天性，那么这种天性亦应像自私的天性一样，在教育和社会中被限制。对物质需要的指数式发展，应在具体分析后提出对策。现在“我们不只是继承了父辈的地球，还借用了儿孙的地球”（联合国环境方案），这不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我们应当“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在前面“生物门类演化的几种模式” 一节中已经提到高速模式和可持续模式。高速模式试图保持指数式增长，当面临危机或自然阈值时，试图用人类的努力（如科学技术的飞跃）来突破阈值，继续高速增长。在过去200年，这个发展方式是成功的。但从演化的规律来看，很难说能在长时间中可持续。人类发展到现阶段，应当考虑另一种增长方式，即在高度物质文明基础上认识到增长阈值的突破终有极限，并节制自己以便在这个极限之内持续地发展。这就是我们所提倡的低碳发展、循环发展、低能发展，以建成资源节省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国家目标。需要说明的是这只限于人类的物质需要，精神文明领域是没有自然界的限制的，它在持续发展模式中应当会更好发展，因为持续发展是更科学的精神文明观。
2.科学技术对人类演化的影响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生产力有个如何使用的问题。科学技术的正面或反面价值，取决于掌握科技的人、使用它的目的和实际作用。人类历史上大多数科技发现是进步的，但每一次进步确实同时带来新的问题。火药、核能、细菌都是重大发现，但也带来不可估量的消灭自己的力量。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一定要把握好这些科学技术的使用方向。
科学技术的一个重大影响方面，就是它大大增强了我们控制人类生存的唯一家园——地球的能力。这使得一部分人忘掉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协同演化的关系，而妄自尊大地发出“控制自然”的号召。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叙述了化学杀虫剂造成的污染和对各种生物以至人类的危害，她说：“当人类向着他所宣告的征服大自然的目标前进时，他已写下了一部令人痛心的破坏大自然的记录”。我们要反对少数人为了个人的、局部的、短期的发展需要，利用这种统治能力剥削和损害地球，消灭生物多样性、浪费资源、污染环境。
举克隆人的科技为例，从生物发展史看，从低等生物的无性生殖到高等生物的有性生殖，是生物演化的一个飞跃，而克隆人是人的无性繁殖，它是与自然进化趋势相悖的，将对人种演化产生不可预料的影响，并且必然引起家庭关系、爱情和性、伦理道德、社会、法律的一系列扰动。图3-12为带着人耳的老鼠，这显示器官克隆技术除了很多正面作用以外，还有可能被用于没有什么正面作用的地方，一旦滥用，后果可虑。克隆不仅是科学问题，我们要避免科学至上，把它凌驾在其他知识之上，要全面考虑它对人类文明的正负影响。
图3-12 带着人耳的老鼠
社会公众对转基因技术争议不决。转基因技术确实有利于解决粮食和食物问题，在医疗领域大有可为，并且在近期并没有显示有副作用。但是任何科技的应用都应当遵循三个原则：安全的使用限度，对产生后果的滞后缓发性和相互依赖性有充分估计，了解自然体系的复杂性。农业部对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制订了严格的安全评价办法，这种谨慎态度是对的。
2007年中科院发表了《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它的第四部分——“科学的社会责任”可作本文这一讨论的指针。
“鉴于当代科学技术的试验场所和应用对象牵涉到整个自然与社会系统，新发现和新技术的社会化结果又往往存在着不确定性，而且可能正在把人类和自然带入一个不可逆的发展过程，直接影响人类自身以及社会和生态伦理，要求科学工作者必须更加自觉地遵守人类社会和生态的基本伦理，珍惜与尊重自然和生命，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同时为构建和发展适应时代特征的科学伦理做出贡献。
鉴于现代科学技术存在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并且具有高度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特点，要求科学工作者更加自觉地规避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承担起对科学技术后果评估的责任，包括：对自己工作的一切可能后果进行检验和评估，一旦发现弊端或危险，应改变甚至中断自己的工作；如果不能独自做出抉择，应暂缓或中止相关研究，及时向社会报警。
鉴于现代科学的发展引领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未来，这就要求科学工作者必须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珍惜自己的职业荣誉，避免把科学知识凌驾于其他知识之上，避免科学知识的不恰当运用，避免科技资源的浪费和滥用。要求科学工作者应当从社会、伦理和法律的层面规范科学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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