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学科学编史纲领的意义

近些年来，长期以来越来越被人忽视的博物学又开始被一些学者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对以近现代西方数理科学传统的反思，并试图关注与近现代西方数理科学范式有所不同的其他“科学”传统。很自然地，在这样的关注下，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博物学知识传统的科学史研究也在兴起中。如果从科学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一种新的研究对象的出现，很自然地也会反过来影响科学史研究的编史学进路。

在前不久刚刚出版的由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和我主编的“我们的科学文化”系列丛书最新的一册，即是以对博物学的关注作为专题。其中，在江晓原、刘华杰和笔者三人发表的对谈“博物学编史纲领三人谈”，初步论及了有关科学史研究的博物学编史纲领的一些问题。但因为是多人谈话的体例，各人关注的视角和立场均有所不同，一些重要问题未及展开讨论，在此，特别重新对其中涉及的一些相关问题，从其对科学史学科发展的意义的特定视角来进行整理、思考和表述，并尝试补充笔者本人的一些观点。

一、科学史研究中对博物学的重新关注，是传统科学史研究范围的新拓展

在历史上，可以被归入科学史的“科学”本来是非常多样的。当然，这样讲是在对狭义的科学概念进行某种拓宽的前提下。由于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发展到当今的科学的主流，是那种以物理科学（Physical science）为代表的精密的“硬科学”，也有人愿意用“数理科学”来表征这种近现代科学的传统。翻开绝大多数科学史，我们会发现，其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这类近现代的数理科学以及从发展脉络上看与之有关的“前科学”，而那些随着近现代科学的当代发展而越来越被轻视的博物学的内容，尽管在历史上曾占据过远为更重要、更辉煌的地位的博物学的内容，则或是轻描淡写地被一笔带过，或是干脆被忽略。这样的做法，首先是无视历史，其次是对科学的文化多元性的排斥，再次，也加剧了当下这种主流科学之“双刃剑效应”负面的那一刃。

即使是从传统的历史观来看，在历史研究有了新的对象，增加了新的研究内容时，这种研究范围的拓展，也是一件非常值得赞赏的事，对科学史学科的发展来说，这种将研究范围向博物学内容的拓展自然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科学史研究中对博物学的重新关注，是在一种新的科学观之下的研究

科学史的研究，总是基于特定的科学观来进行的。科学观决定了科学史研究内容的选择。当科学史研究开始重新关注博物学时，其前提之一，是需要有一种与传统有所不同的科学观。

这种新的科学观，就是多元的科学观。

当然，从科学文化的多样性来看，在传统科学史研究中作为主要内容的数理科学的存在也有其价值。但传统科学观的问题在于只把数理科学当做科学，而对历史上其他一些科学传统，或者说不同的“研究纲领”，或是认为那只是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因而不再重视，或是认为那不是科学而对之完全抛弃和视而不见，甚至在极端的情形下，还会被当做“伪科学”。能够引入博物学作为科学史研究的内容，就必然要求研究者要抛弃这种狭义的、一元的科学观。反过来，而当这样的研究更加深入，并得出更多的研究成果时，又会让人们更加认识到这些原本不被注意的博物学内容的重要性和价值，从而为多元的科学观的合理性提供历史的支持，并进一步加速科学观的变化，甚至有可能使这种新的科学观的影响超出科学史研究的领域。

与此相关的另一层意义，就是与当代许多其他学术领域的发展相一致，由于博物学传统知识的产生和发展，远远不限于近代科学产生的西方，因而，这种研究对于消解科学史中的西方中心论，也是颇重要性的。这与近些年来科学领域中其他一些对非西方主流科学的越来越注重研究，在倾向和发展趋势上也是一致的。

三、博物学的科学编史纲领，体现了反辉格式的科学史观

在科学史的研究中，科学史家们从传统的辉格式的科学史观，转向反辉格式的科学史观，是科学史学科发展中的重要转向。简单地讲，所谓辉格式的科学史，即是指那种站在今天科学的制高点上，按照今天主流科学的标准，用今日的观点来编织其历史。实际上，这种直接参照今日的观点和标准来进行选择和编织历史的方法，对于历史的理解是一种障碍。因为这意味着把某种原则和模式强加在历史之上，必定使写出的历史完美地会聚于今日。历史学家将很容易认为他在过去之中看到了今天，而他所研究的实际上却是一个与今日相比内涵完全不同的世界。

美国科学史家白馥兰，就曾在对属于较强辉格倾向的李约瑟的科学史研究方式的反思中，指出其代价却是使其脱离了他们的文化和历史与境（context）。认为那种对“发现”和“创新”的强调，对于在历史学家所研究的时期的技能和知识的更广泛的与境，很可能带来一种被歪曲的理解的方式。因为它把研究者的注意力从其他一些现在看来似乎是没有出路的、非理性的、不那么有效的或在智力上不那么激动人心的要素中引开，而这些东西在当时却可能是更为重要、传播更广或有影响力的。

因为科学史对于历史上的博物学重新予以特殊的关系，不受那种当代主流科学的价值判断的影响，把视角扩展到范围更广的“科学”类别，更接近于历史上的实际情况。正如刘华杰教授所言：“人类在其百分之九十九的历史当中不得不靠博物学知识而不是靠数理科学知识而生存。”博物学的科学史编史纲领能够尽量抛开传统中以主流科学的价值和标准作为所研究内容，把在过去的历史中实际上大量存在并曾也做过“主流”的博物学的内容包容进来，这显然是典型地属于反辉式的。当然，这里也应该指出，博物学的科学编史纲领也只是反辉格式的科学史研究中特殊的一种而已。

四、博物学的科学编史纲领，是对科学主义观念的解毒剂

关于科学主义，人们已经有了很多的讨论。在科学史的研究中，同样存在着科学主义的问题。前面讲到辉格式的科学史观，就是一种典型的科学主义的编史方式。不过，即使在相当程度上抛弃了辉格史观，也仍然可能存在有科学主义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人们对于科学史所研究的内容的价值理解上。

传统的科学史，突出地关注数理科学的内容，但正如刘华杰教授所说：“博物学传统中有大量值得提取的积极内容，它强调对人类经验的重视，对生物多样性、对外部自然世界的尊重，一定意义上的非人类中心论，一定程度上对数理模型保持着本能的警觉。这样一些品质，对于克服当前自然科学模型化日趋严重所强加于人类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恶劣影响，可能是有帮助的。发扬传统中的这些好的要素，减少掠夺、扩张、占有等曾经盛行过的劣迹，博物学有可能既满足人类的好奇心，又使人类对自然的探索仍然处在理性和感性双重控制之下，使科学的未来更好地反映和服务于生活世界。”

还是在那篇“博物学编史纲领三人谈”，刘华杰也指出：“突出博物理念、博物情怀，清晰地叙述编史过程的价值关怀，比如要充分考虑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持久共生，同情非人类中心论等。这一条相当于陈述了某种生态原则，已成为显学的生态学当初就源于博物学，并且如今有遗忘其根基的危险。编史工作不可避免地包含价值导向，各类知识的重要程度需要依据人地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标准进行判定，在此可以名正言顺地驳斥虚假的客观主义教条。这一条与我们对‘致毁知识’的担忧有密切关系，如果‘致毁知识’的生产、应用无法减缓，人类和环境的危险就与日俱增。目前，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看来，知识是中性的或者无条件具有正面作用，社会系统千方百计地奖励各种知识的生产。这种局面并不是好兆头。对知识的批判与对权力的批判一样，都是社会正常发展所需要的。目前，对权力的警惕与批判已经引起广泛注意，但对知识的警惕与批判刚刚开始。”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博物学认识传统与近现代数理科学传统的不同，它先天地更具有（当然也会有例外）让人们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和谐的特点。它可以弘扬保护人类生态环境和可持续生存这些基本价值。由于科学史的研究，其成果对于科学史之外的领域，亦会产生连带的影响，因而，通过在新纲领下的对科学史的重写，博物学的科学史的编史研究纲领对于消解人们观念中的科学主义，是可以起到某种解毒剂的作用的。

五、博物学的科学编史纲领，对于科学传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英国科学史家皮克斯通在其科学史新著《认识方式：一种新的科学、技术和医学史》中，体现出了两个与传统科学史有所不同的新特点：一是对博物学的特殊关注，一是对公众理解科学的特殊关注。这两方面的内容，也都作为科学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在他的科学史中。这两者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结合。他曾在书中谈到，在科学家一方面，“许多科学生涯具有‘嗜好’根源。大体而言，它们限定为博物学采集、描述、排列或者手工制作设备以产生‘特殊效果’……这样的兴趣无疑问塑造了科学家的选择和倾向。”而在公众一方面，“如果我们能够注重作为许多公开争论可以理解的中心的博物学，那么民主结果的前景就似乎比来自科学-公众关系的其他模型的结果更好。因为只要我们仅仅注重远离经验的分析和实验知识，‘公众’就可能长期处于不利的地位。”

在一篇关于博物学与科学传播的文章中，刘华杰曾提出：“在各种科学当中，博物类科学应当优先传播。第一，博物类科学界面友好，不远离直观、日常经验。博物类科学不主张过分还原，重视宏观层次的系统关联、植物、昆虫、鸟、地质、地理等内容相对容易传播，而微积分、量子力学、张量分析、量子场论、弦理论、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则极难传播。第二，博物类科学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它们特别与环境、资源、自然保护有直接联系，加强博物学传播有助于重塑人与自然的友好关系。第三，公众容易直接参与博物类科学，直接为地方性知识的累积做出贡献。这种参与通常不需要购买特别昂贵的仪器。公众参与的许多环境监测和物候记录等工作，还可以补充职业科学家的研究。此种参与，也有助于培养公民的亲知（Personal knowing，也可称为‘个体致知’）能力，面对科学大厦不至于沦为一味倾听、道听途说。第四，由于门槛低，博物类科学可以作为一个缓冲区，起到桥梁的沟通作用，有可能把一小部分有兴趣、有能力的人引入还原论科学、专业科学探索中去。”

以上这些观点，均强调了博物学对于科学传播的特殊意义。而我们知道，在当代新的科学传播实践中，科学史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科学史的研究成果既可以直接用作科学传播的素材，又可以带来对于传播观念的深刻影响。因此，从科学传播的角度来看，同样需要大力促进博物学的科学史的发展。

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pp.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