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能否成功地进行科普

一

关于电视在科普中的作用，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因为，从国内若干相关调查来看，都无疑地确定了电视在科普中的重要作用。例如，最新可见的关于全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的资料来看，在《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就明确地给出了这样的数据：“公众主要通过观看电视节目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比例已经达到93.1%。远远高于其他渠道。”“公众对于最可信的科技信息渠道，选择电视者占86.2%。也远远高于其他渠道。”并且有明确的结论：“在任何文化程度、不同性别的公众中，电视都是其获得科技信息的主要渠道。”其实，在其他一些渠道的调查结果中，结果也是相似的。

但是，尽管电视传播在公众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各种渠道中，相比其他传播渠道占据如此压倒优势的比例，成为公众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最重要来源，但电视科普的现状，又显然是并不令人满意的。例如，仍是在一份官方的报告中，就曾得出结论说：“总结我国省级电视台对科技节目的播放，无论是播放时间还是栏目创作都很少。而在我国电视界科教栏目的创作和播放能够形成一定规模的只有中央电视台。”而且，即使就中央电视台来说，也还是“科技栏目观众规模普遍较小”“如何吸引大多数观众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因而，电视科普节目显然“属小众类节目，观众范围窄，综合影响力相对较弱。”

结合上述两方面信息，人们可以得出一些相关的结论，即总体上讲，从传播渠道来看，科学普及工作的状况并不理想，因为在现有的科学传播中，电视传播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而这种占据优势地位的传播渠道，其现状也仍然问题很多，难以令人满意。对于电视科普节目远不令人满意的问题，也许都不一定非要来自文献的证据，个人看电视的感受通常也是支持着这一结论的。

相应地，我们亦可以由此出发来思考一些相关的问题。例如说，电视这种传播形式，究竟怎样才能将科普搞好？或者是以电视这种传播形式是否可能把科普搞好？以往，在那些被收录在期刊数据库的有关电视科普“研究”的论文中，往往或是站在主流立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或者仅仅是一些电视媒体工作者的工作总结性的东西，还有一些，则难免让人联想到有以发表些形式化的论文来换取其他东西之嫌疑。大体上说，很少看到对于电视科普问题进行了真正有深度的研究的作品。或许，与电视传播的其他内容相比，电视科普根本就是一个被传播研究者所忽视的角落。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因为其他原因而读到了美国传播学者波兹曼的传播学研究名著《娱乐至死》一书时，在作者虽然重点谈及文化和电视传播但却并非专门讨论电视科普的文字中，联想到一些涉及电视科普的问题。就此而言，波兹曼的著作确实是极富启发性的。

二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系美国纽约大学的传播学教授。他最重要的“媒介批评三部曲”（即《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和《技术垄断》）均已出版了中译本。在这“三部曲”中，他各有侧重地讨论了相关问题的不同方面，而本文，则主要是注意到其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对于以电视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传播文化的批判与反思。

在波兹曼的观点中，是将传播所依赖的技术手段作为区分传播文化的基础。也就是说，他认为表达思想的方式是与思想的真实性相关的。在他的阶段划分中，印刷术的发明和以电视为代表的对图像传播技术的兴盛，是两个重要的分界点。其实，他先是以表现上相对中性的立场来看待这些技术发明给传播和文化带来的双面效应的。例如，他指出：“任何稍稍了解人类交流历史的人都知道，每一种思想的新工具的诞生都会达到某种平衡，有得必有失……印刷术的发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印刷术树立了个体的现代意识，却毁灭了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印刷术创造了散文，却把诗歌变成了一种奇异的表达形式；印刷术使现代科学成为可能，却把宗教变成了迷信；印刷术帮助了国家民族的成长，却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近乎致命的狭隘情感。”

虽然在出发点上似乎是中性的，但在《娱乐至死》这本书的字里行间，还是表现出波兹曼对于印刷术时代的传播思想的方式的某种推崇。相应地，在以印刷术为主要传播技术手段时，“不论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印刷术从来没有让理性如此彻底地出现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但是，我们也不难证明，18和19世纪的美国公众话语，由于深深扎根于铅字的传统，因而是严肃的，其论点和表现形式是倾向理性的，具有意味深长的实质内容。”在这里，一个重要的要点，就是将理性，与印刷术这种传播方式联系起来。“对于印刷机统治美国人思想的那个时代，我给了它一个名称，叫‘阐释年代’。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表达的途径。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特征，都被偏爱简释的印刷术发扬光大：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然而，“到了19世纪末期……‘阐释年代’开始逐渐逝去，另一个时代出现的早期迹象已经显现，这个新的时代就是‘娱乐业时代’”。

这个所谓“娱乐业时代”，其核心的技术支撑，当然就是电视了。波兹曼利用了大量的实例来说明这种电视传播的娱乐化特征，并且不断地总结和强调这种新的、娱乐化的传播方式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文化的决定性影响。“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我们的电视使我们和这个世界保持着交流，但在这个过程中，电视一直保持着一成不变的笑脸。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埋藏在电视新闻节目超现实外壳下的是反交流理论，这种理论以一种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为特点。”“电视是我们文化中存在的、了解文化的最主要方式。于是——这是关键之处——电视中表现的世界便成了这个世界应该如何存在的模型。娱乐不仅仅在电视上成为所有话语的象征，在电视下这种象征仍然统治着一切。”

波兹曼在其讨论中，虽然并没有把科普当作中心问题，但还是直接间接地涉及了一些。而且，关键之处仍然在于娱乐和理性之间的冲突。“为我们提供纯粹的娱乐是电视最大的好处，它最糟糕的用处是它企图涉及严肃的话语模式——新闻、政治、科学、教育、商业和宗教——然后给它们换上娱乐的包装。如果电视节目变得糟糕起来，我们倒是应该庆幸了。”

显然，波兹曼这些关于传播技术手段发展与传播效果乃至于传播内容实质之间关系的讨论，对于我们思考电视科普的问题，是极有启发性的。

三

在国内已有而且数量不多的对于电视科普进行研究的文章中，大多也都注意到了娱乐性的问题。例如，在《中国科普报告2005》中，就有“科技节目娱乐化是科教影视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判断。也有人一方面强调电视科普娱乐化的重要性，强调要有“积极的娱乐”，同时，又认为要把握娱乐的尺度。类似的观点，还有不少，但通常都是将电视科普的娱乐化当作使受众乐于接受其科普内容的技巧来看待，而没有真正从电视这种传播方式本身的娱乐化之本质来思考其与科普的不相容性。

以前，在某次会议上，曾听到某业内人士非正式地说到与美国Discovery节目的制作者进行交流时的一段故事：当中国学者大力赞扬他们科普节目办得如此出色时，美国人却回答说，他们做的不是科普，而是娱乐节目。此时，故事的转述者与许多听众，其实也并非真正理解在这其中关键的要点，即中国的科普工作者们仍然关注的是美国人对于节目制作中娱乐性的强调，而实际上——如果这个故事的转述是可靠的话，美国人说的倒应该是与字面意义更为一致的心里话，其实，那就只是一个娱乐节目！

从前面介绍和引用的波兹曼的观点，我们很自然地可以有一些推论。因为电视这种传播叙事方式在其本质上与理性相悖，因而，它从根本上就不适合于传播在本质上是理性的、严肃的科普内容。如果一定要用电视来进行科普，那么，无非有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顾及了科普的理性和严肃性，结果节目的娱乐性受到损害。国内一些与科普相关的电视栏目，也恰恰因此导致收视率降低而被停播。另一种结果，则是充分照顾到了电视节目的娱乐性，但这时，与我们传统中所设想的科普，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也难以达到传统中设定的科普的目标。

说到这里，可以将电视科普与娱乐的问题再延伸做一点讨论。国内的一些学者，如江晓原等，近些年来一直在呼吁科普的娱乐化。那么，与前面的讨论相关的问题依然存在。要么，我们必须要修正科普的原初目标（其实，任何科“普”都已经是对于科学概念、科学知识之精确表达的“变通”甚至“歪曲”，而对科学内容最精确严格的表述只能以专业的方式在科学家同行中进行交流）。或者，在相当部分的科普中，我们只能放弃娱乐化这种“糖衣”，而采取其他方式使受众接受相对更严肃的科普形式，比如像学校教育的方式（可以注意的是，波兹曼在其书中也分析了电视、电脑等手段给教育带来的变化和危害）。

究竟我们最后应该采取哪种方式，这当然是可以做进一步探讨的。但至少，从来自波兹曼的启示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对于电视科普之未来的发展，为什么我们不应过分乐观。电视科普的不够成功，并不只是因为从业者的工作方式和能力有问题，而是来自电视传播技术和电视文化本身之限制。

原载载江晓原、刘兵主编，《科学的异域》（“我们的科学文化”系列丛书之（3）），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pp.173-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