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詹姆士既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品，也是他那个时代的制造者。19世纪后半叶是一个对科学充满信心的时期。部分受到达尔文的承诺了永不终止的增长和改善的进化论的影响，人们信奉连续的进步。这也是一个大胆行动的时代——就像洛克菲勒、卡耐基和范德比尔特瓜分土地并建立庞大的工业帝国一样。人们急不可待，他们想继续前进，他们想有所作为。詹姆士很好地把握了这种时代精神，并用一种清楚的、有力的和“反理智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样，他成为迄今为止最知名、最流行和最有影响的美国哲学家中的一位。
哲学家威廉·詹姆士的教育背景
威廉·詹姆士的父亲是一位不肯在一个地方彻底安顿下来的人，所以，詹姆士的相当一大部分童年是在迁徙中度过的。1855年，詹姆士的父亲对美国教育失去了信心，把全家搬到欧洲。他们6月离开美国，在8月，詹姆士的父亲把威廉和他的弟弟亨利送到日内瓦的一所学校上学，亨利后来成为知名的小说家。10月，全家搬到英格兰。再后来，他们搬到法国。在法国的布洛涅，16岁的威廉开始上大学，而且首次在同一所学校中度过一整年的时间。
然而，詹姆士全家在当年的春天搬回美国的罗德岛。威廉想要继续他的大学学业，但是他的父亲对美国的大学教育没有什么好印象，不让詹姆士在美国上学。一年半之后，全家搬到瑞士。到这个时候，威廉早年对科学的兴趣被称为艺术家的愿望替代，但是学了一年的艺术之后，他的兴趣重回到科学。
1861年，威廉·詹姆士进入哈佛大学，所学专业是化学。他的兴趣转向生物学、解剖学并最终转向生理学。詹姆士非常喜欢当时哈佛大学最有影响的教员之一让·路易斯·阿伽西，他陪伴阿伽西去亚利桑那州进行长途考察。8个月之后，詹姆士受够了。他说“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会整天学习哲学”，但实际上他回到哈佛医学院，在那里已经学习了一些课程。
在当学生的那些岁月中，詹姆士的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受到了折磨。他把他自己描述为处于“濒于自杀的状态”。由于医院的工作让詹姆士的背部拉伤了，他去德国进行矿物浴。他写回来的信件是快乐和轻松的，但是，他在别处说：“左轮手枪、匕首和滚木球的念头”从来没有离开他。[1]当他觉得好一点的时候，他回到了医学院并最终在26岁的时候通过了执业考试。同一年的晚些时候，他患了严重的抑郁症，他在日记中写道：“自然和生活已经让我不再与其他个人具有亲切的关系了。”[2]他长期处于焦虑和特别孤寂的状态。
法国哲学家查尔斯·雷诺维叶(1815—1903)的一个观念让詹姆士得救了。雷诺维叶把自由意志刻画为一种在多样的可能性中坚持一种观念的能力。詹姆士有意志自己坚守健康和福利的观念，他有效地决定恢复健康：通过把他所有的心理能量聚焦于生产“自我对于世界的自我治理”[3]，他用意志力让自己变得健康起来。詹姆士宣布，“我的第一个自由的行动是相信自由意志”。他的抑郁像面纱那样被揭开了，他最终可以自由自在地遵循他从他的父母那里传承来的不安定的理智。作为他的徘徊不去的疾病和不幸福的结果，詹姆士发展了对身心关系的兴趣。一位朋友在谈到詹姆士的时候说：
“积极的张力”、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即兴的适应、冒险、变化、无序、质朴、自然——这些都是詹姆士发现的最美妙的生活品质，这些也赋予他最深厚的福祉意识。与此同时，这些也是詹姆士认为最本真的品质，是存在的世界与他最直接地谈话的腔调。[4]
1872年，詹姆士完成了学业并获得了一份在哈佛大学教生理学的工作。在3年中，他被指定为助理教授并在其后的长达将近36年的专业生涯中保持着与哈佛大学的雇佣关系。
1876年，詹姆士的父亲向他宣布：“我已经遇到你未来的妻子”。确实如此。艾利斯·吉本斯是一位聪明、活泼和惊人诚实的年轻女性。尽管他们恋爱了，詹姆士还是宣布自己不适合与她结婚，并给她写了一组自我批评和充满了伤感的信件，目的在于打消女方任何结婚的念头。吉本斯很理解詹姆士，并因此去了魁北克，她说她之所以离开是为了“消除来自詹姆士那边的诱惑”。然而，距离显然消解了詹姆士的恐惧，并使得吉本斯更具有吸引力。詹姆士的信件变成了求爱期中炽热的努力。在詹姆士父亲做出宣布的两年之后，威廉和吉本斯走进了婚姻殿堂[5]。
尽管威廉·詹姆士已经找到了为稳固他的不安定的气质和抑郁的倾向所需要的支持和关照，然而在他一生的剩余部分中，他使用他良好的幽默感、咄咄逼人的理智以及心理学的洞见保持健康——但是他把他所取得的成功归功于拯救他的妻子。
作为英雄的哲学家
詹姆士对于医学和生理学的兴趣发展成对心理学的好奇心。1878年，亨利·霍尔特公司(Henry Holt Company)跟詹姆士签订了写作心理学教科书的合同。詹姆士花了12年时间写完《心理学原理》，但是这个漫长的等待是值得的，这本书所具有的广泛的吸引力确立了詹姆士在现代心理学早期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詹姆士的焦点再次发生转移。他对哲学的兴趣日趋浓厚。然而，由于詹姆士的宽泛的兴趣、抑郁症的发作以及他在科学、医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经验，他用一种不同于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职业哲学家的视角去看待哲学。詹姆士把哲学看作一种关涉个人的事情，看作意志的功能，看作克服绝望和无效的手段。他发展了那种他需要处理的生活的哲学，而且他在一个有吸引力、说服力的系列演讲中呈现了这种哲学。那些演讲使得这种哲学能够为其他人所了解。
詹姆士的大多数著作是用英雄般的、经常是充满阳刚气的术语写成的，这些修辞办法在那个时候比现在更为时尚和常见。但是，如果我们因为这个原因而否定詹姆士的哲学，我们就会伤害自己和詹姆士。实用主义不是一种男性哲学，而是一种包含着英雄般的奋斗成分的哲学，一种勇气和行动哲学，一种生机勃勃的哲学。作为那个时代的产物，詹姆士以典型的阳刚式的术语表达了这些价值观。他力图抵制惰性，力图抵制向自我可怜和自暴自弃投降——为此，他使用了一种英雄般的行为。詹姆士号召我们，通过意志的拼命张扬为我们的生活有意识地承担责任。在现时代，我们似乎经常被还原为环境和遗传的无助的产物，而像詹姆士那样的哲学则恢复了我们对个体的人类精神的信心。
事实上，詹姆士自己并没有过上他描述为理想的那种生活，但是，他确实想过那种生活。他认识到过于多愁善感、过于“软心肠”的危险和局限，他提供了他所认为的更健康、更有用的选择。詹姆士从他自己的弱点理解了不能坚持做任何事情的挫折感，理解了不了解我们所要东西的挫折感，理解了力图做出决定和选择一个重要事物的挫折感。詹姆士自己的经历让他相信，生活太重要、太复杂、太丰富，它没有办法被还原到任何之前的哲学体系中。所以，他拒绝提供一个体系，而是代之以提供一个引领意志的方法。但是，他的方法是以哲学为基础的，因为只有哲学“在常识甚至科学已经搁置或放弃一个问题的时候，仍然具有耐心和勇气继续研究”[6]。
作为提倡者的哲学家
1896年，威廉·詹姆士出版了第一本著作《信仰的意志和通俗哲学的其他论文》。1898年，他应邀去苏格兰的爱丁堡办吉福特讲座。对于当时的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罕见的荣誉。这些演讲于1902年以“宗教经验种种”的书名出版。《宗教经验种种》是当代哲学的一个经典，这部杰出的著作至今仍然销量不错，受欢迎程度甚至超出了学术圈子。
回到哈佛大学以后，詹姆士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实用主义的演讲，并在哥伦比亚大学为一千多名听众重复了这些演讲。1907年，这些演讲被结集出版，书名叫“实用主义”。《实用主义》这本书也卖得很好，并引起了学者和普通民众的兴趣。对于这种受欢迎的情况，詹姆士欣喜若狂，他向弟弟宣布：
如果从现在开始以后的十年时间内，这本书被列为在一般的思维方法方面的有限的胜利中获得的“划时代”的东西，我不会感到惊讶。我可以坦然享受无论什么样的评价——我相信，它很像新教改革那样的东西。[7]
詹姆士的工作影响巨大，他因此有效地改变了后来逐步被称为美国哲学的东西的形态。他教过的学生中有最高法院大法官奥立佛·温德尔·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泰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作家根楚德·斯坦恩(Gentrude Stein)和哲学家乔治·桑塔耶那(George Santayana)。(在他所有的学生中，他特别不喜欢罗斯福和桑塔耶那)。
1907年，《实用主义》出版。同年，65岁的詹姆士从哈佛大学退休。为了最后回应批评他没有为他的观念提供一种持久的、系统解释的说法，詹姆士决定在余生完成对实用主义进行更充分解释的工作。詹姆士在给弟弟的信件中写道：“除非复仇者在我表达自己的思想之前让我戛然而止，否则，我会一直用心去做。我想让我的已经出版的东西更有逻辑完整性。”[8]
詹姆士编纂了一卷论文《真理的意义》和一部演讲集《多元的宇宙》。他指望人们能够觉得这些著作比他的其他著作更学术、更系统，但是，这些著作也没有达到他所预期的“逻辑完整性”。唉，复仇者确实阻止了这位老迈的造反者，阻止了这位有生命力的反理智的旗手。这些书直到1911年才出版，那时候，詹姆士已经去世一年了。也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威廉·詹姆士能够保持他的哲学更加具有真实性，是因为他没有能够写出一种更学术、系统的版本。否则，他会要求去求助于抽象和逻辑上的精确，而抽象和逻辑上的精确正是詹姆士用毕生的精力去谴责的东西。
詹姆士的最后一篇论文的最后一句比任何学术系统都更好地反映了实用主义的精神自身：“没有结论。对有结论的东西，我们不还是要做出结论吗？我无法告诉你们幸运何在，我也没有什么忠告。再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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