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士对于那种丰富我们的生活和具有兑现价值的宗教具有深深的敬意。詹姆士留意到，所有文化中的人们都求助于单一的神(或者众神)，这个神让事物得以完成，是一位积极的神，一位具有“热烈精神状态”的神，而不是一位消极的、无效率的神。这就导致詹姆士提出一个颇具诱惑力的建议：如果人们不信仰上帝，那可能是因为上帝在他们的生活中无所作为。在《宗教经验之种种》中，詹姆士力图发现上帝是如何在人们的生活中起作用的。《宗教经验之种种》把对许多案例的经验的和心理学的研究与敏锐的哲学分析结合在一起，它是詹姆士最有影响和最受欢迎的著作之一，至今仍然具有很多读者。
詹姆士断言，我们根据宗教观念的“当下的光芒”来判断它们的真理性。他补充说：“简而言之，哲学的合理性和道德的有助性是唯一可行的标准。”他得出结论说，根据实用主义的理论，宗教信仰是重要的和有意义的：它的在场和不在场在我们生活中造成了一种明显可观察的、实际的和具体的差异。
在我看来，宗教的实际需要和体验被这种信念充分地满足了：在人之外并且以一种与之相连续的方式。存在着一种对他和他的理想来说都是友好的巨大力量。事实所要求的是，这种力量应当是一种其他的东西，它比我们所意识到的自我更大一些。
上帝是自然的称号，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对最高的实在来说，至少是如此，因此，我用上帝的名称称呼宇宙的这个更高的部分。我们与上帝彼此间发生联系，而且在我们将自己敞开在他的影响的时候，我们最深入的目的得以实现。[29]
詹姆士认为，宗教取向比非宗教取向更有效，因为宗教取向包含的东西更多。宗教取向来自并讨论更广泛的经验，与纯粹世俗的观点相比，它包括了更广阔的意识。在詹姆士看来，除了把上帝作为支撑和安慰所带来的显而易见的心理上的益处之外，宗教的皈依可以使我们更开放，可以使我们对生活的一切都敢于承担责任。
一种宗教的进退两难
在进行宗教经验的研究中，詹姆士区分了两种基本的人格：“健康心灵”人格和“病态心灵”人格。具有健康心灵的人们“直面所有的事物并把那些事物看成好的”。这样的人是有生命力的、有同情心的和热情洋溢的。与之相反，具有病态心灵的人的态度是“依靠如下的说服力：我们生活邪恶的方面是生活自身的本质，当我们把世界的大多数意义放置到心灵中的时候，世界的大多数意义就回到家里了”[30]。换言之，病态的灵魂是否定主义的和悲观主义的。
有趣的是，乐观主义者詹姆士说，病态心灵的人们比健康心灵的人们具有一个更清晰、更现实主义的视角，因为他们认可更宽广的经验。
不注意到恶，只在善的光芒中生活，在这种方法的有效期间，是极好的。这个法子，对很多人都有效；并且它的有效的范围，比我们中大多数人所设想的广博得多，在它作用成功的范围内，没有理由可以反对它，以为不是一个宗教的解决。可是，忧郁一来，这个办法就失败了……
人生的正常过程包含着糟糕的时刻，这些时刻与疯狂的忧郁充满着的那些时刻一样糟糕，就是彻底的恶的登场，切实耍把戏的时刻。疯人对于可怕事物的幻象，完全由日常事物的材料得来的。我们的文明是建在屠宰场上的；并且人的生活都是在孤单的、无可奈何的、苦痛的抽搐中终止的。我的朋友，假如你反对这话，等你身临其境再说吧！……最完备的宗教似乎是那些悲观的成分发展得最好的宗教。[31]
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一点，考虑一下在像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总是”兴高采烈和充满同情心意味着什么。“健康的心灵”的片面化，可能产生于缺乏对其他人状况的真正同情。一个浅陋得不能再浅陋的关于事物的观点，能够导致一种幼稚(不是孩子般)的生活观。在这种观点中，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坏的。或者，如果它真是坏的，它也不是那样坏。或者，如果它真是那样坏，它多少也有价值。
在其对健康和病态心灵的分析中，詹姆士对分辨最实际的精神平衡感兴趣。与一个没有被与经验的主要部分分割出来的灵魂相比，一种被分割出来的灵魂(用一个更好的词语说，我们可以将之称为邪恶)会效果更差，更少“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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