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的广博性和英国人的心智

在每一个国家，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些具有广博类型心智的人，但是在一种人中这种心智的广博性是地方特有的，这就是英国人。

首先，让我们在英国天才所写的作品中，寻找一下博而弱的心智的两个标志：其一是想象具体事实的十分复杂集合的异乎寻常的官能；其二是在构想抽象概念和详述普遍原理时极其困难。

当法国读者打开英国小说，像狄更斯（Dickens）或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这样伟大的小说家的杰作，或渴望文学声望的年轻女作家的首次尝试时，打动他的是什么呢？打动读者的是描绘的悠长的、细微的特征。起初，他感到每一个对象的生动形象所激起的好奇心，可是他不久便失去对整体的洞察。作者为他唤起的众多图像混乱地相互流入，同时源源而来的新图像只是增加这种无序；在你通过描述的四分之一路程之前，你已忘记它的开头，你翻过这些页不去读它们，逃脱这梦魔般的具体事物系列。这类深刻而狭窄的法国心智所需要的东西是洛蒂（Loti）的描绘，在三行中就抽象和浓缩出基本观念，即整个风景画的灵魂。英国人没有这样的要求。他的同胞把他细微地列举和描绘的所有可见的、可感的、可触知的事物，毫无任何困难地看做是一个整体：每一事物都各得其所，具有它的特征性的细节。英国读者看到富有魅力的图景，而我们法国人在此处知觉到的无非是纠缠我们的混沌。

法国人的心智强大到足以不惧怕抽象和概括，但是在任何复杂的事物以完美的秩序被分类之前，由于它太狭窄而无法想象它；这种法国人的心智和英国人的博而弱的心智的对立在我们比较这两种人耸起的文字纪念碑时，将不断地被我们理解。

我们希望在戏剧家的作品中证实这一点吗？以高乃依（Corneille）的男主角奥古斯特或罗德里居厄为例，前者在复仇和宽恕之间犹豫不决，后者在他的孝顺的虔敬和爱之间深思熟虑。两种情感都为他的心境进行争辩；但是在它们的辩论中，存在多么完美的秩序！每一个辩论都依次更上一层楼，犹如两个律师在法庭前以完美地提供的辩护状陈述他们为什么将打赢官司的理由一样；当双方的理由被清楚地陈述时，人的意志将通过精确的决定结束争端，类似于法院判决或几何学中的结论。

现在，与高乃依的奥古斯特或罗德里居厄相对立的是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麦克白夫人或哈姆莱特：搅得一团糟的混乱而有缺陷的思想以及模糊而不连贯的轮廓同时统治着和被统治着！我们的古典戏剧塑造的法国观众徒劳地企图理解这样的角色；也就是说，从确定设置的大量态度以及不精密的和矛盾的言辞中推演这样的角色。英国观众不承担这种任务；他不力图理解这些角色，不按秩序分类和排列他们的姿态；他满足于在他们生活的复杂性中观看他们。

当我们研究哲学著作时，我们将辨认出法国人和英国人心智之间的这种对立吗？让我们用笛卡儿和培根（Bacon）取代高乃依和莎士比亚。

笛卡儿用来展开他的著作的序言是什么？是《方法论》。这种强而窄的心智的方法是什么？它在于“从最简单的、最容易了解的对象开始，有序地处理人的思想，以便逐渐地、也可以说一步一步地上升到比较复合的对象的知识，甚至在于预设不相互跟随的那些对象中的秩序。”

这些“最容易了解”，“必须以此开始”的对象是什么呢？笛卡儿在几个场合反复回答说：这些对象是最简单的对象，他借助这些词语理解可感觉的偶然事件的最抽象的和最赤裸的概念，最普适的原理，关于存在和思维的最普遍的判断，几何学的第一真理。

从这些观念、从这些原理开始，演绎法将展开它的三段论，全部经过检验的三段论的冗长链条将牢固地把最细小的推论与该体系的基础联结起来。“这些冗长的推理链都是简单的和容易的，几何学家为了完成最困难的证明习惯于使用它们；它们促使我设想，可能落入人类知识范围内的事物都以相同的秩序相互跟随，而且只要假定我们避免接受任何是假的东西为真，以及我们总是保持相互推演它们所必要的秩序，还可以设想不能够存在任何遥远得无法达到或隐蔽得无法发现的东西。”

在使用这样的十分精确和严格的方法时，笛卡儿担心的错误的唯一原因是什么呢？它是遗漏，因为他意识到，他具有狭窄的几何学的心智，难以记住复杂的整体。仅就后者而论，他采取的预防措施是：准备核查或检验，打算“不时地全部枚举和普遍复审，从而他确保未错过任何东西”。

在《哲学原理》中正确应用的笛卡儿方法就是这样的，在该书中几何学家的强大而受限制的心智清楚地阐述了它借以操作的机制。

让我们现在打开《新工具》。在书中没有必要寻找培根的方法，因为那里根本没有。他的书的安排建立在幼稚而单纯的划分的基础上。在“破坏篇”中，他谩骂亚里士多德“用他的辩证法腐蚀自然哲学，用他的范畴构造世界”。在“建设篇”中，他称赞真正的哲学：这种哲学的目标不是构造从作为根据的原理逻辑地演绎出的清楚而充分有序的真理体系。它的目标是十分实际的，我甚至应该说是工业的：“我们必须看到，为了用在已知物体中产生或创造某种新性质，并用简单的术语尽可能清楚地说明它，我们可能特别需要什么教育或指导。”

“例如，如果我们希望把金的颜色赋予银，或者把较大的重量（与物质的规律一致）或透明度赋予不透明的石头，或者把不可破性赋予玻璃，或者把植物赋予某种非植物体，那么我们说，我们必须看到，可能最需要接受什么教育或指导。”

这些教育将教导我们按照固定的法则进行和安排我们的实验吗？这些指导将教给我们分类我们的观察资料的方法吗？一点也没有。实验将在没有任何先入之见的情况下进行，观察将偶然地做出，结果将以粗糙的形式记录，正如它们碰巧在“肯定的事实”、“否定的事实”、“程度”或“对照”、“排除”或“拒斥”的项目表中所呈现的那样，法国人的心智在其中只能看到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无用报告。的确，培根同意确立某些有特权的或特许的事实的范畴，但是他没有分类、枚举这些范畴。为了把这些完全可以相互还原的范畴列入相同的标题之下，他没有分析它们。他列出它们之中的二十七个作为类别，至于他为什么在二十七个类别之后结束列举，他不让我们知道。他不寻求概述和定义每一个特权范畴的精密公式，而是满足于在一个使人联想到感觉图像的名称下化装它，例如孤立的事实，或者贴上迁徙的、直陈的、隐秘的、集束的、边界线的、敌对的、协商的、指路标的、离异的、明灯的、门户的、流动的等标签的事实。正是这种混沌，使某些从未读过培根的人认为培根方法与笛卡儿方法针锋相对。在著作中，英国人心智的广博性的确没有更明朗地显示出它所隐蔽的脆弱性。

如果说笛卡儿的心智似乎萦绕着法国哲学，那么培根的官能，以及他对于具体的和实际的东西的品味、对于抽象和演绎的无知和厌烦，似乎成为英国哲学的生命线。“洛克（Locke）、休谟（Hume）、边沁（Bentham）和两个穆勒（Mill）都阐述了经验和观察的哲学。功利主义的伦理学、归纳逻辑、联想主义的心理学，这些都是英国哲学〔对全世界思想〕的伟大贡献。” ^[54] 这些思想家与其说通过连贯的推理路线进行，还不如说是通过堆积例子进行。他们不是把三段论联结起来，而是积累事实。达尔文（Darwin）和斯宾塞（Spencer）并未以博学的论辩与他们的对手交战；他俩通过投掷石块压垮他们。

法国天才和英国天才的对立在每一项心智工作中都可观察到。它同样在每一种社会生活的表现中也可注意到。

例如，有什么东西能够比法国法律更为不同呢，法国法律用法典汇集起来，法律条款在其中有条理地排列在陈述了明确定义的抽象观念的标题下；而英国的立法、数量惊人的法律和习惯法是无联系的、往往是矛盾的、自大宪章（Magna Carta）以来就是一个接一个并置的，没有任何废除在它们之前的那些东西的新法律。英国法官并未因立法的这种混沌状态而感到为难；他们没有夸耀波蒂埃（Pothier）或包塔利斯（Portalis）;他们不为他们使用的文本的无序状态而烦恼，对秩序的需要是心智狭窄性的标记，这种无法一下子全部包容整体的心智需要向导，从而能够把它相继引入整体的每一个要素，而没有遗漏或重复。

英国人本质上是保守的；他维护每一种传统，而不管其来源。他看到克伦威尔（Cromwell）时代的遗风紧接着查理一世（Charles I）时代的遗风，并未受到震动；对他来说，他的国家的历史恰如它曾发生的那样：一系列各种对比明显的事实，其中每一个政党都可能遭受失败或获得成功，都依次犯下罪行或干出勋绩。这样的尊重整个过去的传统主义是与法国人心智的严格性不相容的。法国人希望有一个以有秩序的和有条理的方式发展的清晰而简明的历史，所有事件在历史中都以他所夸耀的政治原理出发严格地进行，恰如推论从定理演绎出来一样。如果现实没有向他提供这种历史，那么现实不过是更糟而已；他将改变事实，隐瞒事实，发明事实，必然偏爱处理新颖的、清楚的和有条理的历史，而不是处理真实的，但却混乱而复杂的历史。

正是心智的这种严密性，使法国人渴望明晰和方法，而且正是这种对明晰、秩序和方法的热爱，导致他在每一个领域扔掉过去馈赠给他的一切，或把一切夷为平地，以便按照完美协调的计划建构现在。笛卡儿也许是法国人心智的最典型的代表，他承担了系统阐明（在他的《方法论》中）那些如此经常打破我们传统束缚的所有人称道的原理。“我们由此看到，由一个设计师承担和完成的建筑物比几个人力图通过利用为其他意图建筑的旧墙而修理的建筑物更漂亮、更好安排。就旧遗址而言，情况也是如此：起初这些遗址仅有小村庄，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大城市，与工程师按照计划以他的想象画出的规则设置相比，它们通常如此糟糕地被团团围住。当我们独自考虑这些建筑物中的每一个时，我们虽然往往在一个建筑物中发现与在任何其他建筑物中同样多的或更多的技艺，可是看看它们在全部尺寸上如何被手忙脚乱地安排，看看它们使街道变得弯曲和不对称，人们可能会说，机遇而不是几个运用理性的人如此安置它们。”在这段话里，这位伟大的哲学家预先颂扬在路易十四（Louis XIV）时代不得不铲平如此之多的过去纪念建筑物的大肆破坏行为（vandalism）；他是即将到来的凡尔赛的预言家。

法国人设想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发展仅仅是新开端的永恒循环，无限期的革命系列。英国人在其中看到连续的进化。泰纳表明，“古典精神”，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法国人中盛行的强而窄的心智，对法国的历史具有何等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影响。我们同样可以通过英国的历史进程正确地追溯英国人的博而弱的心智的作用。 ^[55]

现在，我们已获悉由不适应抽象观念所伴随的、想象众多具体事实的能力的各种表现，因此得知心智的这种广博性和脆弱性提供了物理学理论的新类型，与强而窄的心智构想的类型相对照是新类型，我们将不会感到惊讶，而且在“伟大的英国数学物理学学派”的著作——“其著作是十九世纪的荣耀之一” ^[56] ——中看到这种新类型达到它的最高成长阶段，我们也不会感到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