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的不确定性

当我们想到人类似乎具有各种奇妙的潜力，而我们取得的成就与之相比却显得那么渺小，我们都会感到失落。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认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生活在过去各个时代的噩梦里的人们，对未来寄予梦想，我们，作为他们所梦想的未来，虽然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越了那些梦想，但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做着同样的梦。今天我们对未来所抱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与过去他们对未来所怀的梦想是一样的。人们一度曾认为，人的潜力没得到充分发展是因为每个人都很无知，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在教育，如果所有人都受到良好的教育，那么人人都可能成为伏尔泰。但事实表明，学会作假和作恶与学好一样容易。教育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但它既可以被用作学好，也可以被用来教人使坏。我曾听人说，国家间的信息交流应当能够增进相互了解，从而成为发展人的潜能的途径。但是通信渠道可以开通也可以关闭。传播的可以是谎言也可以是真理，可以是宣传也可以是真实的、有价值的信息。通信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但它同样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曾几何时，应用科学被认为至少可以将人从物质困难中解救出来，历史也确实记录了某些好的方面，特别是在医学领域。但另一方面，有些科学家则躲在秘密实验室里小心翼翼地开发某些可怕的病毒。

每个人都厌恶战争。今天，我们的梦想是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问题。如果没有军备开支，我们可以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情。但和平也是一种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的强大力量。和平怎么为恶？我不知道。但如果有一天我们得到了和平，我们就会看到这种情形。显然，我们将和平视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同样，物质力量、通讯、教育、诚实和许多梦想家的理想也都是这样的强大力量。与古人相比，我们今天有更多的力量需要控制。也许我们在这方面做得比大多数前人能做到的要好一些。但比起我们目前取得的好坏不分的成就，我们理应能够取得的似乎还应当多得多。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战胜自己？因为我们发现，即使是最伟大的力量和能力，似乎也没有附带任何明确指出该如何运用它们的说明。譬如，我们积累下的关于物理世界行为的大量知识只是让人确信，这种积累缺少一种内在的价值意义。科学并不直接告诉我们好和坏。

古往今来的各个时代，人们一直试图弄清楚生命的意义。他们意识到，如果能为人类的总体发展，为我们的行动指明某个方向，赋予一定的意义，那么人类将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因此，对于人类一切活动的意义这个问题，曾有过很多很多的答案。但所有这些答案都各不相同，难以调和。一种思想的支持者看到另一种信仰的信徒们在积极行动就会感到恐惧——因为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人类所有的潜力都被引向了虚假的、受限的死胡同。事实上，哲学家们正是从历史上出现的这种虚伪信念带来的巨大灾难中认识到人类所具有的神奇潜质和惊人能力。

人类的梦想是要找到一条公开、开放的通道。那么，所有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对于如何驱除笼罩在存在之上的神秘感，今天我们能说什么呢？纵观人类的一切知识，不仅是古人所了解的那些，而且包括他们不了解而我们今天已经发现的所有知识，我认为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我们还很无知。但是我认为，承认了这一点，我们可能就已找到了这条开放的通道。

承认我们无知，永远保持“我们不知道应朝哪个方向走”这样一种态度，我们就留有了更改、思考的可能性，留有了对发展方向问题做出新贡献和新发现的可能性，尽管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想要什么。

回顾历史上最糟糕的那些时期，我们几乎总能发现，这些时期总有一群对某些东西绝对信仰、十分教条的人。他们对于所信仰的东西是如此严肃认真，以至于坚持认为世界上其余的人都应当认同他们。为了坚持他们宣扬的真理性，他们会做出直接违背自己信仰的事情来。

在上一讲里我已谈到，这里我还想重申的是，我们只有容许无知，容许不确定性，我们才有希望让人类沿着不受限制、不会永远被阻塞的方向上持续前进，而不再复现人类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的情形。我要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生命的意义，什么是正确的道德价值观，我们没有办法选择它们，等等。对于道德价值，对生命的意义等这些问题的讨论，只有追溯到道德体系和意义描述的广大源头，即深入到宗教领域，才能进行。

因此我认为，要能够在三次讲座里讲清楚科学思想对其他领域思想的冲击这一主题，就必须对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进行坦率、充分的讨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甚至要为这么做找个理由，因此接下来我不会继续作这样的解释了。不过，我还是想从讨论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问题开始。我已经大致描述过科学是指什么，现在我要告诉你我所说的宗教是指什么。宗教这个问题要说清楚非常困难，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在这里，即我要展开的讨论里，我是指日常的、普通的、去教堂做礼拜的那种宗教，不是宗教的那种优雅的神学，而是指普通民众对宗教信仰的较为传统的理解。

我坚信，科学与宗教之间是存在冲突的，这里宗教基本上是按上面那样的定义所指。为了使讨论变得容易，使事情变得非常明确，而不是变成一种非常困难的神学研究，我将提出一个在我看来时有发生的问题。

比方说，一个来自宗教家庭的年轻人上大学，学的是科学。学习科学的结果，自然不免会对事物产生质疑。因此，他先是开始怀疑，然后开始不信仰他父亲所信奉的上帝。这里的“上帝”，我是指那种人格化的上帝，那种做礼拜时向之祈祷、与创世有关联的上帝，也许，还是人们祈求道德价值时所面对的那个上帝。这种现象经常发生。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或想象的情况。事实上，我相信，尽管我没有直接统计，有超过一半的科学家不信仰他们父辈的上帝或传统意义上的上帝。大多数科学家不信教。为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通过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将能够搞清楚宗教和科学的关系问题。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有三种可能。第一，这个年轻人师从的是一位科学家，我已经指出，他们是无神论者，因此他们的罪恶不断地传播给了学生……谢谢（你们的笑声）。如果你也持这个观点，我认为这表明你知道的科学还不如我知道的宗教多。

第二种可能是，因为半瓶子醋最危险了，而这个年轻人刚学了一点点科学就认为他全都知道了。因此人们认为，当他变得更成熟之后，他会较好地理解这些事情。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有许多成熟的科学家，或自认为成熟的人——也就是如果你事先不了解他们的宗教信仰，你会认为他们很成熟的那种人——并不信奉上帝。事实上，我认为答案正好相反：他并非知道了一切，而是突然意识到自己并非知道一切。

对这一现象解释的第三种可能是，年轻人也许没能正确理解科学，科学并不能否定上帝的存在，信仰科学和信奉宗教并无矛盾。我同意科学不能否定上帝的存在。我绝对同意。我也同意信仰科学和信奉宗教是并行不悖的。我知道很多科学家都信奉上帝。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否定什么。很多科学家信奉上帝的方式甚至还非常传统，也许我不确切知道他们是如何信奉上帝的。但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和在科学的行为完全并行不悖。这种一致性做到了，但做起来并不容易。我在这里要讨论的是，为什么达到这种一致性会非常困难，以及值不值得尝试去实现这种一致性。

我认为，当这个年轻人学习科学后，他所面临的困难有两个来源。首先，他学会了质疑，认为遇事有必要质疑，懂得了质疑的可贵之处。于是，他开始怀疑一切。在这之前，问题可能是“上帝究竟存不存在”，现在问题变成了“我在多大程度能确信上帝的存在？”现在他面临一个新的不同于以往的棘手问题。他必须确定他能确信到什么程度，他处在了两个极端之间：一端是绝对肯定，另一端是绝对否定。他的信仰位于什么位置呢？由此他意识到他的知识只能是不确定条件下的知识，他再也不能绝对确信任何事情了。他必须拿定主意：到底是一半对一半呢还是有97%的把握？听起来这个差别不大，但它非常重要，也非常微妙。当然，一般来说，人们不会一开始就怀疑上帝的存在。通常他会从怀疑信仰的某些细节开始，譬如说是否有来世，耶稣生平的具体问题等。为了使这一问题尽量突出，说得更加直白，我将予以简化，直接提出这样的问题：上帝到底存不存在。

这种自我反省或思考——随你怎么看吧——的结果，往往是要么非常接近于肯定：存在上帝；要么是另一极端：几乎可以肯定“存在上帝”是错误的。

这个学生学习了科学之后还会遇到第二个困难，就是说他会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这是受到两种教育的人必然会遇到的困难。虽然我们可以在神学和高层次哲学层面上论证说这二者间没有冲突，但事实上，来自宗教家庭的这位年轻人在学习科学时还是会与自己、与他的朋友产生争论，这也是一种冲突。

冲突的第二个来源与他学习科学有关，或更谨慎地说，与他学习科学有部分关系。例如，他通过学习知道了宇宙的大小。宇宙之大令人印象非常深刻：我们不过是生活在一个围绕太阳旋转的微小颗粒上。而这个太阳又不过是我们所在的这个星系中数百亿个太阳中的一个，而我们这个星系则又是宇宙中数十亿个星系中的一个。又譬如，他懂得了人与动物之间亲密的生物学关系，懂得了一种生命形式与另一种生命形式之间的亲密关系，懂得了人不过是这一绵长宏大的进化过程中的后来者。难道其余的都只是为他的诞生而搭起的平台？另外还有原子。我们现存的一切似乎都是由它按不可改变的规律构造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例外。恒星的构造是这样，动物的构造也同样——只是更为复杂，活得似乎很神秘。

思考人类活动之外的宇宙，想像没有人的话它会是个什么样子，是一种伟大的探险。其实宇宙在其漫长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在绝大多数地方正是这种情形。当他终于有了这种客观视角，物质的神秘性及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就得到了充分理解。然后他再用这种客观的眼光回头审视作为物质的人类就会看出，生命只是宇宙极为深奥的神秘的一部分，这是一种非常罕见、非常令人兴奋的体验。最后，当他想到，试图理解宇宙中的人这个原子到底是什么的努力显得那么徒劳，人这个东西——一群充满好奇的原子——反观自身并且惊奇为什么会对事情充满好奇时，他会感到哑然失笑。最后，这些科学观点走向敬畏和神秘的终点，消失在不确定性的边缘，但它们似乎是如此之深刻，如此令人难忘，以至于使得“所有这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用来观看人类为善恶争斗的看台”的论调显得不够充分。

有人会告诉我，我刚才所描述的恰是一种宗教体验。好吧，随你怎么称呼都可以。接下来我要说，就算是一种宗教体验，那么这个年轻人的宗教体验使他发现，他所信奉的信仰不足以描述或涵盖这样一种体验。他信奉的上帝不够强大。

或许吧。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意见。然而，假若这位学生得出的结论是个体的祷告确实到达不了上帝那里。我不是要证伪上帝的存在，而只是想让你明白受到两种不同观点教育的人的困难所在。据我所知，我们不可能否定上帝的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同时接受两种不同的观点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假定这个学生在这方面特别碰到困难，他得出的结论就是个人的祈祷上帝不可能听到，那将会发生什么事？于是一种怀疑机制，就是他的疑惑，会转向伦理问题。因为，按他过去受到的教育，他的宗教观已认定，上帝的话就是伦理道德价值的标准。现在，如果上帝也许不存在，那么这种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就有可能是错的。但非常有意思的是，人类的这些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却几乎完好无损地延续下来。可能某个时期他所信奉的宗教的某些道德观点和伦理立场看来有错，他必须好好思量，但其中许多他都会遵奉不悖。

但是在我看来，我的那些持无神论观点的科学界的同事——不是指所有科学家，我不可能从他们的行为中判断出他们与持有神论观点的同事相比是否具有特别不同之处，因为我自己也身在其中——如道德情感、他们对其他人的理解、他们的人性关怀等，既适用于有宗教信仰者也适用于无神论者。在我看来，伦理道德观点和宇宙运行的理论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科学确实对与宗教有关的许多观念造成了冲击，但我不相信它会非常强烈地影响到人们的道德行为和伦理观念。宗教有许多方面。它回答了各种问题。不过我在此要强调的是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它告诉了我们万物是什么，它们来自何处，人是什么，上帝是什么以及上帝有什么特性等。就这里的讨论而言，我想将这些称之为宗教的形而上的方面。

接着宗教告诉我们如何做人。我这里不是指那种在宗教典礼或仪式上的行为规范等，而是指一般意义上做人的道德方式。我们可将它称为宗教的伦理方面。

最后，人是脆弱的。需要具有正确的良知才能确保产生正当的行为。尽管你知道你该怎么做，但你同样清楚地知道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做事。宗教强有力的一个方面正是它的灵感作用。宗教激励人行为端正。不仅如此，它还激发起艺术和人类许多其他方面活动的灵感。

现在，从宗教看来，宗教的这三个方面是非常紧密地相互联系的。首先，事情通常是这样的：上帝的话就是道德价值标准；其次，上帝的话将宗教的道德伦理和形而上的方面联系起来；最后，上帝的话会激发起灵感，因为如果你是在为上帝服务，服从上帝的旨意，你就会以某种方式通达宇宙，你的行为就会在更大的世界上显示出其意义，而这正是灵感的方面。因此，这三个方面是高度整体性的，是相互关联的。困难的是，科学偶尔会与前两个方面，即与宗教伦理与形而上学方面相冲突。

历史上的一次大斗争发生在这样一种时刻：人们发现，地球不仅绕自身轴旋转，而且还绕太阳旋转。按当时宗教的理解，这是不该如此的。经过激烈的斗争，结果宗教从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这一立场上后撤。但这种后撤最终并没有造成宗教的道德观的改变。另一次大冲突是人们发现人可能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大多数宗教都已经从其不正确的形而上的立场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后撤。但结果却是其道德观并没有明显变化。你看到地球围绕太阳转，是的，但那又怎么样？它能告诉我们“有人打我一边脸时，把另一边给人家打”是好还是不好？1这种与形而上方面联系在一起的冲突具有双重困难，因为它与很多事实相冲突。不仅是事实，而且在精神上也相冲突。譬如对于太阳是否绕地球转这个问题，宗教与科学之间不仅在确认这一事实方面存在分歧，而且在如何对待这一事实的精神和态度方面也大相径庭。要了解大自然，我们必须接受某种不确定性，但这种认识却很难与信仰上的确定感相联系，这种确定感通常与深深的宗教信仰息息相关。我不相信科学家能像笃信宗教的人士那样对他的信仰是那般的肯定，或许可以做到，我不知道。我认为这是困难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宗教的形而上方面似乎与其伦理价值观联系不大，同时，道德价值似乎是以某种方式独立于科学领域之外的。所有这些冲突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伦理价值方面。

我只是说，伦理价值位于科学领域之外。我要辩驳的是很多人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方式得到一些关于道德价值的结论。

对于这一点我有几个理由。你看，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理由，你就必须准备好几个理由。这里我有四个理由认为，道德价值位于科学领域之外。首先，过去有过那么多冲突。形而上学立场的变化实际上并没有对道德观点产生明显影响。因此这一点暗示我们二者间必定是相互独立的。

第二，我已经指出，至少我认为有这么一些好人，他实践着基督教伦理但却并不信奉基督的神性。顺便说一句，前面我忘了交代，我这里所说的宗教是一种狭义上的所指。我知道这里有很多人所信奉的宗教并不属于西方宗教。但宗教的主题是如此广泛，因此你最好是拿个具体的例子来考虑，你只需将我说的移植到你自己所属的宗教上，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不论你是一个阿拉伯人还是一个佛教徒，或是属于别的什么教派。

第三个理由是，根据我所收集的科学证据，似乎没有任何地方对任何事情表示过圣经里的黄金法则是好还是不好。因此，关于道德价值是否独立于科学的问题，我没有任何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证据。

最后，我想做些哲学上的辩护——尽管这个我不是很在行，但我还是想从哲学上进行一些论辩，从理论上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认为科学和道德问题是彼此独立的。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一个大问题，始终是“我该这么做吗？”这是一个有关如何行动的问题。“我该做什么？我该这么做吗？”我们怎么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可以将它分为两部分。我们可以问，“如果我这么做，会发生什么事？”这个问题并没有告诉我们我是否应该这么做。我们还有另一部分，即“那么，我希望这事发生吗？”换句话说，第一个问题——“如果我这么做，会发生什么事？”——至少是属于可进行科学调查来回答的问题，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典型的科学问题。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知道会发生什么，远非如此。我们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科学是非常初步的。但是，至少是在科学领域，我们有办法来处理它。这个办法就是“试一下，看看有什么结果”——我们谈到过这一点——并积累起有关的信息，等等。所以“如果我这么做，会发生什么事？”这种问题是典型的科学问题。但“我希望这事发生吗？”这样的问题则并非如此。譬如你说，如果我这样做，我会看到大家都被杀，当然我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你怎么知道你不希望有人被杀呢？你看，到最后你必须拿出一些最终的判断。

你可以采取不同的例子。例如，你可以说，“如果我遵循这种经济政策，我就会看到经济萧条，当然，我不希望出现萧条。”等一下，你看到了吧，仅仅知道会出现萧条并没有告诉你你希不希望它出现。这之后你必须判断，你是否想从中获得某种行使权力的快感，整个国家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重要性是否抵得上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或者，是否给一些人带来痛苦能够换回另一些人的痛苦的解脱。因此，沿着这条“什么是可宝贵的，人是否有价值，生命是否宝贵”等问题追问下去，你必然需要在某个地方形成最终的判断。你可以随着事情的进展将这种设问不断深入下去，但最终你必须决定“是啊，我要的就是这个”或“不，我不要这个。”这种决断具有不同的性质。我看不出你如何能够仅通过知道会发生什么就判断出它是不是你最终想要的结果。因此我相信，用科学技术来决定道德问题是行不通的，这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事情。

现在，我想谈谈宗教的第三个方面，即灵感方面。这个问题也是我想问问大家的核心问题，因为我没有答案。今天，在任何宗教里，灵感的来源、力量和给人慰藉的源泉均与形而上方面紧密相联。也就是说，灵感来自于为上帝工作，服从他的意志，等等。但是，以这种方式表达的情感，认为你正在从事正当工作的强烈的情绪体验，会因对上帝的存在表示哪怕一丁点怀疑而变弱。因此，当对上帝的信仰变得不确定时，这种获得灵感的特定方法就失效了。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既能够保持作为大多数人的力量和勇气的源泉这一宗教的真正价值，同时又不必对宗教的形而上学体系保持绝对信仰。你可能认为，我们有可能为宗教创制一套形而上学体系，它能够以科学再也不会发现自身与宗教信仰相抵牾这样一种方式来陈述事情。但我不认为存在这种可能。我们不可能一方面在科学上采取冒险精神，向未知领域四处扩张；一方面却对问题事先给出答案，而且无论做什么，都不预料到某些答案早晚会被证明是错误的。因此，如果你要在形而上的方面保持绝对信仰，我认为不产生冲突是不可能的。同时我也不明白如何来保持宗教在灵感方面的真正价值，如果我们对它有些怀疑的话。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西方文明，在我看来，是建立在两大遗产基础之上的。一个是科学的冒险精神——一种进入未知领域的冒险，这一未知领域必须是为了探索而被认可的那种具有未知本质的未知领域，它要求宇宙中那些无法解答的谜题继续无法得到解答，它需要一种这一切都不确定的态度。总之一句话：智力的谦卑。

另一个伟大遗产是基督教伦理——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行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个人的价值，精神的谦卑。这两大遗产从逻辑上讲是完全一致的。但逻辑并非一切。任何概念的贯彻需要人内心遵从一种观念。如果人们准备回归到宗教，那么他们准备回归的是什么宗教？现代教会能让怀疑上帝甚至不信上帝的人感到满意吗？现代教会能使这种怀疑的价值得到肯定和鼓励吗？到目前为止，我们不是一直都在通过这些逻辑上一致的各种文化遗产之间的相互攻击以获得维持这些貌似冲突的文化遗产于不坠，并汲取到力量和慰藉吗？这是不可避免之路吗？我们怎样才能找到支撑西方这两大文明支柱的灵感，使得它们能够充满活力地并肩而立，互不戒惧？这个，我不知道。但我认为，关于科学和宗教的关系的认识，我也只能做到这样了。宗教不仅过去是而且始终是道德戒律的源泉，同时也是激励人心遵循这一戒律的力量源泉。

今天我们看到，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一如既往，特别是苏俄[费曼用用苏俄（Russia）指称当时的苏联，下同——译者注]和美国这两大阵营之间的冲突尤为严重。我一直认为我们并不清楚双方的道德分歧点。不同的人对正确和错误有着不同的看法。如果我们对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的认识都不能确定，又如何在这场冲突中选择立场？冲突在哪里？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政府控制的经济体系之间的对立，哪一方是正确的就是那么明确和绝对重要吗？我们必须承认其中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或许可以相当肯定地说，资本主义要比政府控制好，但我们不也有自己的政府管制？这部分占到52%，这就是企业所得税控制。

宗教和无神论之间存在着争论。前者通常由我们国家代表，后者假定由苏俄代表。两种观点——它们仅仅是两种视角而已——没法定夺孰好孰坏。这里有人的价值观或者说国家的价值观的问题，即如何处理危害国家罪的问题——不同的观点——我们只能是不确定的。我们是否有真正的冲突？有的可能只是专制政府表现出对民主混乱的某种进步以及民主混乱表现出的对专制政府的某种程度的进步。表面上不确定性意味着没有冲突。这多好。但我不相信这一点。我认为有冲突是肯定的。我认为苏俄就代表着这样一种危险，譬如说，认为解决人类问题的途径已经明了，人类的所有努力都应该服务于这个国家，而这就意味着不再有创新。人类就像部机器一样，不再容许发展其潜能，不再容许表现出惊奇，不再容许多元化，不再容许对困难的问题采取新的解决办法，不再容许新观点。

美国政府是在没人懂得如何建立政府或如何治理国家的观念下发展起来的。其结果是创造出一种制度，用来在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时治理国家。这种制度安排是这样一种体制，就像我们现在的制度，它容许发展和尝试新的设想，不好就扔掉。美国宪法的起草者们懂得怀疑的价值。例如，在他们那个年代，科学已经得到充分发展，显示出存在各种不确定性的可能性及其潜在价值，显示出对各种可能性不设限定的价值。事实上，你不能确定一件事意味着不知哪一天它就有另外一种可能。容许存在各种可能性是一种机会。怀疑和讨论是进步不可或缺的条件。在这一点上，美国式的国家治理是全新的，是现代化的，是科学的，也是充满变数的。参议员们为筹建本州的大坝拉选票，让所有人感到兴奋的讨论和游说取代了让少数人代表自己的机会等。美国的政府管理不是很好，但它可能是当今不同于英国政府的最伟大的政府，是最令人满意的、最现代化的政府，虽然管理得不是很好。

苏俄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当然，它在技术上是先进的。我已经描述过我所谓的科学与技术之间的不同。不幸的是，人们并没有明显感觉到工程和技术的发展与不容许出现新观点之间存在什么不协调。我们看到，至少是在希特勒时代，尽管科学没有得到发展，但却制造出了火箭。苏俄也可以制造火箭。尽管知道这一点让人难过，但这却是事实：技术的发展，即科学的应用，可以在没有自由的条件下进行。我们之所以说苏俄落后，是因为它还不懂得政府的权力需要限制。英国人的伟大发现——他们不是唯一想到这一点的人，但在近代史上，他们为此进行过长期斗争——是有可能对政府权力设限。在苏俄是不存在对思想进行批评的自由的。你会说，“不对，他们也讨论反斯大林主义。”但那只是某种确定的形式，只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我们应该利用这个优势。我们为什么不也来讨论反斯大林主义呢？我们为什么不挑明同这位先生的所有纠葛呢？我们为什么不指出一个容忍这样的事情在体制内滋生的政府会带来什么样的危险性呢？我们为什么不指出，苏俄国内受到抨击的斯大林主义其实与苏俄国内目前盛行的做法之间真有异曲同工之妙？好了，好了……

现在，我很激动，看……这些不过是情绪化的表现。我不该这么做，我们应该做得更加科学。除非我能让你们相信，这是一场完全理性的、不带任何偏见的科学论战，否则我是说服不了你们的。

我对这些国家有过一些体验。我曾访问过波兰，发现有些事情挺有趣。自然，波兰人民是热爱自由的，如今他们正处于苏俄人的控制之下，没有出版自由。但在当时，大约一年前我在那儿的时候，他们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是不能发表。因此，我们便在公共场所就各种问题的方方面面进行非常活跃的讨论。顺便指出，在波兰，最令人难忘的事情是，他们受到德国蹂躏的创痛是如此之深、如此可怕和恐惧，以至于永远不可能忘记。因此，他们对所有外交事务的态度都带有对德国复兴的恐惧。我在那里的时候曾想到，这些可怕的罪行其实是部分自由国家所实施的政策的结果，这些国家曾一再容忍这种事情在波兰发展。因此他们接受了苏俄。他们向我解释，你看，苏俄人完全控制住了东德。纳粹没有办法在东德生存。而且毫无疑问，苏俄可以控制他们。因此，至少有该缓冲区。令我惊讶的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一个国家完全可以在不行使霸权、不驻扎军队的条件下保护另一个国家，并保证它不受侵略。

他们对我说的另一件事是，经常有人把我拉到一边，说我们惊讶地发现，如果波兰能够摆脱苏俄人，组成自己的政府，获得自由，他们迟早还是会变成现在这样。我说：“你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很奇怪。你的意思是你没有言论自由？”“哦不，我们会拥有所有的自由。我们热爱自由，但我们也会有国有企业等。我们信奉社会主义思想。”我很惊讶，因为我不明白这样的问题。

好了……

每个人都很清楚，苏俄并不自由，这在科学上的后果是很明显的。最好的例子之一是李森科，他有一套遗传学理论，认为获得性特征可以遗传给后代。这可能是正确的。但绝大多数遗传影响无疑不是这样，它们是由种质传递的。确有一些实例，一些人们已知的例子表明，某种特性可以通过所谓细胞质遗传直接传递给下一代。但问题主要是，大部分遗传行为都不同于李森科认为的那样。因此他败坏了苏俄。伟大的孟德尔，就是发现了遗传规律、使遗传学走上科学道路的那位，已经谢世。但遗传学只在西方国家得到了继承，因为在苏俄不允许人们从事这类分析。他们不断地和我们进行讨论和争辩。结果很有趣。这件事中止了生物科学的发展，而在西方，生物学则是当今最活跃、最令人兴奋，也是发展最为迅速的科学。但在苏俄，则一无建树。与此同时，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你会认为这样的事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但无论怎么说，事实是由于不正确的遗传理论，苏俄的农业生物学落后了。他们没能正确发展出杂交玉米技术，也不知道如何培育品种更优良的马铃薯。过去他们是知道这些的。在李森科理论出笼之前，苏俄的马铃薯是世界上最大的。但今天他们再也没有这种优势了。他们只知道与西方辩解。

在物理学界，一度也有过这样的麻烦。最近，物理学家有了很大的自由，但还不是百分之百的自由。不同思想流派之间一直争论不休。一次，他们出席在波兰举行的一个会议，由波兰国际旅行社安排行程。自然，由于房间数量有限，他们只好安排几名苏俄人同住一室，由此铸成大错——这些人到了后就大吵：“17年了我从没跟这个人交谈过，我不跟他同住一个房间。”

物理学也有两个流派。有好人也有坏人，而且泾渭分明，非常有趣。苏俄有过伟大的物理学家，但在西方物理学发展得更为迅猛，虽然一度苏俄的物理学曾显得欣欣向荣，但终究没能形成气候。

但这并不意味着技术没有发展，或者说它在某些方面落后了。我要表明的是，在这种国家里，创新思想难以得到发展。

你们想必对现代艺术的最近动态有所了解。我在波兰时，偏僻街道角落也有现代艺术画作的展示。在苏俄，现代艺术才刚刚开始。我不知道现代艺术有什么价值。我想你怎么理解都可以。但赫鲁晓夫先生看了这样一个地方，便认定，这幅画看起来好像是用公驴尾巴画的。我的评论是，他应该知道现代艺术的价值。

几千年过去了，未来前程远大，我们有各种机会，当然也有各种危险。人类要不想止步不前就不能停止思想。人类已经被阻滞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能容忍这一点。我希望未来的世代都能够享有充分的自由——怀疑的自由，发展的自由，继续冒险去发现做事新方法的自由，解决问题的自由。

为什么我们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因为我们才刚刚开始。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来解决问题。我们唯一会犯的错误就是，在人类尚不成熟的早年，我们就认为我们知道答案。答案是现成的，没人能想到还有什么东西需要考虑。我们将变得封闭，将只局限于人类今天的想象。

我们不是那么聪明。我们很笨拙，很无知。我们必须维持一个开放的渠道。我相信受限的政府，我认为政府在很多方面都应受到限制。我现在所强调的只是知识。我不想同时谈论一切事情。让我们先考虑一小部分，考虑知识这件事。

没有任何政府有权决定科学原理的真理性，政府也无权以任何方式对所调查问题的性质开出药方。政府无权决定艺术创作的审美价值，也不能为文学或艺术的表现形式设限。它不应宣称各种经济、历史、宗教或哲学学说的有效性。它的责任就是确保公民的自由，让公民敢于进一步冒险并促进人类的发展。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