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联试”中初露锋芒的中国女科学家

3. 国际“联试”中初露锋芒的中国女科学家

联试——一场特殊的国际大赛

近年来，从国际赛场上频频传来中国选手夺取胜利的喜讯：世界乒乓大赛中，中国选手包揽冠军奖杯；中学生国际“奥赛”上，参赛的中国学生个个披金挂银……不久前，在一场特殊的国际大赛——由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组织的“联试”中，以女科学家钟玉征教授为首的中国专家组又勇创佳绩，名列前茅。

有人要问：“联试”是怎么回事？它有什么作用呢？

前面已经谈到，军用化学毒剂具有极大的杀伤力，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用化学武器以来，已有数百万人因此而丧生。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强烈谴责这种非人道主义的暴行，强烈反对使用化学武器。第一个为国际公认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是1925年6月17日在日内瓦通过的“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的议定书”，世称“日内瓦公约”。联合国大会于1968年12月5日通过决议，号召一切国家严格遵守“日内瓦公约”。

由于世界各国人民一致呼吁化学裁军，20世纪70年代之后，国际裁军谈判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禁止化学武器方面，并于1980年在国际裁军委员会中专门成立了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1989年，又制定了新的化学武器裁军方案，内容包括：不使用、不研究、不生产、不存贮和不转让化学武器；彻底销毁现有化学武器，拆除并销毁生产化学武器的设施；并对日内瓦公约中各项内容都给予了严格的定义及严格的检查与监督核查措施。

签字公约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更重要的工作是履行公约。为了对公约的执行实施有效的监督，达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的目的，需要建立一套有关化学裁军核查的技术标准方法、程序和相应的国际化学裁军核查实验室。为此，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组织了一些国家的实验室进行模拟核查实验，叫做国际实验室之间的化学裁军核查对比实验，分析化学界习惯上称之为“联试”。

这项工作意义非同寻常，可谓责任重、要求高、竞争性强。因为全面禁止与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公约所禁止的物质，就是毒剂，但实际情况却很复杂。如果核查中发现了毒剂的降解物或前体，那么都有理由怀疑被核查的国家生产（存贮）过毒剂或准备生产毒剂。这样，核查的目的就有多种，像指控使用化学武器的染毒现场核查、非生产毒剂的质疑性核查、非存贮化学武器的核查等。样品也有多种，如水、泥土、空气等。所以，这种模拟核查样品分析将一次又一次（循环）地举行。参试实验室都以分析未知样品的方式自行设置实验方法与实验。于是，“联试”就带有考核的性质，有很强的竞争性。各国对此项工作均很重视，因为通过参试可以表示本国对化学裁军的积极态度，及时了解国际核查技术及发展状况，显示本国毒剂分析技术的水平和实力，也为公约签订后被指定为国际化学裁军核查实验室打下基础。

初登赛场露头角

1990年国庆节前夕，我国决定组织专家组参加第二次“联试”。原因很清楚，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应该在国际事务中为世界和平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科学家参加“联试”，这是在为国家争得直接参与化学裁军核查的权利。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防化部受命组织有关专家成立分析实验室，代表我国参加国际化学裁军第二轮核查对比实验，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指挥工程学院教授钟玉征被指定为专家组组长。

初登“赛场”，摆在中国“选手”面前的困难是不小的。第一，对手强。参加这次联试的有美、苏联、英、法、德、加、瑞士、荷兰等15个国家的16个实验室，其中大部分是世界著名的一流实验室（如美国加州大学的劳伦斯-利弗莫尔实验室等），而且多数参加过第一轮联试。第二，经验少。我们没有参加过这种国际较量，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第三，难度大。对待检化合物的情况一无所知，在仪器设备上，我们相对还不很先进。第四，时间紧。收到样品后，必须在一个月内报告实验结果，并在实验完成后的两周内提交详细技术报告，否则将被取消参试资格。

种种困难无疑是一种压力。然而，当参试专家组听说在日内瓦讨论是否邀请中国参加这次联试时，一些西方专家对中国的分析技术和能力表示怀疑的情况后，大家心里都憋了一口气：个人的名利得失可以不计，祖国的尊严和荣誉不能不争！我们的条件虽然不如外国，但我们中国人的脑子不笨，技术不比别人差，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够做到！为了祖国的荣誉，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

中国专家组把压力转化为动力，进入了紧张的准备阶段。根据有关要求，反复研究了可能遇到的情况，制定出多套实验方案。大家以高度的责任感，饱满的工作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把所有的仪器都调试到最佳状态，对自行配制的56个水和泥土标样进行了多次预做实验。

11月13日，外交部通知待测样品已到。如同学生打开试卷一样，专家组拆开了样品袋。尽管大家早有思想准备，但看到样品之后仍然感到心里“发毛”。只见在一个大信封里装着两副扑克牌大小的金属盒，盒内是29支比香烟稍大一点的玻璃管。管内装了些什么呢？有的是一支棉签，有的是几滴水，有的是几粒活性炭，有的则从外表看什么也没有……这些样品的物质组成和化学成分十分复杂，里面即使有毒剂，也只是几十亿分之一克或百亿分之一克。对这样极其微量的样品进行测试，犹如大海捞针，稍有不慎，就会失去捕捉机会，导致实验失败。

在困难面前，专家组没有泄气，重新研究拟订了实验方案。从11月14日起，开始了整整一个月夜以继日的艰苦奋战。

在样品中，有一个“水样”，体积只有0.8毫升，上面漂着一颗小米粒般大小的油珠，大家觉得这个样品最难处理。但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钟教授通过认真分析，认为在这个样品中很有可能获得直接信息，决定先“解剖麻雀”，打开“突破口”。她亲自制定分析实施方案，与有关人员一起进行萃取分离操作，仔细监测每一个信号，不放过任何微小的信息。经过几天苦战，终于测出这个样品中含有神经性毒剂“辛基沙林”的降解产物，这正是实验要求查出的关键物质，使整个实验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接着，大家又一鼓作气，顺藤摸瓜，对已经分析过的样品重新进行检查，对尚未进行分析的样品进行全面探索。30个紧张的日日夜夜过去了，29个样品中的全部化学物质均已“水落石出”。12月14日晚8时，钟教授用电传向联合国裁军委员会技术秘书处报告了实验结果。

1991年3月上旬，联合国化学裁军特设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参试国专家代表会议，钟玉征教授作为中国专家代表出席会议。第一天将要休会时，大会主席公布了各参试国的成绩。在参试的15个国家16个实验室中，仅有3个实验室检测出了毒剂化合物或其水解产物，中国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6种违禁品在实验中共出现42处，其他国家最多的测出了35处，而中国却测出了39处，检出率最高，成绩名列前茅。当时全场为之轰动，人们没有想到，初次“参赛”的中国会取得如此出色的成绩。在会议上，钟教授介绍了中国处理样品的原则和方法，引起各国专家的极大兴趣。特别是当人们了解到中国专家是在没有收到背景材料的情况下进行实验的（背景材料提示，这项实验须在低温下进行，我方不了解这一情况，在常温下实验，使本来含量极微的毒剂早已分解成降价物质，大大增加了实验难度），更引起各国专家的震惊。与会者议论纷纷，感叹不已。有的说：“中国作出如此好的成绩，我们都非常惊异。他们的仪器并非是最先进的，但其工作是最出色的。”有的问：“我们用的质谱仪和你们的一样，为什么你们能做出来，我们却做不出来呢？”钟教授查看了其他参试国家的图谱，在他们的图谱中，毒剂水解产物的信息都有，但他们却没有识别出来。最后，在联合国化学裁军特设委员会下发的综合技术报告《蓝皮书F2》中，收进的3个典型处理样品方法，都是中国的，并要求各国在第三轮联试中，以中国的做法为样板。钟教授制定的水样处理方法，也被作为范例，印成专页推荐给各参试国。

古语云：“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中国分析化学专家一登场“亮相”，就令世界各国专家刮目相看。

再接再厉勇夺魁

1991年8月，钟玉征教授再度受命“出征”，率中国专家组参加国际核查第三轮联试。与第二次的核查背景——化工厂不同，此番是核查某个军事设施，设有橡胶、混凝土、油漆三类样品，与第二轮联试相比，毒剂的含量更少，前处理的难度更大（在大量的石油产物，如柴油、汽油中，隐藏着痕量^[7]的违禁品，它们的沸点、挥发度及在溶剂中的溶解性又极其相似，要一一识别是非常不容易的）。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测试中，全体中国专家发扬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和忘我的拼搏精神，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充分借鉴第二轮测试的实践经验，毫无遗漏地将待测物从基质上萃取下来，毫不放过仪器分析中给出的任何信息，尤其是在违禁品峰位附近的微小信息。经过30多天的团结奋战，按时完成了核查任务。最后的参试成绩表明：中国的测试成绩为最佳。中国使用的分析手段最多；这次样品中连同杂质共放入9种物质，中国检出8种，检出率最高；这次分析除要求定性查明物质种类外，还要求概略定量，中国的数量准确率比其他实验室都好。这样，第三次联试，中国专家组又以“三最”（检出率最高、概略定量最准确和使用的分析手段最全）而名列榜首。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的参试人员中，有1/3是女同志，她们一心扑在实验上，承担了许多关键性工作，作出了突出的成绩。而作为一线指挥员的钟玉征更是身先士卒，功不可没。这位年届花甲的女专家以精湛的技艺、忘我的精神率领中国专家组在两次联试中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受到外国专家的高度评价，提高了我国的威望，也为我们争得直接参加国际化学裁军核查权利奠定了基础。它标志着我国、我军化学防护的毒剂分析水平已跃居世界先进行列！为表彰钟玉征教授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中央军委于1992年年底发布通令，给钟玉征荣记一等功。从1990年到199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研究院分析化学实验室先后九次代表国家参加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举办的“国际联试”均获佳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