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里的芯片鱼

长江里的芯片鱼

每年的春末夏初，位于湖北省监利县尺八镇的国家级四大家鱼原种场培育基地就会格外忙碌。这片水域面积达2.7万亩的长江故道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老江河，被认为是四大家鱼最后的避难所。

在4月的早上，位于荆南边陲的尺八镇是寒冷的。穿着厚厚的防水工作服还是不够，还要喝些酒。十几位工人拉着渔网从培育基地养鱼塘的最北端慢慢走到最南端，随着渔网渐渐收紧，渔网中鱼的挣扎越来越厉害。这些体长一米多的大鱼在市场上已经很难见到，你有可能认出其中的草鱼、鲢鱼，但如果不是在江边长大，你很可能并不知道“一身黑”的是青鱼，脑袋大大的是鳙鱼。

中华文明食用鱼的文化可以追溯到隋朝。那时隋朝人已讲究起鱼生的吃法了，唐代诗人杜甫则用“无声细下飞碎雪”和“放箸未觉全盘空”来形容他对鱼生的喜爱。可以说，中华民族吃鱼的文化源远流长，有近两千年，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上，由于易于繁殖和饲养成本低，青鱼、草鱼、鲢鱼、鳙鱼成为中国人的主要食用鱼种，这四种鱼被称“四大家鱼”。

曾经的四大家鱼为江边的人们带来蛋白质和养活家人的收入，为远在内陆的人们提供海鲜美味；现在的四大家鱼却需要人工的培育和呵护。这些渔网中的鱼在重新回归长江后就要承担交配和繁衍后代的使命。

称重之后，鱼被工人迅速抬到简易试验台上。试验台周围站着的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下称长江水产研究所）段辛斌研究员、他的同事和学生们。

鱼被放到试验台上的瞬间，学生们开始测量鱼的体长、辨认性别、摘取鳞片、注射荧光标记和植入T型标记。完成整个程序，最多只需要两分钟。然后，是下一条鱼。

这些鱼最终的归宿是长江干流，上述流程是亲本鱼的增殖放流。每年，段辛斌的团队会承担一千多条四大家鱼的增殖放流工作，其中少数鱼还需要打上“标签”以评估增殖放流的结果。

增殖放流是为了拯救和恢复一些水生生物种群所实施的保护方法，采用放流、底播等人工方式向海洋、江河、湖泊等公共水域投放亲本、苗种等活体水生生物的活动。

近几十年来，水工建筑、过度捕捞、环境污染等人类活动的加剧，导致长江渔业资源锐减。在三峡水库蓄水后，由于坝下水文条件变化等原因，长江干流中的四大家鱼产卵规模大大缩小。2009年，长江中的四大家鱼产卵规模仅为上世纪50年代的一成。

2009年，在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简称TNC）

北京办公室担任“大河伙伴项目”（GREAT RIVERS PARTNERSHIP，简称GRP）协调员的尹耀提议，让中国的专家去美国的密西西比河考察。

大河伙伴项目是TNC 建立的一个多方合作机制，这一机制以为全世界各大洲的大河流域管理方提供交流管理和保护经验的沟通平台。目前，大河伙伴项目已进入第二期，涉及的河流除了美国的密西西比河、中国的长江流域，还包括贯穿东南亚的湄公河流域、非洲的尼日尔河流域（Niger River Basin）及奧哥威河流域（Ogooué River Basin）、北美洲科罗拉多河流域（Colorado River Basin）、南美洲的塔帕若斯河流域（Tapajós River Basin）及马格达莱纳河流域（Magdalena River Basin）。密西西比河是最先入选GRP 项目的河流，那时，密西西比河已经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生态监测系统，尹耀觉得，这套方法可以介绍到中国的长江。在结束对密西西比河的考察后，段辛斌回到国内，提出了对四大家鱼进行鱼类监测的想法。

段辛斌的想法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将培育亲本鱼并在长江干流中放流，二是通过标记对放流后的亲本鱼进行跟踪，同时利用基因分析的方法，对亲本鱼在长江中四大家鱼增殖的效果进行评估。

尽管近三十年中，国内的水产工作者一直在长江流域进行增殖放流工作，但以鱼苗为主的增殖放流方法并没有有效改变鱼类资源减少的现实。如果以鱼苗为主的增殖放流没有明显效果，那么以接近性成熟、年龄在五六岁的亲本鱼进行增殖放流的效果到底如何，段辛斌希望他的研究项目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2010年，大规模的亲本鱼增殖放流正式启动，TNC为这个项目提供部分资金和技术的支持，项目为期三年。

之所以放流亲本鱼，是因为相比于鱼苗，体格健壮的亲本鱼在长江中的天敌要少得多，成活率也要高很多，而且亲本鱼产卵会产生上亿的鱼苗。亲本鱼增殖放流并不难，段辛斌要想出一个方法对增殖放流效果进行评估，此前国内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国际上使用较为广泛的评估方法是在鱼体上植入T型标记。T型标记是一个直径约2毫米，长度5厘米的黄色标记，研究人员用一个类似打孔枪一样的手持设备将T型标记打入鱼体，黄色标记上面印有长江水产研究所单位信息、研究人员的手机号码和每条鱼的唯一编号，捕获者可以根据标记上的信息联系到研究人员。这种方法比较原始，成本最低，但是回收率并不高。

另一种评估方法是在鱼体上植入超声波标记。超声波标记所使用的方法完全不局限于亲本鱼的捕获、回收，而是依靠移动追踪和固定监测两种方式对亲本鱼进行跟踪。

通过超声波标记能实时跟踪亲本鱼的洄游路线、相关水文和水深情况。

但成本要比植入T型标记高很多。更关键的是，超声波标记需要植入鱼的腹腔，究竟植入到什么位置合适，鱼在接受手术后能存活多久，这些问题的答案，段辛斌团队用了两年的时间才搞清楚。

“国外有很多方法，但所应用的鱼都不是中国的四大家鱼，美国密西西比河中的鲑鱼因为是食用肉类，有一个很大的胃，可以将超声波标记植入在胃中，国内的四大家鱼基本属于无胃鱼，胃很小，超声波标记到底放在哪里，我们反复实验了一年。”段辛斌说。

最终，段辛斌研究团队选择将超声波标记挂在四大家鱼的腹壁上，这项技术对增殖放流的效果评估和研究四大家鱼的习性都很有帮助。

2012年，监利三洲江段的年平均产卵规模达到3.15亿尾，高于增殖放流前的年均1.63亿尾；监利断面卵苗径流量增加了十倍。“这证明亲本鱼的增殖放流是有效的”，段辛斌说。通过包括TNC在内的多方努力，三年时间里，长江干流中四大家鱼的资源量已经有了很大提高。

研究数据不仅说明亲本鱼增殖放流方法的有效性，同时也为段辛斌所领导的团队研究四大家鱼的生活习性提供了定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在国内是首次获得。

TNC大河伙伴项目高级顾问郭乔羽表示，数据结果出人意料地好，“我们没有想到实施超声波标记放流后，马上就取得了这么好的结果。”

在与段辛斌相处的数日中，每次他提到鱼，总是会说这样几句话，“一切为了鱼”、“最大程度地以鱼的福利来考虑”、“保证下去一尾、存活一尾、繁殖一尾”。在投入四大家鱼研究后，段辛斌所做出的牺牲不只是远离家人长期泡在野外。

4月21日，本年度四大家鱼亲本鱼增殖放流活动的官方仪式在监利县举行，为了能最大限度减少植入标记后鱼停留在运鱼车上的时间，段辛斌带着十几个学生半夜爬起来给鱼植入标记，而前一天，他刚刚在一天内完成了三次增殖放流。

这位四大家鱼亲本鱼增殖放流研究的主要负责人并没有在仪式现场站在讲台上发言，他始终留守在运鱼车附近的地方，看着一条一条的亲本鱼放归长江，直到仪式结束。

段辛斌说，他希望有更多人能够关注四大家鱼亲本鱼增殖放流活动，也希望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他进行研究。这样，长江中的“芯片鱼”会越来越多，中国的四大家鱼才有希望在未来真正回归大众的餐桌。

“现在打不到鱼了…”

——一家五代的渔民胡承发，6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