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自然保护区做公益的具体行动

Trailhead　卷首语

从科学到实践

赵鹏　中国TNC保护项目总监

这一期《自然客》主题是“新保护地”，编辑要我写篇卷首语。迟迟没动笔，直到上了飞机，要去TNC总部交流半年，才开始静下来想，这一路走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回想起大约10年前，刚加入中国TNC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叫“蓝图”的项目，是用“系统保护规划”的方法为中国描绘一幅自然保护的地图，试图对一个基本问题给出一个科学答案，“如何最有效率地保护最多的土地”？“蓝图”最终识别出32个陆地保护优先区域，整个分析过程建立在科学模型和专家知识的基础上。由此，我对中国的自然保护系统第一次有了一个全局的认识。但算出来的结果“靠谱”吗？

为了验证这个问题，我们邀请一批专家组织了一个车队，从成都出发，穿过二郎山，走川藏北线，从玉树到三江源，沿青藏线到西宁，走甘南入川北回到成都，行程20多天，5000多公里，沿路走访了大约10个保护区，验证的结果让人欣慰，准确率达到了80%以上。而且，这一路风景壮美，让我骄傲做这份工作能有“借口”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自然。除了豪迈的情怀外，更多了几分担忧：还有那么多值得保护的地方，虽然国家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建立了2600多个自然保护区，但是目前的投入显然离有效的保护还显得不够。最终“蓝图”的结果被国家《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所采纳，这令人鼓舞，但是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们的心头，除了描绘“蓝图”外，我们还能干点什么吗？

5年前，我带领一个国内自然保护区系统“一把手”考察团到美国交流学习，比较深入地学习了美国的国家公园、荒野地、野生动物避难所和私人保护区，各色各样的保护地令人耳目一新，人与自然和谐之情让人艳羡。在那里，自然保护成为全社会的事，政府，个人，公益机构都在保护领域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而在中国，所有的保护区都是政府建、政府管，而日益发展壮大的社会公益组织能否为政府分忧，成为自然保护的一支重要力量？有没有机会利用社会公益力量做一个保护区呢？

国家正在推行的新一轮林权改革给了我们契机。既然林改是为了放活森林的经营，为什么不能放活森林的保护呢？带着这个想法，我们走访了政府和捐赠人，得到了很大的鼓励和支持，最终选定在全国野生大熊猫最多的区域——四川省绵阳市的平武县，来探索创新的社会公益型保护地模式。

赵鹏

我清晰记得2011年大年初九，一个人背着行囊从北京搬到平武，从“保护蓝图”的结果里面找到“保护空缺”，开始一个地块一个地块看，一个单位一个单位拜访，一个人一个人谈，到最终选择了老河沟。这里是一个改制过两次的国营林场，有一片正在为采矿困扰的集体林和一群曾经的伐木工人。三年来在大山里折腾，中间经历了很多迷茫和困难，还好林业部门和地方政府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他们多方的指导，让老河沟自然保护区最终被批准成立了。保护区成立至今，林场职工收入翻了一番，保护威胁直线下降，在保护区内看到野生动物的频率大幅提高，周边社区发展生态定制农业也摸索出了经验。社会公益组织建保护区算是有了一个落地。这条路走通了，但除了证明行得通外，还能解决什么问题？

2013年底，我回到北京，开始重新审视，老河沟是特殊情景下的个例？还是这是个有生命力的方向能够为中国的自然保护事业注入活力？带着这个问题，我们陆续跟国家级保护区、地方级保护区、企业和个人探讨公益保护地建设的各种模式。同时，不少国内的公益同行已经注意到这种保护模式的效果，也纷纷向我们了解如何建立公益保护区。

发展速度比想象中顺利，很快我们又签订了5个建立公益保护区的合作协议，接下来的两年还要再做5个。我想，待这10个保护区建成并见到保护成效的时候，再回答公益保护模式的作用和价值问题吧。无论现在是否有答案，我隐约看到了一条TNC从20世纪50年代初创建至今所走过的路，一个NGO（非政府组织）拥有、管理着1600多个自然保护地，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非盈利保护机构。如果从现在起给我们50年，我相信我们的保护梦想也会在中国实现。这个梦想是公益机构承担起保护国土面积的1%的责任。

仔细想想，要实现这个“保护梦想”其实没什么诀窍，就是“认真”和“坚持”，我们正在这条梦想之路上稳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