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破产的结论

如果注意到破产仅仅是商业三十六个特点之一，那就很难说明这个蕴藏着这样多罪恶的源泉，即这个商业的机构，为什么在这个对社会每个阶级的错误都不轻易放过的时代竟没有受到批判；即很难说明这个曾声讨国王和教皇罪行的时代，为什么不敢公开宣布银行家们的罪行；如果按所列举的三十六个形态的轮廓（我刚刚列举过，并且能够很容易增加到两倍至三倍的数目）来判断银行家们的罪行，那就可能产生一部篇幅很大的论著。

我曾指出过，这种批判的目的不在于扩大无结果的批判，而在于指导我们去寻求救治的方法。假如我们再列出另外一些表式，同样地把证券投机者和囤积居奇者们的犯罪加以分类，然后，对无数的骗局加以分类，如果按商业的每一部门分类下去，那将写满二十厚本。

在阅读到这些商人的肮脏事迹时，你会立刻反躬自问：宣布自己为崇高真理之友的这个时代怎样能够在商业是必要的借口下以完全信任的态度来偏袒骗人的商业呢？因为纵然商业是必要的，也还不能认为一切种类的欺骗和掠夺，例如刚才所列举过的商业的罪行之一的破产，是必要的。

不可忘却作出寻求救治方法的结论；但为了发现这种方法，首先就必须分析罪恶及其原因。首要的原因在于中介所有制，因此我必须把这种所有制放在商业特点中的前列。

假如人们发明一种排除中介所有制的制度，那时人们将会看到一切商业的犯罪行为立刻被消灭。而这种制度或至少是这个制度的萌芽已为我们所知道，这就是寄售制。我们的商人们现在以最不完善的方式来实行，但是应该提高到延长的寄售制阶段；由此将会诞生出第六社会时期，即完全消灭欺骗的商业三十六个特点的保证制度。

当中介商人还有把握可以玩弄他人的财产时，这些特点中的任何一个特点都是不会消失的。农民就不能制造破产，因为他只能使自己的财产遭受危害，而不能损及自己邻人们的存粮。可见，中介所有制是主要的罪恶，应该用延长的寄售制的方法（这是进入第六时期的最好一种方法）来把它根本铲除。因为对于这个方法现在还没有迫切的需要，所以详细地叙述它是无益的，我将留待在论保证制度一文中提到它。

我们在这里只谈一下商业方法上一些显而易见的罪恶，最后论及破产。

说司法只追究小贼那句格言，对商业方面来说是不正确的：因为破产甚至是极小的破产，也可以在商人们的庇护下逃避国家的追究。这在关于第九类中尤为明显，这一类是属于小小破产者的一类。

要举出几个已受惩罚的恶毒破产者的例子，那是无益的；因为如果这些恶毒破产者之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成功了，只有一个失败了，那么这个家伙无疑是一个不会玩弄阴谋的蠢才；因为现在玩弄这种阴谋已可靠到了人们完全用不着去采取老一套慎重方法的程度。以前破产者还要逃到特里扬、列日或卡鲁日去，现在这种习惯自1789年复兴时期以来已经不再存在，每个人都可以在家庭中重弹破产的老调了。人们可以放心地计划破产，当破产爆发后，可以到乡间亲戚朋友家去度过一个月，在这段期间内公证人会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好。过了几个星期后又可以重新露面，公众对于这种大胆的举动已司空见惯，所以用开玩笑的态度来对待它，把它戏称为生孩子，并且十分冷静地说：你看他生产后又复元了。

我曾指出过破产是唯一的社会罪行，它象流行病一样地传播开来，并强制地引导诚实的人模仿欺诈。如果破产再加上证券投机及其他许多卑劣行为（这些卑劣行为是由各派哲学学说的果实）时，那就很容易同意我在前面所说的意见：文明制度下的人们从来没有做过自从他们屈服于商人精神以后所做过的那么多的政治上的蠢事。为什么只梦想着平衡和保障的哲学家们不打算努力为社会争取到政府合理地要求它的国库管理人员做到的那种保障呢？税收人员所以不敢浪费或盗用他们保管的公款，是因为国王采用没收他们的保证金和惩罚的方法来使他们不得不忠于职守。

所以决看不到国家税收人员（连一半也不会有）把税款攫为自己所有，并向政府呈递如下申请书的事：“由于遭遇不幸、局势艰难、命运惨变等等，总而言之，我宣告破严，无力偿付”，或用其他的说法来表达这种意思：“你的金库总计应有一千万现金，我提议给你归还一半即五百万，在五年之内付清，并请你可怜收税人所遭到的不幸，继续信任我并仍委托我管理你的金库，否则我甚至于不能归还我所提议的一半。但如果你保留了我的职务和收入，那么我将努力忠于自己的职守，即是当金库再度充实时，我将以第二次的破产来报答你。”

宣告破产的债务人的所有申请书的内容都是这样简单明了。如果税收人员所以没有仿效他们的例子，那是因为税收人员相信任何哲学学说都不能使他们不受惩罚。可是银行家们在如下原则的庇护下倒可以免受处罚，这条原则是：给商人们以充分的自由，无须要求他们保证不作不正当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