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精确的科学的结论

政治学家和道德学家，你们没有履行你们所担负的任何一个责任。我应该把这些责任提醒一下：

进入文明时代的第一和第二阶段：

女奴隶的取得公民权，

男奴隶的成为雇佣劳动者。

进入上升的无联系的第六和第七时期：

雇佣劳动者得到不同等级的结社自由：

妇女得到恋爱自由。

关于前两条，我已经讲过，哲学干预其事是在它们有四分之三已被实现出来的时候，这证明哲学没有足够的发明智慧，而且它来得太晚了，以致不能把这份成为时代和时机的事件的改良的光荣算在自己的账上。

至于讲到已超出文明制度范围以外的后两条，那末你们即使没有洞察能力，单凭常识就能够下意识地发现它们，因为常识会建议去探求这两种成为社会福利的发端的新事物的。给予它们以更广阔的发展天地，就可以有充分根据期望得到更多的幸福。所以，应该设法使妇女由半自由的地位提高到完全自由的地位，而劳动者则由雇佣工人的地位提高到协会成员的地位，这种成员的地位可以使他们甚至在一无所有的时候变为所有者。这些变化就会把社会机构导向超出文明制度。即使事先对它们缺乏预见，但单凭一种常识就可以达到第六和第七时期。常识告诉我们，要追求和扩大认为有利的行动，就如同继续采掘使我们得到更丰富的产量的矿脉一样。

这四种事情是理性所期望于你们的唯一实际的服务，而且你们虽然大言不惭地宣告自己是理性的战士和使徒，你们却轻视它在对社会偏见所应该进行的那四项攻击下的号召。

你们是不是认为，同某些次要的、没有意义的、就是攻陷了也不会在社会运动中引起任何进步的偏见进行斗争，就是为理性服务呢？宗教的偏见就是这样的。

当你们推翻天主教的偏见，以便用这种被称为理性崇拜的庸俗事物来代替它们时，难道说这样的变化就能够改善雇佣劳动者的命运和减轻妇女在婚姻中的奴隶地位吗？毫无疑义，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由此决不会产生在社会运动中的任何进步：相反的，从这一事件发生的时候起，由于商业精神盛行和对犹太人的容忍，社会运动还走向下坡路。如果你们肯定对高级感性的崇拜来代替对理性的崇拜，你们也许就会向第七时期大踏步前进，甚至可能不必通过第六时期。

我们看到，文明制度怎样偏离了这个方向，却在其所包藏的革命和封建垄断的酵母作用下走向下坡路。不是有旋律的斗争，不是无疵的政治战斗，如象法国革命以前的那样，现在却只看到不可抑制的仇恨，只听到殊死战的呼声。一半的君主抱着暗藏的仇恨心理反对另一半君主，一切王位都是建立在火药桶上。自从每次搏斗都导致王位兴衰的时候起，财产就变成比任何时候都更少有保障的了。在这种瞬息万变的风云中，国王如同鼓动家一样，不容许各个人再保持中立：每一个所有主都不得不在这些政治争执中发表意见，而且看到，他的世袭财产就是政党冲突中的赌注。在欧洲相继发生的许多变化繁殖了公民混乱的种子。目前是虚幻的平静笼罩着，这也只是基于有一个以短剑和毒药为掩护的君主^[91]的存在。在他认为各种叛乱阴谋都被镇压下去的时候，英国却发起了新的挑战；如果他被迫落入他们的陷井，那将会在文明制度之上暴发一场多么可怕的暴风雨啊！结果他会被他自己的狂暴力量所摧毁：英国会以欧洲的财产作孤注一掷，以便把法国推到深渊里；旺代派内战、雅各宾式的组织和国家联盟会立即恢复起来了，爆炸也将会普及到整个西方。哲学在1789年所发现的火山还只是完成了它的第一次喷火；第二次的喷火已经为时不远了。法国革命的成就推动了新的革命。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就，所以一切国家的阴谋家也只渴望着重新兴起这种战争，难道说还会怀疑在这样的暴风雨时代，对于那些时时准备着获得英国国库支持的鼓动家不会很快就有新的机会到来吗？！诚然，目前的寂静——这只是革命幕间的休息；这是活火山的瞬间休息。当你看到赋税、军队以及财政掠夺的一切萌芽如何在一切国家增长的时候，难道对自从大陆失去昙花一现的寂静所赖以维系的那个人物的时候起，骚乱将会发生而且将会烧遍全欧洲，还有怀疑吗？是的，潘朵拉的箱子为我们不幸的一代打开了盖子，所以，它大声疾呼地说，我们是生长在怎么样的时代呀！这不是没有根据的。战栗吧，君主们和私有主们，在想到这些可怕的真理时，你们还要感谢这箱子的打开，因为它把你们从十分悲苦的未来解救出来，给予你们以摆脱文明制度、摆脱带有火山性的和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最丑恶的制度的出路。

文明的各族人民，

你们既然临近解放，就会不再希图不指责你们地位的悲惨，就会有勇气充分正视你们的不幸。你们要牢记住古代和近代的社会灾难是上帝注定的必然结果，上帝为了使你们哲学家陷于狼狈的状态，因而就判定了不名誉的文明制度定期地陷于革命的深渊。

野蛮制度的人没有你们的开化，还能维持他们的社会和简陋制度达数千年之久，为什么你们的社会和制度却这样迅速地被毁灭，在五年当中屡次看到它们的诞生呢？

你们看一看这个政治虚弱的症候吧：仔细考虑一下你们的作品的脆弱性，考虑一下自然对于你们的作品的嘲弄，它在破坏着你们的社会和你们的奇迹。我想立刻对你们的政治哀歌作出反应。我同你们一起来质问这个自然界，它为什么只需要你们的废墟，只想对你们的国家挥动干戈。

文明制度的骄傲的遗迹变成了什么呢？特维^[92]和孟斐斯^[93]，帕尔迈拉^[94]和巴比伦、雅典和迦太基都变成了瓦砾堆，自然赋予我们社会以沉重的负担，它相继一个一个地把它们推翻；无论是以智者预言而著名的法律，或是阴谋家们的暂时性的法典，都是同样把国家引向崩溃。

中国和印度的简陋立法怎么能够违反时代的车轮而生效了四千年，可是哲学家的奇思妙想却竟象昙花一般地消逝呢？我们的科学经过如此努力巩固了国家之后，表现出好象是他们仅在致力于保证汪达尔人得到烽火的娱乐，而使近代人看到废墟的景象而已。某些遗迹保留下来，但却使政治感到难堪。文明世界的都会罗马和拜占廷变成了两个值得嘲笑的现象的首府。在开比托林的山丘上凯撒的殿堂已被阴森的犹太人的神象所占据；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基督教的长方形大教堂受到了愚昧无知的神的凌辱。这里，耶稣登上了丘比特的台座，那里，穆罕默德升上了耶稣的祭坛。罗马和拜占廷，自然界之所以保留你们，是为了对那些被你们加上铐链的民族加以卑视。你们变成了政治斗争的两个舞台、潘朵拉的两只箱子。你们要把破坏行为和瘟疫传播到东方，把他们的偏见和恐怖传播到西方。用你们玷辱自然的方法来侮辱被它所摧毁了的大帝国；你们是留作为它的胜利的装饰品的两具木乃伊。在近代人中间你们显示了它的报复的遗迹，而且是它还准备向文明制度的进攻的预言者，法国革命还只是这种进攻的预兆而已。固然，1789年的火山爆发了，而且它一下子就熄灭了；伟大的革命准备着和威胁着要消灭现代国家，而现代国家的商业气质的恐怖已经苦恼着自然界，也苦恼着理性。

自然界好象是有意抬高丑恶的文明制度，以便取得推翻它的乐趣，而且借助于屡次破产来向我们证明领导我们的科学的虚妄。提起犯罪的西祭夫的形象，文明制度就象是被判处攀登幸福的罪犯，一到他快接近目标时，就重新跌落下来；最深思熟虑的改造只不过导致流血惨剧而已；所以文明的各国人民都呻吟于苦恼之中，期待着革命重新使他们动荡的国家陷入虚无。文明制度（因为它得不到最高政权的统一）不断地辗转于两个危险之中——灭亡于野蛮人或灭亡于内战。它站得住只是侥幸。在每个世纪都踏在坟墓的边缘上。若不是卡尔·马尔特尔^[95]战胜萨拉森人和阿齐拉人，整个欧洲都会成了野蛮的世界。如果索别斯基^[96]不解放被土耳其人包围的维也纳，或者说如果土耳其人掌握了欧洲战术，欧洲也就早已灭亡。文明制度昨天临近它的崩溃的边缘；革命战争可能会导致法国的被侵占和解体；这个国家倘若一旦化为乌有，与它结成同盟的俄罗斯和奥地利可能会共同来瓜分地球和文明世界，｛在以后的争执中，俄国人可能压倒奥地利和文明世界……｝。

如果文明制度经得住最后一个世纪，那末它为此只应感谢英国所推行的贪污和商业精神，这种精神在分配补助金或小恩小惠中，阻挠了君主们的一切大胆事业，并且使他们习惯于狭隘的卑鄙的观点，习惯于乞求金子，以代替用瓜分他所发现的亚洲的方法来攫取黄金。十八世纪商业和外交当局的卑鄙行为是支持英国和阻挠俄国认清自己真正利益的唯一原因：俄罗斯应该去支持波兰，同它结成联邦式联盟，侵略印度和中国，并且用它们的黄金来收买西方的商人。这些小商人在十八世纪时期彼此是有意见分歧的，而且由于过去成为他们反抗中心策源地的法国政治上的软弱，以致没有采取行动而遭受失败。

俄国未能利用这个本来可以借助于野蛮人的黄金来推翻文明制度的机会。由此是否应该说，文明制度可以指望有几分稳固呢？明天自然界还会使破坏我们社会的其他机会发生。哼，在你们既不担心侵略，也不担心野蛮人时，难道说自然界就没有千百种方法用你们自己的手来消灭你们吗？昨天意见的纷争推翻了王座、祭坛和所有制的法律，使欧洲向野蛮制度方面行进；明天自然界就会发明另一种武器，经过新的考验，文明制度将会垮台，就象它已经不止一次地垮台一样。经验教导你们，它的命运放射了几个世纪的光彩后，很快地就暗淡下去了，复活起来也是为了重新衰落。由此可见，你们的社会奇迹的建筑物是建筑在沙滩上的，如果它们为人创造了幸福，上帝会关心保留它们的，会采取措施把它们置于不可摧毁的基础上的。为什么上帝会使它们延长了若干瞬间之后又仍然埋葬在革命之中呢？这是因为你们的立法者把社会法律建筑在自己的癖好之上，而上帝则没有哲学家那样的傲慢，他自己并不制定法律，如果没有永久的高级法官——正义和数字的忠告，它既不想从事创造，也不想有所作为，因为数学不依上帝为转移，而且上帝还要严格遵从数学的规律。

如果说你们的社会会自行崩溃，那也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它们本来只是为了发端，只是作为一种暂时的灾难，也正因为如此，上帝才把它们又局限在地球上的几个地区。你们想竭力扩展，使这种暂时性的经济制度（无联系的经济）变成为普遍性的经济制度，也是枉费心机的。上帝根据种种理由（我在这里不想解释这些理由）永远不能使这个经济制度占据超过地球三分之一的地位；这种情形可以在它‖怂恿‖蒙昧人对我们的文明和对法律所要求的服从发生反感中看到；另一方面它却‖赋予‖文明人和野蛮人以十分强烈的组织帮派的倾向，残酷的惩罚也几乎控制不住他们，假如惩罚引起的恐怖一旦不再发生效力，成为生产轴心的雇佣工人和奴隶就会从四面八方举行起义，而立刻把野蛮制度和文明制度推翻。

可见上帝的行为是英明的，他不使这个成为大多数人沉重负担的经济制度扩及到整个地球；如果它在某一个地区得到了成功，自然就会在另一个地方为它设置下敌人。如果说生产在欧洲完成了某些成就，难道说它在亚洲不是失去了广大的领域吗？如果说文明世界在美洲建立了薄弱的殖民地，而这个殖民地由于非洲人的黄热病和不可遏止的仇恨已经有衰落的危险，那末，难道说它不是已经失去了希腊、埃及、迦太基、小亚细亚和加尔底亚^[97]吗？在一些庞大而美丽的国家里，生产被窒息，例如，巴克特里亚生产刚刚开始进行就被窒息了。在东方曾享过盛名的撒马拉罕强国，以及从里海到印度河口的整个地区，重新组成了游牧部落。东印度由于英国人的压迫而走向了毁灭，因为英国人的压迫激起了他们对农业的厌恶，而与鞑靼-马哈拉^[98]结合，而鞑靼-马哈拉将来则会由奥里萨^[99]一带散开，而扩张到西高止和东高止山脉方面，并且将从四面八方集合马勒巴和利罗曼德尔海滨的各族人民，使他们放弃狩猎而走向生产。

在环绕着波斯、印度半岛和中国的一切山区，大批的农民军每天都给亚洲的农业带来损失；甚至在我们的大门口，还有农民大军在土耳其到处出没，同时在东方一度繁荣富强的国家如白古^[100]、暹罗，又重新降落到最野蛮和衰弱的地步。甚至象中国这么一个吝啬而贫穷的大国，也陷入了极其衰败的处境；芬·勒拉安^[101]的最近报道为我们打开眼界，认识了中国的虚有其表的华丽，而马卡特尼虽然也十分喜欢中国，也承认朝廷的暴虐和人民的不可想象的贫困。大批农民军占据着中国的广大地域，象李自成这样大规模的起义自更不必说了，可以看到，各地的农民军拥有怎样巨大的人数足以围困和劫掠北京。在这个曾经以热爱劳动著称的中国，我们在距北京四里以外，竟发现良田完全变成荒原，在南方各省，牧师虽号召人民进行农业劳动也是枉然的——人民依然使广大的地区荒芜，而愈来愈多地加入农民军。对文明世界来说，农民乃是永远准备着吞没文明世界的火山，是一个年深月久的脓疮，纵使一时缓和，但一旦停止治疗，就会重新发作。最后，到处受着农民军威胁的生产，只能依靠断头台来维持，而雇佣劳动人民这种要组织农民军的普遍意向，把社会制度的全部期望归结为唯一的一个任务：发现新的社会制度，保证参加生产者中的不甚富裕的人以充分的幸福，使他们永远地、热烈地喜爱自己的劳动，而放弃他们在文明制度下所全力以赴的掠劫行为和无为的状态^[102]。

在你们未解决这个任务以前，·自然界将会对你们施以不断的攻击——对自然界来说，你们只是一种负担；所以，你们要定期的革命……因为革命是它疲惫不堪忍受的标志。你们的社会在前进中就象树獭一样，它每走动一步就发出一声深沉的呻吟。文明制度也同它一样，以不可思议的缓慢步伐向前穿过暴风雨，而它的改善的企图只会引起新的犯罪和新的牺牲。

社会运动在达到协调制度以前还要经过九个阶段。不管我们所要走过的这个阶段如何，还要出现的是：

文明时期的最后阶段，

第六时期的四个阶段，

第七时期的四个阶段。

但是，哪怕是还要通过一百个阶段，我们看到，哲学也不会发现其中的一个，它每次都是在某一阶段出现以后才去宣扬，而且它用辩护的言词使它自己蒙受愈来愈多的嘲笑；因为到第一百个阶段时我们就有权对它说，它九十九次受骗了，因为每次它都认为社会运动是处在它的最后界限；我们有权对它说，它对理性的尽善尽美的阿谀和自夸，在第一百个阶段也不会比在第一阶段值得更多的信任，因为它并没有阐明未来的和过去的运动变化的一般体系。

两个缺点阻挠着哲学，使它不能有任何发展：

相信未来是不可能洞察的，在运动中视线是转向后面的，亦即通过和过去相比较的办法来判断现在，——这是第一个缺点。

在管理制度中去探寻幸福的根源，而不是在生活制度的变化中去追寻幸福——这是哲学的第二个缺点。

它沉溺于这两种谬误中，就只能增加人类的灾难，不管它采取什么措施。

传道者……形而上学者、政治学和道德学家，看了证明你们荒谬的这些证据之后，你们还胆敢奢求得到智者的称号吗？为使你们陷入狼狈的状态，只要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这由理性决定的制度只能永久地造成贫困和纷争，那还是请你们给我们由非理性决定的制度吧，只要它们能安定狂怒的发作和减轻人民的痛苦就好了。

你们预先感觉到永远有雷击的危险威胁着你们，你们认识到你们的王国快要终结时，难道说你们会感到奇怪吗？当你们为自然界的神秘莫测而感慨系之的时候，在你们的著名泰斗们的著作中就已经看到了它的预言；你们应该预见到，从它被剪裁出来的日子起，你们的非精确的科学就成为无用的废物了。

你们且浏览一下这些搜集有新旧时代各宗派的痴思梦想的大图书馆里，在这些建筑物中，在那里惊愕的眼睛会在那一望无际的书廊中仔细看到三十层楼高的书籍。如果自然的规律包含在这个书堆里，有什么人能够希望在何时认识到它们呢？一生也读不完这些书，更不要说分析它们的矛盾了。

然而，你们却断言理性尽善尽美了；你们除了在理性误入迷途的弯路上转些圈子外，还做了些什么呢？昨天你们还在责备巴托罗缪之夜的狂热，今天九月监狱^[103]却来责备你们了。昨天有那使欧洲笼罩着一片悲哀的十字军东征，今天却是那夺取两百万条人命的博爱，而明天还会有另外一个什么幻影使欧洲浸沉在血泊之中，以便造成同样的结局——贫穷和革命。

你们要从科学的麻痹中摆脱出来。你们在蹂躏了你们曾为它而多次丢脸的教条之后，是否会发生动摇呢？斯泰尔^[104]说道：“非精确的科学破坏了许多迷妄，却未确立一个真理，它因年老而重新坠入科学的幼年时代，由于自作聪明而陷入非精确性。”

这就是你们对于你们自己的知识的判断。请你们准备用脚践踏自己的政治和道德的图书吧；它们很快就会成为积累这些书籍的民族的耻辱。

你们冲撞这个不可动摇的情欲的峭壁，你们所指望的是什么呢？它们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在你们的体系面前低过头呢？它们得意洋洋地、不可遏止地向着运动的创造者为它们规划的道路行进；它们只要吹一口气就可以把你们的全部理论吹翻。你们要考虑到，现在这一大堆体系只不过是不可靠的探索，而探索则应该是走在真理发现之前的。

试想，这样的光辉灿烂的荣誉行将烟消云散，这对于文明制度的骄傲是极大的侮辱，——我是这样感觉的；不过拥有这种荣誉的人大多数已经不在人间了；至于那些仍旧活着的人——他们也将会以最后认识了向他们隐讳已久、而且对他们只有卑视的这个自然规律的愉快而得到补偿，虽然他们在二十三个世纪的漫长期间中已经接近自然了。

伟大壮丽的场面为你们的天才打开了。长久不驯服的自然界投降了；从今以后它已不再是神秘了，你们将会洞察到比过去所企望的更深入一百倍；但是必须不要再把规律强加于自然界，而是要在引力中来探求它的规律，因为引力是它的意志的预言者。正是遵循着这条途径，物理学协调地建立起了真理的伟大建筑物和纪念碑，可是它的光辉也未必足以抵消未来几代人的眼中由你们的虚妄加诸于十八世纪的耻辱。

你们也许会因为看到你们的苦难和耻辱的日子的来临而开始害怕起来；你们也许在担心，文明制度的人千万不要起来反对把他们引入迷途的领导者，你们的名字千万可不要变成最严厉的辱骂的字眼。请放心吧，相信逼近眉睫的幸福会向心灵中注入比苦恼更多的慰借，只要协调制度一旦建立起来，精神将会极度为欢乐所陶醉，以致丢开那可憎恨的回忆。

你们要想共享欢乐，就要争取时间，你们要把你们用于卑劣目的和歌颂文明制度的那种漂亮的词令返转来用来反对丑恶的文明制度。时间很急迫；你们在暴风雨中度过了自己的美好的年华；你们在担心，怕没有尝到行将来临的幸福就结束了最后的生命。对你们来说，除了决心作出光荣的牺牲外，没有别的应该抱定的决心。你们自己要准备为真理作出应有的大牺牲，拿起火炬，燃起篝火，以便把这一大堆非精确的科学抛到篝火里去。

我揭穿了你们的渺小；假如我也有我责备你们的那样缺点，假如我因为自己的洞察力达到了你们的眼光所根本不能达到的境界，便认为自己的洞察力是无限量的，那么你们同样也可以来责备我。我只做了其他成千的人在我之前就能够做的事情；但我独自一人向目标前进，既得不到支援，也没有业已开辟好的道路可循。我象哥伦布一样大胆地向人所不知的海洋，向那使各种各样学者感到恐惧的精确计算作第一次航行。我一个人使三千年来的幻想和愚蠢化为乌有。任何人不能觊觎我的发现的一小部分；现在和未来几代的人都应该为自己的幸运而感谢我一人，也只有那实行解放人类，把我所发现的神的规律付诸实现的人，才可以分沾这种感谢。

【注释】

[1]这部著作是傅立叶在1807—1821年间所写的，在他死后于1845年发表于《法郎吉》杂志上。恩格斯对傅立叶这部著作非常重视，曾加以节译，并加上序言和跋，在1846年用德文发表，标题是《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译注

[2]傅立叶在这里是指“百日”时期内归附拿破仑的法国志愿兵。——译注

[3]法国14—17世纪的金币或银币。——译注

[4]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牛的怪物。——译注

[5]莱纳尔（1713—179 6年），法国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译注

[6]罗伊银行券是英国逃亡到法国的冒险投机家约翰·罗伊（167 1—172 9年）创办的银行所特许发行的银行券。——译注

[7]国库券是法国1789年末以制宪议会的命令发行的流通券。——译注

[8]阿巴公是莫里哀的喜剧《悭吝人》中的主人翁。——译注

[9]3a BapиBarb是商人的行话，意味着计划大事业时不加任何考虑和深思熟虑。——俄译者注

[10]复兴——傅立叶在这里指的是17 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译注

[11]若克里斯是法国民间戏剧中的人物，是大傻瓜和蠢才。——译注

[12]引自维琪尔的名诗《厄尼达》。

[13]阿齐拉是匈奴联盟的领袖（五世纪时），以他的掠夺性的远征出名，凡是他的军团所到的国家，都变为一片毁墟。——译注

[14]法国南部一个不大的城市。——译注

[15]土耳其利维尔只值巴黎利维尔的五分之四。——译注

[16]《律师巴特兰》是法国十五世纪的喜剧，剧中主人公的名字在法语中变成了诡计多端的代名词。——译注

[17]塔尔秋夫是莫里哀同名喜剧中的主人公，这个名字变成了伪君子的通称。——译者

[18]阿尔贡是莫里哀的喜剧中的人物，他是一个易于轻信人的笨汉的典型。——译注

[19]这是数年前在巴黎一个千了一些罪行的证券投机者被带到法庭来时所说的话。法官问他如何能以这些微不足道的资金在八年内赚了三千万，究竟是怎样搞的？他回答说：“为了祖国的幸福我在殖民地商业上干了投机勾当。”如果不考虑那句必须加以补充的话，那末他的回答是完全正确的；这句话应该这样说：我为了掠夺祖国的幸福所以干了投机勾当。

[20]阿贝尔（1757—1794年），法国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杰出的活动家。——译注

[21]马尔色布（1721—1794年），法国政论家、政治活动家。——译注

[22]邵麦特（1763—1794年），是法国革命杰出的活动家。——译注

[23]拉瓦锡（1743—1794年），法国著名的化学家。——译注

[24]傅立叶在这里指的是雅各宾专政时期（1793—179 4年）。——译注

[25]m ed icus sum——拉丁语“我是医生”。——译注

[26]乌尔姆和奥斯特利茨战役是拿破仑对奥国和俄国战争中两次规模巨大的战役。——译注

[27]米泰雅第（纪元前6至5世纪）是雅典的政治活动家和统帅，在他的指挥下，雅典人于纪元前4 9 0年在马拉松战役中打败了波斯人。——译注

[28]泰米斯托克（纪元前约525—4 60年），是雅典的政治家。——译注

[29]雷恩是法国西北部一个城市，距巴黎374公里。——译注

[30]对于亏本出售这句话我须加以说明。当商人获利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十五时，他往往是亏本的；因为事情是这样的：他与售货交易所赚得的总额保持平衡的总开支，迫使他必须获利百分之二十五，这样才能使他的资本有百分之十的纯利润。因此，如果由于竞争的影响，他只能获利百分之十五，那么到一年的终了时，他将得不到一个奥波尔的利润，并且还会损失自己的利息以及自己劳动和冒险的果实。这是经营日用消费品的诚实商业企业所常有的事，这些企业不象囤积居奇那样有很大利润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诚实商人们在激烈的竞争影响（竞争不让每一个人得到可抵消耗费的收入和销售的机会）之下经过数年便苟延残喘，陷入动荡不定的地位。

[31]不能弄明白现时法国究竟有多少高利贷者。最初这种现象发生在莱茵河两岸，那里犹太人利用高利贷者的方法攫取了大部分土地所有权，这件丑事在国内并不怎么引人注意，因为国内的土著居民也放高利贷。现在除了囤积居奇和证券投机以外，要算抵押放款，以及买卖债务人的契约和契据是唯一的收入最好的来源。另一些聪明人则脱离了商业，而去从事于大革命曾用推翻土地所有制的方法来加以促进的这一绝妙的职业。
我不打算责备高利贷者，一切政治上的罪恶应该只归罪于环境，而不可归罪于由环境中吸取利益的公民……。

[32]塞涅卡（纪元前2年至纪元66年），罗马哲学斯多噶学派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宜传严格的道德和鄙视财富，而本人却是一个百万富翁。——译注

[33]这是有八千万财产的塞涅卡自己所说的话。他希望人们立刻抛弃财富，他完全没有给他们一点犹豫的时间。他说：“你还等待什么？无论如何不要拖延到明天，为了专心致力于哲学，你今天就抛弃自己的财富吧。”
这是骗术，而这类骗术已经控制文明制度达两千年之久；这类的空话看来象明智似的。在我们时代，人们觉得这些迂儒之论的可笑，他们劝我们
把不可靠的财富抛到
贪婪的大海的怀抱中去
（J.B.卢梭）
不过这些空谈家还不是最可笑的；还有万能的演员才是荒谬绝伦和罪恶多端。这指的就是经济学家集团，这个集团特别危险，因为它戴着理性的假面具。

[34]法塞勒斯之日是凯撒在古菲沙利亚地方法塞勒斯城下击败庞培的日子。——译注

[35]贺拉西（纪元前65—8年），古罗马的著名诗人。——译注

[36]勃鲁多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财神。——译注

[37]布雅洛（1636—17 11年），法国诗人和古典主义理论家。——译注

[38]我只从千百个证明中引用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俄国和中国商人的欺骗滋长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们可以突然中止在恰克图、楚鲁哈图商店中的交易。莱纳尔说：“俄国人把假毛皮交给中国人，中国人则把假金块和假银块交给俄国人。（这就是商人和文明人！）由于相互不信任的增长，曾使交易归于衰落，在一个期间内小得微不足道。”虽然人民的需要绝没有停止，而且国王们也未加以妨碍，不唯不妨碍，甚至给予商队以种种便利。
我所说的障碍之所以被注意，乃是因为它涉及大量的事情；人们发现整个商业部门在完全自由下，在欺骗行为的特殊影响下走向衰落。请看，这个普遍的欺骗行为在各方面产生了多少其他的障碍呀！一个不知道价格的人为了购买物品不知花了多少的费用、操心、不安和白费了多少时间呀！如果在预防措施、旅行等等上花了很大的费用，而还免不了在每次购买时受欺骗，那末你会想到如果交易在整个地球上都毫无欺骗地进行，那不知要节省多少时间和金钱。这样的行为从第七时期起能够发生，而第六时期在商业中已经就很少有欺骗这种事了。

[39]国内第二个大城市是指里昂。——译注

[40]剧院处于现在悲惨的状态，这还只是文明制度的许多可笑事情之一。每个人都致力于复兴的计划，但在计划中表现出文明制度的人们一贯的毫无办法，他们只能想出比坏事还要坏的敷衍办法来反对坏事。
探索恢复剧院的办法，这是一件大家非常不关心的事情，因为文明制度已接近于自己的末日，而协调制度在全国的各郡内将培养出象我们首都最有名的演员那样的十全十美的演员来。
但是为了使讨论只限于文明制度，让我们来看它在各个城市中是怎样容易获得自己喜爱的娱乐吧，我说的是建立一个有各种风格的好剧团，有几千个勒肯（法国知名的悲剧演员。——译注）和莫列（法国十八世纪最出色的演员。——译注），这样就能使拥有一万二千至一万五千居民的各个城市有象巴黎那样很好的剧团；这种办法是很简单的，只要在专门的学校里培养演员，而不要期望由幸运的机会来创造演员，或期望由天上掉下来的现成人物。必须符合于基本原理：“天助自助”。
在秩序良好的制度下，国民教育应该推广到一切公认有益的职业中，因此，在现代奢侈豪华的情况下，既然喜剧是最少危险性的娱乐，甚至是防范富人阶级容易堕入各种无节制行为的预防剂，所以好的演员就变得非常有益，而戏剧音乐大学的创立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事，因为坏的演员是社会腐朽的源泉。他们用与热爱艺术毫无关系的主题来引起人们对戏剧的兴趣，他们的观众是一些专对卖弄风情感兴趣而对低级趣味的泛滥却漠不关心的常客；他们降低了杰出的作品及其创作者，歪曲和嘲弄了一切上演的剧本；最后，他们变成了习俗嗜好和国家文学光荣的灾难。由此可以推论，要么就是完全不要剧院，而向公众灌输另外一些习惯（这是不可能的），要么就是采取办法，成立演员养成所，正如成立其他各种工作人员的养成所一样，把剧院提高到完美的地步。因此必须在各个大城市设立有朗诵、歌唱和舞蹈三个戏剧系的音乐院，这种机构应该收容和发展那些贫穷孩子和青年们中被埋没了的天才。不是要巴黎的学校来教育马赛或布鲁塞尔的孩子，而是必须把学校配置在各个适当的地点，以便教养自然所播种在各个城市和乡村中的天才的萌芽，以及训练自然所认为最适宜于戏剧和抒情职业的人们。必须使他们在自己城市的大剧院里练习，这个城市也可因此不花费半文而大为增光；用金钱奖励的办法鼓励他们，这种鼓励可使贫穷的父亲不是窒息而是发展自己的孩子从幼年时候起所表现出来的对于艺术的爱好。
城市里充满了具有良好禀赋的孩子们，他们双亲可以把他们送到音乐院去学习，并将看见他们的孩子很快就能在剧院演出，有上千埃奇的薪金。这种机构假使组织得当，那一定可以在很短的期间内训练出大批优秀的演员来，他们的数目将变得象现在那些无教育的魔术家一样的多（后者的出现只是由于偶然的机会），并迫使有教养的爱好者放弃观赏那样低级的演出。但这种的演出可达到光辉的成就，只要完全由受过正规教育的人们来演出，演出的方法也以学校训练他们的原则为基础， 达到这种成就是可能的。
那时，时髦风尚的暴政不再能推翻艺术，不会再有演员、歌唱家或舞蹈家滥用亲热行为，把亲热行为的变化无常提高到常规的地步。与此完全相反的学校的传统，将能变成利用每一点天份的手段，并将对某种演员所采用的超过天才特征的胡乱革新加以抑制。那时戏剧将达到完美的地步，同时将引起习俗的良好的改变，并引起研究艺术的普遍的意向。好演员的大量存在，以及演出时的票价便宜可保证剧院的繁荣，刺激作家专心于创作本来是有益的而现在受忽视的好剧本。
那时，演员的地位也将显得光辉夺目，这种光辉将赋予真正有各种才能并把这些才能综合表现出来的人们。至于说到现在，如果这种职业受到为喝倒彩的嚣声所屈辱，那又何足为奇呢？供一些蹩脚的演员们在那里表演的舞台，使有充分教养的开明的阶级望之生厌；它所吸引的是无知无识的庸俗汉，这类观众完全谈不上正确的批评，只是使用卑鄙的专横手段，并以粗暴的态度来教训人，不过这种粗暴的态度正好符合被批评者的价值。但是在现时为什么大多数演员必须抱容忍的态度呢？如果一些人有权利喝彩，那么大部分演员没有旁的办法，只有抱勇气才能登上舞台，因为他们习惯于这种以牺牲某一不幸的城市为代价的战争，以最初的几次战斗行动来反对这个城市，但在另一个城市里，他们就除了使艺术在头三次的演出中能够经住打击，并在两个星期以后使全体观众往往感到厌倦而都沉默无言以外，将一无所获；在此以后，如果这种职业被贱视，它被许多家庭所蔑视，那又有什么可以惊奇的呢？这些家庭可能把这种职业作为良好收入的对象！因为象好演员的这样有利可图的职位是很少的：我们看见他们之中的最平常的演员，就其薪金而言达到地方上第一级文职官员或武职官员收入的两倍。由此就可得出结论，在地方上不能维持大规模的剧院，因为纵然是中等水平的演员也越来越少，而对他们的要求却越来越高，所以有十万居民的城市，只能维特演民间滑稽戏或神怪剧的小剧院。
这种混乱状态使法国所受的损失比起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来得更加严重，法国完全没有象德国和意大利的那些关心装饰自己府邸、罗致和鼓励演员们，并保证他们既有荣誉、又有金钱的各种宫廷人物。我们的各大城市就拒绝这样富丽堂皇的办法，因为它们的居民埋头于商业，他们的市侩的习气既不给演员以支持，亦不提供任何足以罗致演员的办法。巴黎以外，整个法国都是被流放者居住的地方，抹杀艺术和天才的地方，因此我们有十万人口的都市还不及德国的小城市例如魏玛和哥达。在象魏玛这类小城市中，我们看到在统治人物美西纳斯这类人的庇护下科学和艺术怎样繁荣昌盛起来，相形之下法国的各城市是处在怎样可悲的状况呀！同德国和意大利的小城市比较，可以认为法国的这些城市是野蛮的城市，而不是文明的城市： 在德国和意大利我们看到艺术之神住在宫廷中，而在法国则住在茅屋中。走出巴黎的境界，无论什么地方就科学和艺术上说来都是乡村。你走进里昂的博物馆去，你将发现它所收集的东西比之于一个爱好古玩的旅行家所收集的还要少。你又随便走进里昂的图书馆去，你将发现那里有成堆的书籍，但几乎没有一本现代的好著作。你又到里昂的缺乏任何装饰、只有三间土屋的植物园去看看，你会把这个植物园认为是可怜的天主教托钵僧的花园。这就是供给全国奢侈品的泱泱大国的第二个城市的纪念物吗？我可以不厌其烦地说，法国的一切都集中在巴黎；嫉妒的精神也鼓舞都聚集在巴黎的学者们，他们要在大城市的耻辱中求得满足，却从来没有为这些大城市提出过任何有益的措施来。
他们期望降低一切以便使巴黎四周的黑暗放出光辉，期望使应该可以注入大河的一些小溪干涸，从而使首都本身无法振作起来；如果问题只谈到舞台演出，那么这个充分具备一切发展天才条件的城市、这个应该使这些天才散布到各地方去的城市现在处在绝望的状态中；它只是通过吸收自己所看中的每个演员和破坏各地方剧院的手段来维持自己的存在；假使它考虑到保证向各地方供应和它同样的设施，那么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艺人回流到首都来，在那里竞相发展他们的才能，并且每日以形形色色的表演来演足首都的居民。巴黎所以拥有这许多最出色的演员应感激各边远的地方，因为试小城市中寻到而且也可在极小的乡村中找到的那些天才的萌芽，那么就可以知道巴黎能够搜罗到多少的演员了。
法国在艺术和文学方面应该维持平衡状态，并且经受得住那些受到王宫照顾的德国和意大利城市的竞争；我认为法国应该（假定文明制度还能存续下去）使各大城市与设有宫廷的城市看齐，并在可能的范围内保障这些城市有建筑王宫的优先权。但是由于法国是一个值得庆幸的统一的国家，所以现在各大城市还没有这种王宫。
为了使各大城市能向有宫廷的城市比肩，就须靠国家给它们以庄严的外表；这种外表之一就是博物馆，它应该收藏有巴黎博物馆所搜集到的最名贵的图画的复本；其次是图书馆，它应该拥有巴黎图书馆所有的一切优秀著作，这些著作是按照需要重印出来的；最后，应该毫不吝惜地为这些大城市建筑一些与科学和艺术有关的各种各类的机关，例如植物园、物理和自然历史研究所、国立剧院以及宫廷可能建立的其他机关（如果要把那里作为驻节地的话）。
假定法国在一个皇帝的统治下有二十个王，他将使自己的二十个都城增光（这种光辉的图景我已描绘过）；因为有了一个统一的国家，那就可以节省因联邦组织而设置的那些机构人员所需的经费，可以保证这些城市至少拥有可能由现在这些宫廷所给予的有益的机构，并可以把这些城市置于在科学、艺术和文学方面成为我国竞争者的其他各国城市同一水平上，—— 这对这些城市说来并不算很大的报偿。
这些为正义感和民族自豪感所要求的措施却不能为法国的学者们所采用，狭隘的宗教精神怂恿他们只热爱他们所聚集的都市：巴黎是他们唯一关心的对象。这个可爱的城市把嘲笑它所一贯鄙视的各地方，引为自己的乐事。巴黎可以与带憎恨心的种花人相比拟，这个种花人看到与他所有的郁金香和风信子相匹敌的郁金香和风信子时，便将其拔除和摧毁。巴黎对于法国也如荷兰人对摩鹿加群岛一样，他们每年出发到这些岛上去，砍伐和消灭丁香花树和豆蔻树，使这类树木只能在安汶和班达群岛上生长。值得惊奇的是巴黎让有名的蒙培利叶医学校存在下去，这所学校在欧洲享有巴黎对于各地方的嘲笑所不能毁损的盛名。为了判断假定科学和艺术在这些地方都受到了鼓励时它们能做出些什么事来，这只要回想起日内瓦城在独立时期的情况也就够了；那时日内瓦在科学方面占着仅次于巴黎的地位（我只说法语占支配地位的城市）；在艺术方面它也可以占同样的地位，如果它的伪善的习俗也允许培养艺术的话。那时我们的大城市——里昂、波尔多、马赛、南特——在科学和艺术方面还几乎毫无表现，因为科学和艺术只有在上层统治者的照顾下或者在有方法促使它们发展的城市中才能繁荣起来。
为什么要怜惜法国的各地方呢？它们奴性十足，认为把某一个艺人或某一件纪念品夺去装饰嘲笑它们的首都，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情。这好象古代的伊斯兰教徒们，认为遵从伊斯兰教君主的命令而死是件荣耀的事一样，法国的各大城市一致地向巴黎人合唱：
先生们，您们吃我们，
这是给我们无上的光荣。
里昂、波尔多、马赛、南特对于被剥夺一切，对于在科学、艺术、剧院方面处于低级地位从来没有表示过惋惜。那里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制定出使这些城市分享首都所享受的荣誉的任何计划。
可以欣慰地指出，首都因其所加于各地方的耻辱而受到了处罚；如果仅就戏剧和音乐事业来说，那就不知有多少的创作者遭受巴黎专横的迫害呢。他们看到他们的作品怎样在巴黎遭受判决后不容许申诉的那种黑暗的裁判，或怎样被反对他们的观众所嘲笑；他们由于在法兰西这样一个大国内找不到任何一个能重新审查他们的作品的城市，找不到一个在艺术上强而有力并能维持一个好剧院的城市，找不到一个意见能够与巴黎的意见相抗衡和能使巴黎那些常是很不公正的裁判失效的城市而经历着人生的苦难。
这是由于学者和艺人使各地方遭到不幸而招致自己受到处罚的千百种苦难之一。他们曾想以烦恼来虐待旁人，并在对待巴黎的关系上不遵守自己曾大叫大嚷的抗衡原则，因而现在不得不经常受烦恼的折磨了。
首都舆论的专横以及无数的丑恶行为（这些行为在这个它们能形成和表现自己的唯一的战场的这个城市中，是必须征服一切天才的），不知窒息了多少正在成长的天才！据说沙基尼由于看到自己的作品《埃及普》（这是法国第一流的歌剧家）被人喝倒彩时，即忧闷而死；——由此可知有多少杰出的作家被巴黎观众的专横的阴险行为所埋葬！难道首都未曾窒息过相互的竞赛并使法国丧失大量优秀人物吗？这还有什么疑问呢？假如几个城市之间存在竞争，使这些人物能避开巴黎的专横，并保证他们在自己的作品方面受到公正的评判，那么，他们一定能成为出色的人物。
在未曾创立戏剧音乐大学因而犯了错误之后，现在让人们象读哀歌似的滔滔不绝地来谈论文学、戏剧等等的没落吧：一切都是由于这种机关的缺乏而引起的，如果各大城市在和首都竞争时设置了这种机关，也许我们所丧失了的那些天才早就成长起来了。如果嫉妒和卑鄙的吝啬的动机还反对这些机关，那就请你不要再抱怨文学和戏剧的没落，人们会回答你：国家不想要发展天才，所以它现在没有天才，这难道不公平吗？一个拒绝先拿出种子来的吝啬者，不能从他并未栽种一根幼芽的土地上收获任何东西，这难道不公平么？ 你忽视创立音乐院来普遍培养散布在孩子中的天才时，就是模仿这个吝啬鬼的榜样；由于缺乏这种措施，你变成了立在自然所散布在你面前的财富中的穷人；你也象占有金砂矿床的蒙昧人一样，只满足于泉水所冲出来的一点点金砂。

[41]莫考莱神是古代罗马的商业神。——译注

[42]圣伊扶（1040—1116年），法国天主教的大主教。——译注

[43]布匿的忠实是表示不忠实或表示时常背信弃义的代用语。——译注

[44]布尔哈夫（1668—1738年），荷兰的医生和化学家。——译注

[45]傅立叶在这里指的是巴西的解放运动。——译注

[46]阿尔比翁是古代克尔特人对英国的称呼。——译注

[47]引自拉芳登的离言《狐狸与山羊》。——译注

[48]贝利塔是拉芳登的《卖牛奶的女人与牛奶壶》中的女主人公，她成了一个脱离现实的幻想者的化身。——译注

[49]巴勒姆（大约1630—170 3年）是算学和簿记学教科书与通商参考书等的著者和出版者。——译注

[50]“伟大国王中的伟大国王”，傅立叶在这里指的是拿破仑。——译注

[51]拉古萨（杜布罗夫尼克，南斯拉夫的一个沿海城市），一个实际上是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十五到十六世纪中特别繁荣。——译注

[52]傅立叶把拿破仑于180 6—180 7年创立的反对英国的大陆组织，称为联邦同盟。——译注

[53]傅立叶指的是在法国进行侵略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中，法国被俘士兵沦为奴隶的情况。——译注

[54]这里指的是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译注

[55]傅立叶在这里引自布雅洛的第五封书信《致吉拉格》。——译注

[56]聘达（大约公元前518—442年），古希腊诗人。——译注

[57]引自维琪尔的名诗《厄尼达》。——译注

[58]傅立叶在这里指的是，1793年雅各宾的专政。——译注

[59]指拉芳登寓言《医生》中的那两个医生。——译注

[60]毒芹，是一种含有烈性毒素的草本植物，这种毒芹在古希腊是供判处死刑的公民服用的。——译注

[61]巴古达里亚，是公元一世纪前中亚细亚的一个古代国家。——译注

[62]博立叶在引号内所引的话，并不是引证《圣经》的原文，而是对《圣经》相应的地方的随意重述。——译注

[63]马尔克·波尔茨·伽图（公元前234—149年），是罗马的一位反动的政治家和著作家。——译注

[64]维吉·波立昂（纪元前一世纪后半叶），是罗马的贵族，以好美食和虐待奴隶而出名。——译注

[65]离婚本是完全正义的，而在文明制度之下却只是混乱的源泉。因为它只是应用在个别的人的关系上，而不是应用在集团中；造化是反对任何适用于个别的人的行动的，不管它是如何正义。上帝只是以大众或集团的行动作为善的基础的，无论怎样都不把个别的人的行动作为善的基础的：因此，如果说到慈悲，说到……解放或其他善行，只要是用在个别的人身上和通过个别的人，那就不可能实现善。必须首先组成一个为了劳动活动和情欲享受的具有团体和公会形成的社会体。离开这个办法根本不能指望有任何种类的善。如果上帝认为集体的行动优于个人行动，那么，他就应该制定，善发生在集体行动中，恶发生在个人行动中。所以，我们最理性的事业，如以慈善为目的的事业，固然是想部分地减轻苦难，结果却只会导致苦难的永世长存，这是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当上帝希望什么东西时，他不希望一半；而且如果他规定，在无联系的制度延长下去时，当八种社会结构和无联系的家庭延长下去时，你们将都是穷人，那么，每一个富人捐输自己的一些剩余财物给穷人，来救济不幸的人，也都是完全徒然了。这样的捐献只会增加穷人对劳动的厌恶和穷人的数量，——文明制度的人将会同样不能逃脱上帝的诅咒，如果他们不是摆脱文明制度的话。
但为了摆脱文明制度——不管是用解放妇女的办法，或是用解放劳动者的办法，——必须有另外的领导者，而不是哲学家。我曾经指出过，他们对劳动人民关心太少，对妇女太暴虐。另一方面，文明制度的妇女奴性太重，太不诚实，而且太惯于屈从，以致不去考虑那导致她们女性解放的行动。同时，这些行动无论如何是同统治文明地区整个空间的天主教教条不协调的，而天主教扶植起来的甚至导致在敌视它的哲学家中间占支配地位的偏见，则是阻挠政治天才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由于哲学家太虚伪，他们在许多事业中陷于失败。

[66]引自诗人贺拉西的颂诗《给罗马人》，诗句是：“同祖父辈比起来感到惭愧弗如的父辈，生出了更不中用的我们……”——译注

[67]傅立叶把法国共和三年葡月13日（1795年10月5日）巴黎保皇党的暴动被镇压的事件称为葡月的战役。——译注

[68]特林西·发禄（公元前三世纪的后半期）是罗马的统帅，2 16年，他在同迦太基的统帅汉尼拔于坎内附近的激战中几乎全军覆没。——译注

[69]路易十六（1754—1793年），法国国王，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国民公会判处死刑。——译注

[70]傅立叶在这里随意引述《圣经》中相应的引文。——译注

[71]凯·萨留斯提·克利斯普（公元前86—35年），是罗马的历史学家和政客。他在非洲任总督时，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译注

[72]请让我说明，并且让我颂扬新新纳图和第奥根，他们通过他们的衣服的破洞显示出一种自尊心。当这种美德成为一种虚荣心时，在相信它是美之前，还需要慎重。在象罗马这样一个起初是贫穷和民主的国度里，人民对于喜爱豪华的人是不表示好感的：爱贫寒是获得选票的基础。如果说，功名心推动西克斯特五世处心积虑一直到老都想夺取王座，那么，这种功名心也可以完全激起新新纳图用罐子装萝卜来招待罗马的使节，只要他暗中犒劳自己就够了，就象那些实际上并不贫困、但却要假装贫困的人所作所为那样。

[73]让·法郎塞·德·圣兰伯（17 16—180 3年）是法国的诗人和哲学家，接近百科全书派。——译注

[74]德·涅沙图（1750—1828年）是法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译注

[75]留辛·波拿巴（1775—184 0年），是拿破仑第一的兄弟，曾担任过短时期的内政部长。——译注

[76]教友派是十七世纪中叶在英国产生的一个新教派。——译注

[77]在宗教事务中也和在其他一切事务中一样，应该允许有常规的例外；而且除了预见到的情况的例外外，还应该规定可以有非预见到的情况的法定例外。这也就是目空一切的道德学家从来不能在它面前屈膝的那种真理。他们每一个人都要人的本性不断地改变，以便顺从每一位作家的癖好，而且，如果你要他们相信此道，需要有一年的时间，在他制造了五十种道德解释时，人性就得改变五十次，以使之具有符合五十位骗子的癖好的面貌。
所以，那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具有弱点的文明制度会容忍这些骗子，而制定一些象他们的制度一样可笑的法律，下面这条法律就是证据：Is pater est quem just aede-monstrant nuptiae（合法结婚所规定的父亲——拉丁文）。一个父亲对于那不是由他所生的，而自然却在其额上写下了亲生父亲的名字的孩子，法律却强迫他把这个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你们文明先生们有谁读到这条法律时能不摇头呢？有谁看到这种假定的父亲会怀疑这是平淡无味的诙谐呢？因为在大多数的家庭中间有这样的孩子，他们不是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儿，可是自身带有他的血统上的确凿的标志，而且由于根本不能找到办法来反对这一条强迫夫妇收养他们作儿子的可笑法律，于是一切议论都同意认为这是一种耻辱。这条法律遭到全体妇女界的反对，实际上同她们联合一起来支持这种欺瞒行为的还有那同他人之妻姘居的一切年轻人，还有那曾经亲身体验过这种凌辱而认为支持这件事的合法性是适当的一切老年人，最后，还有那一切善心的男子，这些男子要在使自己受他们的妻子温情的欺骗中找寻乐趣便放弃对儿女来源的任何怀疑，而决心不认为自己是被欺骗的。瞧，有些丈夫对自己妻子的自由方面气量十分狭窄，然而却那么宽宏大度地同意收养那货真价实的私生子即违背夫妇忠贞的那种果实，当这些子女无疑地是从外枝产生出来的时候，还把这些私生子列在自己名下，列为自己的财产，象这种丈夫又怎样呢？ 这样看来，妇女犯错误的唯一场合，就是她享受法律保护的场合，而男子觉得受到压迫的唯一场合，就是他安然地把自己的头伸到羁轭下的场合。
这就是道德在它们的实现上的要求；其实，在婚姻中几个男子组成了兄弟家庭，在这个家庭中，财产是公共的，——无论对那邻人的孩子来说，或对自己的孩子来说。文明制度的这些老实丈夫的慷慨大方在协调制度之下将成为难于抑制的笑柄，而且一定要有几页充分带有消遣性质的描写文字，才能够帮助人们去读你们这些常常是由血泪所写成的史册。
因此，不愿意有任何常规的例外，那就会永远陷于荒谬的地步。说一切妇女都是忠贞的，因为法律吩咐她们要忠贞，说一切儿女都是丈夫生的，因为法律判定所有的孩子都是属于他的，——难道说这不是荒唐透顶吗？断言一切宗教和一切宗派都能够适应于规定的秩序，只要它们用伪装服从法律的样子来把自己掩盖起来就行了，这还不是同样的荒唐吗？但哲学家难道说能够在他们这种只梦想庇护高利贷者而对天主教表示仇恨的事业中注意到什么理性吗？

[78]引自拉芳登的寓言《染上鼠疫的动物》。——译者

[79]1572年8月23日夜间，在圣巴托罗缪的节日前夜，法国贵族天主教党对新教徒的大规模屠杀。——译注

[80]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公元前342—270年）学说的信徒。——译注

[81]贝尔纳德派是十一世纪末成立的天主教修道耶稣会的会员。——译注

[82]古希腊称呼弗里吉亚的岂比拉（或莱依）女神的神秘术士为考里班特。——译注

[83]《农夫》是惹克·德里尔（1738—1813年）的诗篇。——译注

[84]中庸之道（拉丁文）。——译注

[85]卢古鲁斯（约公元前106—56年），古罗马政治家和军事家，以生活特别奢华著称。——译注

[86]塞斯特提是古罗马的小钱币。——译注

[87]伊尔是荷马的《奥德赛》中的一个神奇的乞丐。——译注

[88]德纳里是古罗马的小钱币。——译注

[89]芬涅郎（1651—1715年），封建空想道德学家和教育学家。《托勒马赫》是芬涅郎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译注

[90]这里指的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1712—1786年）。——译注

[91]傅立叶在这里指的是拿破仑一世。——译注

[92]古埃及的富庶城市。——译注

[93]古埃及的大城市之一。——译注

[94]古叙利亚的城市。——译注

[95]马尔特尔（689—741年），奥地利公爵和法兰克福的执政者。——译注

[96]索别斯基（1624—169 6年），波兰国王，他击破了包围维也纳的土耳其军队，使中欧各国免受土耳其侵略的威胁。——译注

[97]是希腊人在巴比伦后期历史（公元前7—6世纪）中对巴比伦的称呼。——译注

[98]聚居在印度中部的一个民族。——译注

[99]印度东部的一个地区。——译注

[100]一度是穆伊或塔兰族的独立国，自十八世纪后半叶起成为缅甸的一个省份。——译注

[101]芬·勒拉安（约生于1739年，卒年未详），荷兰的一位旅行家。——译注

[102]傅立叶在这里对以李自成为首的中国农民军的看法，是十分错误的。——译注

[103]傅立叶在这里指的是1792年9月，当时法国曾大批地屠杀革命的敌人。——译注

[104]斯泰尔（1693—1750年），法国的女作家。——译注